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根据深圳颁布的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统称为执法员。日前有网友曝出一份内部红头文件，文件显示深圳执法员共分 53 个薪级，职级最低的见习执法员起薪 7000 元，职级最高的月薪 15720 元。深圳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证实了见习执法员的薪酬标准。公务员收入历来备受外界关注，而且，有深圳 2009 年月平均工资指导价3338 元做参照，执法员薪酬标准激起舆论反弹，几乎不可避免。与此相反，在深圳公务员内部，如此薪酬仿佛并未让人太过兴奋。有执法员表示，7000 元的起点看起来很高，但在深圳如此高的消费水平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每年工资涨得不多。舆情喊高，当事者又不十分满意，那
2、么深圳执法员薪酬到底是高还是低呢应该说，公务员薪酬不仅是个数字问题，更应该是一个程序体系的派生指标。首先，执法员薪酬标准是依据什么确定的，是否经过了人大的审议和批准？这些，民众在公共信息层面无从寻觅。如果没有公开的说明，来详细阐述执法员薪酬标准的生成依据；如果靠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不经过合理程序，自己确定自己的薪酬标准，无论是高是低，这个标准都是不合理的。 其次，整个执法员队伍职责不公开透明，公务总量与人员总量需求没有公开的核算比例。公务员招考年年进行，但一定的公务总量到底需要多少公务员，目前为止没有公开的信息。深圳此次公开招聘执法员 350 名，而深圳行政执法到底需要多少公务员不得而知。如果公
3、务员队伍无限扩大，直到人浮于事的程度，那么薪酬标准无论高低，也都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按照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方案，原本“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划分成综合管理类(领导职务公务员)、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据报道，如此划分开来后，目前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约占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总数的 69%，其主要执法职责是监管、处罚、稽查。如此庞大的执法员队伍，再加上领导职务的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将使管理和执法成为政府的重头戏，更多表现为社会服务职能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比例不大，这与努力建设的服务型政府不相吻合。所以，比薪酬更微妙而且更具观察价值的，是有可能出现的“执法过剩”。再者，与执法员薪酬标准相对应，公务员退出机制尚
4、不健全。如果公共服务充分到位，公务员退出机制有如“高薪养廉”的国家和地区，公务员能够克己奉公，以足够饱满的精力致力于民众的公共服务，他们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就能为公众理解并接受。问题在于，执法员所拿的那个职级薪酬，是否与其工作成效相匹配，犯了一定的错误能不能及时退出。民众只能看到公务员“高薪”，却看不到“高薪”背后的责任、义务和风险，这个薪酬标准注定要被质疑之前一直有人提倡高薪养廉，也就是要提供给政府主管部门的公职人员或者公务员，以使他们无须以公谋私就可以满意的生活条件，以这个代价保证和养护政府的清廉。这种办法一直有争议，焦点之一就是什么样的薪酬才能置换贪欲？多好的生活保证才能使人不生贪污腐败之
5、心？而这绝对不是仅仅增高薪金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看拿到了高薪的人欲壑有多深。有成语道“欲壑难填”，一个不断被欲望挖深的沟壑，是不可能通过高薪来填满的，不是薪水过低，而是欲壑太深。基于这一点，此次调查的公务员幸福感排名第一，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见习期薪水就达到 7000 元，而 2009 年特区内工资指导价平均数为每月 3338 元，待遇确实够牛，高薪之下，应试者更是趋之若鹜，成为深圳有史以来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这些应试者看中的究竟是颇有创意的行政执法职位还是高薪，尚且还不得而知，也没有追问的必要，现在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执法公务员在见习期就坐拥比工资平均数高一倍的薪水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公
6、务员尤其是在见习期的没有任何执法经验的公务员究竟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呢？公务员与其他社会工作者不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做大社会蛋糕，而公务员的工作则是分配蛋糕，从这一点讲，公务员创造的经济价值是无法与其他行业的工作者相比的，从这个角度讲，公务员如此高薪是不合理的。那么公务员是否就能创造与其高薪相匹配的社会价值呢？社会价值当然是无法用数字衡量，但它可以归结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归结到民众的个人发展权得到尊重和社会的进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公务员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能否克制个人的贪欲而不滥用权力，也就是是否能坚持廉洁执法？如果能用这种“高薪养廉”的办法来刺
7、激公务员努力创造社会价值，那倒也还是合理的，那么高薪之下，我们的行政执法公务员能否做到清正廉明，克勤克俭，实现高薪养廉呢？高薪养廉并非没有可行性，在新加坡政府就是通过这种高薪养廉的方式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并创造出相当大的社会价值，但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内，在老百姓眼里，公务员可都是“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在一些垄断行业，从高管到基层员工都是拿着高薪，但是贪污腐败照样盛行，垄断行业也并没有因此创造多大的经济价值，相反却在不断吞噬国民资本，而问题就出在监管制度的缺失和法治力量的单薄，这些问题不是高薪就可以解决的。因此要提高公务员的行政执法能力，仅仅依
