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的复兴方今显学，除伤寒、温病而外，莫过于扶阳。温病与扶阳，一则偏重寒凉，一则偏重温补。可谓是伤寒之下，一蕙两歧，旁人看来水火不能相容，到底内在因素如何？且看作者如何剖析！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以郑钦安为首的“扶阳学派”，俗称“火神派”，曾风靡一时，他们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证、重证，堪称“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近年来，该学派的代表著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等书被再版发行，另外一些力倡重阳扶阳的书，如扶阳讲记、扶阳论坛以及姜附桂临床应用、危症重病倚附子等，还有研究火神派的专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等相继出现，这些书都很畅销，中华中医药学
2、会举办了两届扶阳论坛，异常火爆，扶阳学派大有复兴的势头。以史为鉴，对其作一分析。一、“纠偏正弊、曲折前进”，是中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中医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学派林立，而每一个学派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疗现状以及时弊提出的”，“学术争鸣从来就是催生医学流派的时代因素”。在东汉时期随着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书的而世，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和疾病的辨治方法。“儒之分始于宋，医之分始于金元”，从金元时期中医开始有门派之分。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盛行，此书是宋代官方颁发的药剂制作规范，人们“据证捡方，即方用药”，非常方便，深受医家和病
3、家的欢迎。一时间“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宋代官修局方时弊，医家立论纠偏而盛极一时的局方在当时造成两个时弊，一是局方固然方便，业医者避难就易，相率以为局方之学，对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厌而弃之”，而坠入中工水平者众;另一个原因，就是局方选方多用辛香燥热之剂而失之于偏。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些医家立论纠偏:刘河间研究内经中的运气学说和病机 19 条等医学理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说，他从火热立论，治疗力倡寒凉;张从正对于当时人们喜补恶攻，医者投其所好，过用补药的风气深恶痛绝，从邪论病，创汗下叶三法，为治病大法;朱丹溪更是认为局方之学，流
4、于粗浅，四处拜师，学习经典，博采众长，从滋阴立论，以斥温燥。一时间声誉显赫，学者以之为师，治病倚之为法。医家不善前学，明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更替但一些医家不善学刘、朱之学，用药偏于寒凉，伤伐胃气，又造成了新的时弊。这便是温补学学派产生的背景，薛己等人为了纠正时弊，维护阳气，力主温补，重视命门的研究。他们或者先天后天，脾肾兼顾;或者命门水火，阴阳互求。又形成了另一种辨证思路，人之有生，命门为本，千病万病，治在命门。中医正是经过一个个纠偏正弊过程，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产生新说的，火神派的产生的也不例外:清代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并发展至鼎盛，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而
5、叶、薛、吴、王等温病学家，在用药上多喜寒凉轻灵，除治疗温病，在杂病辨治上也有同样的用药规律，这样又形成用药阴柔，处方平稳的新流弊。郑钦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重阳气，反对寒凉，反对平淡，多用姜桂附等温热之药，而且著书立说，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相继问世，力倡其扶阳重阳的学术主张，口的希冀“为医林之一助!”此学派产生，曾兴极一时，其入室弟子卢铸之，于成都开办“养正医馆”，后又设“扶阳讲坛”，远近闻风，所化者众。那么，火神派近年复兴的现实背景中又如何呢?不少中医学者对当今人们体质和疾病的基本态势作了分析: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只是物质上的丰厚，也即阴的一而并不曾亏损，相反，需要去消耗这此
6、物质的能源(“阳”的一而)没有增多，反而在日渐减少中”。同时，日益发展的社会也使人们节奏变快，压力加大，这些致人们阳气“烦劳则张”。还有临床上庸工离开辨证，受西医指标影响，见炎症就清热解毒，见发热就清热凉血，见高血压就凉肝息风，见肿瘤就解毒散结，离开了中医辨证，滥用苦寒，过用抗生素、激素等，这都在攻伐着人们的阳气。张存梯教授将其损伤阳气的原因归纳为 9 条:1）伤于寒者仍多;2）中医西化的影响;3）受温病影响，滥用苦寒;4）不求经旨，不辨阴阳;5）过度劳倦，烦劳伤阳;6）房劳伤肾;7）睡眠不足导致阳气受损;8）滥用抗生素、激素;9）慢性病多发，阳虚者居多。可见，阴盛阳衰是当今疾病的基本态势，用
