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世纪以来国内“藏彝走廊”研究综述 摘要：21 世纪以来，学界对于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成果颇丰。文章立足于对前人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藏彝走廊概念从孕育、提出到以后藏彝走廊研究的成熟发展将经历三段时期，并阐述在今后研究中要重点加强对该区域的考古与民族调查工作、学科整合、理论性与应用性研究、跨区域比较性研究以及在走廊研究中构建以“羌族为中心民族”向外辐射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藏彝走廊；现状；发展；研究 一、 “藏彝走廊”概念“藏彝走廊”作为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是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正式提出 1。但这一概念并不是偶然提出的，是
2、费先生在全面总结以往民族研究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主张确立民族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构建中国民族格局（即“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 ）这一总体思路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2根据，目前通行的世界民族分类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建立在语言学，特别是历史语言学中的谱系分类的原则之上的。 3现今我国境内 17 个藏缅语民族中，除土家族分布于川、鄂、湘交界区外，其余 16 个民族在藏彝走廊地区均有分布。 4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 。 5其坐标位置大体在东经 97-105 度，北纬 25-35 度之间。直线距离南北长约 1200 公里，东西宽约 750
3、 公里。 6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又因该区域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由北而南的1 “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提出，具体地说是费孝通先生分别于 1978 年 9 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1982 年 5 月 27 日，在武汉同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同志座谈会、1982 年 12 月 7 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共三次会议发言中进行阐述与完善的。三次发言中，费孝通先生总结过去民族调查以及民族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缺乏宏观与整体研究的不足而提出应该从民族研究的宏观与
4、整体视野出发，从 “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出发来看待问题。2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 页。3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1 页。4 石硕：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载思想战线2008 年第 2 期。5 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6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范围和交通道 ，载西南民族大学 （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1 期。大河纵贯其间，又称为“六江流域” 。从现实行政建制区划来看，主要包括：“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及武都地区所辖部分县地；青海果洛
5、藏族自治州，以及黄南、海南、玉树藏族自治州所辖部分县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峨边、马边彝族自治县、攀枝花市，以及绵阳、雅安、宜宾市所辖部分县地；西藏昌都地区东部各县地；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地区，以及腾冲、宝山、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川、昭通所辖部分县地” 。 1 “藏彝走廊”不仅是古代中国西北民族与西南民族之间往来的重要交通通道，更是一个具有深刻寓意的学术概念，不仅涉及一个特定民族区域的认识和理解，也关涉如何从具体的“历史民族区域”角度来确立中国民族格局整体视野的问题。 2李绍明指出，藏彝走廊研究主要包
6、括“走廊理论问题、走廊范围问题、考古学问题、民族史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民族经济与发展问题” 。 3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因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而使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三十余年来， “藏彝走廊”就像磁石一样产生着巨大的磁场，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汇聚此地开展学术研究，可谓成果颇丰。笔者旨在对国内21 世纪以来“藏彝走廊”研究成果和动态分类予以回顾与总结，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藏彝走廊”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文章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不吝赐教，予以改进。二、 “藏彝走廊”研究现状
