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聞一多唐詩雜論目錄類書與詩宮體詩的自贖四傑孟浩然賈島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繫考證杜甫英譯李太白詩類書與詩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權（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佔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
2、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面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于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面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後一方面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歷史，而且是記載歷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
3、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了。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出品中，只佔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瑤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
4、三百卷（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卷、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筆海十卷。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了。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只他一人）才採取了“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別、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別、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
5、、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上面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只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了。特別是官修的佔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家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出許多第一流人才來編了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
6、，用這樣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對的。沈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別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分相稱，自然覺得沈思翰藻的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條件了。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出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了。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面接觸了，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了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了。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面來說。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表，另一方面是類書的編
7、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面很難推出一個代表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幹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出一個特別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別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別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出）。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關係談一談。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
8、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只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家一樣的。章句家是書簏，類書家也是書麓，章句家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只消舉出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與類書家的態度，根本相同，創作家又何嘗兩樣？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
9、，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是“事”（文家稱為詞藻）的徵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別，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產物，但實足以代表較早的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最初是“敍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出了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你想，一首詩做到有了“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了一半嗎？餘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
10、整的對聯，拼上韻腳，再安上一頭一尾罷了。（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詞平仄算進去，因為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舊唐書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家，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楓落吳江冷”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家的產品不乾脆就是變相的書類嗎？唐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煬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甚至鳥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又何嘗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
