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毕业论文城市地域性解读与再生前言笔者将考察研究及设计的地点选在了杭州吴山，出于孩提时就和父亲有每个礼拜攀爬的习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吴山已经不再像那般的亲近，甚至南麓的十五奎巷还是在大学期间才得以知晓。吴山否能以一个积极的姿态回应城市化，如何重申基地的话语权，是研究和设计的动力和出发点。地域性常常被用作解读设计作品或表达某种态度，在对基地的解读和分析时候，地域性更是将我们的理解上升到微观的视野，笔者通过地域性的思考，结合地理学、社会学等多维度的视角寻找出城市发展与公共领域、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关系。通过解读，获得了解决城市和自然矛盾的方法。在基地中选择了一块被割裂的场地进行了实验性探索，在设计过程
2、中科学地总结了山体及聚落发展的秩序，通过等高线的解读创造性地提出了地形衍生的方式，借助情境化的心理联想构建出空间构架，并对建筑类型学的重新解读得出了空间的操作方法；从路径和空间感觉上还原和再现了山地聚落，并很好的结合了当下城市的结构体系。通过对一个区域的实验可以得出，地域性解读城市并设计城市并重现地方特色是对城市化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对今后的地域城市发展提出一种可能。关键词：山 聚落 衍生 秩序 地域性 类型第一章 引子1.1 吴山：何以存在？二十多年的成长经历，吴山对于我的印象似乎只是停留在山上那些著名的景点之中，比如河坊街、“吴山天风”，要不是中山路的改造计划，也不会知道吴山的另一边原来也有
3、那么的丰富。地理上的特殊性（高架桥和山的位置）使得山成为了城市中的一道边界，似乎山再过去则是另外一个世界。这种差异性和神秘色彩并不是与日俱来的，相传上古时期，杭州城还是一片汪洋，吴山则是海湾中的岬角，随着陆地抬升，而西湖由海湾演变成渴湖。最终为内湖后，先民们开始陆续迁入，形成城市，这就出现了吴山三面临城的特殊地形。 1 对于城市的形成及考古学的意义来看，吴山的重要性似乎比西湖要来的大，但如今，吴山在杭州城市化的背景下已经慢慢被边缘 化，虽然和西湖一样，自然景观都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但幸运的是西湖以其较为广袤的自然优势及其经济效益，以另一种姿态和城市保持了距离，而这种距离或许是保留其原初最妥善
4、的方式。但是长期保有住居和自然共存的吴山却难以逃脱其自身的属性土地，开垦和建设成为了顺理成章，山地作为城市活力的特征慢慢开始被吞噬，最终将会成为雕塑或是地景般的存在。1.2 地域主义：方法论？如果说 E萨义德（Edward Said）2 在东方学中将话语权归结于后殖民时期第三帝国的自我意觉醒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基地吴山来说，话语权已经被自身的体系所瓦解。似乎没有一种地域特征能像吴山一样有那么强的批判意识，它虽然拥有深厚的文化意识，但是在现代科学和政治条件下又被刻画的简单和纯粹。K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3曾引过保罗里柯（Paul Ricoeur）在普世文明与民族文化中的论述
5、：“我们面临着一个正在从欠发达状态升起的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为了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必须废除那些成为本民族的古老文化的过去？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所在：如何成为现代的而又回归源泉；如何复兴一个古老与昏睡的文明，而又参与普世文明。”4 而其批判性更能表现在其矛盾所在，以及某种改变的潜质。如果说弗兰普顿将康德哲学的“批判性”（critical ）定义为以反中心主义（anti-centrism）的共识姿态来寻求文化、经济、政治独立的话，那么 A楚尼斯（Alexander Tzonis）5则将“地域主义”作为我们研究的方法。在批判性地域主义一书的前言，楚尼斯教授将“现实主义”来“地域主义”，因为抹
