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传播政治经济学文章出处: 赵月枝、邢国欣， 传播政治经济学 ，刘曙明，洪浚浩（编） ， 传播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页 511-538Title: Expositions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作者: 赵月枝（Zhao Yuezhi）邢国欣（Xing Guoxin）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内容提要：西方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传统，以美国的经验主义为主导的行政研究，以及发韧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对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在批判研
2、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并在整个传播学领域独树一帜。本章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梳理该理论流派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其研究模式和主要论点，并评介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学术观点。结尾部分论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发展趋向。Abstra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xamines the mutually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of commu
3、nication. This chapter provides a critical overview of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ubstantive research agenda, as well as the contributions of leading political economy scholars. It concludes with an assessment of the contentions,
4、challenges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关键词：媒介结构，社会权力，资本，国家，市场，信息传播与全球化Keywords: Media structure, social power, capital, state, market,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引言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流派有别。起源于美国的经验学派，重点在于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它在北美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由于美国的学术影响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就像美国
5、的商业广播电视制度并不能代表世界2广播电视制度的多元模式一样，美国的经验学派并不代表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全部。事实上，它只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流派。起源于法国、主要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语言的象征表现功能理论的结构主义派别，起源于德国、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起源于加拿大、主要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伦多学派，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经验学派，它着重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
6、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文化研究一道，形成西方传播学领域的批判学派。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第一本传播政治经济学英语教科书中，加拿大传播学者莫斯可 (Mosco, 1996) 详细介绍了多种政治经济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出发点。莫斯可认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宽泛，从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到左翼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挑战，都可以
7、称作是政治经济学。但他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时，强调其相对狭窄的属性，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本章认同莫斯可的观点，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置其于批判研究的一般学术取向与背景之下，而后在此基础上评述本领域的研究起源、主要观点、研究模式、代表人物及著作、争论焦点和学术前沿。批判研究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有鉴于此，在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之前，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野：主流研究，又称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和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莫斯可（M
8、osco,1996，p.247）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称为传播学的“主要断裂线”之一。尽管这种划分过于简单, 但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描述意义。具体地说，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中，有两件事对这两大阵营的划分有重要意义。第一，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41)于 1941 年发表了“关于行政和批判传播学研究”一文，首次指明了两者的区别。第二， 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出版一期特刊，这期特刊凸现传播学研究领域两大阵营的对立,确定了双方随后发生的辩论框架。传播学研究源于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性很强的大众说服和宣传研究，包括拉斯韦尔(Har
9、old D. Lasswell)1927 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宣传研究(Mattelart,1994,p.66)。同时，产生于美国本土的以杜威(John Dewey)3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传播观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以帕克(Robert E. Park)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批判”(liberal criticism)实证研究，也一直关注“媒介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关系”( Mattelart,1994,p.67;另见，D.Schiller,1996)。然而，二战以后和在冷战期间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立足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把美国的主流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t)意识形态和民
10、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作为隐性的理论前设，采用定量方法，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研究不同媒体如何影响受众行为，并在努力使研究表现出超政治价值和科学性的同时，与选举政治或商业营销相关联。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一批犹太学者他们后来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与方法。这批学者包括奥克赫麦(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他们接受的是欧洲的思辩哲学和阐释性学术传统，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对法西斯主义的体验使他们对美国
11、文化工业的兴起及其反民主的倾向表示警惕。鉴于纳粹利用广播进行法西斯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会不会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倾向。因此，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会不会也在这里（美国）发生？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为此，他们做实证研究，了解观众是如何接受广播信息的，而其结论就是“效果有限论”和“二级传播理论” 。因此，实证研究尤其是受众研究，除了适应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应用需求外，还有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自由多元主义在美国运作着(Hall,1982)。正是在这样的严肃政治分野的前提下，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上文提及的文章，阐述美国的实证研究与“法
