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面对复杂国际环境我军战略方针作为国家意志的产物，军队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它的存在将会为拥有者的独立性提供可靠保障。从这个角度讲，军事实力是维系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因素。克劳塞维茨说过， “战争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由此可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尽管历史上的战争不胜枚举，但是都没有超越政治意识的范畴。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国家利益都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军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利益不受他国侵犯。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不是空谈来的，为了不受制于人，中国需要军事力量的保障。战略设计合理性的重要前提是知己知彼。在知道了本国的战略需求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与我们需求目标
2、相关的大国的战略利益需求。在未来五十年，可以左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除中国外，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美国和世界上最强的陆权国家俄国。北约的扩展及其活动范围已经远不是先前锁定的欧洲，而是不断扩展到全球。它或早或晚多会来到我国的边境。 北约扩展到中国的“家门口”只是时间的问题。从 1999 年 3 月到今天，仅仅时隔 5 年，北约不仅吸纳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而且迅速地跨越了俄罗斯给北约东扩画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即苏联加盟共和国） ，吸纳了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挺进 1000 多公里，直至俄罗斯边界。其东扩的迅速之快让世人震惊。 特别令人关
3、注的，更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与我国交界的中亚国家，几乎都一边到地与北约建立了“伙伴关系” ，并出现了争先恐后申请加入北约的现象。他们加入北约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亚洲的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曾提出要建立“亚洲版的小北约” 。北约新战略构想指出，未来北约将成为“全球性”的组织。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 4 月 7 日访问俄罗斯时声称，北约今后出兵不受地区限制，将做好在世界任何地方采取快速行动的准备。从发展看，北约将最终扩展到我国的边界。不管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与否，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 中国与北约未来的关系取决于 3 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因为从本质上讲
4、，北约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军事工具” 。苏联解体后，北约大举东扩，是为了节制俄罗斯东山再起， “蚕食”亚洲广阔的领地。然而，在不同的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同。 “9.11”事件后，美国主要战略任务从节制中俄两国转为打击国际恐怖活动。昔日的战略“对手”成为有条件的策略“盟友”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2 年 10 月，中国与北约才有了额第一次直接接触。 其次取决于北约主要战略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利益的直接影响。目前，北约仍然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北约的战略、任务与我国的利益相拨。双方合作点不多，但如果未来北约能将“打击国际恐怖活动”作为其主要战略任务，那么它与我国的合作点会明显增多。 再次取决于
5、我国对北约东扩的认知和采取的相应对策。北约与中国的关系是相互的，是双向的。我们对北约的认识是中国与北约关系发展如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从现实来看，北约东扩对我国的影响利少弊多，我宜采取坚定且灵活的策略。北约东扩在当今形势下，对我打击和节制国内外恐怖活动和防止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北约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军事工具” ，它向我国边界的靠近，会对我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对我构成军事上的“软节制” 。即使北约会解释其“东扩不会构成威胁” ，也会对我国民造成相当的心理压力。 北约东扩对我国的影响目前看还是隐性的，或者说还是间接的，且有利有弊，因此，我应坚持原则上的反对和有条件的合作，才能避免
6、被动，争取主动，更好的维护我国家利益。在中、美、俄三国力量间多为中小国家，由于他们力量有限，更由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相互制衡的破碎地带，因此，两面下注是它们的外交传统。与中国接壤的半岛国家，其倚重对华外交的程度更大一些，因为面对海上的威胁需要“大后方“中国的依托。至于完全漂在海上的中南太平洋岛国，出于生存的考虑则更侧重于对海权大国的依赖。南中国海区国家的两面性生存的“中立“特点，既是这些国家自存的前提，也是亚太大国和平共处的前提。20 世纪 40 年代的日本、60 年代的美国曾侵略和干涉过这些国家，破坏了这些国家的“中立“特性，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拼死抵抗，最终导致日本、美国因在亚太地区的对抗
7、力量大幅增加而失败。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在 21 世纪，尤其是在西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高度尊重和有力保护而不是破坏南中国海区域的国家独立性，是实现 21 世纪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目标的前提和保证。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战略目标实现的程度取决于阻力的大小，即与其他大国利益矛盾的程度。如果这个目标与另一大国的核心利益冲突，其实现已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核心利益同时发生冲突，那这个战略目标就绝无实现可能。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霸权国家的关键利益线之外，不管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还是必要性来说，祖国统一是中国 21 世纪上半叶海洋安全战略时
8、不我待的目标。首先，国家经济重心所在之处便是国家防务重心所在之处。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南沿海经济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但这一地带却与包括台湾岛在内的东南沿海所有重要的、潜在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本身潜藏着巨大危险。同时，国家统一是中国实现制海权的前提，届时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是中国东海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北太平洋西岸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历史经验告诫中国，未来中国永远不能将自己的战略目标定得过远，要尽量避开海陆大国的关键利益线交汇区
9、。具体说来就是，印度洋是美俄核心利益冲突区，因此，在通往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利益拓展，中国当持极谨慎的态度，不要外推过远。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在东亚地区，则不存在美俄关键利益的重叠区域。中国在东南方向，尤其是在台海一线的中国影响力外推无疑会得到俄罗斯的支持，而在东北面和西北面适度的扩展，则会得到美国的默认。因此，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中国在俄罗斯、美国之间总会有一个盟友。这一条件使得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阻止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胜利。世界海陆大国的力量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区域，同时也是中国未来力量伸展绝对要避免大规模直接冲突的地方；同理，在俄美
10、有效力量极限边界之外，即力所不及的地区，中国都会有很强的控制力和反分裂能力。传统上，中国的防御战略和兵力分配重点是根据保持一支能够执行各种各样国内外 使命的大规模武装力量的需求来确定的。这种做法继续体现在中国 的兵力结构上，中国 的兵力结构由三部分组成：240万中国人民解放 军、130 万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大约 150 万预备役民兵。过去十 年中，相应于对威胁变化的理解，中国已对军事力量规模和结 构进 行了大力调整。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开始 从体现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持久的大规 模陆地战，转向周边小规 模局部冲突。中国的“积极防御”原则强调进行官方所称的“ 现代 条件下的人民战
11、争” ，更确切地说是“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这一原则强 调对在中国大陆和海洋边界范围内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迅速反应，特别是在围绕中国东 、南海的战略外围区域。如果在该战略外围区域发生涉及中国权益的冲突，中国宁愿将与技术更先 进的敌人进行对抗，例如美国和日本。此外，与美国有关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台海危机已经成为导引人民解放军兵力分配、军事训 练和战备的支配因素。 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采用一些带有“军事革命”特征的现代战争概念，优先发展在亚洲进行快速高技术战争所需的技术和战术。中国的军事战略仍然带有毛泽东军事 思想的深刻烙印，尤其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集中技术上处于劣势兵力，对抗处于优势的敌
12、人。其主要变化是在并非典型人民战争的情况下采用这些军事原则。当前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是，进行有限的高技术战争、保护中国沿海经济中心、通过可行的战略威慑支援外交政策。 中国国防工业技术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水平，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生产对技术先进的敌人（如美国 和日本）构成威胁的武器。然而，人民解放军内的主要观点，正如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所提倡的那样，是“各显神通” 。北京没有把优势资源从民用部门和经济改革计划中转移到部队的全面现代化建设上，而是重点实施一些项目，通过这些项目为中国提供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敌人防御上致命弱点的手段。这种方法使中国具有不需要拥有绝对优势即可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所需的威慑力，即“以弱胜强” 。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中国应该积极探索，寻找经济发展和军事发展的结合点。以经济手段促进军事发展，以军事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