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昆延，斯金纳的自由主义【摘要】英国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是在柯林武德“问题逻辑”和拉斯莱特“社会背景主义”基础上，综合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而形成的“置身其境主义”方法。斯金纳用这种方法还原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诸多重大时刻的社会思潮格局，指出经典文本的形成具有偶然性，不应将其奉为现世生活的圭臬。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思想的素材，帮助人们恢复思想的多元。【关键词】斯金纳；自由主义；置身其境主义；历史主义；语境主义【作者简介】张严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国际政治学博士；应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4【中图分类号】D0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
2、号】1004- 4434(2012)07 - 0049 -06“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 QuentinSkinner)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史家之一。他所提倡的思想史研究方式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被称为“斯金纳革命”。本世纪以来，我国国内的学者相继翻译了一批他的代表性著作，并对他的研究方式作了一些介绍和总结，形成了一小批相关研究文献。但遗憾的是，这些述评大抵将注意力集中于介绍和评论斯金纳的方法论，或其研究内容，对斯金纳的整个思想体系，却鲜有论及。这个现象用斯金纳自己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只见到了斯金纳著作中的借言所表之意(locutionar)，却未能理解
3、他借言所行何事(illocutionary)。此外，目前国内对斯金纳方法论的介绍和评论多围绕“历史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展开，而对其“置身其境主义(inter-textualism)”的部分尚欠缺关注。本文将对斯金纳的思想体系的理解与对其方法论的理解结合起来，在进一步领略斯金纳方法论独到之处的同时，把握斯金纳借言之所欲行事，从而理解其整体思想脉络。一、斯金纳思想谱系及主要著作昆廷斯金纳早年深受 R.G.柯林武德和拉斯莱特的影响。柯林武德认为，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一个人说了什么来理解一个人的真实想法，我们还必须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所说的或所写的东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你
4、误解了他的问题，你就一定会误解他的意蕴。我们阅读先哲的著作的时候，应当牢记这些著作是为他们同时代的人写的，是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的。现在他们的著作流传下来，而问题却已被逐渐淡忘。因此当我们研究政治学说史的时候，必须以历史的方法还原作者的问题，如此才能理解作者的真实意思。柯林武德将他的这一发现称为“问答逻辑”，以挑战当时流行的命题逻辑。在命题逻辑的框架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以政治思想的命题载体经典文本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将对经典文本的阅读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唯一途径，因为经典文本乃是历经时光考验的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用箴言，是人类的“永恒智慧”的体现。通过研究和阐释经典文本，人
5、们就可能重新发现这些永恒智慧，从而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提供指导。由于研究的主要关注是文本，而经典文本方法又称文本中心主义(textualism)的方法。显而易见，经典文本方法成立的前提是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处理的事务在各个时代都是相同的；人类有永恒的问题，政治思想家总是在回答一样的问题。柯林武德质疑的恰是这一点。既然人类在各时代面临着不同的困境，那么，将经典文本视作对人类永恒困境的普适性解答不免有刻舟求剑之谬。在剑桥求学时，斯金纳的老师皮特拉斯莱特整理出版了洛克的政府论。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拉斯莱特运用历史方法重新考察了它的成书年代和写作缘由。与传统认为的政府论是为光荣革命所作的辩护不同，拉斯莱特认为
6、它缘起于对菲尔麦父权论以及 1680-1683 年“排斥法案”危机的回应，其成书时间也比通常认为的早了十年。拉斯莱特力图还原洛克及其政府论的历史原貌。他说：“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一个谦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建立洛克自己想要被解读的文本，把它置于历史语境中洛克自身的语境中，然后去展示他的所想、所写和历史中的洛克之间的关联。”拉斯莱特将文本放置在历史语境当中以求获得对文本的准确理解的研究方法，与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相呼应，为年轻的斯金纳奠定了治学理路的基础。在斯金纳的成名作1969 年发表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7、 Ideas)-文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这一点。