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中医遇上西医 对中国管理咨询业现状的反思 管理咨询又被称为“企业的医生”，无论中外，大抵如此。因为管理咨询的目的就是让企业健康成长！然而正是由于每一个企业所处的时间场和空间场都有所不同，于是为人们提供了解决企业管理问题的不同思维和路径。 2005 年 9 月的上海，就给来自东西方的 400 多位管理者与管理咨询人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与碰撞的机会。讨论的主题是“赢在管理，全球化视野与中国式管理”，其内容囊括了全球化进程与中国企业管理变革、国际管理经验与中国管理实践、中外管理咨询的竞争与融合、企业成长困境与管理变革、动感上海等诸多专题。 对于这场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与国际管理咨询协会理事会（ICM
2、CI）共同主办的“世界管理论坛暨第四届中国管理咨询高峰会”本身，我本人并不想做什么评价，但透过这场论坛与峰会，却给我们开辟了认识中国管理咨询业的另一个视角。 会后，有位南方的咨询公司的老总向我直抒对本次论坛的一些失望。据他讲，他在本次论坛开幕式后的主论坛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一个外国的老人家和一个中国的老人家；一个表白自己从事管理咨询多少年，一个表达自己从事管理思想研究多少年；但都具有非常强的共同目的性：一个推销自己研发的管理咨询工具，一个推销自己研究的管理思想书籍，两位老人家都做完了他们想做的事情，唯一郁闷的是论坛的组织机构和与会者，组织机构削弱了论坛的专业权威性，而与会者丧失的是与同
3、行交流的时间和机会。我完全理解该位老总渴望与同行交流的心情，但他的这个抱怨，恰恰反映了中西方管理咨询界之间的差异性。为了搞清楚这种差异，还是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所谈的“医学”这个话题吧。思辨哲学与临床的糅合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医学发展的主流是以“实证精神”及“实验精神”为本的科学方法而建立的。它追求的是客观证据严谨的逻辑，信服的是精密的方法与先进的仪器。而中医从黄帝内经至今，就一直没有放弃思辨哲学与临床的双线并行。其中思辨的一条线糅合了医学推力与哲学思维，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思想一直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而中医临床这条线，则是大量实践经验与诊治心得的总结，包括对病症的分类描述、对病症的观察、药物应用和
4、药方的收集与研究等等。如果拿中西医之间的差异性来比喻中西方管理咨询界的不同的话，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此次论坛上，ICMCI 主席 Barry Curnow 先生公布了这样一组调研数据：经理人员在 2002 年的时候，平均使用管理工具的数量是 16 种，到了 2004 年的时候数量降低到了 13 种。其中在欧洲的公司，他们平均使用 15 种管理工具，在北美使用 14 种，在整个亚洲使用 10 种，而在中国只是使用了 7 种管理工具。数据说明，在亚洲，经理人员似乎使用的管理工具的数量比较少，而中国相对于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使用的工具数量又更少。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管理咨询界，大谈“思想制
5、胜”的有之，与企业客户强调“我见过多少多少病症”的也不乏其人。于是纵观中国管理咨询业并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从“点子大王”、“策划大师”到“思想家”、甚至“哲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哲学的思辨往往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大量来自企业一线的管理实践又恰恰反映了咨询人士阅历与经验的丰富，这本是中国管理咨询界的幸事。但要注意的是，大凡在中医领域集大成者，无不是实现了思辨哲学与临床经验的双重结合，单纯的哲学思辨与一味的临床经验都会误人误己。在中医学史上，黄帝内经的地位崇高，主要是由于它为后世提供了理论的框架。临床的病状描述很快便被后人更精细的观察超越，但理论部分却可以让后人批注、发挥，甚或重新诠释与
6、扩充，不会轻易被根本否定。但即使是理论，也并不一定是玄虚的思辨，例如素问调经论说“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在临床是实有所指的。我们由此可以断言，在管理咨询的过程中，管理理论的研究与管理思想的传输必须要与管理实践相结合，既不能过分强调思想的作用，也不能一味地依赖过去的经验，否则同样也会误人误己，把中国管理咨询业引向虚化和庸俗。“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大家都知道，管理科学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创立起来的，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也基本上遵循了西方管理科学的脚印。目前，中国管理咨询业所使用的管理方法以及管理工具也大多来自西方管理发达的国家。这样便容易让人产生一些疑惑在中
7、国这个相对特殊的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如何才能运用好西方的所谓科学的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呢？实践证明，管理是有两重性的，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科学性的一面，还有其特殊性、社会性的一面。这决定了它与技术和资本不同，存在着鲜明的地域、民族和文化差异。理性的科层组织产生于德国，创新的变革理论产生于美国，强调精神力量的企业文化和严细精益的管理风格诞生于日本，这里都包含着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必然性。于是在本次论坛上，我们又不时听到这样的来自中国管理咨询界的声音西方的理论、模式、管理方法并不见得能够有效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因为中国企业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企业管理咨询需求的特殊性，就是我们企业成长的环境