7、回顾（一） “藏彝走廊”民族或族群格局及其关系研究藏彝走廊是藏、羌、彝、壮、普米、傈僳、纳西、独龙等众多民族迁徙或流动的重要路线， “则频繁的民族迁徙与人群流动无疑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4。 “对走廊的考察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 ， 5理清族群分布格局与其之间关系如何，将对构建统一、和1 李星星：李星星论藏彝走廊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4 页。2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3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1 期。4
8、 曾现江：中国西南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以藏彝走廊为核心 ，载思想战线2010 年第 1 期。5 石硕，梁枢：藏彝走廊：思想的源地 ，载光明日报2003 年 12 月 04 日。谐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徐黎丽和杨朝晖的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以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 （2012）一文分析了国家政权因不同民族之间的演化使三大生态文化区的便捷地带多元文化差异性减弱，进而形成各民族共创、同戍中国边疆的格局。马尚林略论藏彝走廊中的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 （2012）从走廊中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现状出发，指出其研究特点与不足，阐述进一步开展其研究的内容与现实意义。曾现江论影响藏彝走廊地区纳系
9、族群历史分化演进的蒙古族因素 （2011）阐述了在蒙古远征军的强大外力下，纳系族群分化演进的总体趋势。石硕的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 （2010）着重以自称、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标志，从宏观上将藏彝走廊划分为七个文化区 1，并分别对各文化区的主要面貌与特点进行了初步归纳与描述。袁晓文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研究：汉彝文化边缘的冕宁多续藏族 （2010a）通过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等具体事项反映族际交往、互动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现实动态，阐述衡量民族关系和睦友好的重要指标是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而不同。高志英，徐俊的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
10、发展研究（2008）作者在廓清元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探讨其特点、规律与趋势，旨在为今天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借鉴与思考。此类文章还有陈东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 （2011） 、曾现江吐蕃东渐与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及族群分布格局演变 （2010） 、高志英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2009）以及刘亚玲的边缘的形成藏彝走廊中老寨子村的个案研究（2008）等。目前学术界关于“族群”与“民族”之间争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统一性定论，以及该区域民族或族群格局、关系纷繁复杂，则使其成为重点研究对象。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
11、民族关系、族群文化格局等领域，如何突破以往以偏概全、不全面、不准确的研究范式，从整体上把握与认识其内部民族或族群与文化格局、民族关系乃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 “藏彝走廊”历史记忆及认同研究1 指出藏彝走廊除“北藏” 、 “南彝”这一基本格局外，从文化区的角度可以将藏彝走廊划分为：羌（尔玛）文化区、嘉绒文化区、康巴文化区、彝文化区、纳系文化区、雅砻江流域及以东保留着“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和滇西怒江-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文化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各民族及族群进行认同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这些民族或族群的记忆中的历史及变迁过程 1。王菊归类自我与想像他者：族群关系的文学表述“藏彝走廊”诸民族
12、洪水神话的人类学解读 （2008）与周云水藏缅语族创世神话：藏彝走廊上流动的历史 （2008）其共性在于二者都选择了以神话为研究视角阐述民族或族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不同的是前者重在文学表述上对藏彝走廊诸民族洪水神话的人类学解读中指出，该区域的洪水神话不仅是人类再生的神话，更是族群自我主体意识觉醒、族群观念的新生时期。后者则从神话的动态性出发，对构成其基本要素的内核、中质与外壳因受内部演进规划与外界压力的变化而改变来探讨族群在藏彝走廊迁徙的历史演进过程。彭文斌的族群认同与历史空间：藏彝走廊的诸葛亮记忆与传说 2，笔者认为该文是诸葛亮与汉藏边缘的族群空间构建 3的“姊妹篇” ，从空间社会理论、空间
13、如何构建问题、西方与中国人生礼仪思考的不同进一步阐述了从族群“现代建构论”向地方“根基性”知识及其对族群性与空间性的构建转变问题。袁晓文藏彝走廊安宁河上游多续族群藏族文化认同研究 （2010b）通过对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藏历年、藏语、宗教信仰等内容的田野考察分析，得出多续族群的藏族文化认同是历史发展必然选择的结论。曾现江的藏彝走廊的蒙古族源记忆 （2007）和对藏彝走廊蒙古族后裔传说的几点认识 （2005）均以蒙古族祖源记忆与传说为研究对象，前者指出，藏彝走廊地区以蒙古族祖源记忆与传说为主的系列文化现象，既可能是文化遗存，也可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后者分析了因蒙古族长期在藏彝走廊的族群政治中处于优
