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祥久传之辽宁大学八三一成立张祥久传之辽宁大学八三一成立李刚英随着辽宁大学党委在 1966 年 8 月彻底倒掉，查阅辽宁大学的档案，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敌情简报 辽大简报文革简报 ，以及辽宁大学文件等都记载着有关我们几个人的资料，并且已经被送到了省市委机关及公安机关等部门。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此类材料被称为“黑材料” ，应该退还本人，或者销毁。为此，我们几次向中共辽宁省委机关索取“黑材料” ，但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样，我们就在 8 月 24 日，组织了有 800 余辽宁大学白纸派师生参加的“请愿团” ，浩浩荡荡开进省委机关大院西门，当时，出来接见我们的是统战部长章岩女士。参加谈判的主要是我和张
2、祥久，以我为主。我当场写了三点声明：一是要省委书记出面接待；二是要交出整我们的黑材料；三是给我们彻底平反。但我们看得出来，书记是不愿出来见我们的，只有章岩在这里“应付”我们。而她又对具体问题不敢做主。章岩部长对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和颜悦色，不急不躁的。但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张祥久又让我写了一个声明。内容是：我们来这里要黑材料，是有根据的。我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省委不能在当日 4 点之前答复我们，我们就要上北京告状。章岩以为我们只是瞎说，吓唬人而已。她老人家是经历过历史上著名的 12.9 运动的老将，她不怕我们的声明。省委西门传达室的时钟到了 1966 年 8 月 24 日的下午
3、4 点，张祥久立刻号召大家：“省委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走，上北京找毛主席去。 ”大家开始向省委西门涌去，有的爬到车上，有的排着队，在张祥久的率领下，向沈阳火车站走去。章岩以为我们不会真的要上北京去，当他看到我们真要走的时候，她慌了手脚，拉住我的手说：“小将啊，再等等，省委书记马上就来。怎么样？”我说：“人都走了，来了还有用么？”她几近哀求对我说：“那就赶快把大家拦下来，我肯定给把省委书记找来。 ”我对刚出门的张祥久说：“再等等，让她把省委书记找来，怎么样？”张祥久斩钉截铁地说：“那是骗人的谎话，别信她。要能找到，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来。 ”我双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把话转告给章岩。
4、章岩还是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说：“大部队都走了，你拉着我的手，有什么用啊？”她说：“看样子，你也是头 头啊，他们也听你的啊。 ”纠缠了半天，我还是挣脱了她的手，随着大部队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省委机关，一次见到了章岩部长，她对那次进京还记忆犹新。她说，其实，她根本就不可能把省委书记给找来。让她出面，就是給顶着。能顶多长时间顶多长时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向她表示了谢谢和安慰。上车以后，我才发现，跟我们进京的战友们，有的是刚睡醒午觉，听到要上省委要黑材料的广播，就稀里糊涂跟着上了车。不少人身上分文没带，而且不少人就穿着背心裤衩。面对这么个队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
5、饭的问题，因为衣服少了，在那个季节还是可以应付的。 “民以食为天” ，但没有吃的，那可要麻烦了。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张祥久任主任，我作为副手，协助他的工作。好在大家对我和张祥久比较了解，大家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身上了。当时，已经到了晚餐时间，我与列车长进行了沟通，她同意把本次列车的所有食物全部免费给我们吃。但不够，就只好想办法让下一个车站，给做些食物送上列车。她算计一下，按照加工的需要，至少应该在山海关车站，可以做完送上车。于是，她给山海关车站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们的基本情况，以及需要多少食物等情况。山海关车站答应给加工火勺，这玩意禁饿，还来得快。当列车在 11 点左右缓缓驶
6、进山海关车站的时候，一幕感人的情景出现了。在一节一节列车车厢的门口，地上摆放着一摞又一摞的箩筐，里面盛满了一个又一个热乎乎、香喷喷的火勺。我下车，向车站的值班领导表示感谢。他们却很谦虚地说：支持革命小将，就是爱国呀，应该的。火勺迅速分到了大家的手里，车厢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感谢浪潮。火车在第二天的早晨驶进了北京站。列车上的广播，成了我们与大部队交流的主要工具。在列车进京之前，我们通过广播，对我们的队伍提出了几条要求。第一，我们是集体来京，要来多少，带回去多少。一切活动都要集体行动，不经允许，不要脱离队伍。如有事想看同学等，一定要向本班，或者本系的有关人员请假，经过准许之后，才能够离开。离开之后
7、，要按时归队。第二，所有的开支，都是我们筹集来的，希望大家不要浪费。第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及时向指挥部汇报，不要擅自处理。下车后，我们站着队，准备从车站的地下通道出站，这时候，有人向我报告：北京的红后代把我们的队伍拦下来了。当我赶到的时候，一位札着小辫的女中学生正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大家听着，谁是狗崽子，就站出来。北京不欢迎你们，立即滚回老家去。 ”在我们一起来的队伍里，还真有那么几个老实的同学站出来了，满脸的无奈。看到我来了，好像看到了救星一样，纷纷围拢来，向我表示自己的心态。我在听了大家的汇报及看了红后代女孩的讲演，我走过去，自报家门，对那位女孩说：“我们是辽宁大学的师生，我们是来