11、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面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回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歸真的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藥一流人了。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面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家“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
12、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志比，不簡直是“事”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佔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就太可憐了。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只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曾忘記那“詩言志”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家們搜出魏徵來代表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了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
13、人魏徽，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直是他們的恥辱！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幹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無寧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了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
14、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則深而雅，其義則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己。因為他崇拜的陸機，是“文藻宏麗”，與夫“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的陸機，所以太宗於他的群臣中就最欽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學士贊中，是這樣贊虞世南的：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家，并包六藝。兩唐書虞世南傳都說，他與兄世基同人長安，時人比作晉之二陸，新傳又品評這兩弟兄說：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這樣的虞世南，難怪太宗要認為是“與我猶一體”，並且在世南死後，還有“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
15、之歎。這虞世南，我們要記住，便是兔園冊子和北堂書鈔的著者。這一點極其重要。這不啻明白的告訴我們，太宗所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總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並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於詩的瞭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瞭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這種病症，到了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便嚴重到極點，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於是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傑”，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隨遺錄所載煬帝諸詩皆明秀可誦，然係唐人偽託。鐵圍山叢話引佚句“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亦偽。原載大
16、公報文藝副刊第五十二期宮體詩的自贖宮體詩就是宮廷的，或以宮廷為中心的豔情詩，它是個有歷史性的名詞，所以嚴格地講，宮體詩又當指以梁簡文帝為太子時的東宮，及陳後主、隋煬帝、唐太宗等幾個宮廷為中心的豔情詩。我們該記得從梁簡文帝當太子到唐太宗宴駕中間一段時期，正是謝脁已死，陳子昂未生之間一段時期。這其間沒有出過一個第一流的詩人。那是一個以聲律的發明與批評的勃興為人所推重，但論到詩的本身，則為人所詬病的時期。沒有第一流詩人，甚至沒有任何詩人，不是樁罪過。那只是一個消極的缺憾。但這時期卻犯了一樁積極的罪。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污點，就因為他們製造了些有如下面這樣的宮體詩：長筵廣未同，上客嬌難逼。還杯了不
17、顧，回身正顏色。（高爽詠酌酒人）眾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鄧鑒奉和夜聽妓聲）。這裏所反映的上客們的態度，便代表他們那整個宮廷內外的氣氛。人人眼角裏是淫蕩：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鮑泉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悅傾城）人人心中懷著鬼胎：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李義府堂詞）對姬妾娼妓如此，對自己的結髮妻亦然（劉孝威郡縣寓見人織率爾贈婦便是一例）。於是髮妻也就成了倡家。徐悱寫得出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那樣一首詩，他的夫人劉令嫻為什麼不可以寫一首光宅寺來賽過他？索性大家都揭開了：知君亦蕩子，賤妾自倡家。（吳均鼓瑟曲有所思）因為也許她明白她自己的秘訣是什麼。自知心所愛，出入仕秦宮。誰言連屈尹，更是莫遨通？（簡文
18、帝豔歌篇十八韻）簡文帝對此並不詫異，說不定這對他，正是件稱心的消息。墮落是沒有止境的。從一種變態到另一種變態往往是個極短的距離，所以現在像簡文帝孌童，吳均詠少年，劉孝綽詠小兒採蓮，劉遵繁華應令，以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類作品，也不足令人驚奇了。變態的又一型類是以物代人為求滿足的對象。於是繡領，袙腹，履，枕，席，臥具全有了生命，而成為被玷污者。推而廣之，以至燈燭，玉階，梁塵，也莫不踴躍地助他們集中意念到那個荒唐的焦點，不用說，有機生物如花草鶯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羅薦已擘鴛鴦被，綺衣複有葡萄帶。殘紅豔粉映簾中，戲蝶流鶯聚窗外。（上官儀八詠應制）看看以上的情形，我們真要疑心，那是作詩，還是在一種
