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一） 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遗址的调查经过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遗址，是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队长巫新华先生发现的。2006 年，他到吉木萨尔县境内的天山北坡调查，在与哈萨克族牧民聊天时，得知老台乡二工河上游河谷台地上有一块石头写有某种文字。巫新华先生随即考察该遗址，发现牧民所说的刻铭竟是古突厥文，即所谓鲁尼文（Runic ）、鄂尔浑-叶尼塞文（Orkhon-Yenisei script ）或蓝突厥字母（Gktrk script ），于是对该刻铭作了测量、拍摄，并对二工河中下游两岸台地上
2、的古墓葬群进行了初步调查。 2008 年 6 月 20 日，我与巫新华先生一起，在吉木萨尔县文物局郭夏、张丁等人的帮助下，对该遗址再次进行调查。一同前往的还有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建新教授和昌吉州文物局工作人员等。从杨家庄岔口下了 303 省道，向南溯二工河河谷进入天山。二工河河谷是吉木萨尔县境内多条天山河谷中最靠西的一条，也是水量最大的河流之一，河谷内自北向南分布着乏马塘、西台子和二工河村三个村，均隶属老台乡，有村级砂土路相通。从进入河谷到二工河村，道路一直在河谷西侧，到二工河村以后，道路经圆木搭建的小桥转至河谷东侧。这一天赶上下雨，进山越深雨越大，河水亦汹涌澎湃，同行的桑塔纳只好停在二工
3、河村，其他两辆越野车（三菱与切诺基）继续冒雨缓慢前进。中午 11:30 到达河岸东侧台地上的临时探矿点，因雨大路滑被迫停车。等候一个半小时后，大雨仍不见减弱。简单的干馕午饭后，部分人员撤出执行其他任务，我与王建新教授、张丁等人留下继续等候。 等到下午 3 点多，山间低处的雨与高处的雪全无停歇的迹象。无可奈何，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的郑国刚与吉木萨尔文物局的张丁的支持下，我决定徒步过河前往该遗址。我们三人随即下到河滩并过河登上西岸，再向上攀爬 500 多米，就来到一片开阔的台地上。台地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杂草丰茂，海拔约 2400 米，有古突厥文刻铭的石块就位于这一台地的东南部。由于台地
4、上深达半米左右的青草异常浓密，加上大雨不止，我们很快就湿透了，这当然影响了我们对遗址的考察，事实上我们也未能进行必要的各类测量。不过我们总算对古突厥文刻铭进行了拍照和观察，同时对遗址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调查。 1刻有古突厥文字母的石块显然是不久前破裂的，保存比较清晰的字母除了下文即将讨论的以外，还应当有一些，可惜因石块断裂已难以识别。石块底部有几个符号，似乎与古突厥文刻铭相关。虽然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有古突厥文刻铭的石块在断裂以前的面貌，但从刻铭一侧平整光滑的程度来看，石块最初是经过了打磨加工的。石块原始的形制已不可知，但可以推测大概应是长方形，逆着突厥文字母排列的顺序（自下而上）向下立于土中。遗憾的
5、是，由于该石块被多次移动，现在已无法判别其原始位置了。也许妨碍我们观察地表状况的主要因素是茂盛的草，它们完全覆盖了台地的地表，因此即使该遗址地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存着古老的遗迹，我们在有草和有雪的季节也基本上难以进行直观的考察。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遗址另外立有一块碑形石头。除了明显是不久前写上去的现代哈萨克文以外，这块立石上找不到任何文字，更不用提古老的突厥文刻铭了。可是，该立石上部有明显的破损痕迹，我们可以由此推测现在所看到的已经不是原始面貌。换句话说，即使该石原先是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刻写文字的石碑表层也早已脱落。令人高兴的是，该石另有相当一部分尚埋在土中，我们可以期望将来进行发掘之
6、后进一步观察该立石的性质。由于该遗址所在的台地明显是非常容易接纳跟随雨水和融雪而来的山林堆积物的，可以料想我们脚下的堆积层相当厚。也就是说，尽管现在我们无法观测到该碑形立石周围是否有封土堆或积石堆，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应当排除的。一旦植被层和堆积层被清除掉，我们极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遗址面貌。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推测，我相信比起刻有古突厥文字母的那块石头来，这块立石在整个遗址中的地位要重要得多。 更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调查该遗址时发现，就在该遗址的东南方，在河谷对岸（东岸）的松林间，大概高出西岸台地约 30 米的地方，也有一块平坦的、青草覆盖的台地，虽然面积远远不及我们所在的西岸这个台地，但背
