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模式”成功经验与问题反思在转变发展方式的今天，以往的“中国模式”既有成功经验需要总结，更有问题值得反思。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在研究和探讨中国发展道路时，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哪些经验和问题需要反思？概括起来，“中国模式”主要包括了四种相互关联的发展子模式。一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巨大影响。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是有必要的，这也符合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而言，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建立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
2、序、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等措施，以图实现经济发展、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外贸基本平衡四大目标。在我国，政府部门不但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而且还通过国有企业参与国民经济活动，有些部委（比如铁道部）甚至自身就类似于一个巨型公司，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在全社会投资中，政府投资也始终占据着主导和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绝对数额在不断上升，2009 年仅中央投资就近 1 万亿元之巨。国有企业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途径，目前，仅央企的资产总额就超过了 2
3、0 万亿，而在最新发布的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有企业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中上榜的 184 家民企的利润总额尚不及 10 家利润最高国企总额的一半。二是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投资是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力。在中国，投资在经济增长中长期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居高不下。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资本形成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是 54.8%，拉动 GDP 增长 5.6 个百分点。与此相比，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37.3%，拉动 GDP 增长 3.9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是 7.9
4、%，拉动 2010 年 GDP 增长 0.8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全年 10.3%的增长率中，有一半多的贡献要归功于投资。三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及其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但资金稀缺，因此大力发展出口型经济，有利于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又能够通过引进外资、赚取外汇以弥补国内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战略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为中国的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四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执行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重点的“赶超”战略。改革开放后
5、，虽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思路有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变，但近年来，国民2经济出现“重型化”重新抬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事实上，“十一五”以来的数据显示，我国重工业产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70以上，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在过去 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诸多的质疑和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不但干扰了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还导致了大量的地方债务和各种寻租现象。在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都有各自的“边界”，如果政府干预过多，
6、越过了市场的“边界”，不但会导致政府自身效率的损失，还会影响市场的配置功能。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活动，也成了地方债务日益膨胀的主因。目前我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 10.7 万亿，一些地方的债务负担十分沉重，负债率超过60%甚至 100%的并不少见。其次，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容易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和消费不足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曾多次被“硬着陆”所打断，其中的缘由，基本上都是因为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的投资减速过快，进而使得 GDP增速突然放缓所致。而消费不足则是投资过度的直接后果。此外，在各地追求 GDP 最大化的政绩目标下，投资过度形成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目前，
7、在我国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现象。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使资金使用效率大大降低。有关调查显示，在每年上万亿的政府投资中，无效和低效项目大量存在,而许多政府大宗项目也潜藏着浪费现象。再次，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引进外资、增加外汇方面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等问题。由于多年的对外贸易顺差巨大，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至 2010 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到 2.85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为了追求更多的出口和外汇余额，不少企业不惜盲目降低产品价格，大量的“内耗”以及技术含量不高使得国内出口企业利润微薄，这又成了导致工人
