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学森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他对生物学的无知，并且因为这种无知先后提出了“农业力学”和“人体科学”两场怪论，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后者尤甚。凡是没有考虑钱学森的这两点过错的评价，我认为都不客观，都不公正。6. 难道你认为钱学森的“农业力学”要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负责吗？答：不，我并不这样认为。钱学森一生发表了三篇有关“亩产万斤”的文章。第一篇是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 （载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29 日） ，第一句话就是：“我回到祖国已经差不多有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中间，我对于在中国作科学研究工作是有着不少错误的看法的。 ”后面又说：“举个例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从农业发展纲要
2、四十条提出来以后，全国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生产情绪高涨。尤其在去冬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真是排山倒海。估计这四十条可能在七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 ”接下来，钱学森先谦虚地说自己对农业是“外行” ，然后便抛出了他的“亩产万斤”理论的雏形：“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 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 ”第二篇是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载中国青年报1958 年 6 月 16 日） ，正式为“亩产万斤”作了理论论证。这篇文章不长，故全文引用如下：“
3、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 月 12 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 2105 斤以后，又有 2 亩 9 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 斤小麦。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
4、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 1/5 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 2000 多斤或 3000 多斤，而是 2000 斤的 20 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 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 160 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第三篇是农业中的力学问题 （载知识就是力量1959
5、年 89 期合刊，出版于该年 9 月） ，最终提出了“农业力学”的概念。钱学森在文章中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 94 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 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 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 15.6 万斤。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 7.8 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 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 5.85 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
6、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 3.9 万斤了。 ”这是对“亩产万斤”的进一步论述。我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文字，是想说明两点：一，钱学森的每篇文章中都提到他是在先了解了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和一些报章的喜人报道之后才变得“高度乐观”的，一些替钱辩护的人士引以为据，认为钱学森也是上当受骗，我认为这个说法有一定合理成分。钱学森作为农业的外行，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头脑一时发热，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从这些文章洋洋洒洒的论述和行文语气来看，钱学森应该是真心相信他的“农业力学” ，而不是像他的学生范良藻所说， “不是出自老师的本意，他不至于没有基本的常识” （见新京报2009 年 11 月 1
7、 日 A04版） 。至于有些替钱辩护的人士硬是从“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这句话中看出钱学森其实是在强调“今天”之不可行，而不是“明天”之可行，这种颠倒黑白、侮辱常人智商的佞辞实在不值一驳。所以我的结论是：钱学森也是“大跃进”的受害者。他既不是“大跃进”的发起人，也不是直接参与者，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应时话（有可能有一些被迫的成分）罢了。固然，他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为当时的狂热情绪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比起政府的狂热来，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河南和四川的地方官员没看到钱学森的文章，就不“放卫星”了吗？7. 我觉得钱这几篇文章的总体思路不错啊。他说的只是“亩产
8、万斤”的理论可能性！答：如果光说“理论可能性”的话，那我还能说，月球在“理论”上有可能在明天掉到地球上呢，你在“理论”上有可能出门就被陨石砸死呢。只讲“理论”不讲实证，是称不上有科学精神的。实证，才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和特质。我上面认为钱学森是真心相信他的“农业力学” ，在我看来，他这种思想未必都缘于受“大跃进”的欺骗，很可能早在他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受了当时物理学家和工程人士的“物理主义”思想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物理学革命之后，在物理学界弥漫了一种“物理主义”思潮，即认为生命现象可以直接还原为物理现象，有的人更认为，也许支配生命现象的是一种未知的力。量子力学家薛定谔为此写了本名
