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吕风霞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但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充分顾及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保持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规模的基本平衡，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严重失衡。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 20 多年的时间内集中出现。就我省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快速增长，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已接近饱和。如果到 2010 年，GDP 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即使
2、万元 GDP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降低 35%，全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也将是 2005 年的 1.3 倍。这将远远超过我省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为新的
3、发展腾出环境容量和空间。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需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上狠下功夫。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是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产业体系的首要环节。只有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下决心淘汰那些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生产能力，严禁新上那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缓解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才能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努力实现增产减污。经济发展必须顾及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发展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发展绝不等同于
4、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国外的经验教训和国内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不能单纯追求 GDP 的增长。过去那种拼资源、拼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不计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极大损害。这种所谓的发展，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子孙后代，实际上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最终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价值理念，实现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转变。绿水青山意味着优美的人居环境、清洁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可以大大减少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直
5、接和间接损失，大大减轻因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大缓解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二要树立结构决定功效的宏观调控理念，着力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当前，要根据我省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进一步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区域定位，形成功能定位清晰、发展导向明确、开发秩序规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区域开发新格局。要着力合理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三要树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我省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树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已迫在眉睫。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逐步形成企业小循环、园区中循环、社会大循环三个层次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循环经济体系。这是削减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现实要求，是解决资源危机和体现新型资源价值的迫切需要，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创新补偿机制，逐步实现生态资源的有偿使用是保护资源的强力措施。一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加强对补偿制度的管理，经济补偿实现法制化。国家及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制度。另一方面，完善有关森林生
7、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再一方面，国家地方有关部门要加快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立法工作，要做到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尽快推行绿色 GDP 考核体系，形成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协调机制。为了校正传统 GDP 缺陷，世界银行在 1997 年推出了“绿色 GDP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绿色GDP”不是主张将一种东西计入 GDP，而是主张将“另一种东西”从 GDP 中剔除。而这“另一种东西”就是“生态成本”。绿色 GDP 占 GDP 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过来也一样。如果用生态审计的标准来衡量地方领导为官一任的政绩时，“绿色 GDP”无疑是多了一把“生态尺子”，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衡量官员的政绩不单和经济增长挂钩，而要用一整套综合社会指标来考察干部：不仅要考核经济指标，还要考核环境指标、资源指标、健康指标等；不仅要考核经济的增长数量，还要考核经济的增长质量；不仅要考核当代人拥有的财富，还要考核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用绿色 GDP 考核体系，可以在效解决经济发展中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问题，逐步形成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协调机制，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