8、靠高薪激励是远远不够，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只会更加剧利益集团之间的割裂和差距，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社会资源分配的阵地中来，越来越少的人参与社会财富创造，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谈不上公民的个人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了。中国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 30 年间,中国 GDP 全球第三，并有望超过日本,排在全球第二,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巨大存在。在这个过程中，4 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的 10-20 年之间,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 30 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9、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和世界同时进入信息社会。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 在 27 国 2.9 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 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有 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 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 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有的从国民
10、性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有的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有的从投资的角度看，认为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有的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到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不一而足。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
11、。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了如果不是决定性的起码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毕竟政党执政只有 4 年或 8 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
12、 4 年或 8 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居世界前列，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又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
13、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 180 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北京三号航站楼，3 年完成，这在西方连论证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 年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 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 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
14、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多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 3 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 100 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危机爆发后，即使
15、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个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中国政治制度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是腐败的
16、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处于同一进程的国家。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将其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
17、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的主观因素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能力对其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
18、第二的香港，上世纪 70 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所谓“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
19、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合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 。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 。在西方“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任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
20、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 2011 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 91 亿美元，合人民币 600 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说起来，还是和西方“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西方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 500 亿美元（近 35
21、00 亿人民币） 、持续数年的麦道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自己做得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 ，做得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
22、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西方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
23、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 、性别（希拉里的败选） 、种族（黑人、白人） 、是否会做秀和有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布什父子总统） ，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 8 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 8 年。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
24、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底层民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 500 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500 万
25、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 100 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手续。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 30 至 75 欧元不等的费用，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因为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中国 30 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
26、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整体上讲，执政党保持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很多研究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事实验证。从目前中国的国情结合
27、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答案是否定的-高薪不能养廉。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关键是“养廉”这个行为要花多少成本？同时“廉”是什么？值不值得去养？所以，这里用得上一句老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世间什么都可以用钱去解决，那么也就简单了。可事实不是这样-人的欲望（或者是探索精神）是无穷无尽的，不可能完全用金钱来进行满足的。那么话又说回来“廉”是什么？我以为：“廉”是一种品格，是一种高尚的品格，是一种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有新的内涵的人格。人格是可以用高薪去养的吗？人格是可以养的，那是培养，是个人自身的长期积累；而不是靠某一段时间或时期的高薪可以养出来的。所以，我从经济学的观点出，结合政治学的
28、理论联系目前中国的国情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高薪不能养廉。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表示理解。毕竟每个人所站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在此我还想说的是高薪是应该的，但不能以“廉”来做参照物。高薪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和回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养廉”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道德范畴的行为。可惜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可能既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学识来抒发自己的观点，进行争论，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就以“高薪能否养廉？”为题展开讨论，我想完全可以写一本 100 万字以上的论文集，发给我们的公务员和相关人员，人