8、工资长期低下的缘由。工资低下不仅使得劳动者消费水平难以提高，而且往往成了引发劳资矛盾冲突的导火索。最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迟迟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还产生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环境污染是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另一个副产品，有关统计表明，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相对于 GDP 的 10%。由此可见，“中国模式”在当前经济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只有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缺陷进行认真的反思，才能使“中国模式”更为完善和更具普遍性。其一，必须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尽快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经济模式转变。按照服务型
9、政府的要求，政府应从直接干预经济向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和为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制保障转型，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强调企业和市场的主导作用和地位。政府以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最终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资源最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功效，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3其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实现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变。改变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为强调综合平衡的外贸模式，逐步放弃依靠低工资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做法，走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对外贸易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工业发展应走依靠高新技术、劳动者技能水平提高和产品质量改善的道路，将更多的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投向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10、轻工业，最终实现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其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模式”应更加注重制度创新和体制建设，避免掉入“后发劣势”的陷阱。只有以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为着力点，开启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模式”才能找到新的发展推进剂，具备回避和跳出“后发劣势”陷阱的信心和能力。这样，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才有可靠的动力源，“中国模式”才会成为世界公认的、并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经济发展典范。面对危机：救急式措施还是制度性改革对标普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想来有几个问题要厘清：第一，标普下调评级是事情的果、不是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也不会有降级一事。评级下调了，股市
11、、商品市场都大跌了，找原因似乎都认为是标普闯的祸，看来是把因果搞错了。第二，为何在穆迪与惠誉都没有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情况下，市场依然有巨大的下跌？从这一点说，标普在这件事情上只是“皇帝的新衣”里说了实话的小孩。真相没有戳穿之前大家都自欺欺人，现在，担心的事情开始显现出来，所以市场才会这么恐慌。之所以特别强调“在这件事情上”，是因为很多时候，社会容易产生“阴谋论”，认为标普之举应该不会单纯。诚然，在过往的历史上，特别在金融危机的爆发上，三大评级机构有很多可指责之处，但在下调美国主权信用上，标普成为最大赢家，为自己挽回了一定的声誉。在标普之后，穆迪也警告存在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可能。2001 年
12、的“911”极大地挫败了美国人的信心，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鲁莽且危险的应对措施，最终将美国拖入泥潭，这才是美国国债危机背后的实质。欧洲的情况不会比美国更好，这样，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的降速（甚至可能熄火）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拖累（姑且不说金融市场的冲击）。国内会如何应该将是今后的重点关注所在。在本周二的国务院会议上，首次未提到近期的高频词“把抑制通胀作为首要任务”，显然，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使得通胀不再是最急切之事，继续收紧显然不再适合了。此时的政策有些尴尬，不敢动，但又不能完全不动，于是，动用汇率工具的说法开始相继冒了出来。汇率工具做什么用、怎么用？现在的说法基本上是，以升值来对抗
13、通胀，这样的做法对输入型通胀颇为有效，又可以回避存准率难以继续上调、利率不敢轻动的局面。如果真这么想，可能会大错特错！首先，选用汇率工具主要是担心美国的长期接近零的利率会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殊不知，计价货币固然是影响价格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大宗商品更多的是由供求状况决定。我们此时不去考虑经济下滑可能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反而习惯性地考虑美元贬值对价格的推高，有些舍本逐末；4其次，国内通胀的构成不是简单的输入型，其内生因素更多。让人民币升值，甚至形成长期稳定升值的预期（发改委副主任语：人民币将长期保持升值趋势），势必造成热钱的持续流入，这必然会推升国内通胀。一得一失之间，孰重孰轻