14、势地位，可能导致一些族群产生“攀附蒙古族祖源”心理，从而创造出新的蒙古族后裔传说。白志红藏彝走廊中“藏回”的民族认同及其主体性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藏回”为例 （2008）论述了迪庆藏回之间的族群界限是模糊、流变的，所表现出的主体性与历史记忆是建构“藏回”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而文化实践只是“藏回”认同的一个表层依据。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透视藏彝走廊地域整体性的描述是此类文章的共性。但随着民族地区对外开发程度1 石硕：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2 期。2 该文是彭文斌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在西藏民族学院为
15、广大师生所做的一场学术报告。3 该文是彭文斌在 2007 年 9 月于西宁召开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提高，人员的流动不断加速，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因地域距离加大而逐渐去“攀附”或构建民族共同记忆与心中认同感对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关系亟待深入探讨。（三） “藏彝走廊”内碉楼、乐舞、医药等具体文化事项研究如果说“藏彝走廊”是大自然独特创造力的体现，是赐予我们最神奇的礼物，那么，碉楼则是“巧夺天工”的人类智慧的杰作，因透着神秘与魅力而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王正宇藏彝走廊西端的碉房及其空间意义以金沙江三岩峡谷为例 （2012）以金沙江峡谷内碉
16、房文化为研究对象，认为碉房空间意义包含当地人对生态、神圣以及社会三种类型空间的整体认知，阐述碉房对反思藏彝走廊民族或族群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石硕隐性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 （2008）针对学术界目前对碉楼起源的“防御说”提出不同见解，认为碉楼起源 1可能是作为处理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种祭祀性建筑，先有神圣性、权威性、后具有防御性，并深入分析碉楼起源于藏彝走廊本土信仰与宗教观念的关系等。杨永红西藏和藏彝走廊地区的碉楼建筑 （2008）就碉楼分布、形态、功能等进行对比分析西藏、藏彝走廊地区高碉建筑之间的差异性。除此之外，杨曦帆民族音乐学在“藏彝走廊”研
17、究中的意义与实践 （2008）从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共时性角度出发，浅析民族音乐学在区域文化研究中的特点、研究目的等；另一篇文章“羌姆”仪式中的音乐及意义阐释“藏彝走廊”之乐舞考察（2006）基于微观典型案例研究，将“羌姆”作为该特定区域内特殊文化事项进行讨论。汪志斌黄龙庙会：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范例 （2010）从微观视角出发，以黄龙庙会多元文化生态及其形成历史揭示藏彝走廊文化空间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进一步探讨在整体上把握藏彝走廊历史文化面貌的可能路径。而从医学或体质人类学视角出发对该区域的研究有胡兴宇，蓝顺清的从1 对于碉楼的起源问题，四川大学中藏学研究所石硕教授于 2012 年 4 月
18、 23 日，在西藏民族学院做的一场题为“琼鸟之巢”：探寻青藏高原碉楼起源之谜的学术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青藏高原的碉楼并非如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作为一种与战事有关的实用性防御建筑而产生，防御性只是其在后来历史时期派生出来的功能，它的原初面貌与意义乃是一种与早期苯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祭祀性建筑，是人们用以表述对苯教中“琼” （khyung）这一神鸟的信仰与崇拜的一种建筑。作为“琼鸟之巢”的碉楼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来自印度的“琼鸟” （khyung）观念，同藏地固有宗教中普遍存在的“上界观念” 、 “天神”崇拜及由此派生的以“高”为神圣等文化观念相互统合的结果，此外，青藏高原碉楼产生于公元
19、 7 世纪以前苯教流行的时代，苯教的“卵生”观念与“琼鸟” （khyung）崇拜是青藏高原碉楼起源的直接文化土壤和思想基础。四川汉族肘浅静脉看“藏彝走廊” （2000）观察了 1190 例四川汉族青年肘部钱静脉的配布方式和吻合类型，提出四川汉族体制类型属于“藏彝走廊类型” ，进而证实藏彝走廊的存在；另一篇文章体质人类学研究二十年及其启示（2001）亦试图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证实藏彝走廊的存在。总之，关于“藏彝走廊”地域内具体文化事项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共性，一是作者以该区域内大量田野调查为研究基础；二是从研究范式来看，都是从微观视角出发，构建整体观念。但因对具体文化事项研究多关注其内涵实质的挖掘，
20、而缺乏对不同文化事项之间的联系及与现代化发展问题探析。（四） “藏彝走廊”内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研究藏彝走廊内部聚居着藏、羌、彝等 16 个少数民族，他们各自保存着本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通过梳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创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文化与社会氛围。邓宏烈的藏彝走廊民族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羌族宗教文化遗风探析 （2011）认为该区域内仍有诸多民族至今保留着羌族宗教文化的诸多遗迹，在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思考与分析之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对于藏彝走廊西部边缘边界地带多元民族宗教文化的认识不足，近年来也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如高志英宗教认同与区域、民族认同论
