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见仁见智说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居民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且还有继续拉大之趋势，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和认真解决的问题。谈起收入差距问题，有的强调危险性，有的论证必然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仁见智说差距，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首先看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的调查。他们认为，从发展速度看，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为国际所罕见。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1984 年为0.24，1990年为0.32，1996年为0.33，2002年为0.46，2004年为0.47 ，20 年翻了一番。这调查还指出，从分布结构看，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社
2、会经济各主要方面，一是城乡差别。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 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二是区域差距。从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看，不仅中、西、东北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没有出现明显缩小，即绝对和相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之中。三是行业差距。2004 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 6718元，其次，从分布结构看，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各主要方面。前者是后者的7.52倍。四是企业差距。看看以上数据，如果说国家信息中心给人们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那么，著名经济学
3、家的观点则给人们吃了几粒“定心丸”。请看主流媒体发表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经济学家樊纲认为，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他还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
4、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险性，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应该十分重视，但是也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以我国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他的根据是，一是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是有，但是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二是我国还有三条保障线，一条是贫困线，一条是低保线，一条是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这三条线能够起到稳定作用；三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国家信息中心敲响的警钟提醒人们，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警戒线，这是危险的信号；经济学家则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打破了平均
5、主义，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我们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国家信息中心摆出了严峻的事实，经济学家亮出了鲜明的观点，这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依笔者看，只要实事求是，只要严肃负责，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有好处，怕就怕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要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收入差距这道“坎”上。从国际上看，人均GDP达到1000 到3000美元的社会阶段，既是可能的经济腾飞期，也是社会矛盾易发期。有些国家顺利过了“坎”，成为了发达国家；而更多的国家则没能过“坎”，导致了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对收入差距问题，中央已高度重视了，胡锦总书记有重要讲话，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关心改革前途、
6、祖国命运的人们也应有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经济学家更要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 中国真的进入了“ 金钱与美貌“ 时代吗？ 日前，国内几家媒体转载了德国汉堡晚报上的一篇关于中国进入“金钱与美貌”时代的文章。文章不长，但很有内容。笔者细读之后，虽说对中国进入了那个时代的结论不敢苟同，但对文章所摆出的种种反常现象却感同身受，并由此引发对一些问题的深思。金钱是富裕的标志，美貌是人的追求，特别是有钱人的追求。今日之中国真的进入了“金钱与美貌”的时代吗？且看德国人在文章中是怎么说。文章说，城市新富们穿着国际名牌招摇过市，中山装早已不见踪影，高尔夫也战败了太极。于是外国企业弯腰就能捡着黄金。文章还说，
