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赛博空间建构的两个关键命题：数字化主体与文化理论（美）马克波斯特著（美国加州大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易容译介我认为书写的数字化带来了批判理论和整个学术界话语的意义深远的演变。纵观整个学术界，讨论数字化及其前景的相关著作层出不穷。例如萨迪斯通（Sandy Stone）在1995 年就曾经谈到， “我们将不得不告别这样一个时代：信息不再首先以文本的形式保存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书籍但是，这样一个全新却又使人焦虑的时代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得不重构我们的学术层次” （17778） 。如果萨迪斯通的论证能够为人接受，那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有效的方式，以在人文科学与数字文本之间建立
2、深刻的联系。“重构学术层次”并不是一种必需进行的改进。但戴维诺伯尔（David Noble）预言，学术界关于数字化的探索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衰落。他认为，大学教授将因此成为自动化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 ，恰似 20 世纪初引入泰勒主义所造成的局面一样。戴维诺伯尔认为，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扩展，大学势必成为 “生产文凭的车间” ，学术研究将染上一种浓厚的商业逻辑。在他看来，所谓的“研究”不过是“速成”的一种委婉说法。互联网成为一些人窃取他人劳动的可耻手段（诺伯尔，1998；威斯，1998） 。一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让学生随时进入教师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教师 24 小时都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之中。不仅如
3、此，互联网还更方便于剽窃，尽管诺伯尔没有直接表明他的反感 ， （但显然）这一切让学术论文的写作变得再容易不过了（扎克，1998） 。冷战结束之后，许多公立大学就开始转而运用市场法则。管理者迫于资金缺乏的压力，满怀热情地展望着课程上网之后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极少注意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诺伯尔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由此联系到了数字化写作，对此作了有根有据的阐述。不过他并没有认识到数字技术的优势。即：贫穷者和乡下人通过网络远程学习方式，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大学教授可以在互联网的页面上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取信息以丰富思想；通过电子邮件，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获得广泛的交流空间。而他将这一切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
4、方式入侵学术研究的表现。我不解，在诺伯尔的理论中谁是他所谓的资本家？也许他认为他自己，自己，一位教授，才是那些汇聚在书中的思想的真正所有者， （并且）只有通过那种人数有限的面对面的交流，限制这种思想的扩散，才能维护他在学生面前那优越的社会地位。一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授需要记住，他要讲授的鸿篇大论（masters lesson） ，2不是说资本主义技术是一种罪恶，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限制了它的最佳结构。在本文中，我希望能够阐明从印刷到数字化文本这种技术变化中的一些利益攸关的问题。我也同样希望能够既不受诺伯尔先生这样一种保守的焦虑情绪的影响又能够摒弃进步主义者毫不批判的狂热情绪，以一种人类必然
5、的逐步完善、全球联合以及永恒和平的眼光，1公正地审视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从印刷到电报、电话、收音机、电影、电视。当然数字化技术将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关键不是设想一个炼狱（dystopia）或者乌托邦(utopia)，而是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尽我们所能以最好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的后果。对于我来说，尝试阐释数字化写作的问题，还面临着一个特别的难处我的诸多表述都采用了一种“前数字化” （predigital）的形式：口头的、面对面的形式（在口语版本中），以及印刷形式。本文先是通过二进制的转换和键盘的输入，在计算机上完成的；接着以像素形式在屏幕上显示为字母和图表；随后成为纸张上的一系