7、倚雪山、俯瞰河谷的形势，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我们还看到那个台地的西北角，即靠近河谷崖壁的草丛中，有一块大约 1 米高的立石。可惜限于天气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前往东岸台地考察，但这个发现让我们确信，河谷东西两岸的两个台地之间，必有某种联系，是今后进一步调查时必须留意的。 下午 4:15，迫于寒冷和雨水，我们结束了这次匆促且草率的调查，撤离遗址所在的台地，返回河谷东岸越野车停车等候的地点，与大队会合，然后匆匆下山。本次调查可以说未能完成预定任务，一方面受限于低温和阴雨天气，另一方面是我们准备不足。如果说本次调查尚有一些收获，那也主要在于给今后进一步的调查提供了一点思路。 二）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
8、内容 刻有古突厥文字母的那块石头上，可以辨认出七个字母： 即： 厘定为通用的古突厥文字母，则是： 2按照从右向左的顺序，这七个字母分别对应的是： 1） ；2 ） g；3 ） ；4 ） t；5 ）u/o；6 ）t ；7 ）uq 其中后四个字母是非常容易释读的，即鄂尔浑碑铭中的 tutuq，此词见于阙特勤碑北面第 1 行，东面第 31 行、 32 行和 38 行，又见于毗伽可汗碑东面第 25 行。不过值得注意到是，在鄂尔浑碑铭中，tutuq 的写法均是： 这一差异的意义我们下面还要讨论，这里从略。而 tutuq之前的三个字母应当如何解读和转写，我完全没有把握。我向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Orta Do
9、 u Teknik niversitesi, 简称ODT）的退休教授、著名的突厥史学家涂逸珊（İ senbike Togan）请教，她又请土耳其阿塔图克大学（Atatrk niversitesi ）的 Cengiz Alylmaz教授帮忙。 Cengiz Alylmaz教授认为，头三个字母应当转写为ng ，其中第二音节的 是嵌入的元音。他把最后一个字母读作 ，显然是因为他认为石块上的第三个字母写作 （即辅音 或 ） 。可是经过反复观察，我觉得这个字母的上端还有一点笔划，应作 ，可以看作是 （即辅音 或 ）的变体。如果我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前三个字母就应当转写为ng 。 因此，二工河突厥文刻铭遗
10、址上这块石头上的七个古突厥文字母，可以转写为 ng tutuq或ng tutuq。虽然两者的选择尚难最终定谳，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一种转写是正确的，这些古突厥文字母要表达的一定是一组名号，这组名号是由一个官号（ Appellation） ng（下面以代替）或ng ，加上一个官称（Official Title ）tutuq 组成的。 我们先来看作为官称的tutuq。在鄂尔浑碑铭中，tutuq 是作为官称使用的，并与其他官号结合形成一组政治名号，如 qou tutuq（阙特勤碑北面第 1 行）与o tutuq（阙特勤碑东面第 31 行和第 32 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 25 行），qou 与 o
11、都是官号，tutuq是官称。从现有材料来看，突厥时代的tutuq 一直是作为官称使用的。不过在突厥以前，特别是在柔然时代， tutuq总是与 bg（或写作beg ）一起连用，构成 tutuq + bg的名号组合，汉文转写即“吐豆发” 。在 tutuq + bg组合中， tutuq 是官号，bg 才是官称。我在柔然官制续考一文的“吐豆发”一节中，对这一组合有详细的考证，兹不赘述。值得注意到是，从柔然时代的官号，上升为突厥时代的官称，说明tutuq这一名号完成了自身的演化历程。 从古突厥文被解读的时代开始，这个tutuq就被认为是中国官制中“都督”一词的音译，亦即认为tutuq 是突厥人借入中国的
12、都督官名。考虑到“督”是以-k收声的入声字，这种联想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塞诺（Denis Sinor ）对此有极为扼要的介绍。据塞诺所说，汤姆森（V. Thomsen）早在 1896 年就怀疑 tutuq可能就是中国史籍中的“都督”，而次年巴托尔德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的拓片图版来自拉德洛夫（Radloff ），见特肯（Talt Tekin ）的鄂尔浑碑铭（Orhon Yaztlar, Ankara: 1988,）一书卷末所附图版。 罗新：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 年第 1 期（总第 85 辑） ，第 82-87 页。 Denis Sinor, The Turkic Title tutu
