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终结陈新岗 ,丘浚的经济思想,丘浚，字仲深，号深庵、玉峰、琼山，别号海山老人，琼山府人，是我国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15世纪的杰出学者，他同海瑞被称“海南双壁”，是海南老少皆晓的著名历史人物。丘浚自幼好学，7岁能诗，学识深博，著有大学衍义补、丘文庄集、投笔记等，所著世史正纲33卷、朱子学2卷，重编琼台会稿24卷，全收于四库全书。他的著述无论在经济、史学、文学方面，在当时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也有很多超越前人的地方，且著作数量十分可观。在他卷秩浩繁的著述中，大学衍义补历来最受推崇。在这部著作中，他“以相当明确的形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据史可查
2、，他是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理论的人。,经典解读,“大学释治国平天下之义，谆谆以理财为言，岂圣人教人以兴利哉?盖平之为言彼此之间各得分愿之谓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养民论,“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养民对于统治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人君诚知民之真可畏，则必思所以养之安之，而不敢虐之苦之，而使之至于困穷矣。夫然，则天禄之奉在人君者，岂不可长保哉!”这就是说，养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这样君位就不能长保。他还从增加人口的角度来谈养民的重要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
3、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重农思想,“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有时还要加上牧畜：“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重农：“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他解释尚书洪范中的“农用八政”除食、货外为什么还要包括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时说：“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淮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远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这是说一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要为发展农业服务。,理财论,“理民之财”： “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
4、，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这一理财定义完全是指“理民之财”。从它的直接意义看，根本不涉及国家财政收入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他认为理财和国家财政无关。“为国理财”：他认为制国用也属于理财的范围。 “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这样，又把理财的含义扩大为包括“理民之财”和“为国理财”两个方面，而以“理民之财”居于首位。,“经制之义”,从“为国理财”的角度，丘浚提出了“经制之义”的新概念。这里的“义”，是义利之义，不是意义之义。所谓“经制之义”，就是制国用所应遵循的义。如果不注意义，只考虑利，就会变利为害。他说：“利之为利，居义
5、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经制得其义，则有无穷之福。退一等则为害，经制失其宜，则有无穷之祸。”这是丘溶提出“经制之义”的理论基础。,丘浚解释“经制之义”说：“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限度)，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而已。”他还说过“生之(财)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和“生财有道，取财有义，用财有礼”的话。征敛有其艺”，“取之有度”，“取财有义”，都是指财政收入的原则。费用有其经”，“用之有节”，“用财有礼”，都是指财政支出的原则。,货币论,货币产生的原因：“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这是认为货币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的困难而制造出来的，和李觏的观点相
6、似。但李觏说的是衡量价值的困难，丘浚则说的是缺乏交换媒介的困难，而且后者在文字上更加简练。,丘浚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都有所论述。他指出“钱以权百物”，又指出“所以通百物以流行四方者，币也”。对于后者，他还分析说：“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这些话从理论上看并不很精确，只是反映出丘浚对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重视。,价值论,丘浚指出：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