对斯金纳的研究范式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等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即行动”说以及奥斯汀对语言的“意义维度”和“行动维度”的区分，强调语言的表意意义之处的行动意义，倡导发现作者写作文本的意图和后果，这在斯金纳的方法论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斯金纳与“剑桥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史学家 JGA波科克(John.GAPocock)和政治学家约翰达恩(John Dunn)互相支持互有所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颇有共通之处，一同被视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
8、究领域崛起并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源自他两方面的成就。其一是他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创新。他把语言哲学中的若干理论引入到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文本解读方式，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语境主义”阅读。这一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他二三十岁时发表的几篇重量级的文章中。其中，1969 年发表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被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认为是“剑桥学派”的奠基性作品。该文与另四篇文章文本的动机、意图与解释、“社会意涵”与社会行为的解释、政治思想与行为分析中的若干问题、语言与社会变化一起，被詹姆士塔利认为分别代表了斯金纳方法论发展的五个阶段，收入其编著的意涵与语境
9、：斯金纳及其批评者(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一书。这五篇文章可视为理解斯金纳思想发展脉络的路线图。意涵与语境一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斯金纳对其批评者的一个综合回应，该文是斯金纳对自身方法论的一次申辩，文中重申了以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和将语言视为行动的必要性。2002 年，斯金纳出版三卷本政治的视界(Visions of Politics)，且该书第一卷收录了他重新修订改写的十篇方法论文章，这是斯金纳对自身方法论的一次系统梳理和拓展，可以作为理解斯金纳思想的全景图。第二方面的成就是他把这种方法论运用于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
10、些重要变革阶段，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斯金纳对于他自己所提倡的方法论，绝不停留于坐而论道，而是身体力行，以一生之心志精力，将其运用于思想史的挖掘。1978 年的二卷本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是对斯金纳方法论和知识功底的一次完美呈现。随后，斯金纳将注意力转向奠定现代政治理论基础的代表人物马基雅维里，并于 1981 年出版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996 年，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问世，标
11、志着斯金纳思想史方法论的成熟。1998 年，针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斯金纳推出了一个语重心长的小册子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正是在这个小册子中，斯金纳以反对流行的“消极自由”主义的姿态，表达出他对现实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注，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本质，这一点后文将重点论述。2002 年，斯金纳在上文提到的政治的视界二、三卷中分别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美德概念的演变和霍布斯的公民科学。二、斯金纳的方法论：行动语言信仰置身其境国内关于昆廷斯金纳的“语境主义”的介绍文献普遍认为“语境主义”对应的英文是“contextu-alism”：是在激烈批判传统思
12、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中心主义”(textualism)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文本阅读范式，并将这两种范式并列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两大阵营。然而，如前文所述，con-textualism 并非斯金纳的发明；柯林武德已经在强调命题与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拉斯莱特已经使用 contextualism 的方法来研究洛克。那么，斯金纳与他们之间的区别何在？这提醒我们关注斯金纳的第三个思想来源来自维特根斯坦、奥斯汀、雪梨(Searle)等人的语言哲学。这些思想视语言为行动的一部分，认为言说者在表达的同时总是试图做些什么并总是带来一定的行为后果。再者，语言限制行为的界限。人们采取特定行为时总是要依赖语言赋予其合
