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 者：郭松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清代著名文学家方苞在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中说：“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注：方苞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230页。 ）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自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它所宣传的那套夫为妻纲的道德说教，也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反映在婚姻关系上，便有“从一而终” 、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种种奇谈怪论。为了配合这种论调，由皇帝带头，旌表节妇贞女。各级政府和地方乡绅也层层配合，紧相呼应，并愈演愈烈；到了清代， “贞节”二字便成了规范妇女“人
2、伦之大，风化之美”的最高准则了。 （注：魏象枢：寒松堂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页。 ）清朝政府旌表节妇的活动，从顺治初年即已开始。元年（公元1644）七月，顺天府督学御史曹溶向摄政王多尔衮上谕，要求按明朝旧制褒扬节孝， “恤其子孙，旌其门风，以励风节” （注：清世祖实录卷6，第23页。 ） 。据明会典载：凡民间寡妇三十岁前夫亡守节，五十以后不改节者，属旌表之列。 （注：万历明会典卷79。 ）按明旧制，就是照着明会典的标准进行表彰。在得到清廷认可后，曹溶于次年十一月申报了直隶境内年轻守节的李端氏等10名节妇名单。 （注：清世祖实录卷21，第2122页。 ）接着其他官员也陆续有所
3、呈报。为了表示对旌表活动的重视，清廷从顺治四年（公元1647）起，每到节庆日发布“恩诏” ，都加入了要地方有司注意咨访节妇的内容（注：清世祖实录卷33，第12页；卷41，第15页；卷53，第15页；卷108，第13页。 ） ；又规定：受旌者除政府给银建坊外，还可赈给米粮。 （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3，第1011页。 ）后来又一度规定民人之妇自二十岁守节至四十岁，亦可准予旌表。 （注：清世祖实录卷137，第21页。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起到十八年（公元1661）的10年里，共旌表节妇403人，烈妇175人，两者相加，年平均57.8人（节妇年平均40.3人） （注：顺
4、治九年以前，各省虽不断上报节妇、烈妇，但都只说“章下有司” ，结果如何，未见下文。自顺治九年起，才有正式批复，下旨“给银建坊” ，所以，我们也从这一年开始，计算旌表节妇的人数，以下有关节妇的统计数字，均摘自各朝实录，不再一一列注。 ）康熙一朝共61年，旌表节妇总数4822人，年平均79人。其中的烈妇、烈女，因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五月下诏，以人命重大，轻生从死事属反常，对夫（聘夫）死妇人随之自殉，实行“永永严禁” （注：清圣祖实录卷135，第16页。 ） ，故停止年终汇集题拟，但至二十七年止，上报烈妇也有239人。雍正帝胤继位后，对表彰贞节更不遗余力。他先是下诏责备直省大吏对此往往视为具
5、文，并未广咨远访，致山村僻壤，贫寒耕织之人“轻为沮抑” （注：清世宗实录卷4，第1314页。 ） 。接着他又批准了礼部遵旨议奏的，若“节妇年逾四十身故者，守节已历十五载以上，亦应予旌”的定例（注：清世宗实录卷12，第9页。 ） 。这比先前确定的条文，在尺度上又放松了一步，从而使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节妇受旌人数达到9995人，年平均769人，约相当康熙年间平均旌表数的9倍多。乾隆时，受旌节妇的人数仍继续增长。在头十几年里，年旌表人数少则千余，多的达两千几百人，截至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 ，累计总数32521人，年平均2323人。有的像江苏省，岁上报至二百余人，以至节孝祠中几无可容
6、致祭之位。由于人数增加太快，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 ，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上疏提议：各省题旌时应加区别：一类是“果系节而兼孝，或能教子成立，或贫无依倚，艰苦自守，或毁形自矢，百折不回，奇节卓著，非寻常可比者，请旨特为建坊，入祠致祭” ；另一类只“循分守节以老者，准其汇题入祀，不另建坊” （注：清史列传卷22， 觉罗雅尔哈善 。 ） 。经礼部等有关部门的讨论、奉旨批准，同意了雅尔哈善的疏请。从此，除少数事迹突出者外，多数采取于祠内统一建碑陆续刻名，同时载入本州县志书的办法加以旌表，至于建坊和设位奉祀，就免去了。 （注：清高宗实录卷344，第1112页。 ）尽管如此，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公元175