7、，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在这里，丘浚用朴素的劳动价值观点来否定纸币流通。在丘浚以前，已有不少人讲到劳动耗费，如王符所说的“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那是从具体劳动的角度说的，没有涉及价值问题。,丘浚所说的指决定价值的功，也就是抽象劳动。当然，他还不懂得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别，也不懂得价值和价格的区别，只是认为花费功的多少决定商品价格的高低。而印造纸币的成本很低，所以丘浚认为不合理。在中国，自从管子轻重提出数量价值论以来，一直到19世纪末，都为人们所信奉。中间只有丘浚一度用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的价值，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用等价交
8、换原则来说明纸币流通的不合理，在货币理论上却并不正确。,商业理论,丘浚不仅反对侵犯地主的利益，而且也反对侵犯商人的利益。他在批评王安石的市易法时说：“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丘浚并没有完全否定国家经营商业的作用。他将市和籴分开，市指一般商业，籴指粮食买卖。他说：“籴之事犹可为，盖以米粟民食所需，虽收于官，亦是为民。”他肯定李悝的平籴，并称赞管子国蓄稳定粮价的政策说：“上之人制其轻重
9、之政，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粮食政策,第一，各地定期逐级上报粮食价格，“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至于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第二，在各地设立常平司，按市价收籴余粮，包括谷、麦、豆等。何种粮食歉收，就发粜何种粮食。“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粜粮不一定收货币，也可以收货物。收到的货物有些可上交充国用，其余变卖后作为籴本。丘浚说这办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第三，边郡的办法稍有不同。在辽东、宣府(治今河北宣化)、大同各设常平司，在收成时收购粮食。能久存的粮食存储边城，
10、不能久存的作为官兵的口粮。原来负责供应边仓粮食的州县则改为折钱运往。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独可以足边郡，而亦可以宽内郡”。,救荒论,“古之善为治者恒备于未荒之先，救之已患之后者，策斯下矣。”他提出的救荒主张有些是重复前人的意见，如鬻爵用于其他不可，用于救荒则可；鼓励富人放债，“许其取息，待熟之后，官为追偿”；禁止穷人抢夺富人财产，“谕之不从，痛惩首恶，以警余众”等。另外，他也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主张。,人口论,丘浚认为人口的多寡决定国势的盛衰：“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世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他把人口的增减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既认为人多能
11、使国势强盛，又感到人多会加剧社会矛盾，以下一段话就反映了他的后一观点：“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后，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至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料想)之事矣。”人多难以谋生，就会起来争夺，甚至导致大乱。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前一条就是前面所说的养民，后一条则是武力镇压。,陆楫的“崇侈黜俭”思想,陆揖（公元15151552年），明代上海人。词人陆深之子，以父荫由廪生人太学，未仕而逝。著有蒹葭堂杂著摘抄。其中论崇侈黜俭为中国经济史上罕见的反传
12、统经济思想的篇章。,经典解读,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未者归农矣”。,对“黜奢崇俭”的批评,“论治者类欲禁奢，一味财节则民可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奢靡可以促进商业发展,“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崇侈黜俭”思想的特点,他继承并发挥了管子侈糜思想，赞扬“奢侈
13、”(现可理解为消费)，反对节用，是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的，即从宏观角度上，奢比俭更有助于经济繁荣，因为奢侈可以扩大消费，促进人口的就业，推动经济的发展。据此，他认为江南苏、杭等发达之地，生活富裕和经济繁荣不是由于节俭，而是奢侈。吴越奢侈盛于各地，而同时以富而闻名于天下。富者奢侈必然要消耗个人财富，而这恰为贫者谋生提供了机会。据此，他批评了节用观点，指出了扩大奢侈(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张居正的经济思想,张居正认为理财要把节约财政支出放在首位。他称赞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力本节俭”主张：“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获其效。”由此他得出结论：“故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
14、源。”在发生匮乏的时候，“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元”。“国本”即“民为邦本”的“邦本”，和“元元”一样，都是指百姓。所谓“植国本厚元元”，就是说要有利于人民去发展经济。,除节约财政支出外，采取一些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他采取的措施是兼顾了足国和足民两个方面。他说：“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细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阊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徐光启的重农论,徐光启的经济思想以