21、20 世纪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基督教的发展与认同变迁（2010）通过对二十世纪以来走廊西北边缘各民族的民族、区域与宗教认同交融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阐述民族、区域与宗教认同随着场景的变动而重新得到塑造。高志英，熊胜祥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多元宗教互动与宗教文化变迁研究 （2010）以传统、历程与现状三个维度研究多民族多元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生态单元中所呈现出的互动及其宗教文化的变迁特征。此外，秦和平，张晓红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的传播以“藏彝走廊”为视角（2009）以藏滇交界处天主教会为例，重点分析了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藏区传教事务和崩卡传教点的兴衰，进而解释天主教会利用“藏彝走廊”特殊地理走向
22、进行教会选点的考量及其变化。对于该类问题研究，学者热衷于多民族多元宗教文化之间关系、共生与变迁的论述，但如何透过对其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去反观民族关系，推动各民族和谐发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高“学以致用” ，防止“学术”与“应用”两条“火车道”跑是我们要时刻谨记的社会责任。（五）现代化与民族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究 “藏彝走廊”地区独特的地理生态隔离环境，多民族的迁徙流动，分化与互动孕育了这片“神奇”地域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走廊内诸多民族如何发展既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各民族人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李灿松等人的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的商贸空间网
23、络演化研究 （2011）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白族商人在走廊地区商贸网络的发展现状、趋势、动力机制，探讨新时期走廊内多民族经济共生发展空间格局。周智生藏彝走廊地区族际经济互动发展研究 （2010）揭示“藏彝走廊”地域历史上各民族经济生活共生关系发展的活动内涵与特质，认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各民族在特定空间内共生关系动态演进的积淀过程。李灿松和周智生的多民族聚居区族际经济互动与山区经济开发以近代“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为例 （2010）以白族商人经济活动为例指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形式乃是族际经济交流。冉光荣的藏彝走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 （2007
24、）强调藏彝走廊区域的开发，必须立足于内部区域经济多样性的具体考察基础之上，方能形成完整、正确的总体规划。其付藏彝走廊与遗产廊道构建 （2007）希望通过遗产廊道的构建实现对藏彝走廊区域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多赢。上述文章更多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四者之间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如何协调发展达到共赢，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与热点问题，从实际出发，应用性较强。但对于走廊内现代化下经济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如何协调在学理性建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六）对相关学者学术思想研究 人思想的形成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其形成过程中无不打上时代之烙
25、印，通过对个人思想的研究能够揭示出其背后诸多因素是如何交织而产生作用的。近年来，对从事“藏彝走廊”研究的部分已故学者学术思想的研究已受到学者青睐，李绍明在其著作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中阐述了马长寿先生与藏彝走廊的研究，认为在他毕生的民族研究事业中尤其是对我国西北和西南这两大地区民族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该地区诸多民族；其另一篇文章费孝通论藏彝走廊 （2006）则详细介绍了费孝通五论“藏彝走廊”说以及多次促进其实施的过程。石硕李绍明先生与藏彝走廊研究 （2012）一文回顾了李先生自 21 世纪以来倡导与推动“藏彝走廊”研究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并着重介绍了他发起和召集的三次学术
26、会议情况。木仕华论李绍明先生的藏彝走廊研究观 （2010）基于李先生关于藏彝走廊研究的诸多成果和论述之上，阐述他“以人文本、经世致用；田野先行、多学科整合；尊师弘道、一团和气”的学术观念。笔者认为，上述文章通过对个人学术思想的整理、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视角去理解、把握藏彝走廊的概念与内涵，发展历程，更好地从整体与宏观、部分与微观全面诠释“藏彝走廊”研究的研究机理。 此外，张原，汤芸的藏彝走廊的自然灾害与灾难应对本土实践的人类学考察 （2011）从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考察该地区自然灾害和灾难应对的本土实践，分析特定自然灾害作为当地环境系统中的一种常态性特征。该文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
