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名：金融的逻辑作者：陈志武书号：978-7-80173-911-7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年 8 月版定价：39.80 元 开本：大 16 开内容简介金融的逻辑探讨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作者从理论到事实对西方金融的发展正本清源，追溯财富基因，解读资本密码，剖析金融危机。作者还创造性地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分子的角度研究金融，对儒家文化进行金融学反思，直言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作者长期关注社会转型问题，痛击时弊，观点振聋发聩。 “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 、 “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 、 “消费驱动型模式不会改变” 等
2、观点启发了更多人思考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作者简介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自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以来，陈志武教授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著名学术机构聘为特聘教授或访问教授。陈志武教授一直是世界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学术奖励。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
3、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陈志武语录关于金融在缺乏宪政的社会里，遍及全国的现代银行体系、现代证券市场只会为当权者个人和有权力关系的机构方便地提供近似无限的金融资源，最后酝酿成危害全社会的金融危机。我认为中国从这次危机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证券金融技术和西方制度文化是套餐，要么就不要，要么就全要，而不能像超市购物那样只挑自己喜欢的。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
4、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打个比方，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住，但他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关于股市到目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基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这不仅迫使证券监管部门和司法、执法权力机构继续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它们无法作为独立的裁判和执法者出现在证券市场上，国家作为大股东有太多的相关利益；而且从根本上使中国股市无法在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植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坦率的
5、讲，这些（中行、工行、中石化）国有企业的上市盛宴实在没什么令人激动的。这些上市故事本身更多反映的是中国股市乃至中国经济的畸形。本来，这种大公司的上市应该同时向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以此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激发整个中国社会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关于治国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我们不怕看到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因为其与市场的边界发生
6、变化而频频介入市场，但我们怕只看到政府权力的扩张，而见不到对权力制约和问责的出现。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去投资创业，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关于价值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 ，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关于资本化中国资本化的空
7、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为了使中国更有“钱” ，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关于高利贷禁止民间金融不是好办法，那不仅使高利贷利率更高，而且也为地下黑帮暴力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试想一下，在民间金融被宣布非法的情况下，如果借贷双方发生债务纠纷，他们当然不能去法院，而只能找地下黑帮私了。社会文化环境越是对高利贷充满敌意，其高利贷现象则越严重。真正降低高
8、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的放贷者，而是通过电视和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关于财富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掠夺来的意外财富除了挥霍之外，不会有人珍惜，不会给人带来积极改进的压力，反而使人、使社会变懒。关于理财金融证券发展的好处是帮助我们摊平一辈子的消费水平，让我们不至于一会儿饿得要死、一会儿钱多得无处花。金融证券能提高我们整个人生的总体幸福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金融证券品种的发展不发展，最终不仅仅影响到
9、 GDP 的增长快不快，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和个人尊严。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解放我们的个人发展空间。关于创新“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 ，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植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关于孝道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它金融品种的前提下， “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当经济交易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旦完成，那就
10、真正完成了，它既简单，又不涉及情感。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关于儒家文化“中庸之道”扼杀的不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创新能力，而且也激发人们不要在精神资源上有“出众”的创新突破。如果中国和西方在传统上有差别，最大的差别可能就在这里：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只相信血缘关系，而西方人从 2000 多年前就认识到，做信用交易的双方并非唯血缘关系不可。 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
11、”来看“四书五经” ，只能是越看越美。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连载内容第一部分：正本清源，痛击时弊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从中国到美国、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又在将企 业国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民主、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任何强化国富民 穷局面的举措， 显然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 车。为了中国的民主法治，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
12、流动性过剩” ， “钱太多” ，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 、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 、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 ，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 219 亿美元！在中国， “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 GDP 之比来衡量，那么， 1980 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 GDP 的 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 GDP 只有 0.22 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 2003 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 GDP
13、 的 1.9 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 GDP 产出差不多有 2 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 2006 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 GDP的 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 7 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50%。 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 GDP 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 2%至
14、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得有因。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 、世界的流动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得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 200 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 150 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钱、资本和财富我
15、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 “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 ，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 的“产权证” ，它是广义的货币，是与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