12、兰克福学派”之间的根本学术分歧。他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按照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41）的说法，行政研究“服务于某种带有公共或私人性质的行政机构”(p.8)。行政研究学者把媒介看作是有用的工具，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于不同媒体的是哪些人？他们具体偏爱什么？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但拉扎斯菲尔德也承认，行政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充分说明历史，解决的是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具体问题。相比之下，批判研究聚焦传播媒介在社会体系中的普遍性角色，关注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观所面临的威胁。批判学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媒介是如何被组织和控制的？在媒介
13、建制中，集中化、标准化和推介压力这些趋势是如何被表达的？不管如何被掩盖，这些趋势正在以何种方式威胁人类的价值观？批判研究以社会研究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把传播学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提出规范性的价值观，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实际和期望的传播效果。概括而论，传播学的批判研究具有以下个相互关联的特点：第一，从研究命题看，批判研究一般集中研究传播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感和对宏观社会背景的分析，集中研究媒介体系的所有权和控制，媒介结构和意识形态与其它大的社会结构的关联，以及对传播制度层面的分析。批判4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即在各种社会背景下考虑传播实践。他们认为，抛开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有传播
14、理论(Golding Mosco,1996,p.85-87)的。正是以这种实践为背景，赫伯特席勒在 1969 年写出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也关注资源分配问题，尤其是社会中非同一般的传播资源。他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传播在美国的帝国形成与维系中的中心位置，讨论政治、商业、军事权力对社会传播资源的控制和对社会民主的影响。他解构有关传媒技术的迷思，说明特定的传媒技术是如何被军事和商业利益建构的，并关注美国和世界各地民众争取社会和传播民主化的实践。赫伯特.席勒早期的研究关注大众传媒制度和组织结构，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通过研究美国广播的发展史
15、，揭示了经济结构是如何构建传播结构的，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统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传播政策的。他揭示，在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急于在西欧重建资本主义，让后殖民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并极力竭制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传播在实现美国的这一全球战略目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赫伯特.席勒关注当代社会意识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产业化和跨国公司的控制，认为这种发展的后果导致文化机构成为维护大公司利益的公共关系代理和意识形态盟友，造成社会文化权利的不平等和美国深刻的社会危机(1973；1986；1989；1996)。赫伯特.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尤其深刻。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他不断揭示美
16、国传媒产品和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的输出，造成全世界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标准化以及公司文化的支配地位。几十年来，美国凭借其市场优势，有意识地将它的传播政策强加给世界，这些原则和规则包括：（1）信息的自由流通；（2）信息机构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3）拒绝旨在使跨国传播集团承担社会责任的国际协议。赫.席勒关注美国对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的阻挠和13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新闻、娱乐、主题公园和购物中心的模仿，他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扭曲发展模式。在那里，少数特权阶层能够享受西方的消费方式，而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却得不到满足。赫伯特.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导致公司控制的加深以及文化多样性和创造
17、性的减少。批评者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地减少了对西方传媒内容的依赖和观众对美国电视剧的不同解读来质疑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 1991 年的一篇题为“还没到后帝国主义的时代”的著名回应文章中，席勒对他的批评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批评。他注意到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和美国影响的下降，认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已演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文化统治。但他强调，美国主流媒体没有停止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轰炸，以宣扬资本主义的胜利。巴西等国电视节目出口的成功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国内外的支配性社会关系和这些节目同样为跨国公司广告商服务和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一事实。而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建立在个体受众体验上的“主动受众论
18、” 也无法衡量跨国传媒体系“总体文化包裹”的综合影响。他质问道：“怎么能从当代这个开放的媒介文化环境中取出一个电视节目、一本书或一个团体来寻找效果？”(H.Schiller,1991,p.306)。从研究的立足点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赫伯特.席勒的批判与他的反批判反映了政治经济研究与经验主义实证研究、某些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片面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受众的主体性的文化研究、以及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的商品化自然化和固化的“文化产业”研究等不可调和的一面。 3 但正如赫伯特席勒的研究者麦克斯韦尔(Maxwell,2003)所言，赫伯特席勒有一套严谨的论证方法和论据，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诠释性的实证
19、。在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中，戈恩哈姆是一个中心人物，而戈尔丁和默多克对确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也有很大影响。戈恩哈姆关注服务和技术领域生产的结构和象征性内容的消费。他的兴趣在于对“新” 、 “旧”媒介的研究，以对正在兴起的社会结构、权力等级及合法性作出解释。他试图通过修正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从而把媒介和文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以此反驳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受到的经济简化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和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批评。他认为，文化产品是社会和唯物主义现象，表达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体的历史时刻，因此是可变的。
20、他的核心观点在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销售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通过重新思考文化与经济状态的关系，戈恩哈姆（Garnham,1986,p.7-32）试图既解决文化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和自主性的问题，又保留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汲取。他呼吁对媒介生产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呼应了史麦兹对媒介消费的研究。默多克和戈尔丁关注英国和欧洲大陆自撒切尔时代以来对传播业实行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他们认为欧洲国家的文化领域对商业和消费价值观的拥抱导致对公共利益的疏远（Sussman,1999,p.86-87） 。甚至在保留下来的部分公共传媒业，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赫伯特.席勒已在 2000 年去世，一直没有学者对他的反批评提出
