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经济3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守望先锋代练 http:/ 基金项目：F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省际间迁移人口素质差异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0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研究”（01005B） 作者简介：F段平忠，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对跨省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考虑迁移劳动力的素质差异。假定中国的劳动力是同质的1，此时，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形成
2、产生影响？这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人口迁移能够引导经济按照自身的收敛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最终以东、中、西部经济俱乐部的形式构成地区差距的基本布局，因此更倾向于认为人口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并因此可以促进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345（P5）。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迁移规模宏大，一旦不同地区生产率存在差异，由于要素边际收益并不总是递减的，必然吸引劳动力由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向较高的地区流动，而各地区之间强烈的“资本追逐劳动”现象6也最终将带动更多的资本从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向更高的地区流动，这两种要素流动的结果将导致新古典
3、意义上的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势不复存在7，从而最终也不会使各地区的经济到达新古典意义上的收敛稳态。这意味着如果经济中没有其他导致收敛的机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收敛，反而会加速发散。因此，在不考虑素质差异前提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将最终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8，而这与前述结论是矛盾的。 第二个层次是考虑迁移人口中劳动力的素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趋势和程度又是怎样的？现有文献大多数认为具有素质差异性的迁移人口将会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差距。李玲认为，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的81%是由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技术、信息等相关因素造成的
4、9（P83）。刘乃全认为，由于异质型劳动力的迁移使落后地区人才更加匮乏，而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尽管外来劳动力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是这种贡献可能也会因边际产出水平下降而降低，因此中国劳动力的迁移并不会缩小地区差距10（P96）。沈坤荣也研究了存量劳动力异质性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他认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东部地区，通过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地区的发展差距，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没有指出人力资本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程度。朱国宏测度出了1951986年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约为5%6%11（P45），但他主要是基于存量人口
5、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而没有涉及流量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段平忠从流量的人口素质差异角度入手，得出的结论更贴近现实：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显著地促进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消极影响，并因此造成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1。 二、数据的处理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00008年，面板数据（Panel Data）计算所用的DP总量数据、就业人员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总人口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3（以下简称60年汇编），其中，i省份在t年份的实际DP总量可以换算各省份实际的DP增长率，劳动力投入量用各省份从业人员数
6、据代替。资本投入量的计算比较复杂，本文拟用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代替。JP 在60年汇编中可以查到各省完整的以上年为100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p），但是只能够查到一部分省份以1990年为起始年份的上年为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Id），还有一部分省份的以上年为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起始的年份并不是从1990年开始的。本文计算各省份缺失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方法为：按照各自的起始年份在起始年份至008年期间分别拟合方程：Id=0+1Ip，然后再结合各省份名义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计算出各省份缺失的1978年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而得到各省份样本期间完整的1978年价格的
7、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本文的分析不包含海南和西藏。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段平忠：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计算我国各省份净迁移人口的数量采用宏观计量的方法，即i省份在t年份的年终总人口减去t-1年年终总人口后，再减去该省t年份的自然增长人口数，即得到该省在t年份的净迁移人口数。由于60年汇编中各省的年末人口数在1990年以前主要是户籍人口数，1990年以后是包括非户籍人口的常住人口，因此相比较而言，1990年以后各省份的迁移人口数可能更准确，但由于中国早期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对较小，且主要以户籍人口迁移为主，直到1990年前后才由户籍迁
8、移逐渐转化为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并存的状态，因此笔者计算的各省份1990年以前的人口迁移数据误差应该也不是太大。 在考虑劳动力的素质差异时，本文对一个地区存量人力资本的考量，主要是基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学历层次，即：将存量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N）分别区分为小学（N1=6年）、初中（N=9年）、高中（N3=1年）、专科（N4=15年）、本科（N5=16年）、研究生（N6=0年）六个层次，其中研究生包含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因此假定取值0年。则i省份在t年份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即为：JP JP3第一种情况假定劳动力是同质的，第二种情况假定劳动力是异质的，因此实际上隐含这样一个假设，即：从总体上来看，
9、一个地区存量的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应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无素质差异的简单劳动（h1），这部分劳动在任何两个个体劳动力之间没有差别，本文将用就业人员（L）来代替；另外一部分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智力劳动（h），存量的智力劳动与简单劳动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地区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h1+h），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将会因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特别的，当不考虑存量劳动力的素质差异时，此时h=0，则=h1，即存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等同于其本身的简单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实证的研究中，笔者将各地区的总产出分解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存量劳动力投入的贡献
10、（L）、以及一个剩余的贡献（A），与此相对应的是，也可以将各地区的产出分解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贡献（）、以及一个剩余的贡献（A）。然后，通过比较无素质差异的存量劳动力数量投入（L）对经济的贡献与包含人口素质差异的存量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二者的差额，来说明人口素质的差异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和程度。为此，建立如下两个模型：JP 下面就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ZW（BF中国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个省份；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份；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
11、、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份。BFQZW）建立一个基于流量的迁移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总产出剥离框架，比较各省份的总量DP在分别去掉迁移人口的数量影响因素和迁移人口的质量影响因素前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变化。 设Mi，t为i省份在t年份的净迁移人口数，杨云彦认为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以青壮年为主的1，因此年龄小于15周岁的孩子和年龄大于65周岁的老人不应该被计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迁移劳动力中，根据“六普”数据笔者这里假定迁移人口的90%是可以参与劳动的适龄人口，因此净迁移人口中仅有09Mi，t为适龄劳动人口。如果一个地区简单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为1，而包含简单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完整
12、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为，则劳动每增长1%，将会分别引致DP增长率数量为1、的增量，那么在不考虑劳动力素质差异的前提下，i省份在t年份数量为09Mi，t的存量劳动力的增长，所引致i省份在t年份DP增长率的增量为： 但是，如果考虑劳动力的素质差异，迁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将引致不同的DP增长率增量。笔者假设：i省份在t年份的迁移有效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相同的，并且是同步改变的，即：该地区09Mi，t个迁移劳动力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均为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再来分别研究这六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09Mi，t个有效劳动力的迁移对该省DP增长率的分别影响趋势及程度。由此，i省份在t年份的六
