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经学到玄学,秦汉魏晋时期的思想与学术,一、秦朝博士官制度的存废,秦初“诸生皆诵法孔子”,李斯痛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焚书坑儒,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二、两汉博士制度的经学化,（一）汉初经学博士制度的设立,汉书卷三十六刘歆传： 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
2、卜，未有它书。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二）武帝时期五经博士制度的形成,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 武帝纪） 董仲舒建议以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指导，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
3、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建元五年，设立五经博士，原有诗、公羊春秋两经四家博士，增置欧阳尚书、后氏礼、杨氏易三经博士。 汉书刘歆传：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三）石渠阁会议与五经博士的增置,版本源流问题：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一源十流。 经学解说问题：经有数家，家有数说。 宣帝甘露三年，在京师未央宫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 会后，增置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等三家博士，分置大小戴礼及施、孟、梁丘易等五家博士，五经博士增至十余家：诗分三家（鲁、韩、齐），尚书分三家（欧阳、大小夏侯），礼分三家
4、（后氏、大小戴），易分四家（杨、施、孟、梁丘），春秋分两家（公羊、谷梁）。,东汉十四经博士定制,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形成十四博士定制：诗分三家（鲁、韩、齐），尚书分三家（欧阳、大小夏侯），礼分两家（大小戴），易分四家（施、孟、梁丘、京房氏），公羊春秋分两家（严彭祖、颜安乐）。,三、两汉经学发展中的 今古文之争,（一）今文经学,解释经义的目的：通经致用的现实需求； 解释经义的方法：推衍经文章句，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及刑名学说，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 解释经义的宗旨：宣扬大一统、定名分、尊君抑臣等思想。 汉武帝时，公羊春秋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倡导“春秋大一统”思想，最适应统治者需要，迅速取得支配地位。当时
5、设置的五经博士，使用今文经籍。 元帝以后，君权衰落，今文经学开始式微。 西汉末年哀、平帝之际，谶纬迷信盛行，今文经学与之结合，经文解说内容空疏而荒诞，古文经学地位开始上升。,（二）古文经学,解释经义的目的：通经识古的学术追求，也含有思古怀旧的情绪； 解释经义的方法：重在训诂，探索经文古义，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无重大发挥； 解释经义的宗旨：思古怀旧，是古非今。 古文经学的成就：基于通经识古的需要，在辨识和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训诂方法，对学术发展有一定贡献。尔雅和说文解字即其代表性成就。,哀帝建平年间，刘歆对今文经学垄断学官现象不满，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
6、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汉书刘歆传） 王莽代汉，托古改制，刘歆趁机增置数家古文经学博士，包括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乐经、周官等。 东汉光武帝中兴，恢复汉制，撤销古文经学博士，确立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制。,（三）今古文经学之争,（四）白虎观会议与今古文经学合流,章帝建初四年，鉴于今古文两派经学门户之见不断加深，各家解释儒家经典歧义纷繁，采纳议郎杨终奏议，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会议，召集各地著名儒生，讨论五经异同，章帝亲自裁决，肯定三纲六纪，以“君为臣纲”为首，儒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开始趋向神学化。 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立于学官，但仍然继续发展，今古文经学逐渐趋同。 古
7、文经学广泛传播，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著名学者或为古文经学家，或兼通今古文经； 经学家们往往兼采今古文注解经典； 博士官人选不再区分今古文经学家。,四、两汉经学教育的制度化,（一）从“学在官府”到民间私学,西周“学在官府”，教育权掌握在贵族手中。 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学术文化冲破贵族垄断，出现百家争鸣局面。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各家学派纷纷招收门徒，民间私学盛行。 西汉初年，教育基本停留在民间私家传授的私学形式，国家尚未出现传授学术文化的专门学校，也没有建立一套正规系统的教育制度。,（二）两汉太学教育制度 的创立与发展,1. 太学教育制度的诞生,建元元年，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养士
8、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建元五年，下诏设立五经博士。 元朔五年，设立博士弟子五十员，在长安规划太学校舍，标志着太学制度的创立和第一批太学生的诞生。,2. 太学教育制度的设置,太学是汉朝国立最高学府，主要讲授儒家经学课程。 太学主管官员，西汉为仆射，东汉为祭酒。 太学教师为博士，采取考试选拔或者推荐、征召等方式，年龄五十岁以上，品行端正，精通经典，身体健康，亲属清白。博士俸禄，最初为四百石，宣帝时提高到比六百石。博士之下设侍讲、讲郎等职，一般选取高才生担任。 太学生亦称博士弟子员，一般由太常负责选拔，年龄十八岁以上，要求相貌端正，并无身份限制。地方各郡县官员也
9、可向太常选送一些人，与博士弟子一起学习受业。朝廷有时也允许一些官僚贵族子弟直接入学。太学生享有免役权，有时还可获得赏赐。,3. 太学教育制度的发展,太学生人数成倍增加：昭帝时100人，宣帝时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哀帝时7000人，至东汉末3万人（占全国人口5600万人的万分之5.4）。 太学校舍不断扩大：西汉平帝时，扩建校舍上万区，容纳学生万人；东汉顺帝时扩建校舍240房1850室，扩大太学生人数，增加太学生俸禄。,（三）两汉地方官学制度的建立,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设立官学，是地方官府开办学校之始。 武帝时，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郡国学校正式成为地方官办教育制度
10、。 平帝元始三年，设地方官学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东汉地方郡国学校更加发达，班固东都赋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美誉。 各郡国官府设文学、文学史、文学卒史、五经百石卒史、乡三老等教官，负责地方文教事业。,（四）两汉民间私学的兴盛,第一阶段：类似小学启蒙教育的“学馆”、“书馆”、“书舍”、“蒙学”，由“书师”教授儿童识字、书写等技能，阅读孝经、论语等典籍。 第二阶段：类似太学的“精舍”、“精庐”，由儒学经师传授高等教育的经学。 民间私学主要传授古文经学典籍，注重训诂、考据等方法，虽有过于烦琐的弊病，但对后来古文字
11、学与金石学（考古学）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后世所谓“汉学”，即源于这种经学研究方法。,五、魏晋玄学的产生 及其发展变化,（一）魏晋玄学的含义 （二）魏晋玄学的产生 （三）魏晋玄学的发展变化,（一）魏晋玄学的含义,以“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为理论依据，阐释学说，或称“玄远之学”。 正始玄学产生之初，偏重于研究老子和周易；魏晋禅代之际，竹林玄学开始关注包含遁世思想的庄子。 以道家理论为基础，融合儒道两家学说，旨在会通，而非立异，可称“新道家”。 借助“本末体用”关系的阐释，以“得意忘言”的方法，试图解决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的关系。,（二）魏晋玄学的产生,白虎观会议后，官方钦定的今文经学，与谶纬