7、01795）的46年间，由朝廷旌表的仍有33679人，年平均732人。嘉庆一代（公元17961820） ，较之乾隆时旌表人数又有所增加，在统共25年里，批准了29179人，年平均1167人。道光四年（公元1824） ，因安徽省全椒县民妇王杨氏守节13年身故，按照成例尚缺两年，无法请旌。礼部援引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题准的“旌表已故贞女不拘年限”的定制，请求稍加变通。于是，凡已故节妇只要待满十年，非其节之有亏者，均可取得旌表资格。（注：清宣宗实录卷75，第26页；道光礼部则例卷48，第11页。 ）到了同治十年（公元1871）又定：“嗣后孀妇守节至六年以上身故者，一体旌表” （注：光绪大清会
8、典事例卷404，第24页。 ） 。由于旌表的标准不断放松，每年请旌的人数也在急速增加，道光朝的三十年间（公元18211850） ，由朝廷批准建坊表彰的节妇多达93668人，年平均3122人。咸丰朝不包括实录所载采访贞节妇女23629人，以及七、八、九3年另载贞孝节烈妇女4804人，总数亦有77025人，年平均7002人。及至同治元年至十二年（公元18621873）的12年间，朝廷旌表节妇更增加至190040人，年平均15837人，其中最高的同治十年（公元1871） ，竟有25347人。尽管清朝政府不遗余力地旌表节妇，但仍有很多人被拒之于外，特别自乾隆十五年实行两级旌表制度以后，矛盾就更突出了。
9、钱泳履园丛话载：“国家有旌表之例，觉罗雅公巡抚江苏，奏准不许滥冒，遂使陋巷穷嫠向隅饮泣。 ”嘉道时著名学者姚鼐亦言：“乾隆十五年礼部从江苏巡抚奏，以天下为节妇者众，不可尽予旌表，乃别定为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于人们所难能，不幸不及格，有终不予旌表者矣。 ”（注：姚鼐：惜抱轩全集 ，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960页。 ）据道光十年（公元1827）江苏有关当局报告，自道光元年起，几年内，仅武进、阳湖两县，一次就采访得应补旌表的贞孝节烈妇女3018口（注：道光礼部则例卷46，第1页。 ） 。张符骧在范家浅缪节妇待旌记中，历举了他亲戚和周围所见的四个例子，说明有的节妇虽然守节已合年限，于
10、例久宜旌表，但或“以家贫故，壅于上闻” ；或“以年远故，反逸之” ；也有因“子贱无力赴告于有司” ，以至无法享受旌表之荣。 （注：依归草卷3。 ）另一个叫赛的也说：节妇请旌， “在富饶者犹易托于有力之口，而贫者往往泯灭而勿彰” （注：碑传集卷152， 马节妇传 。 ）可见漏旌者远不在少数。至于因守节不够年限，或基于各种缘故与旌表不得沾边者，当然就更多了。旌表节妇，只不过是让寡妇为丈夫、为男子守贞从一所采取手段的一个方面，其他像不断的舆论灌输，以及还有许多烦不胜烦的劝惩措施，目的都是为了给妇女造成强大的压力。早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世祖福临在给一本专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内则衍义序言中提出，要把
11、“守贞殉节”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倡导。各级地方官员对此亦不遗余力，嘉庆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叶佩荪，推行保甲制度，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向耐贫守节者周以布粟，表其门闾，使“乡里争以为荣，愚民咸知劝善” （注：徐栋：保甲书卷2， 饬行保甲 。 ） 。又如龚景瀚建议于各乡设乡铎一员，每逢初一、十五，会同乡官，传集百姓讲解“圣谕” ，并要听讲民众公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 “素行为善者书之善册” ，进行表扬（注：保甲书卷3， 请设立乡官乡铎议。 ） 。各地的“乡约” 、 “乡规” ，也往往都要写进有关表彰节妇、烈女的条规（注：保甲书卷3， 请设立乡官乡铎议。 ） 。一些宗族组织亦不例外，如江西临川孔氏家谱家规
12、中有“贞节孝义，千古垂芳，族长应加意访问，有年少孀居，不轻出闺门，举动礼法自闲，而能孝敬公姑，教子成人者，公举旌奖。 ”（注：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册，第50页。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70）江苏宝应刘姓入谱条例中记载：“女子适人而守节者并载” ；“无论妻妾守节，俱载，其题旌节孝，并为立传” （注：乾隆宝应刘氏家谱 ， 谱例 。 ） 。浙江山阴徐氏家庭规定，嫠妇例旌而无力上请者，由族人“代为请旌悬额” （注：光绪山阴安昌徐氏宗谱卷2， 义庄条规 。 ）有的家庭还特别规定优恤措施，苏州范氏立章：“寡妇守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米，五年以上加一户，
