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虢国墓地与应国墓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浅谈周代礼制与当今社会的关系王龙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总书记所提出的以德治国、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如果溯本求源，可以看出与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西周时期形成并完善的礼仪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周代礼乐制度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演说，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多年之久，对巩固封建社会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中国礼仪之邦形象的塑造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再度引起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关注，因而我们有必要给周代礼乐制度以足够的重视。中国数千年辉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被物化成文字的
2、记忆，这就是十分珍贵的古代文献书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运动，致使原本就不是十分连贯的历史记忆变得更加支离破碎，那些侥幸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有的在传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错误。清代兴起的考据学，尽管在纠错校勘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书本在历代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讹，在学术研究方面终究带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传入，首先揭开了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神秘面纱，使得我们得以认识记载着商代历史的甲骨文，从而开辟了我国考古学的道路。尤其是新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考古学成果，不仅为订正文献记载的失误，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也为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一周礼的形成
3、与发展相传在西周初期，周公借鉴夏代与殷商礼仪，制作并完善了周代的礼仪制度，即周礼。所谓礼仪制度，其实就是由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而制订的，各阶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亦即行为规范，是维护统治阶级特权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标准化尺度。换句话说，遵循这一制度就是合礼的，也是合理的，反之就是违礼的，或者说是犯罪的。至于我们所说的礼乐制度，则是标志着周代贵族身分地位的在祭祀场合所用的青铜容器、乐器等器物的基本标准与规格，也就是说它是体现周代礼仪制度的一种外在形式。西周时期，历代周王无不效法周文王与周公的道德理念，以德教人，以礼治国。当然在礼仪制度之外，周王朝还有法律制度，但似乎法制所起到的只是辅助性作用。
4、周王朝建立伊始，借鉴商纣王因暴虐而灭亡的教训，修改或废除了商代严酷的刑法，倡导敬德慎罚的治国理念，主张以德感化他人，而在惩戒人们犯罪行为的刑罚方面则主张谨慎再谨慎。其真正目的是让大家自觉地遵守社会准则，维护在姬姓周人宗法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而“德”这个字，无论在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周书中，还是在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这充分说明当时崇尚道德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至少在贵族阶层的言语中已成为一种时尚。西周早中期，伴随着周礼在社会上的推广，周王朝经历了它的鼎盛时期。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西周晚期以后的周王朝则逐渐衰微，作为周代礼仪制度表现形式的礼乐制度也出现了危机。