6、列油墨记号；尽管如此，机器产品已凭借作者身份的模拟程序而合理化了 2。如果你是在计算机上通过链接到互联网下载并通过浏览器阅读这篇文章，那么我要说，在这种超文本的格式中，我的论证可能更加具有说服力，我的阐述可能更加一语中的。相应的，我就像一名从异域文化中回来的记者，叙述异域文化之外另有的种种奇闻轶事，那么由于网络空间无处不在，作者身份也就正处此间了。这样一来，我就不是一名驻外记者，而是一名本土的信息员了。而作为读者的你，如果还没有分享我的经历，那么就正在变成他者（other） ，同所有模拟作者一样，局限在自己不得要领的空间里，变得遥远。对媒介的强调1996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议
7、上（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于 1967 年创办）上与会者试图通过改进著作权的法律，来反思计算机传播技术（萨缪尔森，1997，61ff） 。但他们面临的问题让人生畏：要对源于 17 世纪印刷时代的法律进行调整，使之适用于（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怎么才能做得使网络媒介同印刷和广播电视媒介相协调呢？信息的复制需要昂贵的包装材料（书籍、录音带、电影胶片） ，信息的传播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建设频道和传输设备，受众无法使用与接收信息同样的手段1关于技术在启示性思考上扮演的角色的探讨和批判请参看昆比在 1994 年的文章。 （xix）2凯斯在
8、1996 年提出观点，认为在口头上表述学术文章反映了“在其他地方写过论文的情况并反衬了印刷的稳定性（24） 。她认为，一种即兴的表演更适宜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数字化写作。3来转换信息如今，著作权中的这许多假设也未必全然正确了。在日内瓦，代表们试图不理睬技术形式中上述那些重要的改变（布朗宁，1997，185） 。这也是我想要研究的一个问题。通过印刷、电影、广播、电视作品的数字化和传播网络化，知识产权所栖身的媒介改变了其法律外衣传递的信息。换句话说，文化作品的商品形式和单一主体作为作者的一致性，都被数字化（digitization）动摇了。眼下传播文化产品的媒介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中，包含着大量风险
9、。因为人们总体上从现存的秩序受益良多，而对变革多加阻挠，也无力看清眼下的变化蕴含的意义。在当下的争论中，作者的形象由于其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抨击的对象。例如，电视产业没有作者就无法生存，因为没有了作者， （作品）播放过程中首要的版权保护也就无从谈起。即使是没有电视节目作者的语言类节目，要想成功，也必须有作者存在于荧屏之后才行（斯特尔特，1996） 。那些对作者榨取最甚的人物媒介的显贵们，以保护作者权益为幌子，举起版权保护的大旗，反对他们视为“无法无天” （anarchic）的因特网上的字节传输交流。2000 年 2 月 17 日，在一次媒介产业的领导者的另类的会议“版权集会”（Copyri
10、ght Assembly）上，好莱坞发言人杰克 瓦伦蒂（ Jack Valenti）提出要保卫“创造性的作品” ，反对“在因特网上窃取作品版权的非法入侵者” 。这种虚张声势的自以为是，几乎无法掩盖媒介产业在面对文化产品网上传播的现状时的无能为力。最后，会议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来“驯服” （tame）因特网。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它表明文化工业的巨大能量还不足以改变网络空间的基本结构。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仅仅希望拓展现存的版权条款、将因特网等新媒介也纳入其中的人拥有的偏见，我们可能会问，当技术从印刷转换成因特网，作者身份的命运又将怎样？是不是作者的角色在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支点，用以反对令人担忧的技术
11、创新？网络空间是一个强化、重构还是废除作者身份的场所？本章将对于印刷和计算机空间中作者身份之技术条件的分析与对于理解作者建构问题的理论创见整合在一起。大多数人在讨论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时，没有将它们充分联系起来：或者长于技术知识，或者长于社会和文化理论。熟悉技术的人往往被未经检视的工具主义框架所牵制；而思考媒介问题的理论家，又往往对媒介的技术特征所知甚少。我希望能够在技术和文化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从而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4本雅明的遗产在理解作者与机器关系的问题上，一位重要的先驱是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他的著名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The Work of Art