13、十年以上加二户，十五年以上加三户，二十年以上加四户” ；“三十岁以内守节至五十岁者，已合国家旌表之列，优加五斗” ；“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 ；“如本族聘他姓女未成婚而亡，能归本族夫家守节者，给加。 ”（注：乾隆（苏州） 范氏家乘卷15。 ）江苏苏州席氏孀妇赤贫为夫守节， “虽在壮年，亦准给米，如有幼稚子女，照口发给，子壮其子停给，孀妇不停。 ”（注：光绪唐氏世谱载记卷12， 义庄条规 。 ）昆山王氏青年守寡， “除给食米外，每月加增火费七折，制钱四钱，以资纺织” （注：光绪（昆山） 琅琊王氏谱略卷10， 义庄条规 。） ，等等。从乾隆时候起，在江南一带还陆续出现了由政府倡导、地方乡绅牵头
14、经理的“清节堂” 、 “恤嫠会” 、 “保节局”等组织，这在开始主要出于救助贫困孀妇的需要，后来鉴于各地“争醮” 、 “逼醮” 、 “抢醮”之风日盛一日，于是又注入了有关捍卫寡妇贞节的内容。（注：参见梁其姿：清中后期慈善组织的“儒生化”以清节堂为例 ， 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正面表彰的同时，统治者们也没有忘记贬低或丑诋再嫁妇女及所谓不贞者。根据清律 ， “再嫁之妇不得受封，所以重名器也。命妇再受封，义当守志，不容再嫁以辱名器” （注：大清律例刑案汇纂集成卷4， 户律婚姻 。 ）根据这一原则，儿子做官，推恩封赠父母，也“不得及再醮之母” 。有人更进一步提出，
15、 “凡娶再醮之妇而又无子者，止当以妾论” （注：曹续祖：再醮不得为继妻论 ， 清朝经世文编卷65。 ） 。无独有偶、江苏晋陵奚氏宗谱义例志中，就写着奚姓娶妻，若“再醮来者” ，谱中就“书侧室某氏” ，再嫁者竟然连当妻子的名分都给剥夺了。而光绪苕溪吴氏家谱干脆规定：“娶孀妇不书” 。在如此风气影响下，因寡妇再嫁，竟影响到父母、兄弟、子侄间的关系。有一个读书人死了妻子，继娶某孀妇，婚后有感于两人身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云“同是人间不幸人” 。他儿子读了后，大表不满，把“幸”改成“义”字，成了“同是天下不义人” ，用以谴责不能守贞的继母，同时也埋怨父亲不该续偶不讲对象（注：龚炜：巢林笔谈 ，中华书
16、局1981年版，第45页。 ） 。有的妇女虽然后来表现良好，守节殉夫，但因“前节有亏” ，是已醮妇，便再“不得请旌” 。江苏阳湖县令某处理此案后，写了一首诗：“分钗劈凤已联年，就义何妨晚概愆。鸠以换巢难择木，鹤经别调任更弦。也同豫让传千古，莫恨苏章有二天。究胜世间长乐老，几回生敬又生怜。 ”（注：钱泳：履园丛话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5页。 ）诗中对此妇表示了既同情，又格于“义例”不得不作此处理的感叹之情。由于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和竭尽鼓噪之能事，在民间，青年失偶， “或不能守，其姊妹多耻之” （注：光绪吴川县记 ，卷2。 ）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彼再嫁者，必加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
17、毋令进宅，至穴墙乞路，跌足蒙头，群儿鼓掌掷瓦石随之” （注：康熙休宁县志 ，卷1。 ）的可怕场面。正是处于如此强大的政治舆论笼罩下，在清代，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沦为“从一不二”信条下的牺牲品。二按照清朝政府的旌表规定，虚岁30是一个断限，在此以后居孀者，便不在旌表之列。依着这个原则，我把统计所得的4235个守孀时妇女年岁，分成若干年龄组，罗列如下：20岁以下（包括20岁）872人 占20.59%2125岁 1706人 40.28%2630岁 1657人 39.13%上列年岁都是按当时习惯以虚岁算的。所录4235个数据，有3797例录于各地方州县志，余下438例，分别出自清代碑
18、传全集中的列女传、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以及有关文集。在所列三组数字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2125岁，达40.28%。然而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20岁以下守孀者也占有20.59%。照着现在18岁为成人的标准，她们中大多数（以虚岁19岁为准，共有553人，占872人中的63.42%）不过初涉人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更多的青春甜蜜，便关上了花季生活的大门，为求取旌表，须寂寞孤灯，了此一生。有人说， “孤儿寡妇，乃天下穷民无告者，即名门右族多有失所” （注：石成金：传家宝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 ） 。在当时男子为主导的社会里，妇女死了丈夫，立即会觉得失去依靠，或面对家庭、亲属、家族、社