6、掉“re-gion-alism”（地域主义）的中间部分，就成为了“realism”, 即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很适合于表达那种对所属的特殊环境以及独特性的探究。6弗氏和楚氏的论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地研究方法：一方面，我们以“批判性”的姿态来重申基地的话语；另一方面，通过“地域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学的方式来阅读基地。而作为现象学的特征，其领域应该触及到各个方面。第二章 解读与调研现在，摆在我们设计面前的是一整套以科学为名的城市学科体系：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等等，每个领域似乎都在诠释自身对于城市的绝对操作性，随之而建造的现代城市也变的模糊不清。回顾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从来都不会超过日常生活
7、思考的能力范围，回到一种本源于生活的现象学思考，也是我们地域解读的方式。基地中并不存在绝对的体系在控制，相反的其表现的复杂性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微观解读。21 文化地景对“地景”一词在汉语中很难确切地将其定位，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讨论，则回到了“Landscape”和“Spectacle”的讨论。“Landscape” 通过词源学的角度可以将词汇理解为： “land-大地”和“scape-观看”，大致的意思是视野范围内看到的大地所呈现的景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场的体验。但是在 C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1提出景观都市主义（The Landscape Urbanization）的
8、时候，景观的含义除了对自然的描述还将其含义上升到了视觉表象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维度。C朱可英（Sharon Zukin）2的一书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尼斯世界（ Landscape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Landscape”的含义不只是指那些公共设施，更是揭示其作为存在物之后的抽象化的市场经济及其消费倾向。 “Spectacle”的词源学意义在于 “Spect-看”的意思，该词来自于 G德波（Guy Debord）3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德波的“景观”是沿袭了马克思等人对商品的批判，对资本主
9、义社会中大众日常生活的分析阐释。“Spectacle”具有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在里面。而对于我们的基地来说，当下的情况带来的现象和思考也许更为重要，作为保守的讨论，主要部分倾向于“Landscape”的角度，但是仍需要 “Spectacle”的批判性态度。回到基地，“吴山广场”、“吴山花鸟城” 、“杭州历史博物馆 ”、“ 河坊街”太多的场景和地点取代了我们对吴山的认识。西湖十景的“吴山天风”更是将吴山抽象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此时此地的吴山已经成为了存在的名称和目的地Comment 木木木木1: 这种描绘方式怎么影响了人们对于城市的意向呢？那么西方人们对于城市的意向是怎么形成的呢？的标志。偌大的吴山
10、已经被矩形的展厅、阴暗的虫鱼市场、喧闹的讨价还价、亦真亦假的紫砂壶所支解了，成为了由广场、大体量的展览建筑、公交车总站、嘈杂的人群所组合成为的文化地景，习惯了城市节奏的人们似乎只有在广场般的尺度才能感知到山的存在。与城市主干道保持垂直，从城市角度来说，自然地理对于政治地理几乎毫无影响。的确，对于城市干道的视觉终端来说，立面的优势远大于内容本身，山的意义在此已经论为了符号。“scape-观看”的能动性远远大于了“land-大地”的存在意识。而对于山的另一端，保有大量住区的南麓，政府的力量就不那么强大了，政府能参与的手段最多也只是改建，而对于基地现状也没有较为主题性的建设意见，总体处于一个混沌状态
11、。22 典故与传说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除了对在场的感受，再有则通过媒介的认识。因为随着物质的更替与消退，当下和过去必然有许多的不同，而民间的百姓常常通过文字记录、故事、习语等各种媒介记录着，而通过媒介的手段往往很方便人们对事物的再现。比如杭州“断桥”与“许仙白娘子” 的故事，事物本身的意义、视觉认知已经远不及其背后的故事，往往会有人因为听说了传说故事而来到断桥。城市的意义顿时变得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一个城市的印象也许在呈现眼前之前已经由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在脑中给定了，再到现场去的时候，仿佛故事发生在场，这种脱离物质性的城市描绘方式，与西方基于本体出发的实证性描述截然相反。城市地区不同的传说拼贴成