13、q Rehabilitated, in: Ulla Ehrensvrd (ed.), Turcica et Orientalia. Studies in Honour of Gunnar Jarring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 Stockholm: 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 in Istanbul, 1988, transactions vol. 1, pp. 145-148. 3（W. Barthold ）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缪勒（F. W. K. Mller ）在研究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时，也把“都督”看作tutuq 的可能的语源
14、。随后伯希和（Paul Pelliot ） 、马嘉特（ J. Marquart）都进一步证成了这种猜想，使这一观点几乎成为突厥学界的常识。后来德福（Gerhard Doerfer ）在所有各种可能的语源解释中，更倾向于接受“都督”一说。格鲁塞（Ren Grousset ）也把 tutuq看作“都督”的音译。特肯（Talt Tekin ）所编列的鄂尔浑碑铭词汇表，在tutuq条下注明“来自中文都督”（Chin. * tuotuok ）。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 ）在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辞典 （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
15、eenth-Century Turkish）中，批评了过去tutuq的转写形式，主张应当采用totok的转写形式，他认为totok 无疑是“都督”的音译，而都督正是中国皇帝任命给突厥人的官职，从而使突厥人借用了这个官名。中国学者也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芮传民所译的古突厥碑铭，tutuq一律译作“都督”。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一书，列有“字典”一章，于tutuq条，直接注作“都督”。塞诺（Denis Sinor ）对这一定论提出了怀疑。他指出 tutuq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由突厥语动词词干tut 派生出来的突厥语名词， tut的词义是“掌握，抓住”（to hold, to seize ），而
16、古突厥文中动词派生词加-q 和-k 的情况是不罕见的，比如buyuruq （唐代译作“梅录”）就是由动词词干buyur （词义是“命令、指挥”）加-q 构成的。没有必要用中文的“都督”去解释一个本来就很清楚的突厥名号。 不过，塞诺并不知道柔然汗国有“吐豆发”（ tutuq + bg），他是在把tutuq完全看作起源于突厥汗国的职官的情况下，才力图在突厥语内部寻找语源的。事实上，突厥的 tutuq是从柔然继承而来的。如果把tutuq与都督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 tutuq并不是突厥人从中原王朝（西魏、北周、隋或唐）制度中借入的，这种借入至迟在北魏与柔然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突厥
17、不过是继承自柔然而已。突厥等内亚游牧民族的政治体从中原王朝借入制度称号的情况，早已受倒阿尔泰学界的重视，Hilda Ecsedy 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是，考察这些由中原引入北族的制度名称，如突厥、回鹘的“将军”（s n），辽、金之相温、详稳、详衮（即蒙元之桑昆、想昆），蒙古的“台吉”（taiji ）等等，都是作为官称或通称使用的，绝难见有作为官号用以修饰其它官称的用例。可是，在柔然的“吐豆发”的用例中，“吐豆”（tutuq ）是官号，修饰官称“发”（bg）。如果“吐豆”是借入词，它作为官号使用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吐豆发（tutuq bg）应当是由北族固有的两个制度专有名称组
18、合而成的一个复合词，其构成部分中并没有来自中原王朝的借入成分。因此，我认为塞诺所主张的tutuq并非借词的观点，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退一步说，如果tutuq从起源上看终究是一个借入词，那么其借入的时间一定大大早于柔然政治体以“吐豆”作“发”的官号的时间，也就是说，这种借入发生在很早以前。而且，即使 tutuq是借入词，其源头也不一定就是中原王朝的“都督”，甚至也不一定是中原王朝的任何一种读音接近的制度名称。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内亚草原上的出现是非常早的，一定早于突厥汗国的建立，而且我们也只能够把它们的出现追溯到东胡裔族群在魏晋时期所建立的政治体。 根据我们对政治名号在不同政治体之间传承和借用的一