12、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19351969）是技术文化分析的典范。本雅明的理论，将图像和声音媒介（照片和胶片）同它们对受众和作者的影响联系起来。他特别关注的是，在何种程度上电影能够建构具有批判能力的受众，从而解放、重振与流行文化所主宰领域的结构进行对抗的斗争。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电影在空间传播的重要性，这种多样化的传播使得更多的人能接触到画面（群体的、黑暗的空间中投射出来的大画面形象） ；集中于摄像机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的调节功能以及它所聚焦的观众，它的视界机制（scopic regime） ；集中于电影自身在舞台上以（事先）录下的演员形象替代
13、演员本人这样一种中介作用；集中于蒙太奇技术，以及在技术的影响下，通过编辑和技术人员的传送过程将画面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实时” （real-time）运动画面的场景。主流的观点认为，电影和广播等媒介使用相似的声音与图像的模拟将大众从自我内在的沉思中吸引过来，这拓展了媒介对大众的统治。而本雅明的分析却与之相左。他从早期的高等文化形式（特别是印刷）入手，揭示了借助作者身份进行统治的一方面，由此对上述（主流）观点的根本基础进行了批判。在西方文化中，作者常常部分由于作品在技术上的不易生产而受人期待，并乐此不疲。无论是手稿、绘画还是雕塑，当作品不是那么容易产生时，都会有这样一种韵味（au
14、ra）围绕着它。参观博物馆的陈设，或者仅仅是图书馆展示的手稿，读者或参观者就会甘居其次。人们参观作品，面对恒久不见的作品，以一种沉思表达敬意。但是，恰当地说，在机械复制中（特别是在电影这种形式中） ，已经不存在原汁原味，环绕作品的韵味消失了，作者对作品意义的控制也已丧失，新的作者与受众之间新的颠倒关系渐成可能。正如本雅明的著作所提示的，这其中包含着不少局限性。虽然我也希望检视一下书写，但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形象的关注。本雅明是在使写作转型的计算机技术和新近的电影技术诞生之前进行写作的。不过他著作中富有远见的视角还是值得人注意：他能够摆脱对大众文化的不恰当的怀疑和对技术的恐惧，重新审视媒
15、介，同时还能够运用一种灵活的意识，构建了“作者/ 受众”等这样基础性的文化范式，并以一种内含着笛卡儿式主体（Cartesian subject）身份的基础主义者（foundationalist ）的观点将两者分离开来。我试图要在讨论文字媒介时运用的，正是本雅明论文中这种极富启发性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本雅明开创了在机械复制面前对作者的功能和地位的批判。如果他们的5名字与原版作品（originals ）联系在一起，作者就会欣然自得，并有一种高度的权威性（authority） 。这一批判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此在。这种韵味在于，作者本人模拟的延伸进入了作品。作品的精神或韵味沉淀于作品之中。通过融入模拟
16、（analogue）作者的创造性天才，作品才获取了自身的重要性。这种模拟眼下也已成为讨论的话题。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学、学院中的人而言，书是我们第二本质（second nature）的一部分。伴随着计算机写作带来的冲击，作为学者与观察者的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实践的基本构成要素，开始分析书的媒介作用，思考它能使我们做什么，又限制了我们什么。超越作者功能印刷技术、书籍市场、合法的地位、视个体为创造者的意识形态18 世纪，在这些因素的汇同影响下，现代作者的文化形象（figure）开始显现。马克 罗斯（Mark Rose，1993）已经揭示了，现代作者的起源是如何需要那些因素的存在和协同作用、并将它们转
17、换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范式的（142） 3。作者权利一经法律界定，就需要一种新的印刷技术以复制出大量的文本；还需要能够一个确定印刷品为可售商品的市场体系，以及保证其它人能够在许多地方买到同样复制品的零售机构；还得有一种个体在其中被视为有能力发明新事物、并且有兴趣参与资本积累的宽松的经营者体制。这些因素彼此融合又各自独立，仅此就能在文化认知和社会空间上保障作者身份（authorship） 。正像我下面要讨论的一样，这种身份特征同时也需要模拟技术：它能够证明，不管是思想、风格还是言辞，只要是印刷在书籍上的内容，就是作者观念的一种直接表达；简而言之，书籍应该是一个本原的、真实的作者的模拟复制。在讨论数