5、进入东周以后，这一等级制度遭到了严重的践踏，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现象。也就是说，原本不该享用高一级别的贵族，纷纷使用超越他们所应遵循的礼制规定的规格。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周礼的权威已经丧失，在文化领域相继兴起的道、儒、法、墨等所谓“诸子百家” ，纷纷为时下的“春秋五霸”乃至后来的“战国七雄”等诸侯国出谋划策，而与周朝分庭抗礼。其中儒家推崇周代礼乐制度，主张以礼制为主，法制为副，希望以教化民众的方式以达到天下和谐，和平共处；而如商鞅等法家，则主张以法律主要是刑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期达到天下大治。在法家思想主导下的秦国逐渐消灭了其他大小诸侯国，在中国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社会，建立了一个多
6、民族的国家。当然，在那个诸侯争霸的动乱时代，这是法制的伟大胜利。但秦帝国继续推行法家思想，欲以酷刑来统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最终很快就灭亡了。继而汉帝国取而代之，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政治上恢复以礼治国，不仅稳固了新建立的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且因为开辟了丝绸之路，使大汉帝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各地，以至于中国人从此被称为汉人，中国话被称为汉语。此后，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儒家思想始终占着统治地位，才使得封建王朝延续数千年之久。二从应国、虢国墓地的发掘看周代礼乐制度这些年来在河南境内引人注目的考古成果令人目不暇接，若局限于两周时期，则当属虢国墓地与应国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下面
7、拟就这两个墓地的发掘情况，从以下 七个方面 谈一谈与之相关的周代礼乐制度，或者说是器物制度。1铜礼器制度周代礼制与殷商礼制表现在铜礼器组合方面的特征十分明显，那就是周人以鼎、簋等饪食器为主，而殷人则以觚、爵、斝等盛酒、饮酒器为主。因为周人认为商朝灭亡的原因，在于末代商王殷纣王及其僚属沉湎于酒而不务政事，所以为吸取教训而颁布了禁酒令。这一法令被周王朝史官记录在尚书酒诰中，在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中也有所反映。所谓铜礼器，一般是指贵族阶层在祭祀其祖先与神灵时所用的铜质容器而言。墓葬中随葬铜礼器数量的多少，标志着墓主人身分地位的高低。西周时期的铜礼器组合形式大致可分为炊食器（鼎、鬲、甗） 、盛食器
8、（簋、盨、簠、豆） 、水器（方壶、圆壶、盘、盉、匜） 、酒器（尊、爵、卣、觥、觯、方彝）等四大类。在考古发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位较高的贵族所随葬铜礼器的数量较多，并且不乏精品，还往往铸有记事的铭文，反之地位较低的贵族随葬器物则较少，制作工艺也较为粗糙。在这些器物中，最能代表墓主人身分的是铜鼎的数量，但铜鼎往往与铜鬲、铜簋相配套出土。周代礼器制度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上士三鼎二簋，下士一鼎二簋。诸侯级贵族用鼎的数量因国家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对于小国来说，其国君的身份地位较之使用七鼎的大国国君，要下降一个等级，即享用五鼎的礼制。这就是礼记 王制 所说的“小国之君不过五命”
9、 。对于不同等级的贵族之“命” ， 周礼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这段有关贵族等级制度的话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周代礼制的记述，因为作为周王朝的“上公”已经享用“九命”的制度，实际上等同于西周时期“天子九鼎”的“以九为节” ；其二，小国之君相当于“子男”级别，皆为五命。那么什么是命呢？在西周金文中， “命”字与“赐”字有时是同义词。这就是说，命是指贵族人士接受周王任命与赏赐的次数，因为每一次新的任命都要加官晋爵，所以被周王任
10、命的次数越多，其职务也就越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周礼中的“命”理解为后世作为官员等级的“品” ，如七品县官、五品州官等等。二者稍有不同的只是， “命”所代表官吏的级别，与“品”所代表官爵的高低，在数字排列位序上是相互颠倒的。虢国墓地的国君级墓葬，均为 7 鼎墓，其主体组合为鼎、簋、鬲，或为 7 鼎 6 簋 6 鬲，或为 7 鼎 8 簋 8 鬲，其墓主人显然属于大国国君。而应国墓地的国君级墓葬均为 5 鼎墓，或为 5 鼎 4 簋 4 鬲，或 5 鼎 6 簋，合乎小国国君的礼制。在这种较为固定的组合形式中，铜鼎的数量是恒定的，铜簋可以有 2 件的误差，铜鬲可有可无。在山西晋侯墓地中，晋国国君晋侯
11、均随葬 5 鼎，与应国一样属于小国之君，享用 5 鼎礼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凡国君夫人之墓，其用鼎数量皆较其丈夫减少 2 件，也是礼降一等。虢国国君夫人之墓随葬5 件铜鼎，应国国君夫人之墓随葬 3 件铜鼎。春秋中期以后，周礼遭到破坏，诸侯国君享用天子 9 鼎礼制的现象十分普遍，如近年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六坑铜礼器窖藏坑中，每套铜列鼎的数量均为 9 件，鬲 9 件，簋 8 件。这时诸侯国的卿大夫也开始僭越礼制，譬如太原晋国赵卿墓不仅使用多套列鼎随葬，并且享用 7 鼎级别，其中有 5 件列鼎者 2 套，7 件列鼎者 1 套。其他各地诸侯、卿大夫贵族自下而上大约依次类推地逐级“僭越” ，伴随着
