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笔精选】读书札记作者：苍耳2014-04-15 10:03:48 来源： 标签 读书 权利 瞿秋白 郭沫若穿长裤的“短裤党”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法国草根阶层的“长裤党”（他们穿长裤，而绅士穿短裤）将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断头台。他们甚至称基督教为“长裤党耶稣”，据说耶稣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蒋光慈出版小说短裤党，近距离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参与构思了这部小说，书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国大革命的 les Sans-culottes，此字应译为“ 长裤党”而不是“短裤党”。瞿秋白高度评价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想借 Sans-culotte 之名来媲美法国大革命。郑超麟指出
2、： “法国贵族服装有一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 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子，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贵族于是称当时的革命群众为无华丽短裤可穿的人。”造成这一误译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语外，他大约总觉得中国普罗大众穿“短裤”居多，而有产阶级绅士是不屑于穿“短裤”的。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多是短衣帮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独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国人甚至将“长裤党”译作
3、“无裤党” ，例如 CA达林将在中国回忆录 中，称广州的少先队员为 “这些小无裤党举起小拳头欢迎我们，并且用汉语唱起了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译者在注释说：“无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讥笑革命群众的用语。”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只有“无裤党”才能与“无产阶级”相匹配罢。以衣着服饰作为阶级标志，在二十世纪大搞阶级斗争的国度堪称登峰造极了。瞿秋白的误译可以理解为一种错置，是内心两个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罗革命文学的，蒋光慈则是最早的践行者。他们当然把自己视为普罗阶级之一员，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左联时期瞿秋白提出大众化理论，可以视为这一思想的逻辑发
4、展。在学阀万岁等文章中，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 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种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即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套用法国大革命词汇，应该是文艺领域内的“长裤党”革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我们”是谁？等文章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应改造自我，放弃主体话语立场，努力与工农群众结合。此为二十世纪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之发轫。然而，“短裤党”并非穿上“长裤”，就能伪装成“长裤党”的。他们的尴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裤党”气质，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肌质都散发着绅士和贵族气息，却要迎合政治需要将身份设置为“
5、长裤党”，或者用“长裤党” 来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终不得不以“短裤党”的面目出现。这是普罗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宿命 不是什么都可以“改造”的。以瞿、蒋二人为例，他俩的生活皆有小资情调，秋白每天出入西装革履，头戴呢帽，常常引起本党同仁的质疑和反感。蒋光慈在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因为普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书店老板为了赚钱，将他的新著旧作加以再版，甚至改头换面，比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送来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身着西式短裤，独自去法国公园散步，构思新作品。这个场景是颇有意味的：那时候租界的法国公园并非