27、全新的视野，应给予走廊区域内自然灾害等社会问题更多的学术关怀。三、 “藏彝走廊”研究问题与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自藏彝走廊概念从孕育、提出到以后藏彝走廊研究的成熟发展将经历三段时期：（1）20 世纪 50 年代年至 20 世纪末主要为“孕育与提出”时期。早期国内外著名学者如章太炎、方国瑜、任乃强、陶云逵、石泰安等都对该区域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流动进行了相关研究，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资料积累，孕育了费孝通先生这一重要学术概念的产生，而“费孝通晚年的反思为民族学、人类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以地域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是认识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一个新工具” 。 1吸引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来到这片领域
28、，探寻思想的源泉，为“藏彝走廊”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1 马长寿先生，专著类主要代表作包括：氐与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中华书局，1985 年版） 、 彝族古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 、 凉山罗彝考察报告 （巴蜀书社，2006 年版）等。论文类主要代表作包括：中国西南民族分类 （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1936 年） 、 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上） （青年中国季刊 ，第二卷，第一期，1940 年） 、 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下） （青年中国季刊 ，第二卷，
29、第二期，1941 年） 、 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社会组织 （民族学研究集刊 ，第五辑，1946 年） 、 凉山罗夷的族谱 民族学研究集刊 ，第五辑，1946 年）等。 1 郑少雄：康定土司与“藏彝走廊” （上） ，载甘孜日报 （汉文）2011 年 7 月 25 日。“破土而出” 。 （2）21 世纪以来至 21 世纪 20 年代主要为“整体与部分描述、学理与方法四项建构”时期。21 世纪以来，学术界为了推动“藏彝走廊”研究的发展，举办了多次专题性会议 1，随之多部著作相继问世 2，另外，笔者还在CNKI 中以“藏彝走廊”为主题进行检索统计。认为，目前学界还处于学理性建构、方法论探讨以及如何
30、从整体、系统、全面对藏彝走廊进行描述等问题上。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藏彝走廊研究在步入 21 世纪以来总体上处于发展时期，一方面是“藏彝走廊”这一概念在 2000 年以后得到了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广泛使用，前人研究成果的积淀为后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藏彝走廊作为一个独具且丰富的学术源地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吸引着不同学科科研力量的集聚与整合。 （3）21 世纪 20 年代至 21 世纪中叶主要为“学理成熟、学科有效整合、1 近年来举办的专题性会议主要包括：（如下表所示）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名称2003 年 11 月 成都 “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2004
31、年 8 月 北京 “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类学研究”课题研讨会2005 年 8 月 成都 “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2005 年 10 月 平武 “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7 年 9 月 西宁 “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2007 年 10 月 四川 藏彝走廊族群与区域文化研讨会2009 年 7 月 西昌 藏彝羌走廊暨中国西部石棺葬文化研讨会2009 年 7 月 昆明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专题会议2 例如，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2、 2005 年版；袁晓文，李锦：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李星星：李星星论藏彝走廊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杨曦帆：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高志英：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 年版等。多维探索发展”时期。该阶段将会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趋于完善的基础上，注重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取向上的整合效应，总之，藏彝走廊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 “藏彝走廊”研究应将其重点集中在以