7、在豪华商店里最受青睐的是西方品牌。过去中国人喝凉白开和茶水，如今星巴克咖啡光在北京就开了50家分店。而中国私人轿车的销量也节节攀升，导致城市里车行慢如蜗牛。新富阶层的另一大兴趣是旅行，品味欧陆风情或是飞往美国。文章还说，从中受益最大的要属西方企业。尽管妮维雅产品比中国同类产品要贵3倍，但其男性护肤品销售额却连年暴增。许多中国女性付出月收入的1/4用于皮肤护理，过去，美丽是禁忌话题，如今它变得尤其重要。无论男女，美好的外表犹如求职的敲门砖，帮助人们成功迈出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使升职机会更多，并早日实现所谓的西方式生活。中国的未来是“年轻一代的未来”，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跨国公司从事收入丰厚的工作
8、。他们被妮维雅、可口可乐等数不尽的西方企业锁定。同时，中国至少有50万名百万富翁，这些“一掷千金”的富人是西方企业眼中的宠儿。外国人文章中说的那些人和事在中国确实是存在的，有些更严重的他们也许还没有看到。不正视这些现象，不承认这些事实，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不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真正进入“金钱与美貌”时代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多数人既没足够的金钱，也不去侈谈美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举世瞩目，人们的观念在变化，生活方式在变化，这也是眼前的事实。从中山装到西装，从白开水到星巴克，从“二锅头”到“人头马”，从雪花膏到妮维雅
9、，中国的一些现象、同胞的某些行为，让“老外”目瞪口呆了。中国确实在变，中国人也在变，有日新月异的进步、空前的成就，也有超前的消费、畸形的生活；有艰苦奋斗和积极创新，也有骄奢淫逸和浮躁空虚。我们要看到，今日中国远未进入“金钱与美貌”时代。按人均收入计算，中国人的收入远远落在发达国家之后。在中国，还存在着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行业差距，等等。有些贫困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星巴克、妮维雅。而要使之脱贫，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是中国人的现状。其实，德国人看得也很清楚，他们在文章中说：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中。外国人到中国时间短，也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
10、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得出中国进入了“金钱与美貌”时代的结论是不奇怪的。可悲的是，有些浮躁的同胞竟然真的以为中国进入了“金钱与美貌”时代，心中飘飘然，自我感觉良好。这是盲目乐观，原因在于他们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外国。 今天的大学生能健康地为祖国工作多少年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有句豪迈的口号：“毕业后，健康地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50年！”这是一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口号，是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五六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有了很大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水平也比当年有了很大提高，可是，大学生体质是否得到相应提高呢？他们能健康地为祖国
11、工作多少年呢？看看近些年考生的身体状况，很难相信他们能健康地工作50年，有些恐怕连十年八年、一二十年也做不到，甚至难以健康地读完大学。笔者这一看法并非空穴来风，不妨从2006年北京高考体检结果谈起。据报道，6月28 日，北京市体检中心公布了2006年高招体检初步统计数据，今年23家高招体检定点医疗机构共对125743名考生进行了体检，完全合格的仅有24829人，占 19.75，不到二成。体检部分项目不合格专业受限者达100879人，专业受限率达到80.23。考生健康的主要问题是近视、肥胖和身高不足。体检完全合格的考生只占二成，这意味着大部分考生是不合格的，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是带病入学。这很可怕
12、。五六十年代参加高考自然也要体检的，有关数据不好查找，按道理讲，今天生活好得多的大学生体质应该比当年大学生好得多，但从高考体检完全合格的学生只占二成看，不会比当年大学生的体质好多少。看来，对于考生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并不是成正比的。吃好了、穿好了，未必身强体健；吃差点、穿差点，未必弱不禁风，这是人们必须正视的事实。分析今天大学生体质差的原因，有人把“祸根”往往归结到学习压力太大、高考竞争激烈上。的确，我国中学生特别是准备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可以说是今日之国人中最辛劳、最紧张、最奋斗的人群之一，他们自嘲为“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他们知道，在自己身上，寄托了家长的满怀希望