8、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情况的。我们的队伍是集体来，集体活动，集体离京。保证不出问题。 ”又经过一番交涉，那位红后代一挥手：“那你们走吧。 ”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广播学院。因为那里有我们战友的同学在那里掌权，他们给我们提供了简易的宿舍，免费的吃喝，还有办公地点等。鉴于我们这么大个队伍，要在北京呆下去，就必须有活动经费。北京广播学院的杨很快与北京新市委联系上了，要我们前往汇报。当时是我去的。当我把我们的实际情况如实汇报之后，北京新市委决定给我们拿出 800 元的赞助费。粮票问题就在北京广播学院解决了。8 月 28 日，杨告诉我，毛主席要进行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地点就在天安门广场，时间是 8 月
9、31 日晚上。我们全体都可以参加，要我们做好准备。同时，他拿出了两张票，一张可以直接登上天安门城楼，一张可以在广场上的任何地方走动。杨的意思，是想让我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张祥久却要求我在下面带队，理由是，你对大家熟悉，大家也了解你。我爽快地答应了他。接着，我们研究了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白纸派要成立一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当时，有几个人提出了几个方案，但都被大家否定了。最后，我在综合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就把毛主席接见的时间作为我们组织的花名，即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成立的时间，就选在毛主席接见的当晚，地点就在天门广场，大家认为好。袖标上小字写辽大八三一，下面的大字是红卫兵。再接
10、着，就是还有一些人，因为出身等问题，暂时还不能加入八三一组织，怎么办？我们给取名叫“辽宁大学八三一红色造反团” ，是八三一的外围组织。待时机成熟，再转正为红卫兵。这个也获得了同意。既然是战斗组织，就该有司令，由张祥久出任。胡金戈是二把手，我被安排到了第三位。第二个问题，就是组织问题。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在学校设立总部，在总部之下，在各系设立中队，在学校各个单位设立后勤中队、机关中队等。在各个中队之下设立战斗组，人自为战，组自为战。第三个问题，就是队旗及袖标制作问题。这个由我出面，带领历史系的韩文山等人就在北京制作。袖标的颜色为红底黑字。旗帜上面写上“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字样。这是我提出的，主要
11、是为了醒目。第四个问题，就是经费问题。利用北京新市委给的钱做袖标、大旗，再给每人发 0.5 元作为零花钱。第五个问题，返回沈阳的时间。在毛主席接见之后，就于当晚乘火车返回沈阳。一切安排就绪，万事俱备，只待毛主席接见了。1966 年 8 月 31 日晚上，天门广场，人山人海，我们的队伍由我带领，提前离开了北京广播学院，走之前，我们还像解放军那样，把学院的里里外外给打扫一遍，然后乘坐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大客车前往天安门广场。我们队伍的位置，就在广场的旗杆下面的地方。张祥久登上了天安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我在旗杆下带领队伍静静地等待伟大领袖出现的一刹那。大约在当晚的 7 点半钟，一列车队从前门方向开过
12、来了，最前面的吉普车上，站着的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神采奕奕，很快就从我们面前过去了。在他的车后，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我是领队的，我可以直接挤到前面，就在解放军的身后，看得清清楚楚。原来计划是接见的车队从前门进来，经过旗杆下的中直线路，到金水桥前向左拐，到达广场的西北角再向南拐，到达广场西南角的时候，再向北拐，到达广场的东北角再向西拐，到达天安门城楼之下的时候，再舍车登楼。但是，来自全国的上百万师生，一见到毛主席的车队来了，就蜂拥上前，尽管前面有解放军作为人墙在那里栏着，但根本架不住，当车到广场西北角的时候，毛主席的车就被欢迎的人群给拦住了，寸步难行。周恩来见势不妙，就从
13、自己的车上下来，一帮警卫人员在前面开路，他一边向主席的车走去，一边对身边的红卫兵讲话，主要意思是要让开路，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这时候的毛主席镇定自若，一边微笑着向周围的群众打招呼，一边与伸手过来的红卫兵小将握手。当周恩来靠近他的时候，让他赶紧下车走，毛主席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周恩来在前面开道，警卫战士围成一圈又一圈的保护圈，这样，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才陆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晚，接见过后，天安门广场上的鞋子就划拉了几大堆。当晚，也就是天安门广场静下来的时候，大约是夜里 11 点左右，我们全体白纸派的战友，就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举起佩戴辽大八三一袖标的右手臂，庄严宣誓：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辽大八三一大旗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起，辽大八三一诞生了。这杆大旗在辽沈大地上挥舞了两个春秋，在 1968 年 5 月 8日，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悄然落下。后来，几经辗转，两面大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又落到了我的手里。2014 年 12 月 13 日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