19、会错综复杂的关系，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有人便选择了从殉的道路。夫死妻殉，这叫做烈妇，原可得到旌表，后来鉴于从殉请旌人数不断上升，这才下诏，除妇女拒奸自尽，或逼嫁致死，即“守正捐躯”者，可仍予表彰，其余一律停止，这在前面已有述及。严禁从殉的理由是人命关系重大，岂可妄捐躯体，似乎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实际上还有其他原因。雍正帝曾下谕说：“不知夫亡之后，妇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则当奉养以代为子之道；下有后嗣，则当教育以代为父之道。他如修治，经理家业，其事难以悉数，安得以一死毕其职乎。 ”（注：清世宗实录 ）卷67，第4页。 ）只有代亡夫完成孝养公婆、教育子女、治家立业以后，这才算完成妇道之职。殉夫尽
20、管悲壮，却在逃避责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居孀妇女，不得不忍辱负重，艰苦地踏上人生后半程。有关情况，我们在清人文集、方志等“节妇” 、 “列女”传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这些妇女为保全名节，几乎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正如当时人常把妇女守节说成是“苦节” ，或者用“历尽艰辛” 、 “劳瘁难惫” 、 “心力憔悴”等言词加以描述。说明她们要走完这一历程，是很不容易的。有一则资料，叙述婆媳二人都年轻守孀，相互依怜，面对此情此景，婆婆写诗有“可怜两世孤孀妇，相对朝朝泪不干”之句（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
21、、169页、206页、202页。 ） ，真可谓血泪之言。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清代妇女守孀年限最长的竟达到92年（注：光绪顺天府志卷112。 ）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忍受多大的心灵伤痛！当然，在持节妇女中不乏有熬到可以请旌的年岁，有的苦去甘来，晚年还享受到了儿孙们给予的欢乐。但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身心的双重压力下，往往正值盛年，便过早地夭折了。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天津符任氏，17岁嫁，18岁寡，本来尚有孀婆杨氏与之相依为命，后来婆婆也死了，接着唯一的女儿出嫁，她孤独一人，缺少依靠，才38岁就过世了。 （注：方苞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第230页。 ）吴县
22、汪吴氏，20岁出嫁，7个月丈夫病死，不到两年遗腹子殇，接着又给公公送了终，连续的打击，使她的精神彻底崩溃， “哀毁成疾” ，才2324岁，便结束了一生。（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 ）乌程人金顺，是中书汪曾裕的妻子。她19岁嫁汪，27岁寡，隔了年把，婆婆又去世了，留下6岁孤儿和一个年迈的公公。族人们见其可欺，欲谋其孤，夺取财产。金氏为保住儿子性命，不得不将他“之楼上，去其梯，每饮食，必先尝而后与之” ，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样过了两年，不到30岁，金氏就心力交瘁而死
23、。再如吴县吴陆氏，19岁嫁，十日而寡， “矢志不嫁，归依其母，母殁，随父侨居，卖画自给。未几父又殁，鬻身为婢以营葬。 ”结果被坏人所乘，触石而死。 （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 ）昭文县项吴氏、丈夫病危时对她说：“老母在，毋殉我” 。待殓毕，吴氏想用自杀以求解脱，婆婆说：“你毋忘你夫言” 。两年后，婆婆死，她又想自杀，母亲又提醒她：“姑与夫未葬，汝不得死” 。这样吴氏只好等待把丈夫和婆婆营葬完毕，才得“不食死” 。这一年，她不过26岁。 （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
24、略 ，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 ）其他像南汇王叶氏，17岁嫁，18岁寡，24岁亡；吴江李徐氏，婚后两年寡，不久“抑郁而卒” （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 ） ；宣城张詹氏，18岁嫁，19岁寡，27岁卒（注：施愚山集 ，黄山书社1992版，第349页。 ） ；会稽徐朱氏，18岁嫁，20岁寡，38岁故；侯孟氏，18岁嫁，同年末寡，23岁死。 （注：施愚山集 ，黄山书社19
25、92版，第446页。 ）都是因为寡妇难当，身心压力过重，早早结束了生命。根据我的初步估测，清代妇女大致30岁以前年轻守寡者中的死亡年龄，不足45岁的人数比例上当超出45岁以上者，其中不少无子无女者，不得不以身殉全节。正如有人所言：“无子无食，难乎其为节也。 ”（注：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11， 书朱烈女事 、 书孟烈妇事 、 书沈节妇事 。 ）倡导女子守贞不二，实在是给妇女带来无尽苦难的一条罪恶绳索。三其实，就在人们甚嚣尘上地倡导妇女从一守节的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股要求妇女再嫁的强大压力；因为人们总不能脱离现实，只沉湎于某种道德说教之中。何况像要求妇女从一守节这样的准则，本来就充满着伪善和苦痛