13、，寄托着自己的锦绣前程，承受着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他们把考大学当成了一场生死之争、命运之战，深知“分数是学生的命根”，为了这个其实未必是“命根”的“命根”，不惜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有的甚至丢了性命。这样的悲剧虽然是少量，但并非个别。可是，也有人认为，巨大压力是必要的，有压力才有动力，“梅花香自苦寒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何况，今日之世界就是一个知识爆炸、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大学、选人才，优胜劣汰，优中选优，尖中拔尖，当然要经过努力奋斗，古代有“头悬梁，锥刺股”，当代同样应该舍生忘死，在按部就班、轻松愉快的环境是出不了人才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待学生，不能只有慈悲之
14、心。以上两种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论是主张对学生减压的，还是主张加压的，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爱学生，都是为了促其成才。笔者要强调的是倘若身体垮了，倘若性命丢了，一切全完了。上级部门能否监督？虽然民政部早在1999年就发文要求，各级民政部门下拨救灾款，必须同时抄报上级民政部门，以便监督、检查。但一些地方肆意挪用救灾款，有时都是在上级部门的默许和放纵下得以进行的。多此一“有”与染黄头发“你有采访过他吗？”“你有游览过那里吗？”“我有看过这部电影。”“他们有来过我们学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人的话语中开始这样使用“有”字，因为用得没有道理，听了觉得莫名其妙，十分别扭。这个没有道理的
15、用法，来自港台，而港台的用法据说来自英语中的“have”。其实，这里的“have”本不是其词义“有”的意思，而是表示一种时态，用来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在英语语法中叫作“现在完成时”。港台同胞将其误讲为“有”，说的人多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实际上，如此用“有”，纯粹多余。如果把上面几句话中的“有”字全都删掉，句子反而简洁通顺。一些大陆同胞，特别是娱乐圈里的男男女女，本来普通话说得好好的，听了港台同胞的腔调，也开始嗲声嗲气、鹦鹉学舌起来。只可惜，因为不是原汁原味，说起来比之港台人更难听，也更做作，让人起鸡皮疙瘩。一些人之所以热衷于摹仿人家的皮毛、拾取人家的牙慧，说到底无非是媚外心理作祟。在他
16、们看来，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港台虽然也属于中国，但毕竟比内地多沾了些洋气，于是言行举止就照着港台明星的样子来，简直奉若神明，亦步亦趋；而在平凡百姓面前，他们又往往会换上另一副面孔：趾高气扬，不屑一顾，很有些优越感。我们的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崇洋媚外与改革开放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崇洋媚外者由于没有骨头，没有志气，没有主见，妄自菲薄，学习人家的时候往往是好赖不分，乱学一气，犹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丑态百出、洋相百出。比如，明明长着一头黑发，偏要染成黄色的；明明说一口普通话，偏要带上港台腔；还有一些上海男人甚至不惜花费
17、上万元给自己的胸脯植上胸毛，以使自己更像个洋人。对于这些人，如果也用得上“有”的话，那就是有病。既然有病，最好是治一治，不然会传染给更多的“缺钙”和“免疫力”不强的人。比如，染黄头发的毛病就传染得很厉害。开始是日本，然后是韩国、新加坡、港台等地，现在流行于中国大陆，连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开始“弃黑从黄”了。本来，染不染黄头发是个人的权利，旁人不必说三道四，不少染黄头发的人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觉得时髦好看罢了；但如果对这一现象的源流和深层心理加以剖析，的确是脱不开媚外的嫌疑。在此，笔者给这些同胞们一个小小的建议：还是本色一点、自尊一点吧。我们的祖先就是黑头发，黑头发与黄种人的皮肤相协调，
18、是千万年自然进化的结果，你偏要染成黄色的，花钱费事不说，还可能致癌，图个什么呢？ 再读围城钱钟书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大学者，但其多数著作并不被人们熟知，海内外许多读者是由围城才知晓钱先生大名的。围城年在上海初版之后，迄今已印刷了十多次，并有好几种外文译本。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播出，更使钱先生和他的围城名闻遐迩、声誉大振，赞美之辞、叫好之声纷至沓来，几有目不暇接、耳不遐闻之慨。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围城又被各种各样的文学经典排行榜列在了极为显著的地位。如果单从写作技巧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围城是一部很妙的小说，妙就妙在书中洋溢着作者的才情、机智、幽默、风趣，还有讽刺挖苦的种种本领。这些都是令人欣赏、惹
19、人喜爱和可以供人咀嚼玩味、排遣忧闷的东西。然而，评价一部小说的好坏，不能光看它的写作技巧，更重要的还是看它的内容和写作背景，这一点恰恰被那些忙着赞誉、叫好的女士们、先生们给忽略了。围城是年动笔，年完稿的。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都会知道，那是神州大地祸深寇亟、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年代。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死亡线上挣扎，抗战军民还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悲惨与壮烈的岁月里写就的围城之中，我们既看不到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也看不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洪流，更看不到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关切。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书中剖析和描述的