18、字时代作者会具有怎样的命运之前，我想通对福柯的立场的简单回顾，来探讨一下我所称的“模拟作者” （analogue author）的特征。福柯有过大量复杂而具有说服力的的关于现代作者的概念性论述。他的分析的不寻常之处，不仅是其具有的严密性和广泛性，还包括对数字化作者身份的预测。 综观“作者”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我认为福柯的一些洞见击中了要害。在他那本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著作作者是什么？ （What is an Author？【1969】1984）中，福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提出了四个观点：1支配了文本意义的人文主义 （humanist）作者。作者表达、谋划并且创造所有能够在文3同时请参阅亚兹（J
19、aszi）和伍德蒙斯（Woodmansee） 1994 年富有价值的论文选集。在作者之前的关于写作之地位的讨论请参看皮斯（Pease）在 1995 年的著述。皮斯把前现代的作者（auctor）与欧洲人对新世界的探索联系在了一起。6本中读到的意义。2结构语言学家对这种人文主 义作者的排斥。 这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里最为明显。按照 这种观点，文本的意义不再与作者有实质性的联系。在印刷时代里，这是一种外化的材料中纯粹共时性的、符号学的客体。在这里，福柯对巴特在论文中提出的读者地位的转换问题并无兴趣。3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的观
20、点。比如福柯舍弃了结构语言学家 对于作者将要消失的观点，转而认识作者的重要性，但这 并不是人文主义者的认识。福柯用“ 作者功能” （author func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把作者视为意义之来源的现代社会中的组织行为和自由身份。如今，批评家们已经能够认同现代社会中作者的重要性，但他们并没有 对此加以肯定、赋予其合法性甚至为此欢欣鼓舞，相反转而分析身份的建构。作者的这个“系 谱”（genealogy）（如福柯所称）也是对它自身进行批判的基础。4福柯给出的对于作者最后一种看法，对他来说是最平淡无奇的一个。 4福柯提出了一种替换性的、将来的、理想化的 “无作者”（nonauthor），它的地位与
21、网 络空间中的作者、或者是我认为的“数字化作者” （digital author）的地位极其相似。我想更为详细地检视一下这一内涵宽泛的观点。福柯试图描绘一个“后作者功能”的将来，但他的努力再次产生了一个他在阐述其它问题时多次反驳过的理论问题。作为对现代主体批判的一部分，福柯以一种保守的姿态，反对“传统知识分子”意欲建构能囊括所有历史领域的宏大叙事的倾向。在这一宽松的体制下，理论家或者将当下作为人类本质（human essence）的完善状态，赋以合法性，或者通过预测一个服务于同样目标的将来（孔多塞的“第十个时代”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 ） ，来制造一个宽松的闭合（框架
22、） 。最让人吃惊的是，人们如果阅读作者是什么一书中的如下内容，就会发现福柯也有着相似的姿态：“我认为，当我们的社会正在改变，那么在改变过程中的每一个时刻，作者的功能都会消失。在这种情形下，小说及其多义性文本会再次以另一种模式起发挥作用，但依然带有一个限制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一个人再也不是作者，却不得不被决定或者被经历为作者。 ”（1984a，119） 。这段文字篇幅短得要命，没有说明何种过程正在改变，4 就我所知，福柯对未来替代性的论述只有罕见的两次：一次是在 1980 年与毛泽东主义者讨论一种拥有比监禁更严苛的惩罚系统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次是在其性研究第一卷的最后部分，他陈述道，一种“身体与
23、欢愉的与众不同的经济”超越了“性”的范围（1978，159） 。福柯也讨论了乌托邦（1986） ，但这些都是过去与现在的、不是存在于未来的空间，尤其是妓院和殖民地。7或者为何这种改变会导致作者功能的消失。不过，在他的文字的说明性部分，福柯谨慎地预测，作者身份遇到的麻烦，并且将被新的限制所取代。此外，福柯认为，随着飞速到来的未来，一个人无法推测新的体制，但在试图命名和概述这些自由的障碍之前，他必须耐心等待着它的表象（apperance）的出现，并“经历” （experience ）它。在提出了这些告诫之后，福柯提出了超越作者功能的“第十时代” （tenth epoch ） 。福柯所描绘的将来几乎
24、将作者完全从文本中驱除出去了，它将解释的焦点从读者的关系转移到从文本的外在（exteriority）理解的话语上来，不再问及原创者（founding creator ） ，不再涉及有意义的文本前后相继的联系。福柯的超越作者功能的有关写作的图景看起来和本雅明的“韵味” ，和文化工业的巨头都有所龃龉。下文的内容足以表现福柯的另类之处：所有的话语都会在一种匿名的怨言（murmur）的生发。我们将听不到一直以来已被改头换面的问题：谁真正说了？真的是他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吗？有什么真实性和新奇性？在他的话语中，哪一部分才真正能 够表现最深处的自我？相反，将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这种话语存在的模式是什么？