12、“水涨船高”的趋势，最终出现了天子祭祀用 12 件列鼎的礼制，譬如周礼天官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2乐器制度在殷商时期有一种带柄部的铜铙，后来也叫做铜钲，是一种敲击乐器。古代管弦乐器演奏旋律，钟鼓用来掌握节奏，正所谓“丝弦以行之，钟鼓以节之” 。殷商晚期已经出现了3 件一套的铜编铙，并新出现了单个的石磬；西周早期，铜编铙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倒置悬挂于钟架上的铜甬编钟，石磬也出现了成组的石编磬，其中陕西宝鸡竹园沟鱼国墓地 M7所出 3 件一套的铜编钟即是其例。西周中期早段的铜编钟依然是 3 件一套，西周中期晚段开始出现 8 件一套的铜编钟，西周晚期十分流行。应国墓地西周晚期墓出现
13、了 7 件一套的铜编铃，虢国墓地两周之际墓葬 M2009 出现了 8 件一套的钮编钟，并在铭文中自名为铃钟，这充分表明钮编钟是由编铃发展而来的。在虢国墓地，两座国君墓 M2001、M2009 均随葬有铜编钟、铜钲与石编磬，其中的铜编钟都是 8 件为一套，铜钲只有 1 件，石编磬为 9 件一套；而太子级贵族只随葬有 1 件铜钲与分为二套的 20 件石编磬，没有铜编钟。在应国墓地，铜编钟与石编磬仅见于个别国君级墓葬中，其中一座西周晚期应侯墓随葬 7 件铜编钟，另外一座应侯墓仅随葬 1 件甬钟，多数国君墓葬没有能够用编钟随葬。两处墓地的共同点是，国君夫人墓葬从来不见乐器和兵器，而随葬有数量较多的玉器
14、，而这一现象正是我们判定墓主人是否为女性的一个标准。进入春秋晚期，应国墓地有 6 座大型贵族墓均各出土有整套的较为固定的乐器组合，即 9件铜钮编钟、8 件铜编镈、13 件石编磬。但因为其经济实力有限，这些乐器都是很薄的明器，而非实用器。应国墓地随葬乐器较少或者多为明器，显然与其经济实力薄弱有很大关系。因为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周襄王欲铸造编钟，有大臣劝谏阻止，其原因是担心此项开支太大，以当时周王室的经济实力恐怕难以承受。我国古代在音乐学方面居于世界前列，前仰韶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已出现了七音阶的骨笛，据文献记载的殷商时期出现了“宫、商、角、徵、羽”五音阶。商王朝灭亡以后，周人认为代表着商人
15、音乐风格的商音是不祥的亡国之音，特意放弃使用五音中的“商”音，从而导致了编钟演奏旋律时音律不全的人为缺陷，造成了我国古代“五音不全”的音乐学现象。在春秋早期出现的 9 件一组的编钟上，在音律上恢复了商音，因而能够演奏完整的乐曲旋律。鉴于这种原因，音乐考古学家王子初先生认为，西周时期铜编钟的作用主要不在于音乐艺术，而在于政治礼制。3玉器制度虢国墓地与应国墓地都发现有较大数量的玉器，但无论从其品种还是质量方面，虢国墓地都要更胜一畴。在组合玉佩方面，两个墓地有着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贵族墓中大都有一组玛瑙珠和玉佩组合而成的项饰，并且国君与国君夫人的胸前大都有一组多璜联珠组合玉佩。就平时的装饰品来看，墓
16、主人头部往往有玉笄或组合玉发饰，耳部大都有一或二对玉玦，左右手腕部位大都各有一组由玛瑙珠、管等组合而成的腕饰。圭、璋、璧、璜等玉礼器分别被放在墓主人头部、胸前或身体两侧。此外贵族死后在入殓时，口内填有琀玉，面部覆盖有缀玉幎目，手中有握玉，脚下有踏玉。但是两个墓地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即虢国墓地有七璜、六璜、五璜联珠组合玉佩，并有较大数量的动物形玉佩，无论是飞鸟、走兽，还是鱼类均有较多的品种与不同的造型，甚至可以说它似乎包括了北温带气候下的绝大多数动物种类。而应国墓地除有二璜、五璜、四璜联珠组合玉佩之外，还出土有虢国墓地所缺少的七列、十列、二十列串珠组合玉佩，但动物形玉佩远没有虢国墓地所出那样丰
17、富多彩。一般来讲，多璜组合玉佩代表着墓主人作为国君或国君夫人的身份与地位，虢国国君虢季墓 M2001 随葬 7 件列鼎，伴有 7 璜联珠组合玉佩，虢季夫人墓 M2012 随葬 5 件列鼎，伴有 5 璜联珠组合玉佩。这种多璜组合玉佩，其他贵族即便是太子也无权享用。这就是说，在国君与国君夫人的墓葬中，随葬铜列鼎的数量可能与玉璜在组合玉佩中的数量大体相当。当然也有比正常情况下减少 1 件玉璜的例子，譬如虢国国君虢仲墓随葬 6 璜联珠组合玉佩，应国墓地国君墓中也有随葬 4 璜联珠组合玉佩者。玉璜数量的不固定性，正如铜簋与铜鬲的数量，相比较为固定的铜鼎数量而言可以增加二件的情况一样。鉴于有些高级别贵族墓
18、葬中没有随葬多璜组玉佩，一些学者就认为玉璜的多少与墓主人身分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尽管没有随葬较多的玉璜不能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较低，是可以肯定的，但拥有较多的玉璜却必然意味着墓主人身分较高，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玉璜数量的多少不能代表墓主人的身分。无论是应国墓地还是虢国墓地，都出土有一种宽援薄刃的大玉戈，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玉圭。这种玉圭只见于国君与国君夫人墓葬中，是一种祭祀用玉，是诸侯国权力的象征。两处墓地中都出土有大量的玉柄形器，学者已经指出它们就是文献中的玉璋。和大玉戈一样，玉琮仅随葬于虢国与应国国君及国君夫人的墓葬中。在我国古代，玉材被视为一种财富，和氏璧的故事可