16、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与钱之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之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 “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
17、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 （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 、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 。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 ，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
18、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在 2007 年的一次交谈中， 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
19、、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经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如果简单点讲，是由于“改革开放” ，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 28 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 至 1990 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
20、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 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 1998 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 、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当然， “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 ，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 ，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
21、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 ，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 、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 。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 。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褥，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 “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1978 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
22、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是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 “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 GDP 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 “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 ，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
23、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褥合算。 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
24、市场化程度还有待加深。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份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 GDP 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 年时，美国 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
25、，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 ，也用不着“钱” ，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 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 。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 1900 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 24 亿美元。到 2006 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 GDP 不到 2%，服务业在 GDP 中的份额超过 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
26、06 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 13000 亿美元，比 1900 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 28 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 16%，到 2004 年超过 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 年时，农业占中国 GDP 的 41.3%，到 2002 年则只占 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 “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
27、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得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 ，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 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
28、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前面谈到，1978 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 ，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
29、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从 80 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 1990 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
30、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 90 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 A 股市值达到 17 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 1.5 万亿美元，相当于 11 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 28 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这 28 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
31、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 53 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 6.6 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 46.4 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 46.4 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 46.4 亿美元！中国银行 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 3.8 倍，其中 2.8 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也不见得有多少
32、金融资本。比如，在 80 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 2 千亿元左右，仅为 GDP 的 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 1998 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数额巨大但也是死的。从 1998 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
33、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的估算，仅 2004 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 6150 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 ，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
34、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 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 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 190 亿元，2006 年底升到 2.2 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 2
35、.2 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 2.2 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 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 GDP 的 11%，而美国的13 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 GDP 的 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很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 2
