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5 课 敬 业 与 乐 业 拓 展 资 料 （ 3 篇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一）生平和教育活动梁启超（18731929） ，广 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出身于“且耕且读”之家，祖父为秀才，父亲以布衣教授于乡里。梁启超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典籍，12 岁中秀才，17 岁中举人。18 岁（1890 年）入京会试，落第回乡，途经上海，购瀛环志略 ，知有五大洲各国，始接触西学，这年秋天，经学海堂同学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1891 年至 1894 年在“万木草堂”学习，并一度担任学长，承担部分教学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 、 孔子改制考 ，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
2、响。1895 年春入京参加会试，代表广东 190 名举人上书清廷，陈述对时局的意见，并随同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 。秋后，与康有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 ，旋改中外纪闻 ，组织强学会。从此， “康梁”就成为一面夺目的维新旗帜。1896 年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 、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文章。1897 年秋，赴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在课内课外讲维新变法，倡导民权学说。1898 年“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帮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以六品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继又远游美
3、澳印度。他先后在日本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898 年 10 月） 、 清议报 （1898 年） 、 新民丛报 （1902 年 2 月） ，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文章，堪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 蒙的大师，但同时也礼赞改良。1905 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激烈论争，梁启超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席理论辩手。辛亥革命后回国，20 年代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并任清华研究院导师。1929年病逝于北京。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有饮冰室合集传世。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 、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
4、育当定宗旨等。（二）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为转移，梁启超思想的突出之点 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 。他认为权生于智， “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 ，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权利”意识， 也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奴隶性。正是由这一点出发，他提出
5、教育应当确定宗旨，并在 1902 年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 ，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阐述。他指出：“夫培养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开奴隶之智，亦何尝非民智。 ”教育是一项“收效纯在于将来”的长远事业，也是国家用以“制造国民”的宏大事业， “决非可以东涂西抹，今日学一种语言，明日设一门学科，苟且敷衍，乱杂无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 ”然而中国国民教育究竟应确立何样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它应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有所分析抉择，并广泛汲取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应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即“品行智识体力”三种基本要素；务使受教育者能“备有资格，享有人权” ，具有自动、自主、 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
6、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 、“为现今之民” 、 “为世界之民” ） 。在同时期写成的新民说中，他称这种理想的国民为“新民” 。 “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显然，这种“新民” ，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他所列举的“新民”品质明显侧重德育方面，这也是他以往思想的继续。早在 1897 年，他就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 主张，1899 年他又提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认
7、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反映梁启超希望沿着“政学” 、精神文明、品德这条路线，尽快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维新人才，普遍转变人民的思想观念，推动政治改革的迫切愿望。梁启超在清廷声称实行“新政”之初，即抛出教育宗旨和“新民”一说，显然有引导新政教育发展的用心。（三）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不仅著文对教育改革发表评论，还以维新先锋的身份呈奏教育改革建议、草拟教育改革新章。其内容虽不外变科举、兴学校、译西书、重女学等维新时论，但有不少他人所未发、梁氏所独到的论述。1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
8、，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指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具体做法是“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科举不可能骤停，因此，他在百日维新前集中批判了八股和楷法取士的危害，指出由此所选取之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于“内政
9、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更为可悲的是，千千万万接受八股教育、不知专门之学的生童，散为人师，谬种流传，导致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少数八股楷法的佼佼者， “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业” ，被尊为王公之师，何从开入学识?因此他奏请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更为痛切地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 ”更关键的是不变科举，难以形成激励人才进入新学堂的机制，导致“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 ”2师范学
10、校，群学之基1896 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文章对新、旧学堂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府州县学、书院和蒙馆等传统学校的教师都是一些不通六艺、不读四史的人，更不了解西学的最基本常识，让他们做学校的教习， “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 。而新式学堂中聘请的外国教习，又存在诸种弊端，如言语不通，转译费时，效率低下；聘金昂贵；学问粗陋，滥竽充数。他认为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上述两类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 ， “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
11、之基悉定。 ”至于师范学堂的具体设置方法和课程安排，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应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 、诸国文字等基础学科。另外，他认为有关“诲人之术”和“为教之道”的微言妙义，已略具于中国古代的学记 ，应加以发掘利用。梁启 超倡导师范教育，不仅是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教师进行专门培养，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广设师范学校，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
12、合维新要求的新教师，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出处：中国教育史梁启超及其“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术大师，被誉为“百科全书”的天才学人。梁启超精心培育了 9 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各领风骚，其中出了三位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贡献。两人都在 1948 年当选为院士。梁思礼则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 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另外，孙辈中梁从诫创办中国第一个环保团体，是中国环保