6、“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是允许“穿西服的华人入内”，拒斥穿短裤的劳工入内。蒋光慈不会想到他步入这样的公园，会与他的小说短裤党形成一种反讽张力。他其实不过是穿长裤的“短裤党”而已。然而，蒋光慈的“短裤党”气质仍在“发酵”：他反对党组织到他住处开会，理由是：“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后来，左联负责人对他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去暴动才算工作！”蒋光慈为此递交退党书。一九三 年十月，红旗日报随即宣布“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还有一项指控，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蒋光慈至死都不认同这一指控，更不会正视自己骨子里的“短裤党”气味。这
7、一点，他显然不及瞿秋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惨痛自白：“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将自己“长裤党”的伪装无情撕下，还原出既是传统的“士”也是小资文人的真面目 骨子里还是“短裤党”。就写作而言，瞿秋白写作喜欢用欧化的句子，用词却古拙，文章也非一般大众所易懂。而蒋光慈“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 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郑超麟回忆录）陈独秀的文学感觉相当好，从他极力推
8、介鲁迅作品就可以见出。如此看来，“长裤”固然长，但质料太薄，颜色太浅，里面的“短裤”还是能看得出来。瞿秋白当时的理想便是普罗阶级夺取政权，这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已成为现实。一九三一年，也就是蒋光慈病死那一年，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短裤党是 Sans-culotte，这是巴黎大革命时候的暴民的称呼。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幸而作者有些饭桶，这种主要理想没有显露透彻。”该文当时并未发表，因此蒋光慈临死前没有看到被亲爱的同志称作“饭桶”。瞿氏对他的贬斥是显而易见的。四年后秋白成为国民党军的囚徒，这才写下多余的话剥下自己的伪装。而蒋光慈缺乏这样的空想能力。连瞿秋白也认为他“太没才”。
9、其实，这也不能怪蒋光慈，因为套在外面的长裤大都是纸做的，一场暴雨后“短裤”仍会露出来。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雷蒂夫说过：“一切专制都令人难以忍受，长裤党的专制比王公们的专制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二一二年八月十二日随笔2014 年第 2 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吹号的郭沫若早年曾有一个绰号“吹号的”。这个绰号得自一九二六年北伐途中。他在革命春秋中回忆道：“这个徽号的来源，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传达。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我便替他传达起来。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
10、调。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党部（以前的伪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也不能不给他传达，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但为情势所迫，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不觉犹有余痛。”这部回忆录写于八年后，传主并不回避这个刻骨铭心的场景和细节，并发自内心谴责自己，这正是早年郭沫若的可爱处。当时郭沫若任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宣传工作是他的主要工作。这个拿传话筒的活儿非他莫属了。一般属员还没这个资格。这个场景实在是传神而准确，而且在我看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其
11、一，蒋介石的演说何以前半段是“革命的”，后半段才显露“反革命论调”？大凡政客演说皆是如此。前半段要打动人、吊起群众的胃口，煽动群众的狂热，就必须满口“革命词藻”；后半段才将包裹在最里面的“私货”抖出来它不必也不再害怕阳光了，因为它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逻辑”推导下的“结论”，不会引起“革命群众”的质疑与反对。其二，蒋介石当年讲话的语气怎么如此熟悉：他用的句式是“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凡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倒！”好家伙！这种句式曾经风行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曾经为不同的政权和政客所利用。其三，真正的改良或革命，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凡是好的东西都会被假冒，凡是“反”的东西都会成为打击异己的借口。更