20、尽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说白了，也就是生活在日伪统治区上海的一群快乐而慵懒的文人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世不恭、打情骂俏，以及绿头苍蝇式的追来逐去的爱情游戏。这些故事似乎发生在与抗战毫无关联的距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某个世外桃源里。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这就是抗战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吗？钱先生在围城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钱夫人杨绛则在围城的附录里说：“这本书是他锱珠积累写成的，我是锱珠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
21、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瞧，钱先生玩味自身才智、钱夫人欣赏夫君才智的兴趣是多么浓烈，夫妇俩从“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剖析中获得了多少惬意和快乐，哪里还有一点点“忧世伤生”的影子呢？笔者决没有不许别人快乐的权力。实际上，抗战前线的官兵们虽然艰苦卓绝，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却仍不乏诙谐快乐的笑声。但相比之下，两种笑声的意涵和味道是大相径庭的。围城毕竟写在抗战的年代里，它的第三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关于战争的描写：也许因为战争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有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 。这春气鼓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
22、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 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 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 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这段文字，大概是围中有关战争的唯一描述了，语言风格如同黑色幽默，态度之冷漠着实令人惊讶。那些日寇屠刀下的“枉死鬼”若地下有知，读了这段文字真不知能否像钱夫人那样笑得出来。难道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样寡廉鲜耻、醉生梦死吗？钱先生对上海日伪势力的罪恶与残暴只字不提，受害的上海同胞倒成
23、了他笔下讽刺挖苦的对象。笔者困惑不解，何以像钱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声名显赫，而且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位学者，对自己民族的危亡和父老乡亲的苦难竟会如此的麻木冷漠，满不在乎？他怎会在祖国最需要她的儿女们为捍卫她的独立和尊严而奋起抗争的年月里，远远地躲在沦陷区的小房子里，与妻子一唱一和地揣摩“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这简直就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钱先生清高孤傲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清高孤傲之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这倒可能是钱先生不屑于投身抗战大军充当抗战一分子的原因。但清高孤傲之人往往重气节，讲
24、人格，威武不能屈，可杀不可辱，如此看来，钱先生又应当义无反顾、挺身抗战才是，何以甘于在外族的蹂躏之下隐身孤岛，自得其乐？思来想去，笔者真有些糊涂了。那么，用文人的手无寸铁和爱好和平能否给钱先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也似乎不能。文人固然手无枪杆，但他手中有笔杆，可以向侵略者口诛笔伐；文人固然爱好和平，而恰恰因为爱好和平，才最应该挺身而出，声讨侵略。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们就是手无寸铁和热爱和平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是最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弟妹失散，父子隔绝，饱尝战争的苦痛，是以他的诗歌十之八九都是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的。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
25、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真不愧为一代诗圣，气冲宵汉、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完全洋溢在其诗句之中了。与杜甫同时代诗人杨炯、卢纶、王涯、马戴、张仲素等人的诗歌，也表达了同杜甫一样的爱国情怀。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果我们读一读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的诗作，就会发现其修辞之精美、字句之考究、音律之婉约，几乎臻于极致，可是正当国家危机四起、人民流离失所之际，他们不是挺身而出，扶危济困，却在那里低吟浅唱，醉生梦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