13、法性。修辞固然是行为合法化的途径，但修辞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最后，语言与权力息息相关。语言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宣布言说者的权威，唤起聆听者的感情，划分“我者”和“他者”的界限语言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建立在语言哲学的基础之上，斯金纳的语境主义就不再仅仅是拉斯莱特等人的“社会背景主义”(social context reading)，而是同时强调文本的社会背景和语言、意识形态背景的“语境阅读”(linguistical context reading)或“意识形态背景阅读”( ideological context reading)。它既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textualism)
14、的批判，也是对于“contextual-ism”（它应当被更恰当地翻译为“社会背景主义”）的修正。斯金纳自己曾说，他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历史主义(historicalism)和置身其境主义(inteItextual-ism)。“置身其境主义”与“社会背景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为了理解文本而关注文本产生的社会背景，而前者却要求阅读者力图回到著作者置身其中的世界，复原著作者所处的社会和语言、信仰背景，以便尽可能感同身受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背景主义的阅读与文本主义的阅读一样，仍然意味今人对于古人、我者对于他者的主观理解；置身其境主义却要求以古人的方式理解古人，以他者的方
15、式理解他者。置身其境是为了历史再现，对斯金纳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性的。因此，理解了斯金纳的置身其境主义，也就理解了他的历史主义。如前所述，斯金纳对于之前的社会背景主义者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和信仰背景的重视上。斯金纳说，表达依赖于我们眼下所拥有的概念。我们依赖这些概念对事物进行分类，并对其赋予赞同或反对的感情。然而概念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与丰富的现实世界取得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语言不可能精确地重现过去的世界。语言的不精确性必定会带来不同的语言之间的误读。由于语言的差异，两个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主体在经历同样的事件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陈述。比如说，古罗马的语言中只有一个词“imber”可
16、以被用来形容下雨，尤其是描绘倾盆大雨或阵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古罗马人与一个现代的英国人相遇，他们遇到了一场雨，古罗马人说会描述说这是“imber”，而英国人也许会因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觉得这只是一场“毛毛细雨(drizzle)”。那么，如果所有文本都不可能是事实原貌的精确再现的话，历史地解读文本，是否就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斯金纳说，在意识到语言的含糊性后，历史学家就有可能小心翼翼地通过前后文、通过历史情况来推测含糊的概念在特定文本中代表的特定意指，从而逼近历史的真相。斯金纳举例说，在塔西坨(Tacitus)的文本中，曾经提到一场冬天的“im-ber”妨碍了一支军队的视听。根据上下文的关
17、联，一个耐心而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可以发现，“im-ber”在此指代那场雨应当是雾气氤氲烟雨迷离的。在这样的理解过程中，如果阅读者能自觉地进入著作者所置身其中的语言环境，自然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著作者的意图。对此我们可以举个更为简单的例子：一位只掌握了现代汉语的读者，在阅读论语原本的时候会对这个著作产生诸多误读；但一位专门研究过古代汉语的专家，自然能更准确的理解论语的意涵。对阅读者来说，同一种语言不同发展阶段尚且可能造成诸多理解的障碍，那么在不同语言之间的障碍就可想而知了。作为文本阐释者的历史学家，在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地剥离自身的语言习惯，用著作者的语言习惯去阅读。同理，我们只有自觉地
18、进入著作者置身其中的信仰背景，才可能理解著作者为什么如此言说。如果不理解著作者的信仰背景，我们就很可能自以为是地把著作者的一些观念视作是非理性的。比如说，布丹关于女巫与魔鬼结盟的说法很容易被现代人看成是荒诞无稽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在法国的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坚定地相信女巫的存在，女巫与魔鬼结盟的信念便很容易得到认同。借助于著作者的信仰背景以理解文本的方法，并非斯金纳独倡。但之前的思想史家往往先人为主地判定哪些信仰是理性的，哪些信仰是非理性的；或者试图寻找一个社会的核心信仰，再以这个核心信仰为标准评判其他的信仰。斯金纳认为这些方法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的各种信念并非相互独立或单向相关的，而
19、是网状相关的。一个人是否相信一个命题依赖于他相信的其他命题。“置身其境”主义要求，无论文本中包含的命题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怪诞，阅读者都要坚信著作者写下这些命题时是理性的，且在早先的历史年代，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执有这些信念。那些我们看起来明显与理性相冲突的信念，恰恰是有待挖掘其背景信念的地方。因为对行动、语言、信仰背景相互交织关系的探索，斯金纳的方法论显得千头万绪，细密复杂。同时，因为相信经典文本往往只是一小部分精英的认识，并非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代表，斯金纳方法要求扬弃对经典文本的关注，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要考察同时期的大批文本，以“探讨产生他们（经典理论家）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