15、重农为核心。他解释“何者为财”说：“唐宋之所谓财者，缗钱耳；今世之所谓财者，银耳。是皆财之权也，非财也。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若以银钱为财，则银钱多将遂富乎?是在一家则可，通天下而论，甚未然也。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困乏将愈甚矣。故前代数世之后每患财乏者，非乏银钱也；承平久，生聚多，人多而又不能多生谷也。”这段话表明了徐光启对财富的基本看法：粟帛是最基本的财富，货币则不属于财富的范围。,既然财富产生于农业，因此徐光启主张“务农贵粟”。他指出：“古之强兵者，上如周公、太公，下至管夷吾、商鞅之属，各能见功于世，彼未有不从农事起者沿至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宫，官不庀(具备)农政，士不言农学，
16、民不专农业，弊也久矣。”他说当时“农人不过什三，农之勤者不过什一”，这样“一人生之，数十人用之”，是造成财源枯竭的根本原因。他所说的“贵粟”是指重视粮食的生产，而不是指提高粮价。“农事兴则粟贱”，他的好处，例如边镇的士兵要用银子买粮，粮价肯定粮价降低降低一半，可使“边兵得倍食”；降低三分之二，可使边兵“得三倍食”。,人口论,他分析宗室繁衍的情况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元年是1567年)丽属籍(登记在册)者四万五千，而见存(活着)者二万八干；万历甲午(1594年)丽属籍者十万三干，而见存者六万二干，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16
17、04年)丽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由此他得出了人口增长率是30年加一倍的结论：“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这观点他始终未变，因为在农政全书卷四中他又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徐光启最初提出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的时间至迟在1605年，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早了将近两个世纪。,黄宗羲的经济思想,经典解读,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
18、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
19、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在赋税方面，黄宗羲认为什一之税在以“井田养民”的三代是轻税，在秦以后“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的情况下就不是轻税了，即使是汉朝的三十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所以后世行什一之税名为行古法，实际上并不合于古法。他还认为三十税一是以下下田的产量为标准的，“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国家也用不着花功夫去区别田土的等级；十而税一“则是以上上为则”，非造成民困不可。更
20、何况连什一之法都不能守。这就使“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甚至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主张“重定天下之赋”，定赋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暴税”的三害,积累莫返之害 所税非所出之害 田土无等第之害”。,“积累莫返之害”是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两税法是并庸、调于租，但宋代在两税以外又征丁身钱米。一条鞭法已将各种杂税归并，但后来又有杂役、旧饷、新饷、练饷。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将三饷合并，又成为固定税收。黄宗羲提出“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国家授予的田十而税一，不是国家授予的田二十税一，另按户口征兵赋。,“所税非所出之害”是指
21、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了负担。这同实行两税法后陆贽等人反对田赋征钱的理由是一样的。他主张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宜，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田土无等第之害”是指不分土地的肥沃程度而按统一的标准征收赋税，不毛之地和收成不偿牛、种的土地也不例外。瘠土得不到休耕就成不了沃土。他主张重新丈量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按不同的标准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一亩。这样，虽然每亩的税额仍一样，却因亩积有大小而显出实际税额的轻重差别，从亩积不齐中做到实际赋税负担的齐。这个设想很新奇，却并无实践的意义。如果能分出土地的等级，只
22、要据此定出不同的税额就可以了。何必多此一举来搞不统一的亩积呢?而用不统一的亩积来丈量土地，势必要为丈量造成混乱，使这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反对以银作为货币,“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他的理由是银作为主要货币以后，供不应求，成为天下之大害”。他论述这种“大害”说：“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这是说由于流通用的白银严重不足，造成了田价和物价的急剧下跌。明末土地跌价是事实，但并不是由于货币的原因。,工商皆本论,“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