25、它已经在哪里被使用过了？它们是怎样流传的？谁出于自身的考虑会赋予其合理性？其中可能存在主体的空间位于话语的何处？谁能够设想这种种主体的功能？在这些问题背后，我 们几乎什么也听不到，除了一种絮絮叨叨的异议：是谁在说有什么关系吗？（119-20）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福柯的理论去想象未来（在这一未来之中，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如此淡薄） ，那关于转换的问题这一久远的马克思主义难题就抬起头来。作者的身份将怎样消失，特别是在考虑这种身份已经很好地进行了自我调整以适应从印刷到广播媒介的改变之时? 是什么社会过程剥夺了作者对他/她的话语的统治权？在人们的设想中，哪种转换解除了文化实践中读者、听众、观察家的思绪，让
26、他们除了思考“谁在说” ，就不再思索别的东西？福柯将他的后作者功能文化设想为一种异化（heterotopia） ，一种对业已建构的空间范式进行批判的不同的空间。在他的言辞中，异化 “在与其它所有位置（site）的关系上，有一种奇异的存在的特性，但又是一种怀疑、压制或者颠倒了它们的同时恰巧也在指明、映射或者反映它们的关系（1986，24） ”。这种能够解除作者身份的新空间将会如何建立？那种取消了作者与文本、作者与书籍、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印刷物、作者与政府之间联系的话语在一个空间中是如何产生的？（要知道）上述这些联系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曾经是非常牢固的。我认为，与电子网络相关的数字化写作的实践，
27、可能就是福柯虽然作了预测、但没有8认定的媒介形态。 5正如印刷品一样，许多形式的数字化作品将作者和文本分离开来，但也调动了文本，故而读者可以自行转换文本不是仅通过他/她的想法或者一些旁注，而是加诸文本自身从而改换成另一文本加以传播。数字化写作可能将作者从文本中提取出来，将他/她的意图、风格、概念、言辞以及思想从文中显而易见的意义之中剔除出去简言之，中断了一种模拟回路（analogue circuit） ；而通过这一 “回路” ，作者能使文本归属自身。财产所有权机制强化了创作者与被创造物之间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从神的时代延续到人的时代，虽然内容已经改变但依然留存于范式内部。数字化写作可能会带来那
28、种对于福柯一直梦想的“谁在说”这一问题漠不关心的状况，这倒可能使通过话语网络形成的联系、交往群体以及意义的散播等成为问题首当其冲的核心。这不单是对于那些字母文本，就是图像和声音也不例外。这一问题与媒介调节（mediation） 、与从模拟到数字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 福柯在“谁在说”的问题上坚持的“漠不关心的怨言” ，呼应了他对于“笛卡儿黑格尔”式个人主义的批判，但也给他的系谱学方法带来了麻烦。在他的论述中，他在书本和作者功能的领域内构思出一种可以彼此替换的文化位置。他没有简单描述作者功能的系谱，并让他的读者构思、创设另外一种系谱学，而是突破了理论的限制，拓展了作者的功能，将其用到探索政治运动的
29、方向上来。由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福柯没有、也无法意识到未来超越作者功能的网络化作者身份，有人可能会质疑说他太自以为是了。 6（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指出的方向是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在当时，虽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数字化写作的实践活动，福柯“大言不惭”的建议再一次挑动了“作者功能”的问题，使他自己的文本成为新文化的一个并无实质（empty）的支持者。只有在网络化处理的语境中，对“谁在说”问题的漠然，才会对由各种力量关系偶然组成的领域中的实践行为产生一线影响。因此，我认为这种情况中的作者功能，就可能被认定、同时也被缩减为可以批判的东西。 7在此，我意欲引入“模拟作者” （analogue au
30、thor）这一术语，取代福柯的“作者功能”，以“数字化作者”取代福柯的“后作者乌托邦” 。5 德里达对著述者的技术性暗示及言说主体的问题更敏感。在“精神：他者的创造” （Psyche:Inventions of the Other） （1989）一文中，他阐释了自己在新技术的版权及专利法方面的解构理论：“专利只要被人看到，就被所有类型的干扰因素影响，尤其是那些来源于复制及通讯新技术的专利。 ”（45）正因如此，“解构必须承担起质疑创造发明的传统地位的任务” （43） 。于是在呼唤对作者功能进行批评的问题上，福柯不再是孤身一人。6 其他人也意识到福柯的理论在理解因特网方面的价值。波勒（Boyle
31、）1997 年的论述里可以看到相关例子。7 我感谢唐纳德皮斯（Donald Pease）指出了福柯在这方面的问题。埃库克（Aycock）在 1999 年也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文章。9“模拟” 、 “数字化”这些术语来自技术领域，它们被用在这里，表明了媒介处理的一种集中性（centrality） 。至此，我期待的情况已经清晰了。但我并不是在一种毋庸置疑的、先验的、特定媒介借以制造特定作者身份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与其说我的论证是哲学性的，还不如说是历史性的：现代的作者形象被束缚在印刷技术中；而在最近、可能是后现代，可能是未来，媒介化的计算机乃至写作的网络化形式，都在事件的偶然性世界中制造出