13、事业第一人；孙女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外孙周嘉平、吴荔明等是中国遗传工程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等。梁启超教子之道“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 “人生百年，立幼于学” 、 “人类只要有精神，生活不枯竭” 、 “磨炼人格” ，这些是梁启超培养“寒士家风”的重心，他教育儿女“磨炼人格”不应限于艰苦环境，也应在优越的条件下自励。梁启超教学方法“三步读书法” ，第 一步，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第二步，解剖，各部分仔细研究，重点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第三步，会通，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内容全面彻底了解。梁启超对子女教育原则是，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但他的夸奖总是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奖品都是亲手写的字
14、（格言、诗词、对联等） 。戊戌变法的始末改良思潮的兴起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 近代史的转折点，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首先被英国打开，在满清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 。这一批官僚知识分子，针对时局提出了一些主张，主要的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第二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也就是学习西方之长技（主要是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图强。自己的那一套不管用了，这是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学术认识上的进步。这一批人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工厂、兴学堂，用新式武器装备陆军、海军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历史上称这批人为洋务派，这 一运动称为“洋务运动” ，台湾学者称其为“自强运动”
15、。洋务运动促进了中西的交往，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了国门，或留学、或考察，他们发现了“洋鬼子”的长处不仅仅是在科学、技术上，而且在文化教育及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许多“长技” ，这一部分人我们称之为改良派。早期的改良主义人物有冯桂芬、容闳等，这时他们还没有进入现实的政治领域，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处在改良派萌芽状态。1894 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其结局是堂堂的中国败在了一个岛国日本的手上，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激起了中国人的“普天忠愤” ，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人必须发奋图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
16、兵器、练海军，这么些年还经不起日本人一击？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政治上有一个改变，弃旧图新。他们逐渐形成了派别和规模。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后来读到了一些由中国人编写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对西方有所了解。他家居广东 南海县，后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不能一概看成“夷敌” ，立志讲求西学，进而又阅读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编写的万国公报 、 环游地球新录等。自己编写了康子内外篇 ，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开始运用生吞活剥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解
17、说人类社会，他说天地生人，根本平等。这些都成为他写大同书的草案，他还接受了廖平的“三世说” 。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他吸收了西汉儒学今文经学派与西学，其思想是以戊戌变法代表人物的著述强学会遗址西方为营养哺育出来的学说，又披上了古老的西汉经学外衣。第二个重要人物为梁启超，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是维新派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办刊、办报，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第三位是谭嗣同，他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也是维新变法最突出的一位，其激进程度要比其他人高一筹。第四位是严复，他对西方的了解最全面、最深刻，他是跨出国门的留学生，翻译了天演论 ，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他说：弄不好，有一天我们会被开除地球。
18、 改良派的活动方式上书请愿。光绪 14 年，公元 1888 年时逢中法战争，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 年康有为第二次上书光绪皇帝，这一年中国因“甲午战争”失败，与日本签定了马关条约 ，又逢全国科举考试，康有为联络了 18 省1300 人联名上书光绪，要求拒绝“和约” ，迁都，实行变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康有为前后共写了 7 次请愿书。创办报刊。康有为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主办万国公报 ，后改为中外记闻 ，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后改为时务报 ，当时时务报发行最为广泛，湖南的改良派还办了湘报 。组织学会。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 ，后又在上海组织了“强学会” 。长沙组织了“南
19、学会” 。 “南学会”具有议会的雏形。创办学堂。在戊戌变法之前，长沙就办了“时务学堂” ，学堂总教习是梁启超，这是为维新派培养 干部的学堂。通过以上活动，维新运动逐步形成了规模和气候。 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1898 年（光绪 24 年，戊戌年）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下诏变法，至同年 9 月 21 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缉拿维新派，前后共 103 天，历史上称其为“百日维新” 。文教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让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在当时阻力很大，即使是光绪皇帝也当面受到守旧大臣刚毅的阻挠。兴办学堂，当时按照西方模式，创办了“京师大学堂” ，即“北京大学”前身
20、。经济改革。发展商业，在各省成立商务局，搞好商品流通，发展科技，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允许民间办工厂等。军事改革。训练新军，以热兵器代替落后的冷兵器（刀、枪、矛、箭等） ，造兵轮、建海军。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一起社会风气改革。把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女人不缠足（这项没通过）等。政治改革。这方 面因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阻力最大。光绪皇帝在有限的几方面提出以下几项：广开言路，凡是朝廷官员如有意见都可以通过本部门（衙门）的“堂官” （首长）代传、上书。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反映意见；精减机构，撤销了六个衙门（部） ，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
21、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 ，参与新政。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君主立宪” ，国家建立上下议院（国会） ，在百日维新前，他们惟恐通不过，退到开“制度局” ，后又退到开“懋勤殿”（在紫禁城内康乾时代皇帝与内阁大学士等议论政事的地方） ，请皇帝与大家讨论各项改革制度。通过以上各项改革，可以说百日维新是近代史上完整的改革运动。 政变的发生政变的导火索是“礼部六堂官事件” 。当时礼部有一位官员，他给皇帝与西太后建议开始，请这二位“最高领导”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开眼界。礼部六堂官（正副部长）不同意向上转达这个建议，并说王照心怀叵测，相互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
22、官阻挠新政，为了“立威” ，光绪决定把这六堂官罢免。在这六位当中有一位名叫怀塔布的官，他老婆是通天的，就把此事上告了西太后。与此同时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荣禄面谋，共同阻止变法。维新派与守旧派从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维新派担心荣禄先动手，设计了武力夺权的计划。一群书生夺权要靠军队，他们找到了正在天津训练的袁世凯，让他夺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围住颐和园，请湖南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 100 名敢死队员，杀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史学界不相信这个说法，1985 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了有关档案，看到了毕永年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感到变法要危及其权力才决定动手的。杨崇伊的奏章主要有三点：说维新变法是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把日本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些都促使西太后决心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梁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杨天石先生在文学馆的演讲湘学报、时务学堂筹办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