19、般了解，官号被借用为官称的情Gerhard Doerfer, T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and II, Wiesbaden: 1965, pp. 452-457. Ren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English edition, translated by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 NJ: 1970, p. 582, note 63. Talt Tekin, A Grammar
20、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1968, p. 386.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p. 453. 芮传民：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224 页、 226 页、263 页。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年，257 页。 Denis Sinor, The Turkic Title tutuq Rehabilitated,
21、1988, pp. 145-148. Hilda Ecsedy, Old Turkic Titles of Chinese Orig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XVIII (1965), pp. 83-91. 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观堂集林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630 页。 4况比较多，而官称被借用为官号的情况十分罕见。柔然的官号 tutuq到突厥时代变成了官称，而中原王朝的重要官职“都督”怎么会被柔然人借用为一个官号呢？从这个角度，我不能赞同把都督与tutuq联系起来的传统论点
22、。回鹘汉文文献中有意把tutuq汉译为“都督”，则可以理解为从中原官制中寻找音近的官名来比拟回鹘制度，而不是因为回鹘人竟然清楚 tutuq古老的汉制来历。 现在我们来看看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中，作为官称 tutuq的官号而出现的ng 或 ng。当然，无论是ng 还是ng ，都不像tutuq 那样清楚明白。 ng与ng 在古代突厥语文献和碑铭中都没有出现过。不过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由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 ng = n + g ng = n + g 在 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 ）的突厥语大辞典（D wn Lut at-Turk）中， n（ ） 有生长、走、前面和彩色等多个义项。与
23、k 相关的语例很多， k的意思是力量、健壮、暴力。在阙特勤碑东面第 12 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 13 行，提到上天（t ri）赐予突厥军人以 k，一般皆译作力量。语源学研究表明， g与 k同源。这样一个美称，与同样具有美称背景的n 相结合构成 ng名号，这个过程也许相当早就已开始并完成了。尽管ng并没有进一步演化为具有官称性质的政治名号，但在现代的突厥语各族群中，颇有以ng为姓名的例子，比如土耳其的常见姓氏中，就有 ng。这说明，作为专名使用的 ng不仅有悠久的传统（二工河刻铭可以为证），而且，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因而能够使这一专名最终沉淀到了姓名之中。那么，如果Cengiz Aly lma
24、z教授的解读是正确的，即tutuq的官号应当读作ng ，又该如何分析这一名号呢？首先，要看到ng 在今天的突厥语族群中也有用作姓氏的，尽管比较少见，说明n + g 的名号组合也有自己的传统。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和诺盖语的kz ，与哈卡斯（Khakas ）语、卫拉特语及萨盖（Sagay ）语中的ks ，以及土库曼语和土耳其语中的gz（词义为秋季），具有同样的语源。可以推想，在ks - g gs - gz 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尽管其原始词义已难以考索。有学者认为，图瓦语的gyzyn 保留了早期双音节的结构形式，kyz （即ks - g gs - gz ）则是由词尾语音的连续脱落演变而来的；对g