8、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企业管理咨询需求的特殊性。这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遵循西方现代的理论、模式、管理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在给中国企业诊断时又认为这些理论、模式和方法不能够有效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解决中国企业病症的良方呢？在中国的医学界，早就有“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中西医对照，西医擅长疾病诊断，中医特长辨证）之说，目的是构想出中西医互补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西医结合疗效好！”要想让中西医互补，就要搞清楚中西医不同的思维路径与方法。比如中医讲究 “以外揣内”的诊治方法，而西医则直接检查人体内部解剖病灶，以至生化分析等，是“自内而外”，简称“内外法”
9、。与此同时，西医擅长抽丝剥茧、寻根究底的分析与简化（还原）方法（reductionism），而中医则很少满足于单一的孤立的断证，总是动态地描述器官的交互作用。于是中医有“望、闻、问、切”，西医则是随着现代科技与病理学进步，显微镜、X 光、光纤内窥镜、各种扫描等，令西医得以窥见人体“内”部的状态。中医讲求的是“天人合一”，是“生态医学”；西医诊治则要求化验数据、临床观察等等。在医学界，有人提出疾病起因可能是全身紊乱，但当病变集中在局部时，认清病位、重点解决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病初起于局部，而能控制病情在局部解决，更是理想办法。医学界对于中西医结合的认识与探索，我认为对中国的管理咨询界、对于中国式管
10、理的研究都是极有益处的。因时、因地、因人记得今年年中，受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的委托，本刊开始了中国管理咨询业发展状况白皮书的调研工作，第一站是珠三角。在那里我遇上了一位由中医转行，现在搞管理咨询的一位公司老总，据他讲，10 年来的咨询经历让他感触最深的就是重新深刻地理解了当年学中医时的一句老话诊病、治病要因时、因地、因人。我也曾在不同场合把这话转述给我的企业、咨询界的朋友，大多认为此话是“真理”，其含义没有太多的嚼头。但当我接触到一个又一个管理咨询的案例时，尤其是那些拿着“科学”的、“被无数成功企业证明了”的咨询模版，套给一个又一个患病企业的时候，庸医误人的感慨也就不禁而出了。我上面所
11、讲的绝不是个别的现象，用“又搞垮了多少企业”来作为当今管理咨询人士的彼此问候语，虽然有些戏虐的成分，但却是事实。究其原因，并不是咨询师有意为之，而是没有考虑到时间场和空间场，以及主客体的变化。就拿中国企业来说吧，由于中国缺少比较全面系统的工业革命过程，或者说我们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信息革命就已经起来了，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两者之间是并行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说工业革命首先改变的是人们有关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观念和行为，它直接推动了现代企业管理当中的一些最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时间、成本、效率、标准、质量，它会直接涉及到很多管理的元素。工业革命没有经历过这么一个深入全面的阶
12、段，导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最基础的管理概念在我们现实的企业当中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于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企业中，最先进的商业模式与技术，同最落后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不可思议地同时存在。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给中国的企业做管理咨询的时候，基础管理成为必须做的一个课程。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寻求掌握与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相应的现代管理方法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可能你引进的理论很先进、方法很先进，但是你的整个基础管理很薄弱，而如果要想跳出或者跳跃过这一个环节，那么我想你这个先进理论落不了根，再先进的管理工具也无法发挥最大的功效。于是在咨询界又有人提出，现在企业最需要
13、的不是治病的药方，而是强身健体的“能力培养”，换句话说，为中国企业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咨询时代尚未成熟，为他们提供顾问式的培训，当他们的保健医生。其实，当诊治医生也好，当保健大夫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企业的健康成长服务。而中国企业的现状，更需要中国管理咨询界不能忘记“因时、因地、因人”的古训！尤其是到了文化这个层面，则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甚至个人化（企业家的文化素质）。即便是技术或实践层面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在被不同的企业学习引进的过程中，也会和目标企业的文化、观念发生碰撞，处理不好就会因“水土不服”而导致“管理失灵”。将管理方法和工具与企业所在空间场的文化进行融合，使管理的普遍原理和不同国家、不同性质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是先进管理方法在更广泛的空间流动的必然要求。这种融合不是“11”式的拼接，而是一个新的“冶炼”过程，最终的“产品”已经包含了企业所在国家的、地域的、乃至个人的文化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