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DP 与幸福感之辩2010-10-08 12:12:1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跟贴 30 条 手机看新闻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 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小雨、节前走亲访友等几个原因几乎让北京陷入了全城拥堵。那天的拥堵让很多人至今耿耿于怀，不少人仍然在
2、网上讲述自己当天的经历，比如，“200 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 ，“ 下班在路上堵了 6 个多小时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今年 7 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
3、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 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 1972 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 2008 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 1625 万人。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 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 2.64 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 年 8 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 200 万辆，到 2007 年 5 月，这个数字改写为 300 万辆。而从 300 万辆到 400 万辆，仅用了两年 7 个月。从 400 万
4、辆到 450 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 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 700 万辆。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 2000 年的 9 万人增长到 2009 年的 41.8 万人，占学生总数的 40%，其中 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 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 26 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 36 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
5、噬。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 2009 年的常住人口为 1921.32 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 1400 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 2009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 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 1800 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 1900 万，瞬间人口已
6、经达到 2100 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 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经济增长快，但居住舒适度降低的现象，原因很复杂。这其中既有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不均衡与过分追求 GDP 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 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在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
7、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城市为谁而建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 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
8、贵。在徐宗威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 的理念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让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 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 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两个月前，徐宗威曾去西部一个县考察，当地一家企业直接将污水排入河中，当地政府明知这样不对也不管。原因就在于这家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县里的 GDP 增长就靠这家企业。
9、徐宗威觉得，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改善生活。但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样要受到影响。“ 如今地球每天有 10 万架飞机起飞，耗费的能源、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10 年后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对能源的消耗、对大气的影响会是怎样？”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 30 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 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东西很漂亮，地下的东西却很差。”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
10、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按照汪玉凯的思路，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产业，现在完全应该调整到中小城市去，弥补县域经济的历史欠账。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够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11、。“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 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 GDP 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汪玉凯曾去德国考察，在德国一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居住质量下降，很多有钱人离开大城市选择乡村、小城镇居住。大城市的税收受到影响，为了增加税收，这些大城市不断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吸引有钱人回到大城市生活。应该说，城市病是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不少弯路，我国应该看到这点，避免这些弯路。“过去总是用 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本报北京 10 月 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