19、以说明这一点，而厚体的玉琮往往占用的玉材更多，也就更值钱，所以一般贵族很难有机会得到这么奢侈的东西。4舆服制度在西周铜器铭文中，经常可以看到周王赏赐给大臣或贵族铜车马器与马匹的记载，尤其是其中所赐“马四匹”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常数。这一时期多数诸侯方国墓地车马坑中所发现者，绝大多数都是两匹马驾一辆车，而在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中，倒是有四匹马驾一辆车的现象。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四匹马驾一辆车已经司空见惯，常言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尤其是在近年洛阳东周王朝的某一座周王墓葬附近的车马坑中，发现其中一辆车前有六匹马，与文献记载的“天子驾六”正相吻合。至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也是
20、四匹马共驾一辆车。在虢国墓地无论是国君、国君夫人墓，还是一些较大的贵族墓葬中，大都随有一座车马坑。那些没有车马坑的墓葬，则是将车拆开来放在墓葬的填土中。虢国墓地 M2001 虢季墓殉马 60 余匹，有战车 40 余辆，就连虢季夫人墓也附葬有 19 辆车的车马坑。而在应国墓地自西周至战国时期，从没有发现过一座车马坑，只有几座马坑而已。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所有的贵族墓葬中，都随葬有铜车马器，它们显然是从木车上拆下来的。按铜车马器的数量计算，一座国君级大墓在大多数情况下随葬有可以装配 57 辆车的铜饰件。国语周语下韦昭注曰“礼，诸侯七命，谴车七乘。 ”左传襄公 25 年记载，崔杼弑齐庄公，埋葬
21、时“下车七乘” 。由此可见，应国墓地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显而易见，高级贵族墓葬的旁边有无车马坑附葬，与其本国的济实力习习相关。因为应国是一个较小的诸侯国，而虢国则十分强大，文献记载虢国经常为周王朝东征西杀，以讨伐违抗周王命令者。据文献记载，周王在任命某一贵族职务的同时，也附带赏赐与其职务相匹配的服饰、车马器与马匹，因所授官职的大小不同，其物品的种类与数量也不相同。这类记载不仅屡见于铜器铭文中，同时也见于古代文献。据左传记载，一次，楚公子围在参加郑国举行的国际会议时，其随行车马的装饰物品极尽豪华之风，明目张胆地超越他作为太子身分所应享用的舆服级别，俨然诸侯一般，彰显了他急于篡夺楚王位的
22、野心，引起了众大夫的不满与议论。他就是后来即王位的楚灵王。5棺椁制度据周礼记载， “天子之棺四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目前西周时期的天子墓尚未发现，东周天子墓葬能够确定的只有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旁边的大墓，但没有进行发掘，估计已被盗掘。就考古发掘所见，两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大都有木质棺椁，但均已腐朽。其中虢国墓地的 M2001 与 M2009 均为国君墓，M2012 为国君夫人墓，它们的葬具皆为重棺单椁。其他的贵族墓葬与应国墓地的贵族墓葬大都是单棺单椁，也有的小型墓仅有单棺而已。因此我们认为，所谓诸侯用三重棺，其实可能包括木椁在内，总计为三重，即三层。而且这仅限于大国诸侯，而像应国这
23、样的小国诸侯则只能与大国的大夫一样，享用二重棺，即单棺单椁。6铭文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在应国墓地的铜器铭文中，内容涉及周文王的庙号、军礼中的大射礼、诸侯国外交方面的覜聘礼、婚礼中的陪嫁制度、凶礼中的丧服礼、封赏方面的册命礼等诸多礼仪方面的事情。在此不再一一叙述。三周礼反映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周礼是西周时期形成的一种治国理念，由此而形成的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的确很好地维持了封建统治数百年。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孔子鉴于当时大国诸侯争相霸权的混乱局面，极力想恢复周代礼制，从而提出了最著名的政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说要始终保持这种既定的等级观念不能变，否则
24、社会就要大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子女要孝顺尊敬父母，父母要对子女仁慈关爱，将这种亲情观念推及于社会，则表现为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即臣之事君犹如子女之事父母。孔子又将自己的“生同身受”的感受推及于他人，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孟子则将孝敬自己的父母推至他人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推至他人的孩子，提出了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儒家从其本人的感受或其亲情出发，进而将这种感受与血缘亲情推及于社会，便形成了所谓的“仁” 。他们认为，在“仁者爱人”这一思想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尽量克制自己的私欲，更多地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如孔融让梨的民间故事即是如此。这