14、？再次，不敢动用利率工具无非两个考量：地方融资平台不可承受以及担心利差引发热钱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对货币政策的绑架令人无语，而所谓利差造成的资金流入，应该小于稳定的汇率升值前景吸引的资金流入规模；最后，虽然学者认为升值对国内出口影响不大，甚至可以推动出口结构的转型，但实际效果未必如此。且一旦出口严重受阻，也必将传递至其他非出口部门。在其他国家竞相贬值的情况下，我们还片面升值，不单使国内产业受挫，等于给了正愁找不到出路的国外资金以安全的避风港。结果将孰喜孰悲？再回到几个根本性问题：人民币倒底是不是低估了？是该应景式的升值还是该趁彻底完善汇率制度，同时扭转目前受制于美元的困局？最近人民币的走高倒底是
15、市场避险或高额顺差所致，还是有官方意图？08 年危机后各国的应急措施显然不能再沿用，其弊端已开始显现：在新兴市场国家表现为通胀，在发达国家表现为社会问题的频出，包括挪威惨案和英国骚乱，在中东更为激烈，以致引发了政权的更迭。危机始终要找个出口，问题不可能靠掩盖来解决。如果我们承认客观规律，那么就应该承认繁荣之后有衰退，而不是以延迟衰退的手法来积聚更多的问题。换个角度想，或许此时正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好时机。我们的利率管制，我们的汇率制度，甚至于整个金融制度都有太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推不动是因为近忧多过远虑，是因为利益集团过于庞大。这确实需要勇气和智慧，应对得好，或许真可以化“危”为“机”。把基层党组织
16、建设成农牧区社会管理的基础力量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在组织领导其他社会组织，联系各阶层群众，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协同、全体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对于加强农牧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团结农牧区其他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基层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一切工作的中坚力量。随着社会发育程度的提高，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农牧区日益增多，并在提供社会服务、反映诉求、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应对危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社会问题比较集中
17、的领域，诸如环境保护、扶贫救助、文化开发、教育资助、纠纷调解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组织好、规范好、引导好这些社会组织，重视发挥其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协调利益的作用，不仅会促进农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会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基层组织要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规范，教育、引导、监督社会组织按照其宗旨、章程要求，有秩序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减少公众自发行动给社会带来的对立、排斥、冲突，促进党和政府与各族各界群众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和融合，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与和谐度。5第二，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党联系和团结各民族群众、构建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党的基层组织与广大群众有着
18、直接、经常、密切的联系，沟通交流方便，能够直接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群众思想脉搏，了解群众的情绪，熟知群众的愿望和诉求，在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团结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是确保农牧区和谐的基本力量。要依靠基层党组织及时反映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正确制定社会管理的政策措施；依靠基层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把党和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落到实处；依靠基层党组织开展基层工作，做好群众工作，维护好农牧区的社会和谐稳定。要着力建设服务型基层党员干部队伍，把那些热心于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优秀人才选拔进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要创新基层组织设置，以便于服务、利于服务的原则，组建基层党组织，构建全面覆盖
19、的基层党组织服务网络。要积极构建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建立党员服务中心(站)、村民事务代理中心，推行公共事务与便民利民“一站式”服务，以及党员承诺制、设岗定责制，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志愿者等活动。要开展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共谋发展思路、共强集体经济、共建基层组织、共促队伍建设、共办为民实事，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共建和谐的能力。第三，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党化解农牧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首道防线。党的基层组织处在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救助困难群体等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当
20、前，农牧区矛盾纠纷如利益冲突、群体矛盾、草山纠纷、地界争端、拆迁补偿等时常发生，处理得好，会保持各族群众的和睦团结；处理得不好，会激化矛盾，小事变大事，甚至酿成乱子。首先要选优配强乡村两级班子，把政治觉悟高、开展群众工作有能力、解决困难问题有本事、化解矛盾有办法的党员选拔到乡村两级领导班子中来，提升村级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其次，提高乡村两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论、法律法规等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依法化解各种矛盾问题的能力。第三，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基层干部的“第一责任”，分解落实到基层干部头上，主动采取措施防范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解放发酵