26、名。”“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前后两相比较，真乃天壤之别。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一方面是老舍、田汉、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肠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救亡文学；一方面则是钱先生这样的民族危难的旁观者们，躲在家中细细研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更有张爱玲之类的所谓“文学才女”在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何等鲜明的对照！运笔至此，笔者不由得对如何看待“才气”二字生出一点感想：才气固然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表征一个人的天资，赢得他人的赞叹，以致不少以才子自许之
27、人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然而，个人的才华必须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公益融为一体才会有意义，否则就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一个对民族危难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即使其才过五斗，学富五车，又于国家、社会何益？一本只顾卖弄个人才智而不顾民族危亡的小说，即使它文辞精美、妙语连珠，又何足道哉？总而言之，如果像钱先生在围城里这样不顾一切地玩味才气，孤芳自赏，那么才气就变得无聊甚至倒人胃口了。中国有句古话：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个人还是一部作品，应着眼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李苦禅先生在谈及作画心得时，曾讲过极精辟的一句话：“必先有人格方有画
28、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作画尚且如此，为文更应如此。以这个观点衡量，围城大节有亏，是一部不值得称许的小说。海内外之所以对围城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才气和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这一现象，在张爱玲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捍卫我们的母语同友人聚会，常常聊到汉语的事情。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些年来，汉语的使用颇有一些“乱象”，用词不当、语法错误、错别字连篇等现象，比比皆是。广大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英语水平见长，汉语水平却在下降。以笔者自身的感受，当前对汉语构成危害的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我们自己的某些规范不尽合理，二是受港台影响的“港台化”现象，三是受
29、英语影响的“洋泾浜”现象。当前汉语危机的一大祸源，是我们的词典中的一些规范不尽合理。有一些规范，只有部分人认同，而多数人不认同，这样一来就必然陷入混乱，让人无所适从。比如，“热衷”与“热中”、“一厢情愿”与“一相情愿”，以哪个为主？现代汉语词典以“热中”、“一相情愿”为主，而实际上大多数群众是习惯于使用“热衷”、“一厢情愿”的，书报刊如用“热中”、“一相情愿”，许多读者会误以为用了别字。再如，受雇做家务的人，一直被人们叫做“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称“用人”，一直没有承认约定俗成的用法。“林荫道”的使用也存在类似问题，人们一直使用的“林荫道”不但未获确认，反而被现代汉语词典取消，而改成了“林阴道
30、”。又如，“综合症”与“综合征”哪一个正确，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乃至汉语大词典都没有作出说明。很多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使用“综合症”一词，但文字专家认为“综合征”才是对的。这样一来，人们特别是那些写东西的人们，就陷入了迷茫，究竟用哪一种？如用大家约定俗成的用法，按词典或专家的解释就是错的，一些新闻出版单位会以此为由对有关编辑记者处以罚款；而按照词典的所谓“规范”用法，广大读者又往往不认账，甚至以为是你用错了。这种人为制造的两难，让文字的使用者和编辑者颇为苦恼。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词典的编纂者不对，笔者不了解词典编纂的具体过程，但他们对词汇的用法作出改动不会是随意的，想必经过认真的研究推敲
31、。不过，词典编纂者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以及由此衍生的基本要求：语言文字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使用的，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性，因此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不能在象牙塔里进行，而一定要走群众路线。 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一般是群众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率先提出一些新的词汇和说法，然后由专家学者加以规范。对于人民群众的习惯说法和约定俗成的用法，除非明显错误或特别不宜，词典一般应予以尊重并加以确认；反之，词典编纂者如果仅仅“一厢情愿”地以少数人的意见为依归，或仅仅以专业的研究成果为准绳，作出有悖于群众习惯或约定俗成的新规范，势必引发混乱和不便。以上述引用的词汇为例，“热中”与“热衷”，“一相情愿”与“一厢情愿”，均应以