36、 千多亿元，是中国 GDP 的 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 3.5 万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 30%。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 1978 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 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 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 1978 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
37、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这就是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其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
38、深化。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 ，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反不安？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总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广，也太快，对于有兴趣研究人、理解社会的学者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还是以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这
39、个话题为例，我们看到由于商品交换的日益市场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钱化、财富和未来收入的快速资本化，这些都使中国的钱和金融资本越来越多。但是，除此之外，正在经历的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转型也在给中国带来很多钱。具体讲，就是原来许多通过亲情关系、友情关系所实现的隐性经济交易、隐性保险信贷投资交易，都逐步被显性的市场交易取而代之，被直接钱化、金融证券化了，其结果必然使中国的钱和收入大大增加，同时当然也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挑战。如果中国的金融业跟不上，在原来由亲情、友情实现的互助互惠式隐性金融交易被钱化之后，而如果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又无法跟上，中国人在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更感到不
40、安，不仅使中国的内需无法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依赖出口，也让中国人的幸福感下降。靠亲情实现的隐性交易逐渐由市场取代人类自古就难以以个体生存，人际经济交易、感情交换历来是人类得以存活的主要保障形式，必须通过彼此间的利益交换，特别是在不同时间、空间之间的人际利益交换，来最大化我们的生存概率，来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保障（包括养老）有安全感。但是，人际交易、尤其是跨时间或空间的人际交易必须以相互信任为前提，否则，交易的不安全使我们即使有需要，也不会去跟他人做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不会去互相保险、互相借贷、互相养老、互相投资。在市场规则、信用交易保障体系均不发达的社会里，人们主要依靠以血缘建立的家庭、
41、家族为跨时空利益交易的场地，或者说家庭、家族就是隐性的内部金融市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血缘是这些族内、亲情内部利益交换的信用基础，而儒家“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便是信用交易的具体文化制度保障。 “孝”道文化是这种个人未来生活安全保障体系的另称。“养子防老” ，亲戚间“礼尚往来” ，生老病死时的相互帮助，这些都是保险、养老、信贷、投资等的具体实现形式， “血浓于水”的信念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这些当然都是不能称作“利益交换”的跨时空经济交易活动，是只能做但不能这样说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些经济交易所创造的价值从来不能以货币单位计算，没有被“钱化” ，自然没有记入 GDP 之中。家
42、庭、家族之内的经济交易或者说“互相帮助” 、 “互相照顾”再多，这种价值交换由于没以钱来核算，人们自然不会感到“钱多了”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原来靠血缘、亲情实现的隐性金融交易正在由金融市场以显性金融交易的形式取而代之。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在江西出生但到北京、上海、广州生活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人口流动起来后，由血缘、家族提供的经济保障和养老互助功能越来越不可靠，正式的金融交易产品必须取而代之；第二，多年来所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单纯的家庭、家族养老互助体系无法胜任，特别是人均寿命的上升，使年轻的夫妻很容易要负责上两代 12 位老人的生活，因此，
43、以血缘为基础的保障体系的效果越来越低；第三，在文化价值观上，中国人越来越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独立，把未来的生活保障尽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通过各种金融品种的组合安排把未来各类经济需要事先设定好，以此最大化自己经济上的独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依赖金融市场，而不是只依赖家庭、家族达到保障未来生活的目的，这当然也使中国的市场交易额大大增加，钱自然也多了。就以中国的保险业为例，寿险、财产险、人身险、意外事故险、健康险等各类保费的总额，在 2006 年底为 2 万亿元，到 2007 年 5 月底大约是 2.5 万亿元，5 个月增长 25%。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这些保险品种都会以人格化的形式在
44、家庭、家族以及朋友网络间实现了，隐性地实现了，那么，这 2.5 万亿元金融资产就不会在中国经济中出现，全社会的金融资本供给量就会少 2.5 万亿元，保险业的公司收入和从业者的收入也不会有，中国的钱量当然也会少许多。换言之，正是由于这些保险功能已逐步走出血缘、走出友情，由保险行业取代，中国的金融资产多了 2.5 万亿元，中国的货币收入也因此增加了许多。信贷行业、养老行业、基金行业、证券行业的增长，也部分得益于由传统家庭家族实现的隐形金融交易正在被逐步显性化。也正由于这些经济利益交易功能会进一步走出血缘网络，中国的各类金融业今后必然会更快发展。与此同时，钱的供应量就必然要更快增加，今后的钱只会更多
45、。靠友情实现的交易越来越由市场取代在血缘关系之外，朋友网络是另一个能为信用交易提供支持的基础架构，这也是一种相当人格化的小范围利益交易体系。以前，当张三要搬家或者因外出要带大件行李时，他可能要找朋友帮忙，朋友往往会一叫就到，也不会要求报酬，自然不会用钱支付。但是，朋友之间有一个隐性的共识或默契，那就是在这次来帮忙的朋友下次也要搬家或者也要外出有行李时，张三必须也能随叫随到。按照同样道理，张三生病发烧不能起床时，他的可靠朋友会带他去医院；但是等他的朋友生病时，他也必须提供帮助。张三如果一时缺钱，朋友可能会帮忙，但当朋友有类似需要时，张三也必须以类似帮助去回报。以上所举的友情帮助表面上看不是经济交
46、易，而是友情，但实际上都是隐性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具备投资、保险或信贷的经济功能。市场越不发达的社会，这些隐性利益交换会越普遍，靠亲情、友情来进行跨时空的利益交易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特征。这些交易不要钱，却是典型的经济交易，也因此使传统社会“钱少” 。到今天的中国，许多这类交易也被市场交易显性化了，被“钱化”了。比如，中国现在有许多搬家公司，张三搬家不必找朋友，而是更愿意花钱找搬家公司；暂时缺钱或者要购房子等大件时，可以找信贷机构；去火车站或机场时，不必找朋友送，而是找出租车；外出旅行时，不必找朋友家住，而是更自在地住在酒店， “在外靠朋友”原来是市场不发达的结果！ 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人以前很多在友
47、情名义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 ，今天正在被一一市场化，使许多原来没有收入意义的友情“经济活动”今天以“钱”结算了，直接对每个人的收入有贡献了，个人的收入都会因此而增加，个人“钱多了” ；在国家层面，为支持市场化程度的上升，货币供给量也必须增加，这就很容易产生表面上的“流动性泛滥”的境况。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过去是隐性的经济活动今天被“钱化”之后，每个人的“钱”收入当然会增加，但这种新增的收入只是表面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收入增加，因为这类收入和投资原来就有，只是没有被“钱化”而已，是隐性的。今天在市场化发展深化之后，这些经济活动被市场取代了，同样的经济交易被显性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
48、钱包鼓起来的同时，却并不一定感到更富有，原因在于市场化发展后“什么都要钱了”。金融市场必须加快发展在原来由亲情和友情实现的隐性养老、隐性经济互助、隐性意外事件互保以及其它人际利益交换被市场取代、被“钱化”之后，人们的收入是增加了，钱也多了。但是，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道理很简单，原来大家都把注意力和经济收入投放在家庭、家族和朋友网络上，今天不记经济成本的互相帮助和相互援助，是对自己未来经济安全的投资，是在买人格化的保险，或是在放贷，这些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当这些经济活动被逐步市场化、 “钱化”之后，人们在家
49、族、朋友网内的这些投入会越来越少，亲情和友情更多的会以感情交流为主，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交易为核心。那么，在这种时候，如果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又有限，钱多了以后的中国人就会难以安排好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反而会对未来深感不安。这就好像在“打倒孔家店”后，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又没跟上，人们要么会惶惶不安，要么会重建“孔家店” 。从最近我跟杜俊林同学组织的调查中看到，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金融产品已日益丰富，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养老和投资品种越来越多，北京人的家庭已越来越定位在感情交流上，未来生活的保障功能正在进一步从血缘体系中淡出。相比之下，农村中国的金融很不发达，农村的家族结构虽然远没有过去那么牢靠，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必然会在未来进一步解体，但是，虽然血缘体系所能提供的经济安全感在农村正在衰退，还好农村的家族形状还在，通过重新对家族网络的投资，农村人还多少能靠着亲戚得到一些经济互助和生活保障。可是，地区市和县城的人们对未来最没有安全感，在传统家族和现代金融市场中间，他们哪边都不靠，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基本都是近代城市化中进入城镇，已离开了自己的血缘家族网，所以他们不能靠家族、亲戚实现经济互助和安全保障；同时，那些县城和地区市又没有发达的现代金融。在两边都不靠的情况下，这些中小城市的人反而对未来生活最没有安全感。一方面，市场化、 “钱化”出来的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