19、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在那種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詩！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陳詞濫調，詩的本身並不能比題目給人以更深的印象。實在有時他們真不像是在作詩，而只是制題。這都是慘淡經營的結果：詠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為寒牀婦贈夫（王胄），特別是後一例，盡有“閨情”，“秋思”，“寄遠”一類的題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標出這樣五個字來，不知是何居心。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擬古”一類曖昧的題面，是種遮羞的手法，那麼現在這些人是根本沒有羞恥了！這由意識到文詞，由文詞到標題，逐步的鮮明化，是否可算作一種文字的裎裸狂，我不知道。反正讚歎事實的“詩”變成了標明事類的“題”之附庸，這趨勢去遊仙窟一流作品，以
20、記事文為主，以詩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形式很近，內容又何嘗遠？遊仙窟正是宮體詩必然的下場。我還得補充一下宮體詩在它那中途丟掉的一個自新的機會。這專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踐文字為務的宮體詩，本是衰老的，貧血的南朝宮廷生活的產物，只有北方那些新興民族的熱與力才能拯救它。因此我們不能不慶幸庾信等之入周與被留，因為只有這樣，宮體詩才能更穩固地移植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營養。果然被留後的庾信的烏夜啼、春別詩等篇，比從前在老家作的同類作品，氣色強多了。移植後的第二三代本應不成問題。誰知那些北人骨子裏和南人一樣，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麗的毒素的引誘，他們馬上又屈服了。除薛道衡昔昔鹽、人日思歸，隋煬帝春江花
21、月夜三兩首詩外，他們沒有表現過一點抵抗力。煬帝晚年可算熱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文藝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煬帝還要熱忱。於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費了。宮體詩在唐初，依然是簡文帝時那沒筋骨、沒心肝的宮體詩。不同的只是現在詞藻來得更細緻，聲調更流利，整個的外表顯得更乖巧，更酥軟罷了。說唐初宮體詩的內容和簡文帝時完全一樣，也不對。因為除了搬出那僵屍“橫陳”二字外，他們在詩裏也並沒有講出什麼。這又教人疑心這輩子人已失去了積極犯罪的心情。恐怕只是詞藻和聲調的試驗給他們羈縻著一點作這種詩的興趣（詞藻聲調與宮體有著先天與歷史的聯繫）。宮體詩在當時可說是一種不自主的、虛偽的存在。原來從虞世南到上官儀是連墮落的誠
22、意都沒有了。此真所謂“萎靡不振”！但是墮落畢竟到了盡頭，轉機也來了。在窒息的陰霾中，四面是細弱的蟲吟，虛空而疲倦，忽然一聲霹靂，接著的是狂風暴雨！蟲吟聽不見了，這樣便是盧照鄰長安古意的出現。這首詩在當時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放開了粗豪而圓潤的嗓子，他這樣開始：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這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首先已夠教人們如大夢初醒而心花怒放了。然後如雲的車騎，載著長安中各色人物 panorama 式的一幕幕出現，通過“五劇三條”的“弱柳青槐”來“共宿娼家桃李蹊”。誠然這不是一場美麗的熱鬧。但這顛
23、狂中有戰慄，墮落中有靈性：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態的無恥：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含羞不肯前！（簡文帝烏棲曲）如今這是什麼氣魄！對於時人那虛弱的感情，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後：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似有“勸百諷一”之嫌。對了，諷刺，宮體詩中講諷刺，多麼生疏的一個消息！我幾乎要問長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宮體詩？從前我們所知道的宮體詩，自蕭氏君臣以下都是作者自身下流意識的口供，那些作者只在詩裏，這回盧照鄰卻是在詩裏，又在詩外，因此他能讓人人以一個清醒的旁觀的自我，來給另一自我一聲警告。這兩種態度相差多遠！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
24、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這篇末四句有點突兀，在詩的結構上既嫌蛇足，而且這樣說話，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態度的褊狹，因而在本篇裏似乎有些反作用之嫌。可是對於人性的清醒方面，這四句究不失為一個保障與安慰。一點點藝術的失敗，並不妨礙長安古意在思想上的成功。他是宮體詩中一個破天荒的大轉變。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頹廢，教給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給他欲望的幻滅。這詩中善與惡都是積極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我敢說長安古意的惡的方面比善的方面還有用。不要問盧照鄰如何成功，只看庾信是如何失敗的。欲望本身不是什麼壞東西。如果它走人了歧途，只有疏導一法可以挽救，壅塞是無效的。庾信對於宮體詩的態度，是一味地矯正，
25、他仿佛是要以非宮體代宮體。反之，盧照鄰只要以更有力的宮體詩救宮體詩，他所爭的是有力沒有力，不是宮體不宮體。甚至你說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勝利了。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對的方法嗎？矛盾就是人性，詩人作詩本不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原來長安古意的“年年歲歲一牀書”，只是一句詩而已，即令作詩時事實如此，大概不久以後，情形就完全變了，駱賓王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便是鐵證。故事是這樣的：照鄰在蜀中有一個情婦郭氏，正當她有孕時，照鄰因事要回洛陽去，臨行相約不久回來正式成婚。誰知他一去兩年不返，而且在三川有了新人。這時她望他的音信既望不到，孩子也丟了。“悲鳴五里無人間，腸斷三聲誰為續”！除了駱賓王給寄首詩去替
26、她申一回冤，這悲劇又能有什麼更適合的收場呢？一個生成哀豔的傳奇故事，可惜駱賓王沒趕上蔣防、李公佐的時代。我的意思是：故事最適宜於小說，而作者手頭卻只有一個詩的形式可供採用。這試驗也未嘗不可作，然而他偏偏又忘記了孔雀東南飛的典型。憑一枝作判詞的筆鋒（這是他的當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韻語的書札而已。然而是試驗，就值得欽佩。駱賓王的失敗，不比李百藥的成功有價值嗎？他至少也替秦婦吟墊過路。這以“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教歷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膽的文士，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閒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癡心女子打負心漢，都是他幹的。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裏沒講出具體的故事來，但我們猜得到一
27、半，還不是盧、郭公案那一類的糾葛？李榮是個有才名道士。（見舊唐書儒學羅道琮傳，盧照鄰也有過詩給他。）故事還是發生在蜀中，李榮往長安去了，也是許久不回來，王靈妃急了，又該駱賓王給去信促駕了。不過這回的信卻寫得比較像首詩。其所以然，倒不在梅花如雪柳如絲，年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悟春來春更思。一類響亮句子，而是那一氣到底而又纏綿往復的旋律之中，有著欣欣向榮的情緒。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的成功，僅次於長安古意。和盧照鄰一樣，駱賓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著他那篇幅的。上文所舉過的二人的作品，都是官休詩中的雲岡造像，而賓王尤其好大成癖（這可以他那以賦為詩的帝京篇、疇昔篇為證）。從五言四句的自君