7、药苦寒是当今医界时弊，这些激活了扶阳思想，“火神派学术恰恰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二、时代需要，是中医发展的动力纵观历史，中医的每一步发展，新学派新理论的提出，是和当时的时代需要密切相关的，某类疾病的盛行，某些问题的困扰，都对医学提出新的需求，人们关注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外感病流行，死者甚众。曹植在说疫气中讲:“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张仲景家中未能幸免，“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稳，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应时代需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探究伤寒病的辨治规律，而完成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的。金
8、元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生活在中原战乱时期，人民辗转于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之中，饮食失节、劳役过度以及七情所伤，严重损害脾胃之气，进而损伤元气。他认识到“内伤脾胃”致“百病由生”，因而从脾胃立论，强调补土，并创立了一系列的理脾方剂，以“补土派”石氏立医林。而朱丹溪则生活在太平盛世，人们悠食厚味、放纵情欲的生活习惯，加之局方温燥之剂盛行的医风，还有他处在江南地域湿热相火为病最多的地域，所以从“阳有余，阴不足”立论，警戒世人珍惜人体不可多得的“阴精”。而明清时期，温疫流行，人们沿用伤寒法治温病，指鹿为马，证法失契。历代有人探索治疗，可未能系统完善，医生无章可循，杂合以投，结果“轻者以重，重者以死”，人们陷
9、于迷茫当中。有识之士，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吴又可从杂气立论，叶天士、吴鞠通分别提出新的思路辨证温病，形成温病学说，众医家弃暗投明，“咸知向方”。建国以来，中医步入学院教育时代，通过统编教材学中医，课程设制中西参半，公共课程占用不少精力，五年学习，中医课程的总学时不足两千，仅相当于以前纯中医学习的一年时间。教师中只会上课，不会看病的不在少数，成了“半语教哑巴”的局而。几十年来，培养的人数不少，可中医功底却渐趋薄弱。学历越来越高，可硕士、博士高学历人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从事脱离临床的实验研究等，实验方法日趋先进，临床水平却与其学历极不相称，中医教育呈现“人数多，学历高，功底薄，疗效平淡”的不正常现
10、象。结果造成很多中医“对西医理论及临床疗效顶礼膜拜”，“临床诊病的思维模式”，处理手段完全运用西医理论。处方时为西医的指标所左右，思路单一，疗效平淡。久之，中医只用治一些慢性病或辅助治疗，遇有危重急症则拱手西医。中医出现人才和思路“异化”、“西化”临床阵地“退化”的严峻现象。中医处于历史低谷时期，业外人士声称要“取消中医”，业内人士“思考中医”，意识到中医发展的离宗之虞。国家中医局开始调整政策，加强继承，在全国开展“名师带徒”等工作。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读中医经典，学中医名著”等读书活动，12 位名老中医药专家寄语青年中医:“经典是中医的根，历代各家学说是中医的本临床疗效是中医的生命线。”裘沛
11、然先生早就讲:“中医现代化，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中医的现代化。”总之，名家共识，中医应回到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用中医自身的思路来分析当今人们体质，辨治当今的疾病，寻找有效的方法。有识之士，力排众弊，从温治本，喜获良效，“温阳思想”应时复兴。可见，当今中医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异化”、“退化”、“西化”，疗效平淡的低谷时期，扶阳思想是中医回归自身发展，以传统理论应对当今疾病、提高疗效的先进思路。三、历代曲折发展中多有矫杆过正之嫌回顾历史可见，历代医家立论立言，多为强调某个方而的重要性，或为纠偏正弊，警戒世人，所以惟恐言之不明，辨之无力，难免有偏激之词。而具体临证，始终还是坚持辨证论治的。并非刘氏一味寒凉，张氏全用攻下，丹溪但事滋阴，郑氏仅明扶阳。刘河间的宣明论方350 首左右方剂中属于寒凉者仅 39 方，属于温热者 44 方，其余均为寒热并用或药性平和之剂。朱丹溪以滋阴立论，而非拘于滋阴一端，集当时医学之大成者，擅长杂病治疗，后世有“杂病宗丹溪”之说。正如李中梓所说“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及之耳。”可不善师之者，未得精髓，貌袭而失。郑钦安虽为火神派鼻祖，却力倡辨证论治这一根本原则，“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