9、为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结果激励了许多物理科班出身的人投身生物学研究（如在 DNA 双螺旋模型的构建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莫里斯威尔金斯） 。这种物理主义思潮到 50 年代后期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之后才被打破，人们发现生命现象无须用到太高深、太微观的物理学，它主要还是宏观和介观的物理-化学现象。换句话说，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存在而且也必须存在化学这个中间层次。根据现代还原论的看法，还原应该是逐层进行的。由于突现（emergence）现象的不可预知性，跨层还原常常是不切实际的，易于流于臆说。薛定谔、钱学森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对生命现象作了跨层还原，这就使得他们的观点激情有余，实证不足。今天
10、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了植物生理活动（尤其是光合作用）的极度复杂性。至于作为农学的直接理论基础之一的植物生理生态学更是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精确程度，不少重要结论还停留在经验归纳之上，而缺少生理学上的完美解释。因此，钱学森的“农业力学” ，作为煽情文章是完全够格的，但是作为理论文章就严重不合格；在当时不合格，放到今天也不合格。北大教授孙东东曾经指出，中国的学者往往缺乏一种论证不可行性的理念。他们常常提出许多很好很强大的幻想，却不懂得脚踏实地地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以是观之，钱学森在他完全不懂的生物学领域，也不过是有这种缺乏实证的毛病的诸多中国学者中的一员罢了。8. 现在不是已经有“亩产万斤”的粮食作物了吗
11、？答：是的，现在甘薯、马铃薯等根茎类粮食作物的确实现了“亩产万斤” ，至于蔬菜，因为含水量大，实现“亩产万斤”更是易事。但是对于禾谷类作物，亩产万斤在可预计的将来仍然是幻想。目前亩产量最高的禾谷类作物是玉米，已经突破了两千斤，水稻的最高亩产则为 1,600 斤，小麦又略低一点。据袁隆平的推测，水稻的理论最高亩产为三千斤。显然，这些值都是远远低于“亩产万斤”的美梦的。有些为钱辩护的人士声称钱学森说的“粮食作物”并不限于禾谷类作物，也包括根茎类作物等。的确，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中，钱学森的确只是泛泛而谈“粮食作物” ，并没有特别指出是说禾谷类。但是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中，他明确提到“稻麦每年的
12、亩产量”也可以达到“2000 斤的 20 多倍” 。白纸黑字，是过分捧钱的人怎么也赖不掉的。9. 钱学森已经向毛主席道过歉了呀！答：这个说法能广泛传播，一部分原因是祁淑英、魏根发把它写进了他们所著的钱学森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年）的第三卷“收获的秋天”的第十二节“当面向毛主席检讨”中。原文说 1958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参观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处时，钱学森曾当面向他检讨：走出展览会的展厅，已经快到中午 12 点了。毛主席的座车业已停在门前等候。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
13、你犯了啥子错误呀？”“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钱学森诚挚地说道。“噢，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毛主席大笑着，坐进车内，向大家挥挥手，车子平稳地开走了。祁、魏写这段话当然是有所本的，但是我认为这件事就算是真的，意义也不大，理由很简单：如果在 1958 年 10 月钱学森就能意识到他那个“理论”亩产量的计算有问题，并且感到“内疚” ，何以到 1959 年 9 月，他又在知识就是力量上以更加具体、更加坚定的方法再次阐述了他的“农业力学”？顺便还要说明一下：李锐说毛泽东是受了钱学森的宣传才进一步支持“大跃进”
14、 ，对此我也不太相信。我还是持前面那个审慎的态度：钱学森不应该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负责。在这个事件中，他的主要问题是暴露了自己实证精神的缺乏罢了。10. 如果你觉得钱学森不应该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负责，那为什么又认为他要为后来的“特异功能”热负责？答：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中，钱学森是影响力最大的官方支持者，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反伪科学作家涂建华先生曾经整理过一份中国特异功能 20 年 ，对 19791999 年间中国“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详细梳理，以下对钱学森在这一荒唐的伪科学热潮中扮演的角色的介绍即本于该文。
15、1979 年 3 月 11 日， 四川日报报道，四川大足县一个叫唐雨的 12 岁儿童可以用耳朵辨字辨色。消息传出后，起先在全国引发了一片质疑之声，导致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不得不在 6 月 5 日向中宣部作四川省委宣传部关于“耳朵认字”宣传自我批评向中宣部的报告 。但是从 7 月份起，开始陆续出现支持“耳朵认字”的声音，其中的主打者是上海的自然杂志 。为此，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 11 月 8 日专门下达批示，认为：“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 ”众所周知，在“文革”过去之后，中国一度掀起了一场热爱科学的高潮，当时人们对于
16、科学和科学家的狂热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这样的一场空前绝后的高潮，如果能好好利用，足以成为迅速提高中国民众科学素质的契机。但是由于“文革”的破坏、和西方科学界的隔离和官方思想的教条，当时懂得真正科学精神的科学界人士本就不多，懂科学精神的技术官僚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从 1980 年起，这场科学高潮开始变质，各种伪科学和迷信打着科学和科幻的幌子开始四散传播。这个时候，钱学森登场了。1980 年 6 月 4 日，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他从 1970 年就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钱学森访问了自然杂志社，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