26、。一些稍具头脑、同情妇女命运的士大夫们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大学士朱轼就说：“今欲使妇人尽守从一而终之义，虽颠连无告，而孤寡1919之死靡他，恐尧舜之治，天下有所不能。 ”于是便出现“有夫亡而妻嫁者，即有母嫁而女从者” 。 （注：朱文端公集卷3， 三父辨 。 ）朱轼在康雍两朝都当过大官，还是乾隆帝弘历的老师，是个深受朱子儒家学说影响的正统官僚。即使这样的人，也认为寡妇再嫁是理所当然的。比朱轼稍晚一些的钱泳说得更坦率：“余谓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皆讲道学家者误之。”他认为寡妇再嫁与否，得视“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理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 ，不能像道学家那样划出一定标准。钱泳还引用
27、别人的话说：“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 ”（注：钱泳：履园丛话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2页。 ）对于那些年轻贫穷、无子无女的孀妇来说，劝令改嫁，实在是保全她们名节的最好方法。此外像张士元所说：孀妇“或以无子而去，或以无食而去，或竟不自持而去，圣人不能禁也。 ”（注：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11， 书朱烈女事 、 书孟烈妇事 、 书沈节妇事 。 ） ；蓝千秋也说：“从一而终者妇人之义，然至于夫亡子弱，势无可倚，或勉强改适以存，夫后幸有济，君子犹将怜其志而原之。 ”（注：碑传集卷151，蓝千秋：魏节妇传 。 ）如此等等，都是因为他们目击现实，对妇
28、女再嫁采取默认和同情的态度。至于像钱大昕、俞正燮等人针对道学家们所发男子可以再娶、多娶，女子却必须守节从一、不得再嫁所作的谴责，那就涉及范围更广，不单指孀妇而言了。 （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8， 答问五 ， 问妇人之义从一而终条；俞正燮：癸已类稿卷13， 节妇论 。 ）当然，上面所发的议论，主要是从体谅寡妇处境角度而说的。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人们之所以要求寡妇再嫁，那是有深刻原因的。（一）男女性比例失调是促使寡妇再嫁的外在动因在传统社会中，由于重男轻女，以及普遍存在的溺婴事实，使得男女性比例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据有的学者推算，清中期的男女性比例大致是100:113119之间，男子远多
29、于女子。 （注：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如果加上某些男子的多妻制（主要是纳妾） ，使得相当一部分男子无法得到配偶。而大量守孀妇女的存在，则更加剧了男子娶妻的困难。鞠德源教授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统计了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清宗室46族男女名册：男5618人，女5277人，男女性比例是100:106，略低于一般百姓之家。但孀妇人数却很可观，共1263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1.6%（注：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 。宗室队伍中孀妇众多，除皇族为人们表率，受到更多的传统伦理
30、说教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清朝政府优遇皇族，有比较完备的生活保障机制，凡“孀妇无子可继者” ，经本管族长、学长等保结，每月给银2两，季支米5.3石（注：道光宗人府则例卷21，第16页。 ） 。孀妇既无生活后顾之忧，家长、族长们当然可以要求她们全力守节。至于通常百姓，孀妇的人数比例不会那么高，我们估计为89%，这大体能够通过。按清代人口，乾隆晚期已超过3亿，道光年间达到4亿。且以3亿为准，再照100:113119的性比例进行推算，妇女数是1368914079万人，89%的寡妇比例，便是24002700万人，占妇女人口的1719.2%和17.519.7%。清代寡妇守孀时的年龄结构，除少数有15岁