32、群众认可的“热衷”和“一厢情愿”为主，而以“热中”、“一相情愿”为辅。对于受雇做家务的人，还是称“佣人”为好，人们一般将“用人”理解为使用人、录用人、选拔人，如“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用人不疑”等等，如将受雇做家务的人称为“用人”，很容易与人们通常的理解相混淆，导致误读误听。同样的道理，“林荫道”也不应取消，可与“林阴道”通用，且应居于主要地位。从词义的解释看，“荫”是树荫的意思，将有树荫的道路称之为“林荫道”是准确而无可挑剔的，取消这个词汇让人费解。至于“综合症”与“综合征”的用法，前者似乎便于人们理解，后者则更准确。辞海的解释是“综合征，亦称症候群。”照此解释，两者似可通用。不管怎样
33、，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如再版，应对此作出明确规范。 当前汉语规范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电脑词库的不规范。各种输入法配备各自的词库，缺乏统一规范，相互之间出入较大，加之这些词库多数出自缺乏语言文字功底的理工科人员之手，编制粗糙，注音与用法的不规范现象和滞后现象十分突出，助长了社会上用词混乱的状况。由于电脑广泛普及，电脑词库质量不高对于全社会语言文字运用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建议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出面解决这一问题。 经济优势往往造就文化强势，文化强势则借助经济优势向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辐射，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规律。港粤台地区语言文字的一些用法逐步向内地扩散、英语的词汇和语法向中国扩散，都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34、。港粤台地区的一些词汇的传播，如“埋单”、“搞定”、“生猛”、“作秀”等等，丰富了内地的词汇和表意方式；但内地人在摹仿港粤台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也存在泥沙俱下的问题，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学了过来。比如，“你有游览过那里吗？”“我有看过这部电影。”“他们有来过我们学校。”港台人这样用 “有”，据说来源于英语中的“have”。其实，这里的“have”本不是其词义“有”的意思，而是表示一种时态，用来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在英语语法中叫作“现在完成时”。港台人将其误讲为“有”，说的人多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实际上，如此用“有”，纯粹多余。如果把上面几句话中的“有”字全都删掉，句子反而简洁通顺。一些港台
35、同胞“而就”的用法也有问题，如凤凰台播音员说：“中国奥运代表团今日抵达香港，而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就表示”用标准的汉语规范衡量，这种用法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该语句中并不存在“而就”所应表示的转折意义。但是，借助于媒体和明星的传播，这些不伦不类的用法正在内地扩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人们对英语的重视有助于对外学习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现在一些人过分重视洋文而轻视母语，很多学生把多半精力用之于英语而忽视汉语和其他基础课程的学习，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人们应该想一想，母语是学好英语的前提，母语不过关，怎能学好英语？ 怎能进行英汉、汉英互译？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的人掌握了一点英语，就多
36、了一种毛病，在语言文字中时常夹杂着英语词汇或缩略语，如“IT企业”、“3G时代”、“一张VIP看两场动物秀 ”、“众多CEO 看好CBD”等等，让人不知所云，让人感到别扭。出现这种语言“夹花”的“洋泾浜”现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媚外心理作祟，唯外是尊，唯洋是崇，没有主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相对应的汉语表述过于繁琐，不如英语缩略语简明易用。比如“APEC”，用汉语表述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CEPA”对应的汉语概念是“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安排”，相比之下，英语缩略语显然简明得多。本来，汉语的一大优势就是简洁，可以用较少的词汇表达更丰富的含义，面对英语缩略语反而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这是值得注意并
37、应加以改进的一个问题。对于流行于国际的通用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两三个或四个汉字加以概括，就不可能指望人们接受并通用。“非典” 是一个正面例子，这一概念在不太科学的情况下仍然被人们常用，说明简明的汉语表述还是多数国人愿意接受和使用的。 语言文字不但是文化的基本载体，而且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为了母语的纯洁优美和生存发展，所有的使用者都应当尊重她、爱惜她、保护她，而绝不能轻视她、肢解她、蹂躏她。特别是在中国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愈益扩大的今天，我们更应当以自己悠久独特的母语为自豪，甚至应该立