13、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量劳动力的增量所引致的DP增长率的增量百分比即为：依据这个结果，笔者不仅可以分别计算出去掉流量的迁移人口数量及其质量影响因素后的东、中、西部各自的DP总量、全国的DP总量，再结合各省份的实际人口总量，最终可以得到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间以及全国整体的heil指数（计算方法见段平忠（01）。通过比较去掉人口迁移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前后的heil指数的变化，可以发现因人口迁移而引致的各地区存量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分别对中国地区间差距以及地区内部差距产生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对3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方程（48）笔者可以计
14、算出00-008年期间各地区跨省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了行文的方便，取各年份数据的平均值列在表中，这个平均值分别代表了各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任何一个层次对本地区00008年期间DP增长率的改变量。 根据前文假设，各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被假定为是同步改变的，因此表中n（n=1，6）表示各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由第Ni层次提高一个层次到更高的第Ni+1层次。 表的数据展示了一种趋势：一个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任何一个层次上的提高，都将有效地促进本地区DP增长率的提高，只是提高的程度是递减的。以北京地区为例，按照迁移人口受 教育程度同步变
15、化的假设，如果该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由小学层次提高到初中层次，北京地区的DP总量增长率将会提高575%；而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从初中层次到高中层次的提升，将直接导致北京地区的DP总量增长率提高1975%；依次类推，从高中到专科的提升，将促使DP总量增长率提高1344%；从专科到本科的提升，将促使DP总量增长率提高348%。显然，DP总量增长率提高的程度随着本地区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提升而保持逐渐递减趋势。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表中任何地区的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由本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的提升中，其DP总量增长率有一个相对较高的提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产产品是知识，不同于其
16、他受教育程度迁移人口的主要产品是生产资料，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种知识的溢出效应足以保证这部分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改变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率。 显然，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总是与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高度相关。一般而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低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就越强；但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高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反而越弱。但是，当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研究生层次时，这部分人口的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能够极大地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3对地区差距
17、的影响 根据方程（410）计算的各地区去掉迁移人口不同受教育程度影响因素后的东、中、西部各自的DP总量，结合各省份的实际人口总量，最终可以得到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东部heil指数（U1）、中部heil指数（U）、西部heil指数（U3）、三大地带间heil指数（U4）以及全国整体的heil指数（U5），笔者仍然取各heil指数样本期间的平均值（如表3所示）。 表3中0、1、3、4、5、6分别代表00-008年期间各地区的实际heil指数均值、以及分别去掉具有小学（1）、初中（）、高中（3）、专科（4）、本科（5）、研究生（6）学历层次迁移人口影响后的各地区heil指数均值。实际上，0反映的
18、是有人口迁移的地区差距情况，而1、3、4、5、6反映的是假定无人口迁移的地区差距情况。与有人口迁移的实际heil指数相比较，无人口迁移时各个heil指数的变化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无人口迁移的heil指数低于有人口迁移的实际heil指数时，可以认为人口的迁移扩大了地区差距；而无人口迁移的heil指数高于有人口迁移的实际heil指数时，可以认为人口的迁移缩小了地区差距。 显然，在由无人口迁移向有人口迁移转变的过程中，各种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作用是不相同的，假定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同步变化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改变程度可以通过
19、（0-i）/i （i=1，6）得以体现，表4反映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趋势和程度。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在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小学程度）时，人口迁移将促使其内部差距呈缩小的趋势，而在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或者超过初中层次时，人口迁移将使东部的内部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其内部差距扩大的程度逐渐增加；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总是伴随着人口的迁移而 逐渐扩大，并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内部差距虽持续地扩大，但是扩大的程度呈逐渐下降趋势；西部地区是人口迁移的受益者，任何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都能够促进本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且随着迁移人
20、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地区差距缩小的趋势越明显。总体而言，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和中国整体地区差距与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就越大，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也越大，并且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三大地带间差距和中国整体地区差距扩大的幅度也将逐渐加大。 七、结论 事实上，表展示了样本期间各地区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笔者还认为，各地区迁移人口的智力劳动对DP总量增长率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智力劳动对本地区DP总量增长率的提升速度就越快；第二种趋势是，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智力劳动对本地区
21、DP总量增长率的提升速度就越慢。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对任何一个地区来说，迁移人口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触发因素，而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将可以直接决定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 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总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提高高度相关，一般而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低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就越强；但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高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其对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反而越弱。这客观上说明了知识尽管具有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溢出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当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研究生层次时，这部分人口的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22、用非常明显，能够极大地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因为任何地区的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由本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的提升中，其DP总量增长率有一个相对较高的提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产产品是知识，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就足以保证这部分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改变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更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率。 而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会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总是在缩小，不会因为迁移人口的素质差异而改变趋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总是在扩大，任何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迁移都将导致本地区内部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对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敏感性较高，在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时，本地区内部差距将会缩小，而在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时，本地区内部差距将扩大。此外，三大地带间的差距总是随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三大地带间的增长差距扩大的幅度将越大；与此类似的是，中国整体的增长差距也是随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而逐渐扩大的，并且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整体增长差距扩大的幅度也将逐渐加大。 守望先锋代练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