17、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 ”在这次谈话中，钱学森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请大家记住，这时候的钱学森已经不再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他的第一身份是政府官员。自此，中国反伪科学的形势便急转直下。公正地说，后来全国到处开花的“特异功能”研究并不都是钱学森的这次访问造成的，但是钱学森公然支持这一伪科学，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他当时无论在科技界还是在政界都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有不少知名科学家（甚至生物学家）都支持特异功能，比如也是刚刚去世的贝时璋院士就在 1980 年 7 月接受一部纪录片采访时认为人体特异功能需要很好地认识和研究。但是就算是贝时璋，其影响力也远不如钱学森大
18、。更重要的是，钱学森根本就是在利用他的职权和名声积极主动地推动“人体科学”研究，贝时璋等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和能量。1981 年起，钱学森频频就“人体科学”发表讲话。该年 2 月，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第 7 期报道了钱学森说“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很重要” ， “现在承认的人越来越多了，将来一定会更快地发展起来”1982 年 5 月 5 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说出了那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 ”钱学森的这封信极大地影响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为此批示说：“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
19、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去阅读和继续探讨。 ”这最终导致了该年 6 月 15 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 ，提出了“三不政策”不介绍和宣传，不批评，不争论。这种看似公允的态度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伪科学在中国的泛滥。同年 10 月，钱学森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钱学森又发表讲话，不仅说什么“真正吸引着我们沿着这条曲折又艰险的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 ，而且批评了反对“特异功能”的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总编辑马丁加德纳和霍夫斯塔特。1983 年 3 月 14 日至 1
20、987 年 10 月 5 日，钱学森更是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先后作了 100 多次报告和发言，这些讲话后来辑成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1984 年 2 月 10 日，钱学森还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说，不要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 ， “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 。1982 年是中国伪科学鹊起的关键一年。是年，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张震寰成为仅次于钱学森的政府中的第二号“人体科学”鼓吹者，在他的支持，第一位张姓“大师”张宝胜于次年 6 月正式调入国防科工委，是为“大师”泛滥之始。后来，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张小平、胡万林
21、、李/洪/志等“大师”先后“出山” ，使“人体科学”热在 80 年代末达到了高潮。其间，严新的蹿红和钱学森有直接关系。1986 年 9 月，严新开始在清华大学作“气功报告”和“外气实验” 。1987 年 8 月，时已官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的钱学森，在看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与严新合作的 6 篇论文之后，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钱的意见遂使光明日报在9 月 4 日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和严新的上述影响
22、核酸分子结构的“发现” 。1989 年以后，政府终于开始逐渐打压各种“特异功能”人士，但直到 1999 年法/x/功覆灭之后，各种“大师”才最终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社会舞台。也是从1989 年起，钱学森终于停止了对“人体科学”的公开支持，其间巧合自然不难明白。总括上述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 1982 年 6 月中宣部“三不”政策出台，到 1989 年底为止，政府对待“特异功能”的态度是中立的。这种中立态度本身已经是对社会的危害，而个别政府官员的公开支持自然是对社会的更大危害。在这些公开支持“特异功能”的政府官员中，钱学森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位。甚至，连“三不”政策的出台，都是在受了钱学森的影响之
23、下做出的。总之，就像他之于中国航天事业一样，钱学森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的“特异功能”热、 “神功”热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角色。11. “人体科学”为什么荒谬？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表明“特异功能”存在，这是主流生物学界公认的意见。所谓“特异功能” ，绝大多数都不过是魔术。不仅任何高超的魔术师（如詹姆斯兰迪）都可以表演这些魔术，一般人在懂得了其诀窍之后，也都可以表演（如司马南就是一位著名的“自学成才”的魔术师） 。 “神童”和“大师”们一到魔术师和严肃的科学家面前就失去了“神功” ，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顺便说一句：1995 年，在国会的压力下，美国中央情报局