38、下一个伟大的志向：让我们的汉语像英语那样走向世界。 从雅典到北京：思考与建议雅典奥运会落幕了。自1984年以来，由洛杉矶而汉城，而巴塞罗那、亚特兰大、悉尼、雅典，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了六届奥运会。但这一届有点不同，接下来奥运会就要移帜北京，由我们来充当主办者了。所以，我们对雅典奥运会的观察格外细致。雅典奥运会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节俭。没有欢迎仪式，没有配置最先进的电子设备，比赛场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已有场馆，原计划建在主体育场外的纪念碑被一个成本更低的喷泉所取代，各个方面的节俭累计起来就节省了可观的费用。自从洛杉矶奥运会首次实现盈利以后，那种把体育当作政治来办，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现
39、在搞的是市场经济，举办奥运会，固然要讲社会效益，同时也要讲经济效益。要认真细致地计算成本，计算投入产出，尽可能取得盈利。让人高兴的是，目前北京已对节俭办奥运作出了部署，主赛场“鸟巢”的建设规划也进行调整，以节省投资，这是深得民心的举措。有人认为，为了国家的形象，多花些钱是必要的，这种想法不能算错；但是，以节俭的精神举办奥运会，少花钱多办事，既可以实现盈利，也是一种精神追求。要说形象，这也是一种形象，是一种更好的形象。雅典奥运会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要把软件的建设放在第一位。本届奥运会，雅典的硬件并不突出，但人们对雅典奥运会仍然比较满意，主要在于软件建设不错，观众态度热情，人文环境良好。特别是志
40、愿者的国际性招募，是雅典独到的经验，值得借鉴。由于财力雄厚的关系，我们在硬件方面超过雅典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的软件建设能否满足奥运会的需要。奥运会的实践已反复证明，软件重于硬件，也难于硬件。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会，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软件建设，这包括服务的热情、周密，整体安排调度的科学性和人文环境的改善。所谓“新北京，新奥运”之“新”，就新在“科技”、“绿色”、“人文”三个方面。其中，“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主要是物质性的，是硬件；“人文奥运”主要是精神性的，是软件。三者当中，人文是核心，是灵魂，是体现“新北京，新奥运”的新中之新、重中之重。实现“人文奥运”的目标，需要方方面面的不懈努力，其
41、中北京人的精神风貌和公德水平是关键。这一点是“虚”的，也是“实”的，它可能体现在一个微笑与冷眼之间，也可能体现在一次举手与投足之中。宏观的人文环境是由一个个人文细节构成的，为此北京人都要行动起来，从自己开始，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掌握英语、奥运知识和国际知识，增强人文修养和环境意识。惟有如此，才能把“人文奥运”落到实处，才能使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一届杰出的、难忘的奥运会，给中国、给世界、给奥运史册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从“绿色奥运”的角度看，除了必要的绿化工程外，更重要的是空气的净化，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绝对不能让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浑浊的奥运”。从本届奥运会比
42、赛的情况看，我国运动员取得了重大突破，可喜可贺。要说不足，主要是部分运动员对激烈的对抗性和国际大赛的紧张气氛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以篮球为例，我们的运动员打球过于“文明”，对于对手的侵犯性防守和高速对抗很不适应。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通过训练，二是通过竞赛。训练要强化对抗性，特别是高速运动中的对抗性。更多地参加高水平的国际比赛，是强化对抗性的更加有效的方式，也有助于运动员更好地适应国际大赛的紧张气氛，在紧张激烈的对抗中发挥自己的水平，为此更多付出一些经费是值得的，这也是跨栏运动员刘翔的一个重要经验。另外，在运动员的选拔上，要更加重视精神素质特别是意志品质的考察。体育比赛，是力与美的组合，是勇与谋的较量
43、。这就决定了运动员、教练员要具备出色的综合素质而不仅仅是身体素质。但这些年来，我国体坛在选材上过分重视身高等外在条件，而相对忽略意志品质、精神气质等内在因素的考察。一些运动队，在训练中也是重视技战术有余，锤炼意志品质不足。这一失误的结果表现在比赛中，就是我们的队伍在斗志、气势、激情、韧性和求胜欲望上常常逊于对手。我们参赛的三名男子羽毛球单打选手，实力很强，技术出众，但拼劲不够，发挥失常，全部落马。这一情况告诉我们，选拔运动员，不能光看身体条件，更要看心理素质，看意志品质，看精气神，这往往比身体条件和技战术训练更重要。选拔教练员也一样，不仅要考察其技战术素养，还要看他是否具备过硬的精神品质，是否
44、善于培育和激发队伍的斗志、激情、荣誉感和拼搏精神。我们的体育科研机构也应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探索，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科学办法来。运动员的赛前选拔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占旭刚、陶路娜等人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看，有必要进行严格的赛前选拔，以选拔成绩定人选。老将延长运动生命，坚持参赛，精神可嘉，但奥运会不相信名气，也不相信资历，只相信成绩。只有实行严格的选拔赛，以状态说话，以成绩定人，才能够把有实力、状态好的运动员选拔出来。这种办法未必没有一点弊端，但总的来说会利大于弊。如果照顾名气和以往的资历，不但不利于整个代表团的成绩，对于那些有实力、无名气的年轻选手也是一种不公平。奥运会四年一次，而运动员的黄