12、为一个城市意象，其错综的趣味性和略带有地理性的描绘仿佛卡尔维诺将山海经引述到了“看不见的城市”中。我们在吴山里所选的基地也带有强烈的传说色彩。吴山之“吴” 因春秋时属吴之南界故名。又伍子胥以忠谏死，吴人怜而为立祠山上，故旧名胥山，山多城隍庙，亦称城隍山。4十五奎巷，原先叫做“石乌龟巷”。后来人们成了“十五奎巷”。（见图 2.1.4）相传，城隍山上的十二生肖石旁边，原有一只很大的石乌龟。每到晚上，它就化成人形，穿行于闹市之中，怡然自得，觉得十分快乐。只是它形体笨重，踏在石板上，吵得附近的庙神夜间不得安宁，纷纷向城隍神告状，幸亏它不做坏事，城隍神也没难为它。 后来，这石乌龟觉得应该归入大海与鱼龙为
13、伍，才是修归正宗。但苦于行动不便，入江无路，终日郁郁不乐。事有凑巧，南海观世音菩萨从西天回来，路过杭州城隍山，已经暮云霭霭，脚下没有注意到城隍山上的大樟树，一步踉跄，震动怀里的柳枝宝瓶，酒出了几滴甘露，刚好落在石乌龟身上。石乌龟的道行一下子增添了五百年，变得体态轻盈，行动十分方便了。一天夜里，石乌龟沿着山坡悄悄而下，经过四牌楼，爬出鼓楼，打算从望仙桥河下顺江入海。这时，潮神伍子胥刚巧从山上下来巡逻，发现石乌龟要逃循出海，不觉大怒，立即命令手下将士把石乌龟逮住，钉死在伍公庙山脚下。Comment 木木木木2: 中国老百姓喜欢对地形进行直接的象形解读，认为草木有灵，泛神论者也。也加重了对自然的敬畏
14、。是对礼制文化的一种反应。故说具备社会制度的约束力。然也。Comment 木木木木3: 类似于建筑中的传达室。功能性远大于其物质性。第二天，住在这条巷里的居民发现一只庞大的石乌龟趴在这地方，后来就把这条巷取名为“石乌龟巷”。 5城隍牌楼巷，南宋称吴山庙巷，后因巷正对宝月山城隍庙，明改称城隍庙巷，清称城隍牌楼，民国改称城隍牌楼巷。1966 年改名团结巷，1981 年复名城隍牌楼巷，俗称城隍牌楼。清时康熙、乾隆南巡来杭，多次登吴山，此为上山辇道。仁庙五巡江南日录：“康熙四十四年（1705）乙酉四月初四日，皇上乘轿，皇太子、宫眷出行宫，由大街过鼓楼，进城隍牌坊，上吴山，幸紫阳山，各处游玩。午后仍幸城
15、隍牌坊，回行宫。” 6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也描写过“马二先生”游吴山所经过的主要道路。书上写道：“又转过两个弯，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正如吴敬梓描写的那样，这一路东可望江，西可眺湖，千百年来，这是一条传统的游览路线，在这一路上，几乎集中了吴山主要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色。7 仍然有许许多多传说发生于此，传说一方面是百姓对城市地域特殊性的最直接的解读；另一方面更是将地域神化成为人们需要铭记的礼仪，为聚落规定出了神圣的领域，禁忌的领域以及有关的限制条例，而这些传说
16、所具备的社会制度的约束力，使得宗庙、民居得以保存和延续，对于基地而言也保全了部分的聚落形态。实际上，为了使生存环境与之相适应的秩序得以保存，也发挥想象力虚构了多种多样的传说，如此延续的聚落充满了真实性和虚构性，聚落也正是通过这种虚拟的秩序的以存在和延续。23 边界和领域这是“作为容器的空间”的特点的最基本地概念，一般的来说边界被适当表现出来，那么内部就能看作是其领域。但是我们将领域一词的含义从“space”上升到“domain”的讨论，就已经逾越了物理空间的范畴，边界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对物的讨论，其包含的更多的是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的隐形空间，而其多样的领域和路径也可能称其为场（field
17、），这往往和其使用的功能及其操作者有关，就常常与建筑学的观点差异过大，但这其实将城市推到了核心的解读。市政设施：公共空间被严格的限制于身份，只有相关的人群才能享受其空间，甚至观望的机会也不会给予。基地的原市委党校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可进入的神圣，同样的从建筑学的角度，较为集中化的布局，使得空间庄严而不可侵犯，林立的铁栅栏宣告着领域的存在。社区：主要分布在基地十五奎巷南部。中高层的居住方式，来自于改革后集体化的生活，而引发了公共空间的使用归属问题。社区带来的协调管理的模式将公共空间分给了小区居民使用，出于占有及安全的角度，铁门、栅栏将空间合法化地占有。对于城市空间来说，一道铁门或者一个岗亭的空间意