12、迷信理论结合，走向神学化，沦为神道说教的政治附庸，思想内容日渐繁琐僵化和荒诞空虚，丧失“经实际用”的现实功效。 东汉末年，曹操提出“术兼名法”的政治思想，倡导“唯才是举”的选士标准，是对汉代儒家“名教”绝对支配地位发起的挑战。 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理论为指导，结合道家思想，把品鉴人物的一般原则，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推动了魏晋玄学思潮的产生。,（二）魏晋玄学的发展变化,正始玄学 竹林玄学 西晋玄学 东晋玄学,1. 正始（240249年）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周易、老子理论为著述根据和资料来源。 何晏（？249年）少好老庄之言，作老子道德论，编著论语集解，不重庄子，声称：
13、“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 王弼（226249年）少年天赋，为裴徽、何晏等人称奇，撰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 从“贵无论”出发，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的本体论和“崇本息末”的方法论，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命题，试图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理论。,（1）“贵无论”,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何晏：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王弼：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14、（2）“崇本息末”,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存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翦华誉，弃巧用，贱宝货。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3）“名教出于自然”,名法之治： 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 多其法网，烦其刑罚，
15、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 名教之治： 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夫任智则人与之讼，任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 无为之治： 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2. 竹林玄学,以阮籍（210263年）、嵇康（224263年）为代表，基于所处时代的险恶环境和亲身经历的复杂感受，更加关注现实政治和人生感悟，转而青睐庄子及其所提倡的自然观与处世哲学。
16、从否定司马氏所宣扬的虚伪“名教”出发，由主张“名教”与“自然”融合，转向鄙弃“名教”，独尚“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 。,（1）“越名教而任自然”,宰割天下，以奉其私。 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嵇康太师箴）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嵇康释私论） 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嵇康声无哀乐论）,（2）“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 欺愚诳拙，藏智自神。 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
17、之欲。 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 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阮籍大人先生传） 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六经未必为太阳。（嵇康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讥讽“礼法之士”为“裤中之虱”,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裤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於裤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阮籍大人先生传）,3. 西晋玄学,以裴頠（267300年）和郭象（？312年）为代表。 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引起反对虚伪
18、“名教”的名士的广泛共鸣，任情放纵一度成为士人们竞相追求的风尚。但从统治利益出发，这种蔑视“名教”的放荡不羁行为，也引起一些人的担忧。一些名士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 裴頠针对“贵无论”者“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提出了“崇有论”。 郭象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独化论”。,（1）“崇有论”,裴頠作崇有论，批判“贵无论”的局限性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任性，主张“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只有礼教才能将政治导入正途。 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
19、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元康以后，放达以破坏礼教为高，非真正的放达。（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2）“独化论”,郭象宣扬“独化论”，着眼于“名教”和“自然”的结合，提出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解决了以前玄学家们的理论缺陷，使魏晋玄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所谓“独化”，意即天地万物按照自己的性分，自然而然地生成及变化。承认物的“独化”，就是承认万物作为个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地位。 国家政治也是自然的产物，君主制和等级制也有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4. 东晋玄学,由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晋已基本定型，加之东晋偏安江左，皇权受到门阀政治制约，玄学家将
20、关怀的重心转化到现实政治和人生态度上，佛教提出的解脱之法给了他们一定的启发。 东晋玄学理论开始融入佛教般若教义，一些名士和僧人以“缘起性空”、“涅槃寂灭”学说，与老庄“虚无”、“无为”理论互训。 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东晋玄学淡化了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生的看法也比较洒脱，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因而强调人生应当顺其自然，不要为外物所累。,六、佛教理论的中国化,佛教的传入及与玄学的互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长期被视为一种外来神仙方术，称为“释道”、“道法”，学佛被称为“为道”、“行道”，影响不大。 西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般若教义的“缘起性空”、“涅槃寂灭”理论，与老庄“虚无”、“无为”理论互相渗透。一些僧侣博览六经及百家之言，钻研老庄，参与玄谈，与名士交往密切。有的高僧用玄学用语及道家理论翻译佛经，沟通了玄佛义理，使佛教理论呈现玄学化倾向。,佛教理论的中国化,十六国时期，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院，企图用佛这种“戎神”作为统治汉人的精神工具，佛教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胡汉民众出家者与日俱增。他们接受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教义，希望来世消除所遭遇的痛苦。 特别是晋末宋初，高僧竺道生在江南宣讲涅槃佛性，提倡“顿悟”，宣扬“一阐提人（即断绝一切善根之人）皆得成佛”之说，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进入“天国”之门，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