1、鄱阳湖的演变：彭蠡泽鄱阳湖1.彭蠡泽：形成于一亿年前中生代末的燕山运动，传说中的禹疏九江，使汇注于彭蠡泽。古彭蠡泽是长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江水潴汇而成的湖泊.鄱阳湖：北魏时，彭蠡泽形成一片开阔的水域。隋炀帝时以鄱阳湖在鄱阳山南边，故名。唐代处于高温多雨期，长江迳流量增大，江水由湖口倒灌入湖，以及赣江顶托，造成彭蠡泽的扩展，从唐末、五代以至北宋时期，鄡阳平原已完全沦为湖区。元、明两代，鄱阳湖的发展至此达于鼎盛。解放前，在湖滩上筑堤围垸，围垦，是湖区范围日益狭小的人为因素。六十至七十年代前期， ，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不适当地围湖造田，加速湖面萎缩。1954 年鄱阳湖洪水湖面是五千零五十平方公里
2、，1957 年为四千九百平方公里，到 1976 年急遽缩小到三千八百四十一平方公里。在短短的二十二年间，洪水湖面就以惊人的速度缩小了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洞庭湖历史时期，它是作为一个独自的水系而存在和发展的。战国时屈原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当即指此湖。东晋、南朝之际，荆江江陵河段金堤的兴筑，强盛的长江来水，进入拗陷下沉中的洞庭沼泽平原，从而形成为一片烟波浩瀚的巨泽。唐宋时期，洞庭湖水面进一步向西扩展，号称“八百里洞庭” 。明、清之际，洞庭湖的面积继续有所扩展，一直延续到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年） 。横亘八九百里，这是洞庭湖的全盛时期。清咸丰二年（1852 年）及同治十二年（
3、1873 年） ，荆江南岸决口，形成四口分流局面，荆江泥沙大量输入洞庭湖。一百多年来，湖泊正经历着自然葑淤消亡的过程。3.科尔沁沙地：位于内蒙古东南、吉林和辽宁西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流域。科尔沁沙地在历史上有许多河流湖泊，个别山丘上长满乔木，曾有河川交错、水草丰美时期。金代出现短暂的沙地期；元明植被恢复，19 世纪初仍有广布的松林。19 世纪后期，大量垦荒，草原退化成沙漠化土地。4.毛乌素沙地：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一带。历史上，这个地区曾经有过较湿润的时期，是一片草原。秦汉时期，水草丰美，农、牧业兼有发展地区。唐后期，该地战争频繁，森林被焚，天然植被被破坏，致使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明代
4、，四望黄沙，不产五谷。本区沙漠化延续千年，历史上的许多古城、村寨等都淹没在沙漠之中。5 高产旱地作物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能更深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使中国农业经济走上了一条扩大山地耕地面积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减缓了中国平地、台地、丘陵地区的人口压力，消除了这些地区人口压力的内延式发展的技术创新诱发机制。2、大量亚热带森林变成旱地，种植旱地作物，并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多样性和输出能力开始减弱” ，成为后世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的根源。3、亚热带山地高产旱地作物的种植既使山地的人口滋生和快速发展成为可能，也使平原、丘陵、低山地区因战乱、灾害而带来饥荒所造成的人口自然损耗得以减缓，这一切为清
5、代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创造了条件。4、亚热带山地高产旱地作物大量种植，造成森林大量破坏，一方面使本地区水土流失加重，造成清中叶以来生态的破坏，影响了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从水土流失这个方面来看，也使整个流域的江河生态恶化，影响了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6尧典十二州最早出于尚书尧典而未列州名。后汉时马融说：“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 。马融在禹贡九州之外，再加上并、幽、营三州，作为“十二州”的名称，实际上是杂取职方 、尔雅所载禹贡以外的州名拼凑而成。近代学者也有人认为十二州的传说，是影射汉武帝的十三州刺史部而起，自非尧、舜时代
6、的地方制度。7 邹衍的“大九州”说战国时代，除了根据当时的实际地理知识而建立的“九州”观念以外，战国晚年还产生一种凭想象而建立的世界观念。齐国学者邹衍创立“大九州”的地理学说，可为其代表。邹衍认为中国境内的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称为“赤县神州” 。同样的州共有九个，但不过是裨海（小海）环绕的小九州。这种小九州共有九个，才是大九州，其外为大瀛海所环绕。根据这一说法，中国只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它反映了战国时齐国海上交通发达，滨海人民已认识到海外地区的广大，而作出这样大胆的想象。8 西藏办事大臣辖区明代原乌思藏、朵甘二都指挥使司辖地，清时划分为卫、藏、喀木、阿里四部，总称西藏。各部之下，统辖营、城