25、yzyn 和kyz（其早期共同形式是*kyzyn ）的语源学研究表明，它们与蒙古语的k n（力气、力）一词同源。无论是 ng 还是 ng，在二工河刻铭中都是作为官称 tutuq 的官号存在的。官号与官称的并列出现，构成了一组完整的政治名号。显然，这组名号是属于某位贵族官员的，这位贵族官员在获得这组名号之后，便以此名号为人所知、为人所称。 三）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时代与属性 过去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古突厥文资料，主要分布于敦煌、吐鲁番、米兰和库车，在北疆还没有发现过，因此，二工河刻铭是第一次在北疆发现的古突厥文文物。从书写载体来看，敦煌、吐鲁番、米兰发现过写在纸上的古突厥文文书，吐鲁番和库车也发现
26、过洞窟墙壁上的古突厥文题记，但从来没有发现过野外露天环境下刻写在人工有意加工过的石块上的古突厥文，因此可以说，二工河刻铭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碑石类古突厥文刻铭。 Mahmd al-Kg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 wn Lut at-Turk）,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Indices by Robert Dankoff,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
27、art III, p. 47. Mahmd al-Kg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wn Lut at-Turk), Part III, p. 113. Tal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 233. İsmet Zeki Eyubolu, Trk Dilinin Etimolojik Szl, İstanbul: Sosyal Yaynlar, 2004, pp. 299-230. Hasan Er
28、en, Trk Dilinin Etimolojik Szl, 2. Bask, Ankara: Bizim Bro Basm Evi, 1999, p. 169. 哈斯巴特尔：阿尔泰语系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 315-316 页。 5我们知道，迄今所发现的以古突厥文字母书写的文书或刻写的刻铭，不仅分布范围极为辽阔，东起蒙古高原，西至巴尔干半岛，几乎覆盖了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 ）；而且这些文书和刻铭的断代也相当长久，从 7 世纪，到 13 世纪，几乎是从突厥汗国崛起到蒙古帝国建立。这种文字系统的使用者当然主要是突厥语民族，但从 7 世纪到 13
29、 世纪的突厥语诸族群种类繁多，分布广泛。那么，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刻写的呢？给出明白无误的回答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依据已有的知识，作一些有限度的推测。 第一和第二东突厥汗国时代，今吉木萨尔县及邻近的天山北坡地带当然是有突厥或隶属于突厥的突厥语部族活动的，而在两个汗国的间隙，同一地区也有归附唐朝的突厥语部族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是葛逻禄（Qarluq ） 。漠北回鹘汗国时期，葛逻禄仍然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政治与部族集团。840 年回鹘汗国覆亡后，原回鹘部族的一部分西迁到阿尔泰及天山地带，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体族群，回鹘族群的这种优势地位在他们占领吐鲁番盆地
30、之后，更得到了长期的保障。 迄今在吐鲁番、米兰、库车和敦煌发现的古突厥文文书与题铭，都没有明确的断代，不过多数应当属于回鹘时期。那么二工河刻铭，是否可以断代为早于回鹘的突厥汗国或葛逻禄时期呢？我认为，由于二工河刻铭的某些字母明显与鄂尔浑碑刻不同，而与前面提到的回鹘时期的古突厥文文书相同，因此可以排除二工河刻铭属于突厥汗国或葛逻禄时期的可能。也就是说，我认为，二工河刻铭的时代是回鹘西迁到达北庭以后至高昌回鹘创建回鹘文之前这一段时期。 前面已经提到，二工河刻铭中的 tutuq 是这样写的： 而鄂尔浑碑铭中的 tutuq 皆作 最大的区别是表示后面接后元音的t- （一般写作t1）从 变成了 。后者这