32、了一种数字化作者。在我看来，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作者与写作之间关系被改变（alterity）的程度与形式。在文本与作者自我之间， 模拟作者设定了一种有力的关联，一种自恋的、映射性的联系，文本在本质上就是作者表现的自我他/她的风格、品位、思想和感觉。而数字化作者则意味着文本与作者之间关系更大的一种改变，这部分是由于写作的数字化特性。我认为，数字化写作既打上了作者的技术性烙印，又是一种新的有关历史并列关系的（historical constellation）的指定形式；后者虽然是新生的，但其影响看起来正越来越具主宰性。所以我借用了技术领域中“模拟”和“数字化”两个术语，又同时对二者进行了修改，以
33、指明各种作者和文本的关系在程度上的不同。性别化的作者由模拟到数字化作者系统的改变，打破了曾支撑前者并从中获益的现存的权力秩序。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统治者的地位从那些直接掌控模拟媒介的（好莱坞大亨、跨国集团、以及为数不多的循规蹈矩的作者和艺术家） ，到那些更为普遍的旧有的权力团体（男人，西欧，白人，长者） 。对作者功能的“搅扰” （disturbance ） ，从整体上动摇了阐述和主体构成的地位。从其它角度来看，它是跟那些挑战现状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并非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的批判者都对福柯的乌托邦感到满意；相反，有些人倒从中看到了对他们所构想的正义之机会的一种威胁。在转而检视数字
34、化媒介之前，我想先考察一些如下反对意见。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1990b）用雄辩的语言反对 “主体之死”这一结论：不知怎么的，在历史的这个时 刻，它看起来非常可疑 学 术界对“ 主体”的本质、 对一种能够描述世界的宏观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对历史上的“ 进步”等问题提出了疑问。此 时，我们许多曾一度沉默的人开始要求命名自我的权利，要求作 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事。 为什么正是在这样的时刻， “主体 ”概念开始备受争议（problematic）？（206）在其他方面，哈特索克（1990a）甚至还谴责福柯 “摆脱了主体的理念或主观性”10（170） 。这恰恰使他在对主体的批判上
35、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福柯并不希望以某种方法消除主体，而是意欲在历史问题的争论中，将主体的建构视为问题的中心。哈特索克抱怨道，关于“已死的作者解除了统治团体之权力”的理论被视为对于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理念的一种抵制，这种理论在福柯 作者是什么？之类的著作中屡次得到呼应。 8在这里，我举南希米勒（Nancy Miller）为例。她为讨论主题特别增加了性别上的提示：“只有真正拥有的人，才会在两手空空的时候也玩转自如” 。 （53） 。而且，安妮迈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1995）也再次应和：“在二战之后，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艰难地取得了独立；大量的有色人男性
36、和女性走进大学之门，他们坚持认为需要在恪守的白人、男性的主体性之外，重新界定另一种主体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对主体的挽歌已经唱响。过去曾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语气强硬地声称，需要明确属于他们自己的身份和权威。在这个时候， 作者就宣告死亡了” （304） 。确实，对于这种争论，以福柯式的方式来看，福柯对于“主体解除统治团体权力”的批判可能就变成界定一种明确的女权主义话语的阐释性姿态了。哈特索克和迈克林托克还抱怨对主体批评的时间选择问题。如果这种批判发生在其它时间，可能会受人赞同甚至赞扬。事实上，福柯在他的女性主义批判中并没有讨论性别（戴蒙和昆比，1988）或者纯粹的种族（斯托勒，1995） 。最终
37、，他也并没有将他的批判立场放在妇女运动、殖民地独立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等相关运动的语境中。不过他的思想有一种语境，该语境与对他的主体批判的理解相关。福柯是在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瓦解之后进行写作的，他的著作正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关节点。对于主体的批判表征着现代性文化问题理论的重新定位。这种批判也是努力在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大的成功经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的语境中，福柯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批判理论中支持这种抵抗性媒介以及笛卡儿式“自我” （ego ）的连续性表述活动。如此，西方文化的根基就可能具有了史实的根据（historicized） ，就可以被讨论。可惜的是，哈特索克和迈克林