23、九，有为佛而货(卖)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顾炎武的经济思想,经典解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万人之命，而尤莫切于秦陇者，苟能行之，则阴德万万於于公矣（以下建议政府赋役征收粮食本色，贮藏于官库，待来年青黄不接时出售于民，略）何也？目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此尚能支持岁月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牵羊悔亡，闻言
24、不信。”至于势穷理极，河决鱼烂之后，虽欲征其本色而有不可得矣。救民水火，莫先于此。,(一)改革苏州等地的田赋。明代苏州、松江两府田赋特重，苏州最甚。田赋加重的情况在宋代就已开始。针对这一不合理情况，他提出了改革的意见。他认为“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主张重新清丈苏州各县土地，按土地肥瘠分三等定赋：上田2斗，中田1斗5升，下田1斗。除学田、屯田仍是官田外，其余一律称为民田。他认为这样“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南宋光宗年号)以前犹五六倍”，“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二)不通商的州县田赋征本色。顾炎武指出偏僻之处银子难得，田赋征
25、银造成了很大的祸害。他提出：“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就偏僻地区而言，这一主张还有它的合理性，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揭露田赋征银中加收火耗的弊病。银子熔零为整会有损耗。顾炎武指出：“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但官吏却“借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以致火耗越来越重。“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而且一两以上和不到一两的银子所收的火耗又有厚薄，交纳前者的“必其地多而豪有力”的人家，交纳后者的则是穷下户，“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还有正赋和杂赋所收的火耗也有
26、厚薄，“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减轻地租,他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佃农占90，缴纳的地租很重，这是造成他们贫困的原因。因比顾炎武提出在减轻田赋后“当禁限私租”。他认为上等田的地租每亩不得超过8斗，这样就能使“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照他的主张，上等田的地租至多占产量的三分之一。在顾炎武提出减轻苏州田赋和地租主张的两个世纪以
27、后，苏州、松江、太仓才实现了减赋，但地租仍未减。,货币论,关于货币，顾炎武对银、钱、纸币都作了分析。他认为纸币是“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而兴起的，所以“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纸币和用银“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他批评明代为了流通纸币“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终因“弗顺于人情”而失败。纸币流通是“罔民”之政，纸币的失败证明了“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上述的分析正确地指出了封建统治者利用纸币来欺骗人民以及它的失败所具有的必然性。不过他并没有区别兑现纸币和不兑现纸币，完全按不兑现纸币立论，因此认为用银和纸币流通势不两立。,王夫之的经济思想,经典解读,
28、“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矣。其窳（yu）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一言以蔽之，王夫之认为：历来传为美谈、德政的所谓“劝农”实质上等于伤农。窃以为，这也是“三农”问题中的一条很重要的定律，姑且命为“王夫之定律”。,义利论,王夫之很强调义、利之分。他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而两个大防的归宿点则是义、利之分：“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主张严夷夏之防，将“中国、夷狄”之分归结为“义、利之分”，一方面反映了王夫之坚持民族气节，对满洲贵族的统治持彻底的不妥协态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少数民族存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他又说：“君子、小人之
29、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所谓“人、禽之异”，好像是说人和禽兽的区别。但是他又把“小人”、庶民比为禽兽，理由就是他们都只追求利而不懂得义。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谓之勤俭传家。庶民之所以为庶民者此也，此之谓禽兽。，因此，所谓“人、禽之异”就是“君子”同“小人”、庶民之异。归根到底，义只是“君子才具有的品德。这是对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王夫之还反对“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的观点，批评这是“执末以求其本”，是“管、商之托辞”。他的反驳理由有三： 第一，“待其足而后有廉耻，待其阜而后有礼乐，则先乎此者无有矣”。意思是说礼乐、廉耻是不依
30、赖于一定的经济条件而独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早在衣食足、财物阜以前就已存在。 第二，“无有之，姑且置之，可以得利者无不为也，于是廉耻损而礼乐之实丧”。意思是说不先提倡廉耻、礼乐，人们为了求利而无所不为，廉耻、礼乐根本建立不起来。 第三，“有余不足无一成之准”，“廉耻损而欲知足，礼乐之实丧而欲知阜”，即使是“天地之大，山海之富”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因此他提出：“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耻之心裕之；以调国之财用，必以礼乐之情调之”。也就是要“以廉耻、礼乐之情为生物、理财之本”。他反对把“疆圉固而后田莱可辟，衣食足而后教化可兴”作为“富强之术”，说这是“偷一时之利而召无穷之乱”。,“衣食足而后廉