31、种通常被称为叶尼塞变体（Yenisei Variation）的字母，有相当一部分是前者（鄂尔浑字母）的简化形式。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是 的早期形式，后者是前者的简化形式。从时间上说，简化形式是晚出的，蒙古鄂尔浑河谷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即Kharabalgasun 碑）上， t1，便是作 ，明显不同于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1960 年在吐鲁番雅尔和屯洞壁上发现的回鹘时期古突厥文刻铭，其横书长行的第 24 个字母t1，亦作 。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古突厥文占卜书（Irk Bitig ） ，编号 Or. 8212 (161)，原编号 ch.0033，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字数最多、最完整的古突厥文写本。这个
32、写本的t1同样使用这种简化形式，例如： 有关高加索地区鲁尼文刻铭的情况，请参看İsmail Do an, Kafkasyadaki Gktrk (Runik) İaretli Yaztlar, Ankara: Atatrk Kltr, Dil ve Tarih Yksek Kurumu, 2000；有关东欧地区发现的鲁尼文刻铭，请参看İsmail Doan, Dou Avrupadaki Gktrk (Runik) İaretli Yaztlar, Ankara: Atatrk Kltr, Dil ve Tarih Yksek Kurumu, 2002. A. 冯加班（ A. von Gaba
33、in）：古代突厥语语法（Alttrkische Grammatik ），中译本，耿世民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10 页。 冯家升：1960 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文史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45-155页。 6这是占卜书原叶注有汉字“十七”（第 44 条占卜文）的右侧最后（页首）两行，按照自下而上、自左而右的阅读顺序，应当转写为：t tinmi tog(a)n ku。这两行中有三个表t1的字母，均作 ，即 的书写体（用毛笔写在纸上，不同于用金属刻画在石头上）。 占卜书（Irk Bitig）是斯坦因（M. A. Stein ）带回欧洲的，由因
34、率先解读鄂尔浑突厥文碑铭而蜚声比较语言学界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 ，首先在 1912 年刊布。对于研究中国境内的古突厥文史料来说，这是一篇经典论文。而汤姆森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对斯坦因带回的另外三件古突厥文文书作了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出自米兰戍堡的那件两页三面的军事文书（编号M.I. XXXII, 006 ）。汤姆森认为，所有这四件古突厥文文书在语言和书写上都呈现为同一风格。我们从这篇文章所附的图版上可以辨认出，这些文书中的t1均作 ，没有一个写作 。 许多语言学家同意，敦煌、米兰所出古突厥文文书的语言属古突厥语n 方言，与八世纪东突厥汗国碑铭语言接近。不过从与写
35、本同出的其他文书的时代以及某些文书上其他文字的时代来判断，这些文书都不早于回鹘时期。确切地说，应当都属于高昌回鹘创制回鹘文之前的回鹘时期。与这些文书在字母上的一致性，说明二工河刻铭也属于这一时期。 而且，从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遗址的调查来看，典型的突厥葬俗，如石堆墓、石板墓、杀人石长列等，都没有见到。虽然我怀疑该遗址是一处墓葬，但现有的地表迹象显示，与漠北常见的突厥墓葬差异较大，而可能与鄂尔浑地区常见的回鹘墓葬形制比较接近。当然，在进行全面的发掘之前，还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过，由于我们前面讨论了太多该遗址刻铭的内容 ng tutuq 或 ng tutuq，也许给人一个印象，即我们认为他就
36、是该墓葬的墓主人。必须说明， ng tutuq 或 ng tutuq 绝不会是墓主人的名字（或名号）。这个名字属于某个地位低于该墓主人的人。而墓主人的墓碑，应当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碑形立石。 （原刊西域文史第 3 辑） Talat Tekin, Irk Bitig, The Book of Ome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 20. Vilhelm Thomsen, Dr. M. A. Steins Manuscripts in Turkish “Runic”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huang,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2, pp. 181-227. 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第 120-122 页。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