45、金时段有几个四年？有的选手会因为一次不公平的落选而抱憾终生。在本届奥运会上，我国击剑、射箭、篮球、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的运动员，都遇到了比较严重的裁判不公问题。从运动员来说，对于裁判不公要有心理准备，不要使裁判因素影响了自己的发挥；从教练和体育代表团来说，则应严正交涉，力争公平的结果，否则对于运动员好几年的艰苦训练和比赛中的奋力拼搏就是极大的不公平。即使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严正交涉对于那些黑裁判也是一种警告，甚至可能将黑裁判赶出裁判队伍，这无疑有利于在后续比赛和其他比赛中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我们对于裁判不公的交涉往往不太积极，要知道，这在以公平竞争为准则的体育比赛中并不是一种美德。与裁判不
46、公相关联，是如何对待那些遭遇不公的运动员和运动队的问题。笔者以为，对于确因裁判不公而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或运动团体，似可给以金牌待遇；对于遭遇不公而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或运动团体，似可给以银牌待遇；以此类推。韩国就有过类似的举措。这样，等于告诉那些亵渎了公正原则的裁判，被你们无理剥夺了的运动员应得的荣誉和利益，我们给予补偿，他们的优异成绩你们不承认，我们承认。这不但是对那些受了委屈的运动员的应有的补偿，也可以给所有可能遇到类似情况的运动员以激励和保障，让为国拼搏的体育健儿感受到祖国母亲的公平和温暖。值得一说的，还有观众和舆论对于输赢的态度。宽容是观众和舆论对运动员应有的态度。比赛总有输赢，但不能仅仅以
47、输赢论英雄。对运动员的评价，关键是看他是否打出了水平、打出了风格。如果拼尽了全力，发挥了水平，即使失败了，给观众留下一种精神，也未尝不是“失败的英雄”。在这个意义上说，胜了固然可喜，败了也不必埋怨。事实上，观众和舆论的宽容，不但可以体现文明的素质和社会的成熟，也有助于减轻运动员的压力而使其更好地发挥水平。总结经验，本身就是一种经验。认真学习雅典的经验，总结自身的经验，都是极为必要的。把这项工作做好，就会给我们一种信心：北京奥运会将办得比雅典更好，我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绩也将比雅典奥运会更好。我们期待着这一天，也要为这一天的到来付出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大家
48、或许记忆犹新：那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吸毒者李桂芳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事件。李桂芳因在一家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而被押送派出所，后被确认为吸毒人员而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其间，李桂芳多次向派出所及戒毒所提出自己三岁的女儿被独自锁在家中，竟无人理睬。十七天后，小思怡尸体发出的腐臭味才让人们发现了这个三岁小生灵的惨死。学者康晓光先生前往事发地调查此事，并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对调查过程的感受。他写道：在我去事发地调查时，为了提高效率，我找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我联系有关机构。这位朋友告诉我，李思怡事件影响很大、很恶劣，不用请示他就知道，领导不会同意他帮助我。他还说，如
49、果他今天帮助了我，明天他百分之百就要“下课”。于是，我只好提出“最低要求”，请他给我带个路。他说那也不行。他不想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康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权威主义的政府应该更好些。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保护李思怡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各级官员不能尽职尽责地把这些法律和制度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权威主义政府更好些。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似乎还应该得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结论，那就是“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康先生的那位朋友十分清楚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却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哪怕一丁点儿的代价，类似的问题还不光出在官员身上，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在我们的国民身上。比如，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被小偷偷了，当小偷被抓的时候，被偷者居然不敢当着小偷的面承认自己被偷；或者抓住小偷的公安人员需要被偷者到派出所作一个证明，得到的也往往是拒绝的答复。在一辆长途汽车里，若发生暴徒抢劫、强奸之类的事情，车中其他乘客默不作声是常见的情形。倒不是说所有乘客都没有同情心，而是没有反抗强暴的胆量。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公共汽车里有人丢了东西，行窃者已被发现就在车里，司机要将车子开到附近派出所以便公安抓捕，车里的多数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