31、以下者，一般均在15岁以上（虚岁16岁） ，其中1545岁这一层次约占一半或一半稍多，即12001500万之间（注：根据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所定人口年龄构成的标准，1549岁可占到总人口的5050.5%，50岁以上的占1030%（参见刘铮等：人口统计学 ，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清代妇女的平均婚龄偏低，把守孀年龄的半数或半数稍多定在1545岁间，不致有大的偏差。 ） 。她们无论在生理或心理上，都是再婚重组家庭的合适年龄。用“从一而终” 、 “好女不事二夫”的荒唐原则将其禁锢起来，不让再嫁，这不单是对千百万妇女青春的摧残，在性比例失调的清代，中下层百姓本来已艰于寻觅异性伴侣的情况
32、下，无异又是雪上加霜，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清代愈演愈烈的逼醮、扛孀、抢寡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类案件，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因为寡妇守节，加剧男女性比例失调矛盾，人们不得已作出的激烈反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二）家穷无法生活，迫使寡妇不得不嫁在当时，男子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在上无公婆、下无财产可以依靠，有的又无子女或子幼无恃的情况下，死了丈夫，等于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往往立时陷入窘境。有人评论烈妇和节妇，节妇中富家和贫家说：“烈易而贞难，守贞者富易而贫难。 ”（注：蓝鼎元：鹿洲初集卷9， 贞洁汪太君传 。 ）烈妇尽管悲壮，易于引起人们的同情，只要拼得一死，便可永远
33、了结痛苦。节妇则不然，必须把痛苦埋在心底，承受更长期的煎熬。至于节妇中富易贫难，是因为富者起码不用为衣食犯愁，一个贫苦寡妇，既不能外出营生谋食，种地又身单力薄，只靠十指度日，谈何容易。面对漫漫人世，有的寡妇既不能自杀以殉，又艰于独守饿饭，为了能够较正常地生活下去，只好选择再嫁之途。对于这样的一些再醮妇，人们常常采取同情、理解的态度。江苏上海县自清初至同治末的近230年里，以节烈著者至三千余人之多，称得上是个“励节”之乡。尽管如此，仍不能阻止众多的寡妇选择再嫁之途， “闾阎刺刺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 ”（注：同治上海县志卷24。 ）因为她们是穷饿无以为活，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很难进行谴责的。
34、前面我们曾提到，有的家庭利用族产给贫苦寡妇以一定的经济资助，也有官员商绅出面组织清节堂、恤嫠会等等，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企图阻止贫苦寡妇因生活无着而出现再嫁的事。但面对成千上万须待周济帮助的寡妇们，这些少数官绅的善心，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大事。在一些经济实力不足，或无族产的家族，面对贫困孀妇的生计，感到束手无策，不得已也只好放松对孀妇再嫁禁例，有的还写进了“家训” 、 “族规” 。像寡妇“至若子女俱亡，公姑无靠，不能谋生者，亦可不必强守” （注：宣统白沙陈氏支谱卷首上， 家训 。 ） ；族中孀妇， “或有家贫，无一可守，而势难终守者，听其别为调停，族规无庸苛责” （注：光绪周氏三续族谱卷2，
35、族规 。 ） ，等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档案中，我们发现一份道光二年四月初十日，由已故四品宗奕炳妻蔡氏与夫家所立的再嫁甘结。文中提到蔡氏因夫亡子死，亦无依靠， “不愿守节，情愿出其此姓，另外改嫁，再无反悔。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堂稿（来文） ”436包。 ）连宗室之家，亦可因穷、无依靠，允许再嫁，对一般百姓当然更难约束了。家穷、无法生活，是促使寡妇再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三）出于家庭财产原因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死了丈夫以后，夫家觊觎资财，逼令新寡媳妇再嫁，以避免立嗣得到继承权。这多发生在年轻守寡，又无子嗣人的身上。此类例子很多，而且常常可以从文人们描述的某些
36、不顾劝诱、威胁，坚持苦节的节母、烈妇行述、事状中，间接得到印证。比如江苏常熟潘淑清，29岁时丈夫与公婆相继殁，又无子女。族人见其可欺，朝夕逼嫁，以图“遗赀” （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 ） 。还有像郑龙田祖母巢氏，20岁嫁，23岁寡，当“方寡时，内外人利其产，讽之嫁” ，巢氏立大伯若驹子为嗣，以明其志。不久，若驹死，若驹仅存的另一子亦死，两房仅存巢氏一嗣子，于是“内外人益欺凌之” ，务逼巢氏他嫁而后快。 （注：徐珂：清稗类钞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册，第3070页。 ）山东某地因有富民逼嫁孀妇图产，妇不从，