29、手一册。我想这可是一个“出书赚钱”的机会。这让我想起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一语,诚然,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 ,钱的驱动力固然重要.但深受公关教育的我却认为,任何组织的养廉不能仅以高薪为手段.而营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团结进取,诚信求实的组织氛围,制定出透明的“能者上,庸者下“ 的“电梯“制度,才能充分挖掘出人的潜力,发挥出人的斗志.最后建议:养廉还可参考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个需要层次理论,即依次为(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反腐败，摸索各种办法，用心良苦，我理解中共的小心思。但现在，就实行高薪政策是否适宜？“高薪养廉”在大陆目前这个情况下真的可以起
30、到作用？“高薪养廉”这个话题就其本意来说，似乎是一条理论上行得通的方策，以当政者的理论来说：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于公务员的薪水太少，所以总是难以摆脱别人小恩小惠的诱惑，只要多给他们钱，那么，此类的小恩小惠就无法打动公务员们的心。如此解释似乎便非常圆满地解决了公务员贪腐的问题。，表面上看，冠冕堂皇很是唬人，实际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觉，这是一种多么幼稚而荒谬的理论。高薪养廉是一个危险的说法，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形成腐败不是钱的问题，有个人道德的问题，当然也有制度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厦门远华的那些高官们，他们的薪水高于普通公务员。为什么他们动辄上亿地贪污，这时的高薪为什么不管用了呢？难道这是因为工资太
31、低而逼得那们去贪污去腐败吗？如此高的地位，如此优厚的待遇，为何还要贪，高薪养廉此时为何又不管用了呢？如此说来，那些工资地位远低于他们的小官和一般的公务人员更应狂贪，因为他们的工资相对来讲太低了，简直是九牛一毛，他们的确需要高薪来养廉心，那么高到什么程度能养得住呢？高薪不可能养廉，却有可能养贪，而“高薪养廉”之举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高薪”可以或者可能“养廉”，其根据不外乎这样两方面：其一，有了高薪，那些公务员就可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衣食无忧，就不会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甚至以身试法；其二、有了较高的薪水就可以使那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务有较高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也加倍珍惜，不会轻易地贪污受贿
32、以权谋私，否则就有失去这个职位的危险。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以上反腐败积极结果的实现，要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制度要完善，在制度建设达到一定水平，给予在职公务员以比较充分的制度约束，我们不再依靠三讲、自律等纯道德手段来制约腐败的发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实施“高薪养廉”的政策，才会起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在缺乏严密的制度的约束，在反腐败的法律建设严重滞后，急需大力加强的现实条件之下，我们匆匆忙忙的推行“高薪养廉”，其积极效果很值得怀疑，在缺乏严密的制度的约束下，“高薪养廉”反不了腐败。印度有这样一句话：“欲望决不会由于得享所期望的事物而满足，有如撒了酥油的火，只有烧得更旺。”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已经
33、得到了腐败的“实惠”，对金钱和女色有过“体验”的官员，其对金钱的占有欲是无穷无尽的。一个级别较高的公务员，其月薪是 2000元，把他的月薪提高一倍，再高些，两倍，总不会超过 6000 元，他会为这区区一个月 6000 元满足而不再腐败了吗？他轻易地腐败一下，一天之内的收入就比这个数目多。而且，薪水再高他也会认为那是他的劳动所得，没有额外的灰色的收入他是不会安心的，“马无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胡长清批一个条子，就到手几百万，国家再怎么“高薪养廉”，这些养廉的金钱和实惠对于腐败分子可算是杯水车薪，这些肆无忌惮、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又怎么会动心于区区几个养廉银子呢？ 在目前情况实行“高薪养廉”很
34、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一手拿着国家给的养廉钱，另一方面贪污受贿照行不误，钱多多益善么，谁会嫌钱烧手呢？其次，权力缺乏监督，某些高官仍处于“为所欲为”的地位的时候，薪水高了不会使那些官员更加珍惜自己的职务，也决不能阻止他们去以权谋私。这些惟我独尊的“寡头人士”，手中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不惜强奸民意，不惜掉脑袋，金钱和贪欲是他们的最大的理想，想一想，这些人，大大小小的胡长清成克杰们，他们有什么可以顾忌？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和淘汰机制作保障，我们根本就无法及时的发现他们的腐败，我们也无法迅速的坚决的惩罚他们。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党政军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核心要有
35、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和淘汰机制我们现在的反腐败的中心和重心应该在这里，哪里有虱子就逮哪里，宁可脱裤子也不怕，早根治早好，否则，隔靴搔痒，没什么意思，也注定不会起什么积极作用的。然而随着下岗失业人员的激增，农民利益的一再被侵害，社会保障体系弊端的日渐显露，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加剧。韩非子老先生所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矛盾总有一天会激化爆发，到时候该讨论的恐怕就不是高薪养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正方的队员由两女两男构成，反方亦为如此。在这里先谈谈双方的立论架构。正方提出无论是政府员工或者是私人单位，提升员工待遇可以起到帮助员工面对以及抵抗外在诱惑，廉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和外在的行为，而员工都是有头脑，且趋利避