25、种以亲情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度，导致了周代官吏的世袭制度，也就是说，每当担任某一官职的贵族死后，都要由其儿子或孙子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儒家在政治体制方面主张君主专制，在社会结构方面则主张人们共同认可并遵守这种原本并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要人们相亲相爱，从而达到和谐相处，在分配制度上主张国家的一切财产属于皇帝本人。这是东方文化的主要特征。而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性的觉醒，人本主义思想波及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强调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形成一种唯我独尊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潮，至今依然。在政治体制方面，他们主张实行共和制，在社会结构方面则主张人人平等，由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人，个人私有财务产神圣不可侵犯。这
26、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实质性差异。我们发现，东方文化主张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爱戴，更适宜于社会和谐，而西方主张的个人英雄主人，可能更适宜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看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各项科学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相比之下中国在儒家思想支配下则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朽” ，科学技术方面显然落后很多。东方文化主张安于现状，似乎缺少追求发展与进步的激情，寄希望在较为落后的状态下与大自然相安无事。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则主张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可以说，东方文化具有较多的保守性，西方文化更具有先进性，但东方文化有她与大自然之间协调共处的和谐性，而西方文化所推动
27、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有着极大的破坏性。因此，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是在看到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后，所制定的兼有东西方文化内涵的一种政策，以期达到一种既保持社会和谐，又促进社会发展的双赢目的。1先进文化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实现，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来支撑，正如我国封建社会制度自建立之后不久即一直用孺家思想进行精神统治一样。中国自汉帝国建立以来，直到唐代、宋代，一直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与政治中心。在此期间，孺家思想体系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为塑造我国礼仪之邦的大国形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 GDP 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由此可
28、见，在一个国家，先进的文化体系往往与发达的经济状况相辅相成，不仅经济的发达促成了文化的繁荣，而且文化的发展孕育了经济的日新月异。十七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诞生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因为英国拥有替代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新生事物以科学技术为龙头的先进文化，所以才能摧毁中国已经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继而霸占全世界。美国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新的国家，将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一个新阶段。就目前而言，美国文化已成为引领世界的潮流，而这正与美国发达的经济相一致。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更替，都有其相应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再向前看，古埃及金字塔的建筑规模与先生技术，至今仍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这表明当