28、之出矣，擴充到盧、駱二人洋洋灑灑的巨篇，這也是宮體詩的一個劇變。僅僅篇幅大，沒有什麼。要緊的是背面有厚積的力量撐持著。這力量，前人謂之“氣勢”，其實就是感情。有真實感情，所以盧、駱的來到，能使人們麻痹了百餘年的心靈復活。有感情，所以盧、駱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預言的，“不廢江河萬古流”。從來沒有暴風雨能夠持久的。果然持久了，我們也吃不消，所以我們要它適可而止。因為，它究竟只是一個手段，打破鬱悶煩躁的手段；也只是一個過程，達到雨過天晴的過程。手段的作用是有時效的，過程的時間也不宜太長，所以在宮體詩的園地上，我們很僥倖地碰見了盧、駱，可也很願意能早點離開他們，為的是好和劉希夷會面。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
29、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公子行）這不是什麼十分華貴的修辭，在劉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詣；但在宮體詩裏，我們還沒聽見過這類的癡情話。我們也知道他的來源是同聲詩和閒情賦。但我們要記得，這類越過齊梁，直向漢晉人借貸靈感，在將近百年以來的宮體詩裏也很少人幹過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公子行）這連同它的前身楊方合歡詩，也不過是常態的，健康的愛情中，極平凡、極自然的思念，誰知道在宮體詩中也成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寶。回返常態確乎是劉希夷的一個主要特質，孫翌編正聲集時把劉希夷列在卷首，便已看出這一點來了。看他即便哀豔到
30、如：自憐妖豔姿，妝成獨見時。愁心伴楊柳，春盡亂如絲。（春女行）攜籠長歎息，逶迤戀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樹疑無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頭。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采桑）也從沒有不歸於正的時候。感情返到正常狀態是宮體詩的又一重大階段。惟其如此，所以煩躁與緊張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瑩的寧靜。就在此刻，戀人才變成詩人，憬悟到萬象的和諧，與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而不禁受創似地哀叫出來：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公子行）但正當他們叫著“傷心樹”、“斷腸花”時，他已從美的暫促性中認識了那玄學家所謂的“永恆”一個最縹緲，又最實在；令人驚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變渺小了，一
31、切都沒有了。自然認識了那無上的智慧，就在那徹悟的一刹那間，戀人也就變成哲人了：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代悲白頭翁）相傳劉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時，吃一驚，吟到“年年歲歲”二句，又吃一驚。後來詩被宋之問看到，硬要讓給他，詩人不肯，就生生地被宋之問給用土囊壓死了。於是詩讖就算驗了。編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說，劉希夷洩露了天機，論理該遭天譴。這是中國式的文藝批評，雋永而正確，我們在千載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動它半點。不過我們可以用現代語替它詮釋一遍，所謂洩露天機者
32、，便是悟到宇宙意識之謂。從蜣螂轉丸式的宮體詩一躍而到莊嚴的宇宙意識，這可太遠了，太驚人了！這時的劉希夷實已跨近了張若虛半步，而離絕頂不遠了。如果劉希夷是盧、駱的狂風暴雨後寧靜爽朗的黃昏，張若虛便是風雨後更寧靜更爽朗的月夜。春江花月夜本用不著介紹，但我們還是忍不住要談談。就宮體詩發展的觀點看，這首詩尤有大談的必要。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瀲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在這種詩面前，一切的讚歎是饒舌，幾乎是褻瀆。它超過了一切的宮體詩有多少路程的距離，讀者們自己也知道。我認為用得著一點詮明的倒是下面這幾句：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
33、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更敻絕的宇宙意識！一個更深沉，更寥廓更寧靜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恆前面，作者只有錯愕，沒有憧憬，沒有悲傷。從前盧照鄰指點出“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時，或另一個初唐詩人寒山子更尖酸地吟著“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時，那都是站在本體旁邊淩視現實。那態度我以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帶點狐假虎威的神氣。在相反的方向，劉希夷又一味凝視著“以有涯隨無涯”的徒勞，而徒勞地為它哀毀著，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張若虛這態度不亢不卑，沖融和易才是最純正的，“有限”與“無限”，“有情”與“無情”詩人與“永恆”猝然相
34、遇，一見如故，於是談開了“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對每一問題，他得到的仿佛是一個更神秘的更淵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滿足了。於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傾吐給那緘默的對方：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因為他想到她了，那“妝鏡臺”邊的“離人”。他分明聽見她的歎喟：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他說自己很懊悔，這飄蕩的生涯究竟到幾時為止！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他在悵惘中，忽然記起飄蕩的許不只他一人，對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喚奈何罷？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這裏一番神秘而
35、又親切的，如夢境的晤談，有的是強烈的宇宙意識，被宇宙意識昇華過的純潔的愛情，又由愛情輻射出來的同情心，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從這邊回頭一望，連劉希夷都是過程了，不用說盧照鄰和他的配角駱賓王，更是過程的過程。至於那一百年間梁、陳、隋、唐四代宮廷所遺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這樣一首宮體詩，不也就洗淨了嗎？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後也就和另一個頂峰陳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張若虛的功績是無從估計的。卅年八月二十二日陳家營原載當代評論第十期四傑繼承北朝系統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
