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梁启超和陈独秀的“国民”话语及其思想史意义吴 永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摘 要：“国民”话语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诉求。作为近代知识精英的杰出代表，梁启超和陈独秀把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参照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建构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国民”话语。“国民”话语内在地涵盖了对个体人之公民身份的认可，既刻画和标识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维度，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化育和生成。关键词：梁启超；陈独秀；国民；知识精英 “国民”话语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恒久主题。其产生和“民族国家”的构想有很大的关联。而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
2、则是“国民”话语得以建立的重要思想前提。在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语境中，欧美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视为充满竞争的进化世界中优胜富强的典范，公民精神也成为他们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思想资源。然而，这种移植西方人本主义精神的启蒙方案，以及西方“公民”与中国“国民性”二元对立的启蒙语式，难免带有浓厚的文化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论意味。“公民”这一在西方表征现代国家之人民权利的国民身份，在中国则成为一种必须脱离愚昧的“国民性”而文明开化的新人理想。而担当这一由“国民性”而“公民”之转化的启蒙使命的，则是一小群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颇具反讽的悖论是：在中国，自由平等的“国民”
3、的诞生，将经历一个精英改造民众之“国民性”的启蒙过程。一、“新民而新国”：梁启超对“国民”话语的初步建构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精英中，以梁启超对“民”的阐述和认识最为深刻，也最具有话语建构意义。他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所建构的“新民”意象（New person image）从总体上颠覆了历史上关于中国“人”的认识。梁启超的“国民”话语源于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构想。在梁启超看来，只有有了“新国民”，然后才能有所谓“新国家”，因而“新民而新国”成为其“国民”话语的主要思路和言路。为此，梁启超通过对中西民族的观察与对比，作者简介：吴永，陕西师范大学政经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陕西省
4、委党校党史部副教授（陕西 西安， 710062）2借助“民族主义”话语，以“国家主义”为中心，赋予他想像中的“国人”以“自治”、“权利”、“义务”、“公德”、“进取”、“尚武”、“利群”等诸多西方民主主义的新元素，并试图由此而化育出未来的“新民”、即“国民”作为他改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体。 1可以说，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首次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底层民众的身上，标志着中国从自上而下的改良向自下而上的改良路径的转变。在梁启超的民族思想意识中，“国民”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因为在他看来，国民是构成国家大厦的基石和民族主义的根柢，“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即“独立之精神”，而这一特
5、质恰是“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 2。同时，国民的强弱贫富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贫富。而要造就一新国家，非得有“国民”不可“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 3只要有了“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4而现实中国恰恰是“有部民而无国民” 5，而且“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 ”6。这是梁氏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遇到的一个共同难题。梁氏尽管在其论著中多次阐发了“铁血破坏”对于建设新国家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还是选择了以“脑舌之行破坏”的温和路线，试图通过 “民德”、“民智”、“民力”之启蒙，冀以唤醒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然后由新民而新国。 7梁的新民说立基
6、于进化论民族主义，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在优胜劣汰的进化世界，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最终将取决于国民素质的优胜。因而在梁氏新民说的理论框架中，民族主义与国民精神互释互补，不可分割。梁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8显然，这一“民族主义”概念，已涵融了梁氏“新民”精神中的合群、独立、自治、国家思想、公德等要素。梁启超的民族国家理想不仅建立在国民自主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社会的、地方的自治基础上,只有社会形成了各种自下而上的自治的群体,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出现。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背景来看，
7、梁启超对国与民关系的这一认识确实触及到了中国“病症”的痛处民族意识1 参见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5-735 页。2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5 页。3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5 页。4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5 页。5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7 页。6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3-427 页。7 参见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685-688 页和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10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611、5615 页。8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6 页。3的集体缺失。但他把主要责任归咎为中国“人”缺乏现代精神和独立人格，而忽略了社会制度对人成长的关键影响，因而，他的“医马救牛”式的“新民”良药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对此，张锡勤先生指出，“把国民性的改造以至中国的民主富强归之于民众的自新,这无疑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 1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肯定梁启超对近代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性改造，以及他站在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上为再造一个独立自主的立宪新国家所作出的思想贡献。毕竟