31、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和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相同，强调了经济条件对道德观念所起的决定作用。当然这种提法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道德观念不会自发地形成，还需要有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而且即使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上的话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比较正确地说明了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王夫之反对这一观点，把道德观念作为本源性的东西，是对真实关系的颠倒。只有在指出了这一点以后，我们才能说他的论点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对于统治者来说，加强思想上的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田制论,王夫之对井田制持怀疑的态度。他既认为井田是“轩辕氏之良法”，又说“大抵井田之制不可考者甚多”，
32、“古制已湮，阙疑焉可矣”。事实上，他对古时的田制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归田、授田”是“千古所必无之事”。,对于限田和均田，王夫之也持否定态度。,赋役论,王夫之很重视赋役问题。他列举的几项国家大政，在经济方面有两项，即钱谷和赋役。他说：“钱谷者，国计之本也；赋役者，生民之命也”。由此可见，赋役问题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夫之比较了赋税和力役对人民的影响，认为“役之病民，视赋而剧”。理由有二：第一，民财产生于民力，赋税虽重，只要力役不重，人民还能用自己的劳动力使财富重新生产出来；而力役过重，妨碍了人民的生产，即使赋税不重，人民也无财缴纳。第二，赋税的标准一经确定，“虽墨吏附会科文以取
33、之，不能十溢其三四”；而力役却“随时损益，固难画一”，官吏可以任意调发，“虽重法以绳吏，而彼固有辞”。根据这两点，王夫之认为三代时“简于赋而详于役”，使地方官吏难以钻役法的空子而营私舞弊。,中国历代的赋税制度有按丁夫征收和按资产征收的，资产主要是土地。租庸调按丁夫征收，两税法则按资产征收。陆贽批评两税法，主张“以丁夫为本”。王夫之是继陆贽以后主张以夫定赋的人。他说：“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把按丁征赋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抑商论,王夫之主张重农抑商。他说：“民之生也，莫重于粟；故劝相其民以务本而遂其生者，莫重于农。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他对西汉的困辱商贾政策作了
34、充分的肯定。,对外通商论,第一，可以互通有无。“夫可以出市于人者，必其余于己者也。此之有余，则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或)有其有余，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第二，可以获取货币。“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用不赡，而耕桑织红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民日以贫。”,这两条，一条着眼于商品，一条着眼于货币，对对外通商的作用认识得比较全面。他认为对外通商是禁止不了的。“禁之于关渡之间，则其雠(售)之也愈利，皇皇求利之民，四出而趋荒险之径以私相贸，虽日杀人而固不可止。”秘密的对外通商还会造成内外的勾结。“奸民外告以腹心，间谍交午(纵
35、横交错)于国中而莫之能御”，反不如使之合法化为对己方有利。因此，他主张在“据地以拒敌”的情况下也要同对方实行自由通商的政策。,货币论,王夫之分析了国家垄断铸币权的意义。他指出汉文帝取消盗铸钱令只有利于豪右，因为贫民是无力铸钱的。豪右用自己铸造的钱来购买各种商品，“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使“奸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而且铸钱的利益很大，不铸钱的“富者虽多其隶佣而什取其六七焉”，比起铸钱的利益来还是相差很远。贫民如果要铸钱的话，只能受雇于豪右，所以实行自由铸钱政策是国家在“驱人听豪右之役”。他指出：“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于豪强而可云公也。”基于这种观点，他认为铸币权、盐茶之利以及矿
36、产资源都应该控制在国家手中。,清代乾嘉之际的人口思想,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洪亮吉的人口论,洪亮吉（1746-1809） 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 阳湖（今常州）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嘉庆时，以批评朝政，遣戍伊犁，不久赦还，改号更生居士。与黄景仁友善。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之学，论学之作颇多。有关经济思想方面，提出了人口繁殖与粮食产量间存在着矛盾的问题。工诗文，其骈文颇负时誉，作品对当时政治的腐朽和社会危机有所暴露。所著有春秋左传诂、洪北江全集。 意言中的