36、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挂一漏萬”的毛病了。按通常的瞭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駡，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瞭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係，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裏，究竟代表著那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
37、體系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
38、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採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雲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於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裏為什麼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採
39、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裏，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邀人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寮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
40、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鑒，每人“醜行”的事例，都被謹慎的保存在史乘裏了，這裏也毋庸贊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裏，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
41、千歲曆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夠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於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裏，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但使封侯龍頟貴，詎隨中婦鳳樓寒？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製造薄幸
42、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後，盧照鄰那悲劇型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的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徘側，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係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裏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
43、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於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
44、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決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山莊休沐），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故人無與晤，安步涉山椒（冬日野望），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淒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這裏是
45、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於“劣于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於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於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庭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
46、，他們必需以賦為詩。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裏是由宮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臺閣上只有儀式的應制，有“絺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抒情的形式，本無須太長，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處。前乎王楊，尤其應制的作品，五言長律用的還相當多。這是該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將盧駱與王楊對照著看，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在旁處曾說明過從盧駱到劉（希夷）張（若虛）是一貫的發展，現在還要點醒，王楊與沈宋也是一脈相承。李商隱早無意
47、的道著了秘密：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漫成章）以沈宋與王楊並舉，實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變”，本來在王楊手裏已經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筆得良朋”的妙手。並且我們已經提過，楊炯和宋之問是好朋友。如果我們再知道他們是好到如之問祭楊盈川文所說的那程度，我們便更能了然于王楊與沈宋所以是一脈相承之故。老實說，就奠定五律基礎的觀點看，王楊與沈宋未嘗不可視為一個集團，因此也有資格承受“四傑”的徽號，而盧駱與劉張也同樣有理由，在改良宮體詩的觀點下，被稱為另一組“四傑”。一定要墨守著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只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傑，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
48、只是拘泥，頑冥，甘心上傳統名詞的當罷了。將盧駱與王楊分別的劃歸了劉張與沈宋兩個集團後，再比較一下劉張與沈宋在唐詩中的地位，便也更能瞭解盧駱與王楊的地位了。五律無疑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何況王楊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盧駱的歌行還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輕薄為文”呢？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餘風”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哪會有劉張，哪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並不亞于王楊。後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願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原載世界學生二卷七期孟浩然孟浩然（689-740）當年孫潤夫家所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