38、托克这样的思想家，没有发现他们的思想同福柯的思想其实有着相同的语境，没有选择去探索福柯置身其中的语境并设法拓展福柯拥有的、同时也能支持8 在此我提供两个例子：在斯迈利（Smiley）1995 年的文章里，一位非裔美国初级教授玛格利特( Margaret)如此回应“文学理论中的新近时尚”：“她并不认为贬低文学作者身份的观点进入主流话语圈与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认为写作和出版具有最深最美好意义的观点同时出现是一个巧合；后者还伴随着以一种带着怀疑的愤怒去阅读、思考的受众的成长” （134-35） 。在福克斯- 基诺瓦斯（ Fox-Genovese）1986 年的著述中：“当然这不是巧合西方白种男性精英宣
39、布主体死亡，而在这一时刻，恰恰是女性、其他种族和阶级的人群开始威胁他们的霸权地位。 （121）11他们自身论述的种种因素；而是相反，只把福柯视为他们的运动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实际上，这就回到并且重复了福柯已经打开批判之门的身份问题上去了。一些批评家反对这种为主体所做的辩护。他们称，处于附属地位的主体不应当去争取一席之地、去占有统治团体所占有的那个位置。卢斯伊里加利（Luce Irigaray）和其他女性主义者指出了这种运动的危险，他们评论道：“任何关于主体的理论总是会带有男性主义的气息” （伊里加利 1985，133） 。但是福柯首先就澄清：他既不是为主体作辩护，也不对其加以拒斥。他只是更希望能
40、发展出一种分析方法来阐明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那样我们就能够提出关于自我的新范式。我不想过多地参与这场在主体批判之含义的宏观层面上围绕福柯著作中的性别特征的种种辩论，我只关注数字化对于作者/主体的建构所造成的影响。从“模拟”到数字化作者身份的转变并不是理论造成的，而是书写在物质上的改变。我也无意从理论的角度公开指摘作者/主体，而是点明作者 /主体在社会空间中的重构（ reconfiguration） 。数字化作者身份引发的理论问题在于该如何全面理解这些改变，使我们可以认可并获取最多有益的政治学成果。与哈特索克针锋相对的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5）提出了一个富有前景的理
41、论方向。巴特勒提到， “现在，女性正开始拥有一种主体的地位；而有人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宣告主体死了，这二者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 ”巴特勒继续声称，现代社会的言论产生了完全独立的行动者（sovereign agent） ，这行动者首先是对语言建构行动者的方法的一种虚假的否定。巴特勒的重要观点值得进一步引用：我的假定是：言论总是以某种方式摆脱我们的控制独立主体的无拘无束的言论引发了对中介工具（agency）和责任的另外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更 认可主体在语言中被建构的方式，以及“主体所创 造的怎么也就是它从别处所获取的？”这一问题。然而，有些评论家将对独立主权的批判误解为对工具的废弃。我 则认为，何
42、 处主权（sovereignty）衰弱，中介工具就由此而生。行动的人（和有完全自主 权的人不尽相同）正好在他 /她被建构为一个行动者的范围内行动，并且由此，在一块起初就已设下限制的语言学领地中活动。 （1997，1516） 9这里，语言是在同一性上的实质的、结构的限制（constraint） 。一个有关中介工具的将主体设置为语言之外在的观点可以提供政治上的宽慰，但同时也将这一限制性因素排除在外。 10当语言的设置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正如在数字化情况下） ，人们就无法认识它的物9 相似的论述请参阅格索斯（Grosy）1995 年的著述（64） 。10 巴特勒（Butler）关于表演活动的理论里有
43、关于价值的生动的论述，尤其是那些与同性恋者相关的理论。12质因素造成的影响，这就使问题更棘手了。在他的著作事物的秩序 （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自己曾经就他此前宣告类似的“人的死亡”的观点引起的类似抱怨作了回应。吕戈德曼（lucien Goldmann） ，一位知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福柯论断中的反人文主义（成分） 。福柯重要的回应使得这个问题的原则更加精确：“人的死亡是一个主题，它允许他人启发我们思考人这一概念在知识中行使功能的方式。这不是断言人死了，而是关于人是否能看见（seeing ）。这不是我的 创造发明，而且自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一直被不间断地重复着的人