9、，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塑造了民主的主体国民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近代民众的政治维度。 2 而这些思想遗产绝大部分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一代知识精英所继承。2、“改造国民性而建设新国家”：陈独秀对“国民”话语的批判性重塑新青年继新民丛报之后，成为民初启蒙运动的思想路标。在陈独秀等新知识精英阶层的推动下，借助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巨澜，“改造国民性，建设新国家”已成为时代的共识。在此背景下，陈独秀对晚清已降的“国民”话语进行了批判性重塑。与梁启超的温和改造路线不同，陈独秀在探索国民性的过程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及其生成原因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解剖，其意在通
10、过“破民”而“立民”。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除少数觉悟的知识精英以外的绝大多数人）的毛病和缺点实在太多，每一桩无不是误国的根源。他征引“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的就有：“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为华人通病”、“官吏国”、“豚尾客”、“黄金崇拜”、“工于诈伪”、“放纵卑劣”、“服权力不服公理”，等等，并且认为凡此种种，皆“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 3；他更认定“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是中国人第一桩“不好的品质”，“亡国的原因” 4。既如此，要造就新国家，就不能不改造“国民性”。而改造国民性，就非要通过先破再立的
11、激进方式彻底抛弃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一切民族的旧传统、旧文化、旧习俗不可。因而，在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大呼“破坏”、一意“打倒”“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1 张锡勤：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 ”改造，哲学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34 页。2 参见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 1 期，第 125 页。3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6-207 页。4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
12、版社 1993 年版，第 80-82 页。4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1。陈独秀认为，只有这样,国民才能处于自觉的主人地位,树立自我权威、自我本位意识,不做他人奴隶。为此，陈独秀不遗余力地向国人宣扬西方的政治民主文化，希望藉此创造出“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和“新民族”。另一方面，陈独秀又提出了重塑现代理想新国民的目标模式，即参照近代西方民主国家和市民社会里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意识和民主精神的现代人特质而建构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新人”。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将个人主义归为西方民族的根本精神，并且热烈赞扬西方的个人主义。陈独秀认为，西方民族自古讫今是“彻头彻尾，个
13、人主义之民族也” 2，西方的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向往、国家祈求等无不是拥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其国家最大的精神乃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 3正是追求个人的自由，才会带来思想言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权利才会载入宪章，也才有所谓人权，因此，“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而不得而剥夺之” 4。人权为所有成人共享的权利，它体现了个人主义的精神。个人为性灵、意志和权利的主体，而自由则是性灵的活动力、意志的实现力和权利的实行力。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名义上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其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而以此反观，半开化的东洋民族则停滞于宗法社会和
14、封建政治，以“忠孝”为一贯之精神。宗法制度之弊，在于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而戕害个人之生产力。此为东洋民族种种积弊的根源。因而，陈独秀指出：“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5对于为何要以个人主义作为再造“国民”的切入点，陈独秀以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 6他同时强调：“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 7由此，不难看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经济和伦理的变迁对于社会的整体变迁意义非常重大，而这正是个人主义养成的必要之
15、基础。尽管陈独秀仍以改造国民性和培育国民精神为主旨，并且承袭了晚清启蒙运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但其宣扬个体价值的个人主义“国民”观与梁启1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1-393 页。2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6 页。3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7 页。4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6 页。5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7 页。6 任建树等编
16、：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2 页。7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3 页。5超的民族主义“新民”观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以改造个体为出发、继而由个体更新而致群体变迁再致社会整体变迁的思路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蒙意义毕竟个体的觉悟比之群体的整体觉悟要来的容易和快的多。对此，林毓生指出：五四时代的“个人主义”，至少一时看起来不仅仅是一种功利主义或个人主义，而且是一种心灵的渴求一种个人从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同时，个人主义也是对权威的一种挑战，自由不但不依靠权威，而且是要从反抗权威的过程中争取得到的。
17、1但是，陈独秀仍然忽视了一点，即理想化新人的成长毕竟摆脱不了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的根本制约，如果不从社会改革入手，而仅仅把民族新国家的建构寄托在人的自我改造方面，其结果就只能是陷入“民”“国”与“民性”的严重对立和冲突之中而不自觉。因此，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精英主义的理想冲动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正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大骂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根本不懂政治的原因所在。 2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每对国民性的批判前进一步，启蒙者失望和绝望的情绪就更进一步，日渐陷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恶性循环中，从而失去对国民精神塑造的理性主义批判和考量的耐心。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告别了民主和文化之启蒙，转