20、泉”，写作“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斯金纳将这种方法运用于他的思想史著作，便显出一种对历史文本穷搜苦罗的态度，通篇所见是无法让人记住姓名的著作者及其著作的名称。那么，是否如他的英国学术界同仁塔尔顿所批评的那样，斯金纳只是一个“最乏味的古代文物收藏家”，热衷于翻捡历史上被人遗忘的材料呢？也就是说，斯金纳对那些湮没无闻的文本的挖掘，意图何在呢？三、斯金纳的思想体系：历史主义的目的是自由主义如果理解斯金纳历史研究的终级指向是当下的世界，塔尔顿也许就不会得出他那个令人遗憾的结论来。斯金纳多次声称，他的学术目的是“通过挖掘历史上这些相互对抗的理论，对当代的论争做出贡献”。那么，这种贡献
21、是什么呢？通过斯金纳的方法论、思想史著作及他本人对历史作用的多次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斯金纳。要理解斯金纳的自由主义，首先要从他对自由的理解谈起。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斯金纳针对当下流行的对自由的消极理解，向读者重现了十七、八世纪英国“新罗马作家”的共和主义自由观。与“消极自由”的倡导者认为利用法律对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设置限制就可以确保人们的自由不同，共和主义的自由观认为，法制(rule of law)并不足以保证个人免于暴力的侵害。如果个人不能参与公共事务，则始终陷于依从统治者的状态，个人的安全和幸福始终仰赖于统治者的善良意志。因此，若要保持自由，便必须确保公民参与公
22、共事务的“积极自由”。“消极自由”错误地将暂时的行动自由视作自由，却忘记了只要强制的可能性存在，人就处于依赖他人的状态，随时可能失去眼下的行动自由。显而易见，斯金纳接受了“新罗马作家”的共和主义观，即人的自由与共同体的自由息息相关；只有在属于自己的共同体中生活，即共同体既不是外来压迫也不受独裁者的统治，人们才能免于强制和奴役的状态。在此，我们可以从斯金纳对于共和主义的立场中明确地获知斯金纳的自由主义立场。对于斯金纳来说，共和主义对于自由主义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这一番历史考察，乃是针对现代政治思想面临的困境而发。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由逐渐成为政治理论探讨的唯一终极目标。在现代政治学
23、论争中，左与右、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的不外是自由应以何种形式出现，或通过何种途径获得。在价值多元论带来的道德虚无迷惘中，对自由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自由本身。斯金纳在危急关头将共和主义收归自由主义的大旗之下，其实质是一次拯救自由的尝试。斯金纳对“强制和奴役”的担忧并不止于“消极自由”在当代政治思想中的统治地位。斯金纳认为，最危险的、也是最隐蔽的强制，来自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他说，不受我们自身的思想遗产的蛊惑是异常困难的，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想像力设置了不可辨识的约束。我们的行动有时候有理性的动机，但有更多的时候则是下意识的，没有明确原因的。这些行为的成因只是传统习俗和惯例。只要我们对此不作反思，
24、它们就成为强制和奴役的原因。独裁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历史结果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束缚，却往往却不为我们自己所知。我们身处其间，对一切司空见惯，甚至认为经过历史淘选遗留下来的文本或制度必定包含着永恒的智慧，有其神圣的理由，从而对其顶礼膜拜，丝毫不敢轻慢这正是文本中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斯金纳对文本中心主义的挑战，集中地反映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中，这一点已为国内的研究者所熟悉。但斯金纳后来从考察文本的生成过程和意识形态化过程人手，彻底颠覆经典理论家和社会习俗及制度的权威，却并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而后者实际上要比前者有说服力得多。斯金纳透过对语言和修辞以及此二者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关
25、系的重视，发现了文本生成的偶然性。他说，著作者并非总是能按自己的意图来言说，为了打破一部分传统，他总是必须依赖于继承更多的传统。比如说，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为了论证君主可以“妥善地”使用欺诈和残暴的手段，马基雅维里一方面继承的“君王宝鉴”一类文本的写作之式，另一方面更继承了君主的光荣来自城邦的独立和臣民的安宁的传统观点。但是，对传统观念及原则的继承很可能只是言说者的修辞策略，一种不得已的路径依赖，并非他的真实信仰。因此，文本的意图并非总是能体现著作者的意图，两者应该被区分开来。这进一步说明，文本呈现的内容及写作方式也许只是技巧甚至“欺诈”的结果，包含了巨大的偶然性因素。如果说，早年的斯金纳是用
26、“问答逻辑”来质疑经典文本的普适性那么，后来斯金纳则是通过考察文本的修辞令人信服地把著作思想与著作家思想分开，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了经典文本的“永恒智慧”。文本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可能比文本的生成过程更富戏剧性。斯金纳以其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英国宪治等重大时刻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向世人表明一种思想之得以正统化，往往赖天时地利人和。巴图鲁斯(Bartolus)的“依事匡法”战胜了罗马法注释家，是因为法国君主和德国领主们需要它。早期路德教义之所以流传广布至成正宗，是因为世俗君主们需要用它来反对教皇并合法化他们的专制君主国。欧洲的君主们倒不见得诚心赞同路德的教义，然而路德教义却可以给他们带来实际的政