7、、呼图克图领地、部族及寺院。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掌管西藏地区的政教。达赖掌全藏的政教，班禅则仅辖后藏。其下有噶伦四人主持行政，仔俸三人主持财政。宗教事务则由达赖、班禅属下的僧侣主持。雍正四年（1726 年） ，清政府置驻藏办事大臣于拉萨以总其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 ，清政府正式颁布钦定西藏章程 ，对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9 两汉至隋的州制西汉十三州刺史部：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元封五年（前 106 年）在全国分十三部。早期州的刺史是中央派遣的监察官。刺史平时巡行地方，年末则述职中央，没有州部治所。刺史非正式地方官。
8、所谓州、郡、县的三级地方制，实际上只是一种虚三级制。 东汉州制的变迁：东汉刺史权力已较西汉时为大，成为郡国守相的上司。由中央官变成了地方官，各州部刺史有治所。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黄巾起义后，东汉政府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给以领兵治民的大权，正式成为地方长官。地方制从虚三级一变而为虚、实三级的混合制度了。 三国至西晋时期州制的发展三国地方制度多仍因东汉之旧。中央州郡县、侯国（三级制） 西晋十九州：西晋承三国之后，其地方制度仍因曹魏之旧。诸州或置刺史，或任州牧，东晋侨州、郡、县的设置：永嘉乱后，晋室渡江南迁，为安置过江流民而有侨州郡县之设。因仍沿用其旧壤州、郡、县之名，故称侨置。 土断：及桓温
9、、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许多侨郡县被省并。 隋炀帝废州改郡与州制的没落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 ，复废州改郡，以郡统县，恢复秦制。仿汉制，在郡上设十五州部，由司隶和刺史分部巡察，以纠郡守。十五州部只是监察区域，南北朝以来滥置州郡的局面从此结束。 从汉武帝到隋炀帝，州制恰好成了一个循环。自东汉季年改刺史为州牧后，地方区划相沿为三级制，炀帝时又回复到八百年前以郡辖县的二级制，这在我国地方行政区划沿革史上，确是一个重要阶段。 10 元明清时期的省制元代行省制的确立元代的行省，实际上更直接承袭自金朝遗制。金人在灭辽、制夏、攻宋以至后来抗元的过程中，曾因时制宜，于各地广设
10、行中书省及行尚书省，负责守卫地方和应援京师，代表中央执行全国性政权机构的职能，是战时临时性机构，并非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元初军事活动频繁，占领的地区很辽阔，为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沿袭金代而设的临时性的行省制，就被长期保持下来，在路、府、州之上设行中书省，其后屡事增置调整，计有中书省及十行省。元代的行省兼辖军、民之事，和汉、唐时的州、道仅作为监察区划的性质不同。行省俨然是中央政权的一个缩影，直接统辖路、府、州、县。行省官员的权力庞大无伦， “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 ， “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各省政务需通过中书省进行协调统一或向皇帝报告，因而行省与
11、中书省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从属关系。在中书行省制下，路、府、州、县的隶属关系，与过去也有所不同。宋代的府、州本来隶属于路，而元代则提高了它的地位，直隶于行省，和路居于同等地位，也有路、府、州都不辖县的。明代省制的演变布政使司1.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明朝中央机关不再用“省”的名称。 “行省”的名称在明代虽被布政使司所代替，但习惯上仍称布政使司的辖区为省。从此，省就成了我国最高一级地方政区的专称。布政使司以下的行政区，自明初便废去元代的路，改为府比元代的地方制度简化了。为布政使司、府（州） 、县三级制。清代行省制的发展清初顺治时，仍沿袭明代布政使司的制度，仅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初，恢复行省的名称。
12、清代行省的划分，大致因袭明代布政使司的旧区，其行政制度也多承明代之旧。11，明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从海外引进了一些重要的作物，如马铃薯、玉米、番薯、花生、烟草、番椒等。番薯最初在闵粤种植，17 世纪开始向长江流域及江浙沿海地区扩展，18 世纪更向黄河流域进展。玉米首先传入东南沿海，但最初在西南、中南地区普遍种植，后才从山区逐渐向平地推广。马铃薯传入相对较晚，传入后则成为高寒地区的主要粮食。明清高产旱地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生产态和粮食结构产生了极大影响，故被称为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12 宋代引种的“耐水旱而成实早”的早熟稻“占城稻” ，在长江流域发展较快，引起了一系列种植制度的变革，被专家称之为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一次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