36、害为人之常情。高薪能够增加贪污的风险，因为它增加了贪污的代价，即员工在贪污被抓的时候损失的更多，也可以缩小肃贪面。高薪也能给员工带来工作认同感，认为自己是受重用的，对雇主产生感恩的心态，也能在人的良知和价值观上有利于促进廉洁，之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在逻辑上，正方认为养是促进以达到，而能是可以并不是充分条件。同时，高薪与廉洁成正相关。在其他基准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实施高薪手段的确能够促进廉洁，那么立场便可得证。反方则指出正方无法明确定义高薪，认为道德和法律的双管齐下是保证廉洁的必要条件。也许高薪是一个添加的辅助工具，反方一辩就以汽油添加剂为例，打比方说汽油添加剂不能让汽车开动。反方还指出辩题的
37、寓意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廉洁的环境，而高薪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不让人去贪钱，也并不是从贪的根源上解决问题，而只是让人因为觉得不值得去贪而不贪，而不是让员工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贪污是一种违反道德法律的现象。同时，反方也要求正方论证使用高薪制度就一定能杜绝贪污。反方还列举了贪色、贪恋地位、贪恋权利、被迫贪污等等事例，认为这种类繁多的贪污事例不是只要使用简单单一的高薪就能够解决问题。反方也认为人的私欲是不断的在提升，而五花八门的欲望的深渊不能用高薪来填补。他们还强调惟有健全的法律和道德存在的社会才是养廉的基础。盘问和自由辩论给晚生的个人感觉是比较混乱的。不过黄执中前辈的出色表现以及反方的出奇打法给比赛带来了很多
38、看点。首先由正方四辩廖千慧询问反方一辩和四辩关于贝克汉姆脚受伤和反方一辩脚受伤谁损失大的问题，试图论证高薪员工失去工作和福利的损失大。而反方的辩手却不按照正方的逻辑继续将问题开展下去，而是巧妙的切换了一个角度，提出对于他妈妈而言，贝克汉姆就算是黄金双脚，他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孩子脚受伤的时候自己损失大。正方似乎对反方的“不循常理”有些措手不及，接着提出那么反方辩手能否像贝克汉姆一样给自己的脚买高额保险，反方一辩却机敏的回答道只要他能给一样多的钱，他的脚又不是那么容易受伤，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卖保险呢？赢来阵阵掌声，气势有些夺人。正方无奈，只好盘问反方四辩关于多少钱能够请她出演汽车广告，可是反方四辩似乎
39、也不是省油的灯，说她不是艺人，不愿意在广告上亮相，那是他的原则，多少钱多不干（仔细想这是符合反方的论点的，贪污的根治要靠教化，让员工真正意识到贪污是恶行） 。这一轮反方看似有点无理取闹，但实际上他们的论点也是值得推敲和玩味的。这次有幸能够看到黄执中前辈攻辩的风采（那是我在今年国辩至今看到的最精彩的攻辩） 。在前两轮盘问中，正方似乎没有抓住反方的一些弱点，反而被反方弄的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场上观众多数都慷慨的将掌声献给反方，正方非常需要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及时起来拨乱反正。黄前辈做到了。他的问题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他将读书和聪明，运动和健康，休息和养病为话题，询问对方这些是否正相关。 （注意，前者可
40、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反方似乎察觉到他的目的，不敢给出明确的回答。后来他继续询问那么法制的道德是否与廉洁正相关，反方终于承认。 （但是法制和道德似乎也不是廉洁的充分条件吧？）最后他提出，在前面几个关系式中，把前者换成高薪，后者换成养廉，就是他们的立场。 （掌声雷动不息）（注：比赛我比我记忆可是精彩的多）反方最后盘问正方法律道德是否起主要作用，正方宣称这不能排除高薪对于养廉的作用。反方则以裁判为例，问如果他向比赛裁判行贿，那么他们拒绝是否因为比赛主办方给了高薪？（以前赵令茂老师告诉过我，辩论评委评判比赛得到的钱甚至连服装汽油费都不够） ，而正方也及时讲问题的核心拉回自己立场，认为那是裁判重视自己，
41、对比赛有认同感的表现，而高薪是一种可以促进这种表现的手段。这里有趣的是这位反方的选手似乎忘记了他必须盘问黄执中，而当主席提醒他的时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最后很遗憾，这次没有看到黄前辈在面对盘问时的英姿。自由辩论很乱，双方没有很好的抓住对方的核心论点。反方一直强调高薪不是万灵药，同时给出了很多例子（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澳洲等） 。至于高薪的定义究竟是相对以前较高的薪水还是相对其他社会成员较高的薪水，双方争论未果，不过这个不是很重要，不一定要区分开。正方继续表示对能的见解，提出高薪给予了员工更大的自豪感和珍惜感，也增加了贪污风险，使肃贪变得容易，这是促进以致达到，即养。总结陈词双方没有提出新的
42、论点，反方对稿件的以来比较重，而正方的总结（不说大家也知道该是谁做）之精彩无庸质疑，这里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太精彩，没有去进行理性记录，耳朵听的太爽了）不过在观众提问的时候黄前辈讲的关于高薪清洁工的例子实在是令人莞尔。黄前辈还说，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一定的，就像用功读书也不能保证考试一定拿满分，我们能做的是找出那种事物间的联系，探讨他们会是一种怎样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能”。真正的一定大概只有在科学和数学定律中才存在吧？一个是中国知名的企业家，一个是著名的公诉人，在今天召开的人代会北京团会议上，柳传志和方工就能否以高薪养廉的话题进行了“激烈辩论”。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认为，高薪养廉已不仅是司法队伍