21、、累积、扩散、激化，导致小事变大事、大事成乱事。第四，开展各类矛盾纠纷经常性排查工作，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解决好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避免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引起连锁和叠加反应，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首道防线，确保农牧区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第四，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党在农牧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堡垒。加强社会管理，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聚合一切社会力量。近年来，我省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广泛开展机关党组织与农牧区党组织“结对帮扶”、机关干部和农牧民群众“一对一”结对、“百企联百村”等活动，党的基层组织赢得了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要
22、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联系面广的特点和团结沟通功能强的优势，大力做稳人心、得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工作，增强群众公信度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各种组织和力量向党组织靠拢，共同搞好社会管理工作。首先，要提高凝聚广大党员的能力。做好关心爱护党员工作，尊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维护党员合法权益，帮助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党员、下岗失业职工中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和老党员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员团结到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上来。其次，要增强凝聚群众的能力。学会依法办事，坚持公正办事，作决策、办事情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把各民族群众广泛团结起来
23、，把各方面力量有力凝聚起来，搞好社会管理工作。再次，要增强凝聚其他社会组织的能力。农牧区其他社会组织包括村委会、共青团、妇委会及各种协会，是做好群众工作、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依靠力量，党组组织要切实增强组织、领导这些组织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促进基层管理力量整合联动，推动农牧区社会共治。(作者：陈启福黄南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6信增值靠解决问题在市场环境中诚信之所以成为持续关注的话题，至少表达了这样的需求，面对诸多不遵守规则和见利忘义之事人们感到诚信的缺失，而这一无形资本的短缺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下的例子是食品安全，也正是在应对
24、食品安全这类复杂问题上，高调地谈论诚信又凸显了道德不能承载之重。道理很明显，尽管有大量的良心呼吁和道德指责，一些人依然充耳不闻，不愿培养自己的诚信。对此，社会又当如何？除了重复地谈论诚信有多么重要以及提倡读论语之外还能说些什么？不应忽略的是，在流动很少、商品短缺和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做事一旦出格十里八乡的人都会知道，对诚信的传统倡导是建基在这一熟人信任网络之上的。然而，面对今天巨型城市的公共生活:人口流动、物欲横流、交易繁多和陌生人交往，谈论诚信单纯靠回归传统是否够用？如若不然，现代社会推进诚信又靠什么呢？在这方面，结合社会问题的解决来讨论诚信或许更有说服力。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醉酒驾车问题。尽管
25、舆论及道德规劝已有多年，但就是有人不愿意诚信，致使问题愈演愈烈，一直搞到舆论发飙、呼吁对情节严重者判死刑以及醉驾入刑的地步，才使得发案率大幅下降。醉驾治理提示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对不诚信行为处罚很轻、或者由于制度漏洞少有法律制裁，就会带来破窗效应：给后续的越轨以强烈地暗示性纵容，进而招致更多的不法。很明显，在市场趋利和陌生人交往的环境下讨论诚信，仅仅照搬古训是不够的，那样做即便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也于事无补。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环境中如果缺乏制度和核查技术的跟进使得不断违规的小人能发财，社会风气就会向小人看齐，而遵守规则的君子反倒成了傻瓜。这样一来，道德底线被频频突
26、破就是毫不奇怪的了。综上所述，在现代治理的视野下讨论诚信，有道德层面的运作、也有制度和技术层面的运作，更有协同问题。无论是强调道德与法的协同还是关注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其基本目标无非是规范市场行为，确立一个公平竞争、规则透明和利益分享的秩序以推进诚信。而诚信资本的增殖不仅表现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让遵守法规的企业和君子不断获利，这样就能使社会风气向君子看齐，编织起一个遏制欺诈的主动防御网络。以食品安全中的诚信问题为例，如果实行参与式治理，下述社会和制度的创新与协同有利于诚信增殖:1)彰显那些对食品安全的制度、政策、技术创新作出贡献的专业人员和普通公民；2)彰显那些在食品安全过程中能够积极应对
27、危机、严格按照制度设计进行协商和妥协、解决冲突的事例和人员包括政府、商家、消费者组织和公民。3)展开有关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知识(例如公共参与的知识)的普及，并使其覆盖到从城市到农村的相关公众。由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说现代社会讲求诚信超越了传统时代，那么，这种超越主要地不是表现在道德宣示上比传统更高调,而是表现在一旦遭遇不诚信能够找到更多的办法来应对它，从而在问题的解决中增殖诚信。与此相对照，那种推进诚信只是空谈心性和道德的做法自然不足为训，由于它缺乏现代治理的眼界，看不到治理链条的协同，结果高调说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信任危机。当我们不仅指出德育传统在推进诚信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它的局限；不仅探讨了在市场环境中使诚信增殖的宽广路径，而且不懈地探索和创新制度以及技术来推进诚信，也就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上实现了超越。7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如何让遵守规则的君子获利并通过社会创新来推进诚信，中国传统也并非没有资源，两千年前的改革者商鞅可以说就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他居然设计了一个立木为信的技术来昭告世人有法必行的道理，引得司马迁把此事载入史册。当然，在运用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来推进诚信方面，今天的中国人理当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眼界开阔而且选择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