12、复杂的情形在于，即便那些真正的改良者或革命者，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是改良或革命的化身，也会利用这个逻辑排斥或剪除异己，进而走向改良或革命的反面。其四，一个人拿起传话筒是容易的，可是要中途丢弃却非常难。郭沫若几度想辞掉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成功。“像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虽然，郭沫若不久就写下他一生最具人格光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跟一个他所厌恶的党派和领袖作了决裂。然而，人们何以用“吹号的”而不用“传号的”？这本身就足堪回味。郭沫若的回忆无疑为这个绰号的产生提供了真切的历史土壤。但他并没有完全读懂这个绰号的含义。“吹号的”并非仅指那个
13、场景中“传声人”，它实在是对“宣传人”的形象概括。因为“宣传”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并非以真理和国民利益为转移（当然不排除也有吻合之处），而是以党派利益为转移。诸如欧美各国每逢大选之年，各党派纷纷为选举做广告、制作片子、发表演说，大造其声势，这其实就是“宣传”工作。郭沫若对此不是没有认识和体会。他在回忆中说：“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像打倒贪官污吏 、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他举例说，像这样的口号“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在他看来是注水的，很难兑现的。然而，他明知无法
14、兑现，却命令手下人去刷这样的标语口号。这让他很痛苦、很纠结。倘若他不深知这一层，那么他如何能咂摸出“吹号的”这个绰号的嘲讽意味？这个绰号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在任何体制下，“宣传”工作都不会消失。关键在于它是否受到必要的制约。比如为选举造势的宣传，选民明了它的用意，并且政客许下诺言，也将受到选民和时间的制约。可是，一旦失去边界和制约，“宣传”可以被任意偷换为真理的代言，那便等于打了老百姓左脸，还要老百姓亮出右脸给你打“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我倒是喜欢传主回忆北伐战争中的一个细节：在攻打武昌城时，城上的大炮冷不丁打过来，“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撒尿。尿正撒到中
15、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人生快意，尽在这一“撒”之中，管它什么炮弹鸟玩艺在周遭呼啸！二一二年四月驯象师与豪猪斗士明代以来，宣武门内西城根有一条“象房街”，因街之北有宫廷设置一象房而得名。此街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后来，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建立了国会大楼，此街因此更名为“国会街”。到了六十年代，北京拆除旧城垣，“国会街”也随之被废掉，如同切除一小节盲肠。即便它不被废掉，也会在红色风暴中更名为“反帝路”、“反修路”或者“红旗路”之类。在中国，朝廷驯象一直可追溯到元代。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有大汗乘坐“驯象”的生动描述。“驯象”之阵是朝廷重大
16、典礼、尤其是皇帝征伐、出巡之仪仗。在元代，一般是在四头象上，安置一精美木楼，内镶金锦，外覆狮皮，天子御坐其中，携十二只猎鹰，征讨或巡游四方。至明清时，皇帝乘金辇，前后均有庞大精美之驯象群护卫、壮势。因为战争和仪典的需要，驯象师也应运而生。驯象师具有双重性：他一面是向大象发号施令的主子，一面被宫廷呼作“象奴”。但二者在典礼上却化若一物：驯象和驯象师皆披红挂彩，招摇而过。令人称奇的是，驯象师能把野象驯化到这种程度：令其行则行，令其止则止，令其跪拜则跪拜。驯象见到皇上，也跟卑臣一样长跪不起。之后皇上才“免礼平身”，赏给它糖草、糯米饭，以示皇恩浩荡。康熙三十二年，沙俄使节有如下记载：“乘马同至驯象所。
17、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观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啸，声震屋宇；又有声如牛马，又如南方小鸟。尤奇者，学吹号。又命象向我请安，就地作滚，其滚时，先舒前足，徐舒后足，腹重贴地，卧而后起。”大象的野性已被驯光光，变得“奴性”十足。至于驯象的过程，也是非常残酷的。元人熊太古在冀越集记对驯象做了下述描述：“人掘坑坎，以草木覆之。或象陷于坑中，饿数日，人以草饲之，与之曰：我能饲之，且曰：若从我，我能掘坑作平地，使汝出求食。象若应之，即登其身拊摩之，不动，得出坑，终身不敢伤此人。”这跟朝廷招降纳叛的伎俩如出一辙。沙俄使节也写道：“有一象尚未练习，锁前二足，未经出户，地旁有深沟，似防其变。”明洪武十八年（