43、建设的重要条件，而上升成为必要条件了。我们联想讲企业文化，但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作保障是根本不行的。柳传志还举例证明说，如果一个企业在上市之后，投资人发现企业老总工资过低，肯定就不敢投资了。老总承担这么大责任，拿这么点的薪水，可能很轻易就离任了。因此，薪资水平必须和责任相匹配。持不同意见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被誉为此间“第一公诉人”的方工，曾审理过成克杰、李纪周等大要案。他表示，高薪有必要，但仅仅高薪并不都能达到廉政的目的。比如成克杰、李纪周这些巨贪，国家给他多少薪水，恐怕都都不可能让他们变得廉洁。方工进一步明确他的观点说，高薪必须和一个人身担的责任及创造的成绩相联系，而不是说这个人有可能
44、腐败，就要财政拿出钱来买他的廉洁。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穷，他就去偷了，如果要防止他偷，就给他钱”，高薪是解决不了这个偷窃问题的。从中外市长的工资看高新养廉报纸报道，说中国市长要涨工资了，由原来的每月人民币 2800 多元工资涨到 3100 多元，报道还比较了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工资，说他月薪二十四万港元，年薪将近三百万，国家领导人是望尘莫及。不过，中国老百姓没人相信市长工资水平能证明他们是廉政的，工资对于各级官员的收入和实际个人消费并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可以简单做算术计算，市长每月 3100 元，一年就是 37200 元，假定这些工资他们一分钱都不用，全部存入银行，十年总计是 372000 元（利息
45、不计）。这 37 万元如果买房子，恐怕一套普通住宅都买不起；如果买小轿车，丰田或别克等中档车大概只能买一辆；如果将 37 万投入股市，可能会跌的一文不值。如果市长*工资收入进行个人家庭消费，可能一天都熬不下去。香港媒体讥讽说中国市长薪水低但含金量高”，指的就是中国市长（其实包括各级高官）的薪水不能与普通工薪阶层相比较，“权力”本身就具有含金量。我们知道，官员（从村级开始）首先是用公款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来进行个人消费。用公款进行个人消费，党纪国法都是不允许的，但事实上又都是允许的，而且还是大肆挥霍浪费公帑。“权力”的诱惑力就在于“权力”本身是资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权力”（官位）可以买卖的原因。
46、假定市长都抽烟，不要说特制香烟，香烟的牌子大概就是“中华”，一包软包装中华烟市场零售价为 60 多元，再假定他们每天只抽一包，每月消费就在 1800 多元；假定他们喜欢喝酒，保守按每三天一瓶白酒，当然不是五粮液就是茅台或者水井坊，每瓶价格在 300 到 400 多，每月消费 10 瓶就是 3000 到 4000 多元如果喜欢喝洋酒，消费就更高；他们的服装鞋帽都是高级裁缝定做，一套服装少说也得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费用；至于吃饭，山珍、海味、野味等，我们无法计算保姆、保健医生、厨师、园艺师、发型师、司机、私人秘书、保镖等费用都是公开的国家支付费用，我们实在不知道市长有什么消费是属于个人消费的范围，工资
47、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就像我们不知道历来中国皇帝的工资是多少一样，市长就是没有工资也正常，有工资反而感觉那是“皇帝新衣”。中国地方的官员也有“土皇帝”价值观，自称“父母官” 就是意味着“ 家天下”，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理所当然是财富的所有者，谁的家庭小辈子女给父母算帐？那是大逆不道！德国是世界上排列第三的经济强国，政府总理的年工资有 20 万欧元，比起中国领袖的工资高处太多了，但与西方其他国家领袖相比，还是属于工资收入最低的了。德国总理施罗德由于几次离婚，个人经济状况很糟糕。一次，施罗德要去慕尼黑看望情人，买不起飞机票，只好乘火车前往。有一则报道说，1998 年，新结婚不久的施罗德和家人一起乘坐他的
48、专机去丹麦过圣诞节。根据德国政府的规定，国家领导人的家属乘坐专机一律自掏腰包，为此，施罗德不得不替自己的妻子、女儿及岳母交了 3700 美元的旅行费。从那以后，每次出门度假，他都让妻子多丽丝和女儿乘坐普通航班，而自己则坐着空荡荡的政府专机前往目的地。施罗德也有政府配备的高级防弹轿车，但这并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周末的时候，施罗德要想用它也必须按规定付费。于是，囊中羞涩的他只好开着自己那辆老掉牙的“大众”汽车，并且还要带上保镖。为了节省房租，施罗德还从柏林的一座政府别墅搬进了一套月租金不到 600 美元的两室公寓中。我们再看看中国，市长都财大气粗。中央电视台有一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主要出场人
49、员为中美两位市长，中国是威海的崔市长，美国是来得蒙得的艾文市长。崔市长邀请艾文市长访问，艾文市长虽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却表示没有访华费用，因为花纳税人的钱出访不是办公费用，无法成行，只能*企业募捐才能访华。而崔市长却慷慨为艾文市长许诺，表示他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还包括来回机票、住宿、吃喝等全部费用，另外，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等等。崔市长比艾文市长工资收入要低很多，但为什么还这样慷慨呢？很简单，中国的市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他可以随意挥霍纳税人的钱，而自己的工资不过就是样子；而美国的市长是民选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的开支范围何数额都是受到监督何限制的，属于个人开支范围的一定要自己掏腰包。我们说不清市长的工资有什么用处，其实地方官员的工资也一样没有什么用处，都是个形式。瞧瞧中国的大小官员，工资基本上不动是个事实，可贪污受贿、挥霍纳税人的钱财却都基本上个个都是“与时俱进”，贪得无厌之丑陋行径，已经成为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高新不一定养廉,高新与廉政,腐败,贪污也扯不到一块日本：收入与民企职工差不多 公务员不准吃请接受招待，否则就会被开除 在日本，工资收入是保密的，同事之间互相保密，一般人也不去打听别人的收入，因为这是犯忌。 日本公务员的工资和民营企业职工的差别不太大。据 2003 年统计，公务员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