27、治利益，他们所要的是后者。可见，文本传播的广度和获得认可的程度，往往不是依赖于它的内容，而是信赖于它在实践中的有用性。对统治者同时也是传播途径的掌控者有用的学说，更有可能获得广泛的传播途径和强大的传播力度。可见，文本的产生因应于社会的动荡与权力结构的演化过程，而文本成为经典则是社会斗争偶然选择的结果。依据“问答逻辑”，思想乃因问题而生，因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不平衡而生；依据修辞逻辑，文本是雄辩技巧的结果；而依据意识形态的演变逻辑，一种思想的正统化，不过是政治权力结构从不均衡到达新的均衡时所附带的选择结果。如果没有巴图鲁斯，没有路德，历史自会推出图鲁巴斯或德路来做伟大的思想家。可见所谓“优胜
28、劣汰”，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思维懒惰的遁隐之所。法律和教义固然可以表现为当下人们所认识的样貌，却也未尝不可以进化为另一种形态。同理，自由、国家、美德等等概念，莫不如是。硬要认定“存在即合理”，以历史的偶然选择来指导规约今日之政治生活的实践，未免失之教条。有趣的是，斯金纳并不以“thinker”或“writer”来指称他笔下的著作家，而是用了另一个词“agent”。在斯金纳的理念中，所有的写作者，都是平等的思考主体。斯金纳至此将经典文本及著作家、传统思想及制度的神圣光环销蚀尽净，彻底地捣毁了文本中心主义及保守主义的思想根基。然而，紧接着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经典及习俗只是路径依赖和偶然选择的结果，
29、并不具备对现实世界的参考意义，那么，历史研究的功用何在呢？斯金纳认为，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能为我们当下的困境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通过重新体验先辈的思考进路，“扩展对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论争中所运用的概念的理解”，从而揭示各种可行的道德预设和政治诉求，展现思想的多元，颠覆那些因为各种偶然性因素成就唯一性霸权的思想观念。如前所述，斯金纳认为最隐蔽的强制来自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人生活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从出生之日起就深受社会规约、习俗、成见之束缚。这种束缚不仅仅是行动上的，更是想象力上的。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受这些既成观念和事实之束缚，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束缚。借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这就是“集体无意识”
30、。斯金纳认为，突破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不可或缺并不可替代的途径是借助对其他社会的信仰和制度状况的研究来跳出这个既有语境的框架。他指出，哲学史，也许特别是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史将会阻止我们轻易地陷于蛊惑状态，思想史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并影响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实际上，这种理解能够帮助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斯金纳对历史所持的态度是对文本中心主义者将经典文本视作“永恒智慧”的再一次
31、挑战。文本中心主义的方法意味着以当下语境的框架考量过往的同时以被误解的过往规约当下，这不仅仅在学问途中抹杀了过往的真相，更令人在自我意识上失去了获得救赎的机会。对此，斯金纳强调，历史的意义不在于永恒智慧，而在于比较：“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以一种不太强烈的关联(rele-vance)感来对待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研究具有某种不同的性质并且是更可靠的关联。”“某种历史视野的获得，会帮助我们抵御当前的某些假定和思想习惯，并甚至可能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对过去的研究，当它揭示与当前的种种对比而不只是说明与当前的种种延续性时，并非一定只有较小的启发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通过挖掘古人的思想资源免除人们的思考，而是为人们的思考提供素材。这些素材将有助于现在的人们对现在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做出判断和反思。因此，倡导以置身其境的方法尽量复原历史真相，其意正在于为我们自己提供了一个以过去的视野来观照当下事件的视角，人因而可以暂时逃离现实语境的束缚，获得“区分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具体的安排的随机性后果”所不可或缺的自知之明(self-awareness)。通过历史比较的视野，我们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庐山之上观照庐山真面目，从而脱去历史的厚重枷锁，在人生的本原意义上认识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金纳成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