29、时非洲的经济应当是十分发达的，所以才成就了文化的繁荣。这就是说，世界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地中海文化圈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圈大西洋东岸文化圈密西西比河文化圈等四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与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 1840 年以前，中国无论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世界诸多国家的领头羊。我们相信，在二十世纪末再次崛起的中国，也同样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穷途末路下的新生力量，世界人民将会再次看到二十一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2周代礼仪制度中“尊祖” 、 “尽孝”的理念在商周经典文献尚书与西周金文中，尊敬祖先、历行孝道的道德理念随处可见，譬如“用享追孝于皇祖考” 、 “用夙夕享孝于皇考、皇母”等等。当然，这
30、里面包含有较多的愚昧无知的成分，但应当看到其中那种回报父母的感恩心理。而现在的人们似乎是将这些美德丢失了。每一个时期的人们尤其是现代的人们，几乎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子女，就这样一代一代顺向地将爱传递下去，因此生命得以延续，人类得以发展，社会得以进步。但仔细想来，我们每个人逆向回报的爱，也就是献给父母乃至祖辈的爱却是少之又少，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正是他们那种无私的爱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与我们的今天。周代礼制提倡的“尊祖” 、 “尽孝”的理念，是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懂得感恩，记着回报他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等长辈。这是一种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试想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
31、就盼望和憧憬着大概远远不如今天这样的生活状况，经过多少代先烈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才实现了这一目标。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虽然受惠于他人的恩赐，却将它视之为理所当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感激之心与感恩之情，这是多么的不应该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的。当我们没有种地，却能够吃上粮食，没有织布，却能够穿得很舒适，没有去忍受酷暑严寒而得以住上新房。单凭这些，你难道不应该去感谢他人吗？有许多人辛辛苦苦也挣不了几个钱，而当我们没有比他们更累却比他们挣钱更多的时候，难道你认为这是一种公平吗？然而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只看到了比我们更舒适且挣钱更多的人，所以我们郁闷了，感到了这世界的不公平
32、，并且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怨言与愤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抱着一种感恩的心理，时时感受到他人的关怀与帮助，尤其包括我们的父母亲等长辈，那么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的和谐啊！这是将“孝道”理念推而广之的一个范例。就拿中国来说吧，邓小平同志提出并推行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穷困的面貌，而当物质世界变得丰富起来之后，又成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如果人们在思想上能够真正实现“文化回归” ，或者说叫“文化复兴” ，当然不应当是照搬照抄的因袭守旧，至少应当是东西文化的兼收并储，那么“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必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而且中国在经济上也会变得更加强大。以上这些是我们从分析周礼出发而得出的不很成熟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