18、而主张社会之革命，正是在对“国民性”改造极端无望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最终选择。三、“国民”话语的思想史意义民主也好，宪政也好，都是立基于成熟的公民社会之中。而在市民传统匮乏的近代中国，把改造“国民性”的全部的希望寄托于知识精英的纯粹思想启蒙之上，以图造成一个健全的民主宪政之国，则不能不是一种奢望。但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等近代知识精英把人之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并借助“国民”话语对近代中国人的现代构成进行了一次泛化的刻画，这无疑对中国近代民主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整体变迁具有非凡的意义。第一，以“国民”诉求为主题的启蒙运动，其所揭示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个性、民主、法治、爱国诸观念，构成了一幅
19、公民社会的现代精神图景。在古代中国,“民”是政治化程度相当高的概念。“民”被视为国家的构成要素,甚至被诠释为国家之“本”（所谓“民为邦本”），但在“君民”权力不对称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民不过是君的所有物和附属物,被定位于权力体系的底层,即纯粹的受治者。 3毋庸讳言，在众多的历史文本里，古代中国的“民”一直处在1 美林毓生：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28 页。2 参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7 页。3参见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政法论坛
20、2005 年第 2 期，第 61 页。6政治中的他者地位，在漫长的封建政治文化演绎中，他们几乎很少是在场的，除非在改朝换代的宏大叙事中，我们才会偶尔发现他们的茕茕身影。但这种状态随着知识精英“国民”话语的引入，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中国民众在身体构成上第一次被贴上了自由、民主和权利（力）等标签，从一种纯粹的“自然人”开始向“政治人”过渡，并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滥觞的渊薮。第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民”不仅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被置于政治核心地位，赋予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在梁启超的现代国家体认中，民就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本非有体也，藉人民以成体”，他认为，“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
21、始” 1 。民不能无国，国更不能无民。所以“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亡则国权亡。” 2这一人本思想在本质上体现的就是以权利做保障的自由主义民权思想。陈独秀则进一步认为，人民建设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 3,因为“人类是政治动物，人民必须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国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隶” 4。这样，在法律地位上，民的地位得以彰显。这既是对国家主权赋予原则的肯定，也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其保护国民权利的强制规定。近代知识精英对“民”“国”的这种高下关系体认，不仅是基于中国封建政体下民无权利（力）的专制政治的否定，更是充分吸取了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期通过“民”的政治维
22、度的扩展和伸延更好地保护自我，避免受到以国家名义非法实施的行为干涉。显然，不管是梁启超式的立宪君主国家，还是陈独秀式的民主共和国家，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则必须是通过立法以保障人权。其在法理上可以引申为：“任何排除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政体，不可能是合法的、可取的、良性的的政体。” 5这也是达仁道夫所强调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市民藉以用法律取代传统的封建联系和神的恩宠而获取认同的新政治共同体。 6如此，民众不仅获取了权利和自由，而且可以主动用法律武器来捍卫之。第三，“国民”话语为民众自由权利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引擎。拉吉罗 (G.D.Ruggiero)指出：公民自由是由体现于资产阶级精神的现代意识中萌发的一种
23、相对于封建特权的新自由。作为新人的公民，他将是自己的批评家，自己的法官，自己的辩护者，自己的行政长官，自己的统治者。在这种意识产生之初，所有的社会障碍都已被清除，他认识到自己与其他所有人一律平等，他的1 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91 页。2 梁启超全集新民说第 1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3 页。3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4 页。4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6 页。5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4、 115 页。6 参见英L.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 页。7自由对他来说是一种能扩展到所有领域的权利，一种所有人之为人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 1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众，尤其是青年思想的发展状况，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传统伦理原则与教条被彻底粉碎。偶像和权威遭到冲击。从此旧传统的声誉就再也没有恢复，对新事物的向往取代了对旧事物的崇拜新的标准开始成型。” 2就是五四时代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中，“没有一个是全然生活于古老的中国里，或准备用传统提供的武器来护卫过去传统的人。”3 经过“国民”的化育，在精神观点方面，五四一代已与他们的前辈形成强烈的对照
25、。 4可见，梁启超、陈独秀等近代知识精英对“国民”话语的建构，直接预示着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历史的新拐点从专制走向民主。尽管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但是，辛亥革命以降的中国思想史演化日益清晰地凸显了民主的发轫轨迹，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普通民众国家身份的获得和政治维度的扩展更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可否认，在大众取向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精英主义的意识很难再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而民主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去精英化的过程，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话语从“国民”到“人民”再到“公民”的新陈代谢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梁启超和陈独秀等近代知识精英的“国民”话语在中国政治思想谱系上的价值。联系地址：710062 陕西省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吴永联系电话：13630252799电子邮箱：1 意G.D.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 页。2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第 504-505 页。3 美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 页。4 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