37、竟活活将其“勒死” （注：王培荀：乡园忆旧录 ，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70页。 ） 。在李渔的资治新书中，摘载了两则族人图谋钱财迫孀妇再嫁的案件，一件发生在福建漳州府，夫兄卢文，利用委托掌管产业的机会，先是“盗卖其腴产千五百金之美业” ，然后“更欲卖其12巢” 。逼令寡弟妹韩氏改嫁， “必欲噬寡吞孤，置之死地而后快” 。另一则是母家亲弟秦孟，为贪图重价聘金，不顾妹妹新寡才三月，“1314不除” ，便要她重新再嫁（注：资治新书卷13，陈斯征：奸骗撤材事 ；汪长源：悬案逼杜事 。 ） 。一些不谙世故的年轻寡妇，面对如此残酷激烈的争斗或各种花言巧语，无法应付，常常屈从压力，以同意再嫁求得解脱。再
38、一种情况是寡妇为使亡夫的财产不致被族人染指、吞灭，用招赘后夫的办法，加以保全。这里是寡妇采取主动，并广泛存在于西北各省，以及山西、四川、两湖、两广等农村，叫做“坐产招夫” 。 “寡（妇）15（恐？）人占其产而坐以招夫，鳏夫再得利其产而计图寡妇。媒妁说合有产之寡妇，可多得谢金，故有产之寡妇即可居之奇货也。 ”（注：乾隆镇安县志卷6。 ）陕西洛川一带， “富裕之家，子女不愿媳妇改嫁，而为之招夫。 ”（注：民国洛川县志卷23。按此事虽是民国年间事，但估计清代亦是如此。 ）这是夫家作主，为寡妇招夫。广西荔浦县志记有：“寡妇招夫养子，居其家室，占其产业，族人不以为异姓乱宗，往往赞成之。 ”在岑溪， “或
39、子死以媳招夫为继子，亦受田宅，虽与理不合，而乡人习以为常。 ”（注：乾隆岑溪县志卷1。 ）寡妇招夫，承袭原夫财产，不但被允许，而且相沿成了“俗例” 。坐产招夫得到清朝政府的首肯，据清律乾隆十一年定：“坐产招夫，听从民便，若私昵图谋，有伤风化者，应申禁族邻禀逐。 ”（注：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10， 户律婚姻 。 ）只有当引起纠纷，或有伤风化之事而呈禀政府，国家才出面干预。兄死，弟娶其嫂；弟死，兄收其弟妹，这也是寡妇再嫁的一种形式，在民族学上归于收继婚一类。直至清代，流行的地区仍相当广泛，且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如陕西、鄂西、湖南、四川叫“转房” 、 “16裁” 。湖北又作“就婚” 、 “续婚” 、
40、 “挽亲” 。鄂北称“伦婚” 。山西呼“接交” 。四川也叫“嫂就叔”或“叔接嫂” 。浙江金华一带呼“插花婚” ，临海等地作“接面” ，浙南叫“续亲” 。闽中有称“接节”的。广西、江西叫“转婚” 、 “转书” 。赣南作“升房”等等。 （注：以上称谓，均本自有关省份的地方志，此外也参考了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 ，清华印书馆1950年出版。 ）由于弟娶寡嫂，兄收弟妹，牵涉到手足伦理之情，所以为清朝政府所禁止， 清律将其归入“嫁娶违律”一类，照规定是要处以绞刑的。但在具体量刑时，考虑到不同情况，仍有所斟酌。凡“曾向亲族、地保告知成婚者，男女各拟绞监候，秋审入于情实” ；“如由父母主令婚配，男女仍
41、拟绞监候，秋审时核其情罪，另行定拟。 ”（注：大清律例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 ）之所以作此通融，是因为类似情况，在不少地区的下层民众中实在太普遍了。从传统礼教的角度，不得不严律予以制止，可实际又纠不胜纠，办不胜办，所谓法不责众，只好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的状态。（四）妇弱子幼，缺少劳动力，以及其他原因妇弱子幼，缺少劳动力，招夫入赘是解决一法。湖北巴东县， “或孀妇子幼，招他姓男人入室，谓之抚子承差；老年丧子，有遗媳招他姓入赘，谓之陪儿。 ”（注：光绪巴东县志卷10。 ）陕南定远等地， “妇人寡居生有子女，不能守者，招夫上门，名曰招夫养子。 ”（注：光绪定远厅志卷5。 ）
42、无论是“陪儿”或“抚子承差” 、 “招夫养子” ，都是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些死了妻子的男子，也常求娶寡妇。那是因为比较起来，寡妇更善于治家。陕西宜川县， “至丧妻再嫁，率重寡妇而轻室女，以室女不谙操作，寡妇必善持家。一有寡妇。居为奇货，索价动逾百金，恬不为怪。 ”（注：乾隆宜川县志卷1。 ）男子丧妻再娶，常常留下前妻子女，内部关系比较复杂，不易处理。一般说来，寡妇的阅历较初嫁女子丰富，知道如何应付场面，摆平矛盾；对于再娶男子而言，已经度过了年轻初婚时的那种充满神秘幻想的感情，需要的是有个好的贤内助，帮他管好家，使家庭内部不致矛盾四起。愿用重金招聘寡妇，不以再醮为嫌，正是基于如此目的。另外，像
43、有的父母或公婆，眼见女儿、儿媳年轻守寡，实在太苦太累，怕将来守不住，贻笑大方，出于怜悯而劝告及早改适。康熙时，广东梅州人吴氏，出嫁后才几个月，丈夫便一命呜呼。当时吴氏才20岁，无子女，且品行又好，于是“闻其行者，求婚接踵，父母与舅姑咸劝易志。 ”（注：彭定求：南昀文稿卷6， 闽南节妇林门是吴氏传 。 ）当涂吴氏，17岁嫁，18岁丧夫， “父母悯其少寡无子” ，一面劝其归宁，一面动使媒妁，谋划将她再嫁。 （注：施愚山集 ，黄山书社1992版，第445页。 ）又台宣城詹氏，18岁嫁，19岁寡，“父母尝怜讽之” ，要她改变守志的主意，及早择婚再嫁，以得较好归宿。 （注：施愚山集 ，黄山书社1992版