37、治平篇和生计篇是属于人口论的文章。洪亮吉对人口增长速度的看法比徐光启所说的还要高几倍。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这种增长速度距事实太远，完全出于主观想像。,有没有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呢?洪亮吉认为是没有的。“天地调剂之法”是水旱和疾疫，这样减少的人口“不过十之一二”；“君相调剂之法”包括“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移民垦荒，减轻赋税，禁浮靡，抑兼并，发生水旱、疾疫时进行赈济等。这也抵消不了人口增加所造成的谋生困难。既然人口问题得不到解决，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长治久安了。因比，洪亮吉说：“一人之居，以供
38、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他为找不到人口问题的出路而忧虑不安。,清代闭关政策的早期反对者 蓝鼎元,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漳浦县赤岭人。清代知名学者和经世之材，是一位对台湾历史有很大影响的官吏。,经典解读,“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
39、无聊之状，皆因洋禁。”,对闭关政策的批判,蓝鼎元是清代首先起而批判闭关政策的人，在清王朝颁布封关禁海的诏令七年之后(1724，即清雍正二年)，蓝鼎元写了论南洋事宜书，依据确凿的事实，对康熙帝所列举的封关禁海的理由，逐条加以反驳。,第一，驳对外贸易恐招外患说。 “康熙帝谕旨说西洋诸国将来可能会“为中国患”，但当时禁止出海贸易的规定，却首先是对南洋即东南亚国家施行的，这本身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情。蓝鼎元抓住这一点反驳说：力量较强能为中国患的是西洋诸国和日本，而不是吕宋、噶哕巴。这些国家历史上从未进攻过中国，而只是同中国“货财贸易，通济有无”。现在借口预防外患，却对有可能为中国患的国家允许继续贸易，
40、而对从未为中国边患的国家则禁止贸易往来，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第二，驳卖船说。蓝鼎元指出：所谓商人借出海贸易卖船给外国，更是“从来无此事”。他比较当时中国同东南亚一带的造船情况，认为东南亚一带的木材“比内地更坚固”，价钱更低廉，例如麻顶桅一条，在中国值银千两，在东南亚不过一二百两。由于这种原因，中国造船经常进口东南亚木材，而不可能有中国木材流往外国的情况。中国造的海船，因价格远较昂贵，即使想卖给东南亚国家，也难以找到市场。,第三，驳米粮出口说。蓝鼎元指出：闽广米粮不足自给，过去总是内从江浙等省，外从东南亚某些国家买入米粮。东南亚一带“出米最饶”，未实行海禁以前经常向中国出口稻米，断无中国商人运米
41、出海卖给这些国家之理。 蓝鼎元还对当时中国向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的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海船运费高昂，一担粮米所占的舱位，收运费要达白银四五两，因而中国出口的多是价格高昂的商品。如果中国商人运米出口，运费要比米价还高得多，任何商人也不愿做这种赔本生意。,第四，驳盗劫说。蓝鼎元认为：海盗船小，只能在近海出没，不能到大洋中行动，即使出海贸易的船只遇到海盗，由于商船高大，人数也多于盗船许多倍，因而无“行劫之足虑”。这一条反驳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康熙帝所谓“盗贼渊薮”，是害怕反清的汉人借贸易机会出海，在海外组成反清武装，并以海外作为反清活动的根据地(“渊薮”)，根本不是担心商船出海遇盗。他对出海的人要严
42、拿治罪，对出海不归的人要行文外国引渡回来处死，自然不会关心出海贸易的商人的航行安全问题，不会为了使他们免受海盗劫掠而采取措施,论对外贸易的利益,第一，对外贸易能增加中国的财富。蓝鼎元认识到进行对外贸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不但能换回中国所没有的或国内生产不足的一些使用价值，如木材、食米等，而且还能从价值上得到好处。他以福建、广东等省的一些传统工艺品为例指出：“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在内地都是价值很低的“贱菲无用之物”，但运到外国，“皆同珍贝”，每年可以换回“银钱货物百十万”，对增加中国财富，“所关为不细矣”。,第二，对外贸易有利于活跃沿海地区的经济、扩大国内就业。蓝鼎元认为：福
43、建、广东等省耕地不足，单纯靠农业不足维持生活。如果利用滨海地区的有利条件，靠进行对外贸易来解决困难，对这一带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能带来极大好处。他以禁海以前的情况和禁海以后几年相对比说：“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而禁海之后，则是“居者苦艺能之无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工商失业，经济凋敝，沿海居民一片“惨目伤心”，“萧索岑寂穷困无聊之状”!,第三，对外贸易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蓝鼎元又指出：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外通货财”，使国内成百万人获得就业，有“仰事俯畜之资”，还使“各处钞关”，能够“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清初的治生之学 张履祥、张英,衰亡着的东西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