33、下几方面：第一，深入开展“藏彝走廊”地区考古挖掘与田野调查工作。藏彝走廊作为一个独具价值的历史-民族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起至今，在该区域内留下了各民族不断迁徙、互动与交流的影子，可以说， “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迹几乎遍及藏彝走廊全境。 ”1这些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与研究中华民族之间的迁徙与互动、融合与分化、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对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目前， “藏彝走廊的考古发掘工作很不够。现在岷江、大渡河的遗址情况大体上比较清楚，雅砻江、金沙江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远远不够。澜沧江、怒江的就更少。 ”2“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史料记载的尤其是关于藏彝走廊地区早期人群活
34、动情况的史料记载严重匮乏。 ”3 同时，藏彝走廊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南北纵向岭谷间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呈现出相对封闭性，在文化上则大量存在“十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之现象，使得这里成为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得以保存与延续的一片沃土。所以，加大对该区域的民族调查以及考古工作，补缺资料缺环部分，使该区域的资料呈现相对完整性、系统性则是今后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要走的艰难之路。第二， “藏彝走廊”研究中应用性与理论性研究“两个车轮”需同时转动。1 石硕：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 ，载中华文化论坛2006 年第2 期。2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
35、报 （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1 期。3 石硕：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 ，载思想战线2008 年第 2 期。近年来，一方面，学界不断完善对“藏彝走廊”研究的学理性建构，将注意力多集中在讨论其概念内涵、范围、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另一方面，以往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缺少对现实社会发展等问题关注。而随着全球气候恶化的影响，我国进入一个自然灾害频发期，其中多数均发生在“藏彝走廊”所辖范围之内，如汶川地震、彝良地震等。同时受技术、资金、人才等因素致使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因此，学界在对藏彝走廊研究进行学理性建构、理论方法创新的过程中，更应继承老一辈学者“经世致用”的学术思
36、想，考虑如何在藏彝走廊研究中建立科学有效的灾难应对机制、文化保护体制，如何在藏彝走廊研究中将其与当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学术研究。第三、在“藏彝走廊”研究中，大力推进跨区域比较性研究步伐。根据“藏彝走廊”研究的发展时期来看，现阶段，基于藏彝走廊内部纷繁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历史人文事项，以往有关研究无法全面、整体、准确地描述“藏彝走廊”内部复杂多样的民族或族群与文化格局等。那么，要想进一步深入地认识藏彝走廊内部诸多民族复杂多样、和谐共存的文化事项，从整体上把握藏彝走廊的情况，除了我们要继续对独个村寨、乡镇的微观研究外，还要开展、推进中观、宏观的跨区域比较性研究，即
37、采取“分蛋糕”的方式根据一定标准将“藏彝走廊”地区划分为多块“小蛋糕”去提高对整体的认知程度。第四，加快“藏彝走廊”研究向多学科交叉、渗透、整合方向发展。因为“交叉学科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标志着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各部分隔离、支离破碎的知识正在相互交织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整体， ”1在藏彝走廊地区开展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学术科研与交流，向多学科交叉、渗透、整合方向发展，拓宽研究视角多维化的发展线路仍需我们今后付出更多的努力。第五，在“藏彝走廊”研究中建构以“羌族为中心民族”向外辐射的研究范式。费孝通先生指出：“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
38、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 2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自河1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湟地区南迁的古羌人与西南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有关。 1由此可见，在“藏彝走廊”研究中突出羌族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羌族历史、宗教、语言、风俗等现象的研究对于我们反观其它民族和整体区域民族分布格局、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但这一点并没有在我们过去工作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笔者大胆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大羌族研究力度，建构在藏彝走廊中以“羌族为中心民族”的研究范式。1 赵心愚：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几个基本特点 ，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