21、挑战。14也持续进行公司化经营，逐渐采用私有部门的组织理念，弱化了公共的含义。通常，人们认为新兴的信息经济具有进步的社会议程，但是与此相反，英国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在传播享有权上的不平等也在加剧，类似美国的情况正在英国发生。默多克就是在那场著名的“盲点辩论”中与史麦兹对阵的欧洲批判传播学派的代表。这场辩论应该说是一场同室操戈，默多克对于史麦兹“受众商品”的难以接受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欧洲媒体的体制结构与美国不同。当时，北美的媒体大多由广告商资助，商业化程度很高，但欧洲的媒体产业中公共广播电视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默多克代表的欧洲同行难以认同对北美现实进行批判的史麦兹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把受众而
22、不是文本定位于传媒资本的产品似乎是“矫枉过正” 。然而，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以来，随着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分日益模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美国式的传媒商业化在全世界的迅猛发展，那场“盲点”争论也随着“受众商品” 概念的被广泛接受而完成了其建设性的学术使命。在对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时，默多克和戈尔丁（Murdock 1984;1994；2000)，马特拉对跨国媒体与第三世界，美国文化工业在国际市场中形成主导地位的机制，美国在国际传播文化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传播技术与社会，国际传播、战争、进步与主流发展模式,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特拉的著作既与史麦
23、兹和赫伯特 席勒等人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相辅相成，又有接近第三世界社会变革的经验，还有法国谋求与美国相对独立的传播文化政策实践的学术折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另外，芬兰学者诺顿斯登和荷兰学者海姆林克(Cees Hamelink)也都是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学者，从他们为争取更为民主和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进15行了不懈的努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前沿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研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并在整个传播学领域独树一帜，其发展对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演变意义深远。在二战结束后，传播学在美国、英国和其它国家迅猛发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学术界其它领域关于认
24、知论、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的理论辩论也是传播学的核心，因此，传播学领域也非常活跃。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正当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政策快速演变，各种社会运动的传播实践十分活跃之时，这些辩论的动力却逐渐式微，传播学的研究也随之琐碎化。麦克切斯尼(McChesney,2000)认为，美国传播研究因年轻、与业界关系过于密切、脱离社会等原因在美国的学术生活中处于二流地位。这表现在它所能提供的学术成果大都支离破碎，稍微一出狭窄的传播学圈子就很少有人感兴趣，更不用说学术圈外的人了。因此，当传统社会科学处于奥林匹克的峰巅，寻思世界命运之时，传播学好像仅仅在提供高级驾驶执照的教育而已。麦克切
25、斯尼进一步认为，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能回答传播学所有问题，但它对这一学科扩大其学术影响至关重要，应该是每个传播学者的学科基础知识构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民主问题的关注决定了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当人们普遍关注资本全球化与社会民主化的复杂关系，社会不平等在信息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加剧，社会冲突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加深，9/11 以后世界秩序的性质，战争、消费主义、生态恶化对人类基本价值规范和生存的威胁等关键问题时(赵月枝和哈克特，2003)，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经验学派或者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文化研究却无法面对、更妄言解答这些问题。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强势就在于它关注这些宏观议题，针对有关
26、媒介和传播体系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结构背景方面的问题。正如戈尔丁和默多克（Murdock Sussman Dyer-Whiteford, 1999；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 McKercher Wasko 等，2001；Pendakur,2003)。而萨斯曼对全球传播政治经济的分析不但一直强调商业、政治、意识形态和技术逻辑的复杂相互构建 (Sussman,1997)，而且在其新著(Sussman,2005)中把政治经济学运用到对政治竞选过程的分析之中。面对信息和文化在全球政策层面地位的上升、和传播民主化运动和文化领域内反对跨国“
27、版权产业” 的“知识圈地运动”的兴起，有关全球媒体治理、替代性另类媒体和媒体转型过程的研究更是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前沿(赵月枝和曹晋，2007)。从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美国国家和第三世界统治精英作用的关注到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93；1999)对美国传播政策的分析和以上提及的萨斯曼的新著，从古贝克(Guback，1969)有关美国国家对电影业的种种扶持和资助的经典研究到卡拉巴莱斯(Calabrese, 2004)有关美国传播立法和政策中的“公司福利”现象和美国国家 90 年代以来在促进传播和信息业发展过程中向“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转
28、变，也可见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并不象有些批评者认为的那样，只关注资本和所有权，不分析国家和政治权力。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对传播政策的研究和介入、及其对另类传播实践的关注则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只重批判，不重建设的批评是最好的反驳。至于说到政治经济学者没有回答理想传播制度是什么和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赫伯特席勒总会反问：你要这么办？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中国法学家邓正来(2006,p.261)对法学研究中同类问题的回应：这类问题在根本上透露了“本质主义”的倾向，是以一种“以为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唯一正确的、超越时空的”理想图景的实体性理念为前设的。邓正来(2006,p.269)以下的引
29、语也会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中引起共鸣：“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 。结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整体中来考察传播体系的，它与广告、公关、受众分析等应用型传播研究截然不同。同时，也不可以把它与政治传播、媒介经济、健康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以传播领域划分的传播学分支相提并论。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整个社会传播过程和各个具体领域和环节。它是对传播理论中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超越。18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价值和道德哲学准则来理解传播的结构和历史，并且评判传播过程是否有助于民主、平等
30、、参与、公正和正义。它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背景和视角考察传播所体现的各个组成部分、国家和政策干预以及公民社团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尖锐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审计西方民主的“赤字”(Hackett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Golding, P., Murdoch, G. (197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5(3), 339-356.Golding, P., Murdock, 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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