18、义远远大于建筑物本身。Comment 木木木木4: 这一段讲的是公共空间的问题，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个人感觉现在的城市空间在形式上又回到了宋代以前的里坊制里去了。Comment 木木木木5: 这一段的总结，敏锐的发现了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的症结以及这种空间系统的地域特征的丧失。这是精华所在。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应该紧扣这个精华来，前面的叙述有些随意，挖的不够深。民居家宅：主要分布在十五奎巷与吴山交接处，少数清代民居，绝大数在民国时期重建或改建，至今仍在不时的拆改建。一户人家的宅子往往是若干房子和若干院子所组成，在弄堂中进入一个不起眼的小门，则会发现里面却是别有洞天。家宅的领域始终建立于院墙之中，边界
19、如此单纯却有力的划清了宅和弄的关系。但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一宅一户了，人口流动或是经济等原因，家宅多是分为多户合租，原先私有的院子开始也成为了公共空间，但是他们却有意识的将家宅和城市保留距离，只是等级上下降了。山间寺庙：在山林里漫游让我遗忘了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否。那些点缀在山中的寺庙能被轻易的察觉，因为较自由的运动之中，清晰的结构和领域关系能够很快的被识别。在建筑之中，无论是视觉的还是身体的无不能感知山的存在。历史上有过对城市空间变化有过这样的一段论述：北宋汴京（今开封）打破了历史以来的里坊制的城市营建方式，来源于商业的自由发展，推翻了坊墙，建筑的形制和位置都有了很大的开放度，城市空间从原
20、来的院墙的空间一下子变得十分自由，个体经营方式也使得公共领域得以支解，但是带来的是丰富的空间体验和较为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并且影响了之后的临安城（今杭州）等城市发展。但是在解读基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城市空间中的公共领域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辨认，管理模式、经济效益等社会因素慢慢在消解我们对城市的体验，空间似乎不再像古时宋代那么的灵活和自在，使得我们对公共领域的感受只能停留在主干道、几条里弄或是暂时没有身份的宅院中。对于我们这些想探究城市深处的人来说，需要通过交谈等方式允许并获得暂时的空间使用权。而山所体验到的漫游状态，给予了空间多种可能性。很难想象如此截然相反的空间感受竟然出现在一个基地中，如何才
21、是良性的城市公共领域的存在以及从建筑学角度创造边界对空间的价值都值得重新思考。24 日常生活Comment 木木木木6: 这不是对政府的权利空间的抗争，而是日益变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和陈旧的生活空间的磨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谁突然压倒谁。Comment 木木木木7: 场所需要事件不同于吴山北麓的河坊街，基地所在的南麓并没有完全调整其地域业态和商业策划，区域特征只是在物质层面上的翻新（修建），而在生活上却还是维持了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较少的游客和旅游策划的侵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还是控制在他们自己的节奏之中。在每个人都有权开展自己的生活业态的条件下，原有的城市空间被打破，而这样的混沌状态较之
22、政府的权利空间似乎在做一种宣抗，一条道路的东西两端竟然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空间的日益需要已经在和城市空间做最后的抗争。在合法化的商业无法被满足的时候，山提供了一个“非法” 的场所，但是这种对与基地原初和地域性的使用方式之下，也提供了空间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山地的利用不只是停留在商业，其本身作为旅游景点已经正在被使用，健身、棋牌等对于场地也是在建立一种与自然的关系。25 戏台与聚落曲艺对于中国的百姓影响深刻，它来自于民间，传播于民间，其表演形式也来源于民间；和西方的戏曲不同的是，在中国，戏曲的表演并不强调观演的效果，更在意的是表演的在场及其故事本身。从类型学的角度，传统戏台的空间形