44、死亡（或者说人将要消失，或者是将要被具有超常能力的人取代）。以这种方式、根据这种规定，人的概念已经形成并且在已经开始发挥功能了。我已经根据作者的观点做了相同的事情。让我们抑制住泪水。 ”（1983，2829）没有福柯带笑的讽刺，没有泪水，但我们增加了一种力量。我们必须全面理解随数字化的作者身份而来的主体建构的转变。现在，有人可能会尖锐地提出关于数字化作者身份的一个极其关键的论点：在（作者身份数字化）这一过程中，主体身份如何被重构？巴特勒关于表述行为（performative）的观点对于探究这个问题不无裨益。言论行为不仅展示事物，而且也改变事物。它们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建构了主体。但是巴特勒认为，言
45、论行为的这种建构也有些歧异，有一部分从来都不确定。她认为应该对表述行为在建构主体中的不完整性作一分析，但不是像德里达那样从与路径形式特征的关系入手，而是从关于阐释的完整社会语境中切入。巴特勒提醒我们，言论行为是“在世界中表现的” （perform in the world） ，所以政治上的希望就在于此：“要使言论行为拥有不寻常的意义、在置身事外的语境中发挥功能这样的可能性正是表述行为的政治前景” （161） 。在社会中，表述行为是互相重叠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 “从未完全从身体的力中分离出来” 。对于巴特勒来说，身体是基础性的，在表述和言论行为当中，它既是建构性的又是被建构的。她进一步坚持认为，
46、身体这样一个角色，哪怕在写作当中也发挥着作用，尽管在这方面她承认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在口头与书面表达中，表述行为虽不完整但却有效地在世界和人身上建构了主体。不过，即使巴特勒坚持这一过程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她也没有指明在谈话中、书写中、印刷材料中、广播中、电影中以及网络空间中，各种不同的身体文本请参看瓦尔特斯（Walters）1996 年的著述。13关系是如何彼此有别地塑造表述行为，然后才产生（尚不完全确定地）关于对象的各种具体形象的。在一段关于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视频的分析中，巴特勒（1993）援引了她的关于视觉媒介的行为表述理论。她指出了遗忘媒介的存在带来的
47、危险后果，并假设这一观点是与政治无关（apolitical）：“宣称金确实在挨打，也就是意味着一个人正在把这一情况展示给一组知道怎么去看”的主体 （17） 。她反对辩护律师采用的停帧（freeze frame ）技术，这一技术将姿势与它们的“在视觉叙述中的即时位置”分离，并消去了音轨（sound track） （20） 。但在这样的例子中，巴特勒对于表述行为之媒介并没有分析得足够地敏锐而透彻。她没有对媒介在言论行为中的角色进行一个更广泛的考察，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语境中。她指出“可见的领域是种族间的争议地带” ，因此“不存在简单的对可见物的依赖（17） 。以这种方式来解构可见物无疑是必要的。不过
48、当媒介自身要求除了社会语境之外还要有一贯性的分析时，巴特勒依然以这种解构对抗媒介与生俱来的“真实， （naivete） （“认为视频 为自身讲述对我们中的多数来说，显然是真实可信的 ”；17） 。萨迪斯通（1995）论证了行为表述中媒介与主体的重要性：“西方大多数关于自我的理论，甚至女权主义理论，仅仅由于没能对性别理论自身赖以立基的框架（关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与肉体之关系的框架）进行简单修正，而停滞不前。 （85） ”她认为，一旦我们考察身体与自我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将通讯技术也考虑其中，正如我们要将这些中介社会群体和言论行为考虑在内一样（88） 。在一个更为深入的阐述中，凯瑟琳海勒斯（Kather
49、ine Hayles， 1999）写道， “在行为表述中， 言即为行 （saying is doing） ，因为表现出来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符号化的，且不需要现实世界的物理行为（来证明） ；而在计算（computation）的 基本层面上， 行即是言 ，因为物理行为也含有符号的维度，而这与计算又直接相关。 ”（275） 。那么，在质询（interpellation）的表述行为过程中，数字化的作者身份又如何与“模拟”的作者相区别呢？让我们举电子社区中的在线同步交流为例。在这儿，参与者都被要求提供自己的身份及性别。在这些案例中，个人在不同地点的不同计算机上输入讯息，阅读他们自己的话语及其它被输入到屏幕上的消息。每一个体都是一个角色，参与者直到一个角色被他人认为是可信时才算成功。这是一种与书信和印刷品相类似的无实体的通讯方式。信息与发送者的身体是隔离的。但这种在线社区的通讯亦与谈话相似，因为它是即时的。重要的问题是在这种情景中表现个体身份的方式。参与者互相询问，以行为表述表明身份，但主体的建构完全发生在屏幕上，完全由通过键盘输入的话语决定。参与者是他们自己作为某个角色14的作者，这不是简单地通过意识行为、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