44、的事业。”斯大林,何谓“治生之学,中国古代治生之学的产生“治生”一词，本意是治家人生业，即获得和积累私人财富。因此，“治生之学”也是就论述怎样取得、保有和增殖私人财富的学问。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占主要地位，经济思想主要是以“富国之学”、“富民之学”的形式发展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不很受人重视，“治生之学”远不能和“富国之学”、“富民之学，相提并论。但是，治生之学毕竟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支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治生之学”的演变,中国古代治生之学的鼻祖是战国时期的白圭，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45、”白圭的“治生”的言论和活动，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从史记的记述看，白圭不但是古代的一个“多财善贾”的大商人，而且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治生经验总结为一套学问并用以授徒的学者。他的治生经验总的说就是“乐观时变”，即善于预测行情的变化，并以这种预测为依据进行决策。白圭实际上代表着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即和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家并立的商家。白圭的治生之学，实际上是商人经营致富之学。,由商人的治生之学向地主的治生之学的转化商人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地代表新生产方式的新兴阶级，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
46、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时代，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则总是以封建经济为其结果。在中国封建时代，商业是从属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商人也往往以经商得来的金钱购买土地，向地主转化。这种转化也必然在治生之学的发展中反映出来。,在治生之学的领域中，首先反映了这种转化要求的是司马迁。司马迁既不是只把注意力放在富国之学的研究上，也不是只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治生之学，而是力图把富国之学和治生之学结合起来，找出一
47、种既能富国也能富家之道。在富家之道即治生之学方面，他把经营商业看作治生的一个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宣扬“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是，他不像白圭那样单纯从经商方面探讨治生问题，而是企图把“末和“本，即商业和农业联系起来，把“聚财”和“守财”联系起来，得出了“本富为上，末富为下”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主张。“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典型地表现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商人向地主转化的要求。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古代商人的治生之学开始向地主的治生之学过渡的标志。,公元6世纪的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农业技术专书，其中有不少地方也谈到地主家庭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它强调“治生之道，不仕则农
48、”(!)，开始把治生问题归结为封建地产的经营问题，它广泛探讨了选用、改进生产工具，照管好耕畜，以及使用、管理劳动力和报酬形式等问题，例如，它主张对有些农业活动应采用雇短工的方式，另一些农活则可雇“小儿童女”进行；有些农活可以“指柴雇人”，另外一些农活则可实行产品“中半分取”等。齐民要术有关地主家庭经济管理问题的论述，是中国古代地主治生之学的滥觞。,宋代以后，随着庶民地主势力的增长，对私人求富、求利的问题，越来越有人加以肯定，儒家贵义贱利的教条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受到冷落的治生之学也逐渐受人注意。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治生之学的发展中，元代的许衡是一个值得特别一提的
49、人物。,许衡(12091281)是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他特别强调治生问题。他的治生之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观点：第一，治生问题不但是一般人所应讲求的，而且是士人所应首先重视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第二，治生的最好的手段是“务农”，士人应“多以务农为业”，工、商业也是治生的正当手段，但决不可以做官作为治生的手段，以做官来“规图生计”是不正当的。许衡对治生问题谈得不多，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在许衡之后，许多谈论治生问题的人都把许衡的言论作为自己的依据。,张履祥的治生之学,张履祥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农学家和教育家，字考夫，号念芝，世居浙江省桐乡市龙翔街道杨园村，通称
50、杨园先生。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月初一生，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 张履祥主张“治生以稼穑为先“对农业生产技术颇有研究。在艺谷、栽桑、育蚕、畜牧、种菜、莳药等方面无不精通。顺治十五年，作补农书。补农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江南农业生产的面貌，是一部总结当时杭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经验与生产技术的伟大作品。同时，他在教育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他的家庭教育思想至今仍受到教学界的重视。 张履祥的治生之学主要有下列特点：第一，纯粹是封建地主的治生之学。中国古代的治生之学本是作为商人的“货殖之术”而产生的，“治生”和“货殖”最初基本上是同义语。元代的许衡，也还承认商贾是治生的正当手段之一。张履祥则把历来治生之学中的商人因素排除净尽，把它变成了纯粹的封建地主的治生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