23、式还是寄存于民居的院落格局中，只是戏台的宅中的位置；而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起，戏台就已经有了固定的类型和表演模式。这就和戏曲来自于民间自发的行为以及日常生活有关与西方作为社交场所发展而来的剧场所表现了的特权阶层的娱乐场所所不同的地方。在乡土调研中，我们会注意到在村镇的中心地区通常会有个戏台，而且往往在宗祠一种。对于聚落而言，戏台不仅仅是看戏的场所，更是生活的中心，婚庆、丧礼、集会等都借助着戏台。从长远的意义看，似乎中国传统戏台的不定向的功能使用更加能被合理的利用。在基地存在着两种戏台形式：在山顶的露天戏台，以及东岳庙中的戏台。我们从图片中也能发现随着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人们对于家族、宗社的关注
24、也越来越少，个人的活动也趋于开放和群聚，戏曲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种交流的机会，而吴山则为其提供了场所。戏曲已经不只是观演，更是拉近邻里的公共场所。重新审视剧场（戏台），我们发现剧场的作用和意义不只是停留在是一个观赏和被观赏的相互作用的场所，而更需要作为学习文化活动、保存和继承戏剧的场所，同时也需要保有他原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属性，对于城市意义而言，剧场（戏台）的空间意义应该是对公共空间的一个拓展。第三章 衍生实验性的探索Comment 木木木木8: 秩序与混沌。一个城市需要秩序，也需要混沌，也需要之间的暧昧。需要指出的是，设计工作者只能提供秩序及混沌的方向。真正的混沌是里面的生活产生的。我们从基地
25、解读中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吴山和周边聚落的问题，似乎这种类自然的城市模式仍然有其潜质。计划将实验的位置定在十五奎巷的原市委党校的群楼，应市政府将其改建为曲艺中心的计划，使得出去政治意味的基地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近乎与山地割裂的基地状态，让这次实验有种修补城市的意味所在，而操作的前提是我们微观调研的内容，寻找可以操作的秩序，进行基地的再生，或者说是“衍生 ”。维基百科将“衍生” 定义为：“一种较简单的化合物中的原子或原子团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置换而生成较复杂的化合物。” 1重拾基地，城市的复杂性近似混沌的状态，而使之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经模糊不清。和许多的聚落一样，事物的状态表现出混沌状态要比建
26、立秩序更困难。因为在一代代的聚落修改者眼里，面对无法收拾的混沌状态时，就会积极地寻求破除这一状态的新方法，这也就是秩序的初源。因此，我们在面临一个空白或者缺少复杂性的基地时，要在现实中有创见地去构想混沌，而这又必须建立在具有发现可以收拾混沌的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这就是秩序。而最终表现的状态并不是瞬时的，而是叠加了多个时期秩序下的类混沌状态，其自身也有在环境中持续的生长的机制，一种生长维持的关系，而这种可持续关系永不停息，尤其是要向未来的方向发展，其表现出来的发端的历时性秩序与持续的共时性秩序共同结构成聚落发展的机制联系着过去、当下和未来。 31 山地的衍生对于山的地域性思考，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上
27、古神话，“山”常常被当作人与神交往的“天梯” ，具有无限神秘性。淮南子 地形训中有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2山俨然成为了从人到神的境界过程的天梯。古人对“天”的敬仰、崇拜，同样对山地充满向往，使之成为安身、敬神之处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所以至今吴山上的伍胥庙、城隍庙都是自古传下的。在古代的西亚文明中，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类也常常把山作为神的居住地 。“在每个城市中，凸出的区域都作为该城市的保护神的位置，例如在乌尔城西北角的高势地带就是月亮神南纳地领地。”3很显然，位于地中海文明的古代希腊人也具有相同的山地观，他们将雅典卫城放置在城市的制高点上，借山体现了对神的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