18、公元 1385 年），朱元璋除了在朝廷特设饲象所，隶属锦衣卫掌控外，还特设驯象卫这一军事机构，以便捕捉、驯化野象，专门对付南方麓川土司的象阵。有意味的是，驯象卫在长期征剿的过程中，其职能由单向演变为双向，即兼有捕驯野象和镇戍边防的职能。也就是说，它既驯象，也驯人，二者合成即为象军。驯象卫最高长官为南通侯，鼎盛时曾统驭象军达两万多人。换句话说，南通侯便是级别最高的驯象师。到了清代，朝廷专设銮仪卫，沿袭的是明代锦衣卫饲象所制度，从顺治元年（1644 年）开始，改称驯象所，分东、西二司，以驯养宫廷仪仗使用的“仪象”。每年六月初，象房前彩棚高搭，旗幡招展，鼓乐齐鸣，象房内的“仪象”款步而出，过象房桥，
19、出宣武门，到护城河洗濯，引来上万草民观赏。元明清诸王朝何以对“驯象”如此看重？原因很简单，大象是陆上最庞大、最威猛的巨兽，同时也是呈示天下太平的瑞兽，天子坐于其上更能显示专制皇权的威仪。然而，咸丰年间，因洪秀全起义，兵荒马乱，南方贡象之道遂断绝；而象房仅存之“驯象”也纷纷倒毙，原因是驯象师克扣草粮以自保，以致“十余年象房无象”。作为“象奴”的驯象师，其奴才本性于此暴露无遗。奴才向主子献媚、告密，却向更弱者施虐。其后，清国危机日益加深，割土赔款，国之命脉被洋人控制，南方属国（越南、缅甸等）被法英占领，宣武门内之象房再度呈现“死相” 驯象师们懈怠、开小差，以致光绪十年春，一头仪典中的“驯象”突然发
20、疯，从西长安门逃出，一路毁物伤人，不仅将所拉的皇家玉辂撞碎，还将一个太监抛到皇城墙头。一个王朝衰败的气象和气数，于此可见一斑。不过，驯象师历来是既驯象又驯人，因此不能说驯象师完全丧失功能。事实上，他一直是阴魂不散的。有意味的是，王朝更替之际，驯象和驯象师可以“照单全收”；而清朝衰亡之际，连最后一头“驯象”都死掉了，中南半岛的藩国不再贡象，象房遂废，驯象师也四下逃散。不过，对于清王朝而言，还存在另一类驯象师，袁世凯便是。袁某为皇家驯化的是另一种“战象”：一支西式新军 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凭借这头“战象”，袁世凯顺水推舟地成为清王朝的掘墓者与和平开启民国的功臣之一。然而，若没有革命
21、党人前赴后继的反清起义，历史的转折恐怕还要延搁许多年，袁世凯自然也没有契机“逼宫”，更甭谈什么赞成共和了。革命党人在反清血斗中，堪称豪猪斗士，浑身箭刺，冲锋陷阵，豪气万丈。民国后，共和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一九一三年，在驯象死光光的象房遗址，盖起了崭新的国会大楼，象房街也由此更名为国会街。这极富象征意义的细节却一直被忽略。要知道，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于此出现重大转折，暴力推翻一姓王朝而建立另一姓王朝的怪圈终于被打破。然而，世纪之初，民主宪政之于国人而言，也跟盲人摸象一般。新的国会建立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宿命般地预示了民国之初建立民主宪政的艰
22、难性、曲折性。其一，旧朝驯象师袁世凯仍控制着一头“战象”它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军队，实际上只效忠袁世凯个人，即便袁氏成立的公民党也必须效忠他个人。因此，在两院开会选举总统时，“驯象师”除了收买议员，指使数万士兵冒充公民请愿，强烈要求袁世凯当总统，还以保护为名派军警包围国会数日，令议员们惊恐不安，连投票后照相机发出“啪啪” 响声和浓烟，也让颟顸议员以为是爆炸，有的抱头鼠窜，有的狼狈钻到桌下，高呼：“我选袁项城！”其二，大批豪猪斗士在放弃炸弹和投枪后，并没有及时转换角色；除了宋教仁等人坚持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进而组成“责任内阁”，其余的大都对民主宪政茫然失措，仍做着暴力统一的迷梦。后来孙中山
23、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手印效忠个人，十年后改组国民党并在苏联援助下建立党军，走的也是驯象师的道路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党专制将最后一点宪政残余也清灭干净，并继续驯化新的“驯象” 。其三，没有建立干预贿选的有效机制，以致宪政的实施在金元面前变成空谈和怪胎。一九二三年十月九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袁世凯死后，他的党羽都成了驯象师的继承人，曹锟便是其中一个。他以五千银圆支票就将豪猪斗士“烘烤”成了“猪仔”。可笑的是，收买活动竟是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后的宴会有一道菜别有意味：一大盘烤乳猪，令赴宴者无不互咬耳朵，窃窃私语。在“赞成不要脸，不赞成不要头”的两难
24、选择中，他们选择了“不要脸”。然而，双十节那天曹锟就职，安庆、芜湖两地学生怒不可遏，先后捣毁安徽国会议员的住宅，被称作“抄毁猪窝”，他们集资铸造铁猪若干头，将皖籍猪仔议员的姓名刻于其上：猪鼻上刻“张伯衍”，肛门处刻“何雯”。如此，民国国会便再度成为现代“象房”了那儿建有圆楼和红楼，不过圆楼有些怪，从外形看它并非圆形建筑，而是方的。原来，走进去才知道它的主楼呈圆柱形，类似最后死去的那头“驯象”的巨型象腿。宋教仁遇刺后，第一届国会议员们大都经不起五千银圆之“烘烤”，但仍有拒绝做“猪仔”的豪猪斗士，比如浙江淳安县议员邵瑞彭、乐清县议员洪叔翰。他们将五千圆支票拍照后寄往京沪各地报纸发表，还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诉讼，举国一片哗然。此举自然遭到了驯象师的无情追杀，豪猪斗士们不得不亡命天涯。其实，各种各样的权力就是“驯象”，而专制的魔影便是“驯象师”。面对它，豪猪斗士们除了与之保持距离，便是用浑身的箭刺与之斗争，别无他法。因为这箭刺，正是“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鲁迅语）之庶民所赋予的权力。二一二年八月九日（经随笔杂志授权转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