44、，第349页。 ）上面几个例子，虽然最后都以孀妇坚拒再嫁了结，但至少说明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像道学家那样，以劝说寡妇再嫁为大逆不道。著名的于清端公治家规范中，就专门立有条规：“妇女不幸而失早17，应该守节为是，其或青春年少，不能终节者，不妨善言，尽伊父母，令其改适，以免意外之诮。 ”（注：见得一录卷9）选择守节或再嫁，都是寡妇的权利。在有的地方，像湖南宁远， “妇人不以守节为重，不幸而嫠，劝嫁者踵至” ；在永明，寡妇再醮，竟有“夫家、母家争为纳聘者”（注：道光永州府志卷5。 ） 。寡妇再嫁，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诚然，在上述劝嫁者中，不乏有从中图利，捞取好处者，甚至违反妇女本人意愿，强行迫嫁的。乾
45、隆贵州清平县志载：“夫亡再醮，夫家、母家争索财礼” 。湖南新化有“夫亡再醮，多有夫家母家互争财礼” ，乃至发生捆嫁捉掳等暴力行为。 （注：同治新化县志卷7。 ）陕西渭南县，乡民婚配“不择门第，不论班行，并不计年庚之大小，唯利是视，同于市道，而再醮者殆有甚焉。 ”（注：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2。 ）在陕西临潼， “婚多论财礼，再醮尤甚，至有射利之徒，诈罔成风，以寡妇为奇货。 ”（注：乾隆临潼县志卷1。 ）甘肃光绪海城县志云：“凡有新寡之妇，夫族家倚若拱璧，张三李四执牛耳，财礼多至一二百两，互相竞逐，动成抢案。 ”正是在此种浪潮冲击下，有的地方，出现了“妇不耻廉，名节甚轻” （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
46、录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页。） ；或夫死，妇“鲜有从一而终者”的情况。 （注：雍正景宁县志卷1。 ）这对一心倡导妇女以名节为重的道学家看来，当然是无法容忍，要破口大骂了。四上面我们谈了清代妇女的守节，也谈了妇女的再嫁，这实际上是两上对立、相互矛盾的问题。但在清代却是如此显眼地同时存在着。当然，作为道德的主导方面，由于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导和许多文人学士的鼓噪，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一套法律准绳，使得从一而终成为衡量妇女品行的重要标准，很多妇女也常为此献出了个人的幸福和青春。有清一代受到朝廷旌表的的节妇，截至同治十二年止，包括烈妇、贞女，总计达481107人（内夫亡殉节4122人、未婚守志565
47、3人） ，如果加上后来的同治十三年和光绪、宣统共37年，其总人数当为更多。至于因种种缘故合例而未得旌表者，亦不在少数。这么多贞节妇女受表彰，不但是以前朝代所没有，而且在同期其他表彰活动中，也名列前茅。涌现如此众多的节妇，这足以表明，清朝政府的宣传、倡导是做得成功的，同时也显现了宋明理学那套妇女贞洁观，在经过几百年不断修饰包装，已经十分完备，确实成了当时道德规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谓从一而终，这是男子对女子所发出的要求，然而在男子拥有三妻四妾可以不受谴责的情况下，却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这不但不公正，也是对女权的粗暴践踏。不仅如此，它在维护道德原则旗号下，实际上把许多本来艰于娶妻的许多贫苦男子的
48、权利也给剥夺了，或大大增加了择偶的难度。说到底，从一而终的道德标准，只对有权有钱的男子有利，反遇了少数特权者的私利。这样，必然会发生道德规范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并发生相应背离的现象。我们列举的大量促使寡妇再嫁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不过，由于各个地区、家族、家庭乃至本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在具体看待或选择守节或再嫁上，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大致在农村，特别是偏远新移民区，由于性比例严重失调，寡妇的再嫁率就很高。相反，在一些中心地区，尤其像江浙和京师周围，受传统道德说教影响较深，舆论压力较大的地区，妇女守孀比例就相对要大得多。至于家族、家庭，主要看经济水平的高低，有较丰厚的族产、家产，能对寡母孤儿提供一定生活条件的，对寡妇再嫁控制从严，守孀的比例便大，反之则小。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通过对50余部族谱的考察，发现妇女再嫁多发生在一般下层家庭中，18有功名的绅宦家庭，竟无一例再嫁者。所以我曾说：“这除了表明再嫁与家庭经济有重要关系外，同时更反映了那种吞噬妇女青春和个人意志的封建礼教，在中上层人士中所占有的绝对统治地位。处于这类家庭中的妇女，她们在精神思想上所受的束缚，远比一般平民百姓要严重得多。 ”（注：拙著：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