24、和国防情报局发表了一个评估报告 ，结论是实验研究未能确证特异功能的存在。12. 这样说的话，政府当年的中立态度才应该为“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的泛滥负主要责任，钱作为个人不能负主要责任！答：这种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个人没有责任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由此类推的话，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是不是也要归罪于社会？（实际上，还真有这样的观点，比如杨佳杀人之后，一些“流氓自由主义”者就是这么替他辩护的。 ）只要具备起码的法学常识，都能看出这种罪责判定法的可笑之处。而且，如果说钱学森在“大跃进”中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话，在“人体科学”事件中，他已经官居高位，又被尊为科学方面的绝对权威，几乎没有任何身不由己的可能
25、。他不负主要责任，谁负主要责任？13. “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给中国造成了什么害处？答：我认为害处有二：第一，上文已述，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空前绝后地出现了一个全民热爱科学的高潮。这个高潮的出现是和当时全民尚有比较一致的共产主义信仰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既然未能通过这次万载难逢的机会实现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件事件之后，共产主义信仰又在中国全面退潮，以后以至可预计的将来，中国再也不可能出现全民自发热爱科学的高潮了。2003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中国人中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只有1.98%。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个比例绝难能有什么显著提高了
26、。第二，肆虐中国大陆 20 年之久的“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不断提升的过程中，用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来包装自己的商品的无耻的商家和无良的媒体、无知的民众形成了一荣俱荣的恶性循环，这三者所共同笃信的亚文化成为严重阻挠全民科学素质提高的沉重包袱。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要恢复上世纪那么大的政府权力可以说十分困难，因此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个文化包袱将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沉重负担。14. 就算钱学森要为“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负主要责任，那也比不上他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啊！答：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国的航天事业以及“两弹一星”对于中国的重
27、大意义，在于使中国不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实现大国复兴的梦想。根据学者王小东的看法，中国恢复成为大国不是中国人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强迫。我赞成他的观点。中国要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发展成为世界上的大国，在不同的阶段，战略重点是不同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重点是要在国际上恢复应有的地位，并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根据西方的主流国际政治观点，均势是实现国际和平的必要条件。在二战以后，一个国家要想免于被拥有核弹等先端武器的国家侵略，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也拥有同样的先端武器，对于中国这样的潜在大国来说，这更是唯一的办法。显然， “两弹一星”的成就，保证了中国和西方大国
28、实现军备上的均势，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国际上应有地位的恢复。同时， “两弹一星”所应用的种种技术，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建立。作为“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在这 30 年中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 1979 年以后的 30 年中，中国要想继续成为大国，重点已经转移到了提高民生方面，也就是要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并使政治制度为之做相应的改革。只有超前的军事实力、没有与之相应的经济文化构建的大国，是注定要迅速崩溃的，苏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所以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这 30 年间，大国实力之间的比拼也不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比拼，更重要的是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科学素质的比拼。如果能够意识到
29、这个战略重点的转移，那么钱学森在后 30 年中的祸害也显而易见。这就是我认为钱学森的功过相抵、因而在我心目中算不上“伟人”的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极右和极左（此处采用中国的习惯性称呼）的局限之处也就昭然若揭了：极右千方百计要贬低前 30 年的成就，而极左却千方百计要贬低后30 年的成就。两方都对中国的道路没有动态、全面的认识，也就都不可能做到对6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客观评价，也就都不可能对钱学森做出公允的评价。我还想强调一点：“两弹一星”是实实在在的成就，如骤雨落鱼，所以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社会文化改造成就却不那么容易感知，如细雨润物，不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对社会文化改造的重要性和成果没有足够的感知能力，自然也容易使人产生“前 30 年的战略重点比后 30 年的战略重点更重要”这种片面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