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让无言的出土器物发出声音一直以来，中国的学术传统围绕传世文献这个唯一的核心而展开。自王国维在 20世纪初年提出利用地下材料甲骨文和金文作为第二重证据，唯文献之上的国学研究倾向才显露出重要变化的格局。不过，不论是作为一重证据的文献，还是作为二重证据的甲金文，都还没有超出汉字记载的媒介范围。其研究视野被牢牢地束缚在有汉字记载以来的商周以下，对于商代之前的虞夏时期，乃至更早的炎黄时代，则不免发出难以企及的概叹。20 世纪蓬勃兴起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范式，基本上是在文字文献之外去寻找对象和材料，其对国学传统的改造和变革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以活态的文化传承现象和出土文物为
2、调研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对于习惯于文献作业的传统型文史研究带来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信息获得方式的多样化方面；其次则是阐释与证明方法的多样化。笔者曾将人类学范式的研究对于国学传统考据学方法的更新作用归结为“三重证据法”；近年来又根据国学研究的知识格局和方法论创新的迫切需要，将考古学和博物学传统的研究范式融合进来，特别提示为“第四重证据”，并将四重证据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互补，作为当代知识整合背景下国学研究的创新性方法论，使之能够发挥独特的研究工具作用。2009 年，基于四重证据法的实际应用经验的初步积累，笔者提出由人类学、神话学视角进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整合研究思路，以大量考
3、古学实物为基础材料，充分调动人文解释学的特有阐释力，让无言的出土器物发出声音，甚至说出话来，从中探索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信息，从而重构出失落的历史线索。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物的叙事”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对应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较新的一个潮流，叫做“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也就是直接研究物体本身蕴涵的潜在“叙事”，从古代遗留的实物及图像中解读出文字文本没有记录的文化信息。从研究方法上概括，笔者主张将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所谓四重证据法联系起来：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和文字；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包括民俗学和民族学的大量
4、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图像和实物。若着眼于叙事学的角度，也可以将文化书写方式划分成四至五种：1.口传叙事；2.传世的文字文本叙事；3.出土的文字文本叙事；4.图像叙事与物的叙事；5.仪式和表演的叙事。若将传世的文字文本和出土的文字文本归为一类，就可将上述五种叙事归并为四种叙事。笔者认为，当代做文史研究的学者若能够对四重证据法有所自觉，同时掌握文化书写的多维叙事，那么其所获得的材料会大大丰富，研究视野将随之超越前人，能够探索到的文化和历史真相也应该远远超出偏信文字记录所造成的遮蔽与束缚。比较神话学如何解读“物的叙事”默默无言的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如何能够对今天的研究者发出历史信息呢？我们所遵循的一个
5、基本方法原则是，首先需要回溯到器物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语境中，设法提出理解该时代人世界观和生死观的有效途径。鉴于中华文明发生期经历了从史前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相当漫长之历史过程，那个时期根本没有可能产生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占据统治地位的只有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神话思维及神话想象。如何利用比较神话学的演绎方法之优势，重新进入到出土文物的那个神话思维世界之中，是让文物“说话”的关键前提。在这方面，国际领先学者的创新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有尹恩霍德等著阅读过去；研究案例方面的代表作有大卫里维斯-威廉姆斯著走进新石器时代的心灵等。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妇好圈足觥为例，它除了引起
6、无数参观者的好奇和美术史家的称颂之外，却不能发出任何有助于理解商代宗教与神话观念的信息。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重大缺憾的原因，正是比较神话学视野的缺失，使得参照分析和演绎推理的方法无法施展。如何解读虎与鸮的二合一意象在殷商人想象中的神话学意蕴？首先看虎在史前神话中的意义。笔者曾指出，比较神话学原理所揭示的世界性母神神话的两种对立表现“可爱的母亲”和“可怕的母亲”。前者一般代表诞生和哺育；后者通常代表死亡和死后的阴间世界。所举出的象征性图像例证有中国商代青铜冥器虎食人卣和妇好墓出土虎食人铜钺等。当时做出的简单解说是：“以虎口吞人的恐怖形象表达死亡女神的职能，在上古艺术中留下了痕迹。这个商代虎食人卣
7、和妇好钺迄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因为缺乏比较神话图像学的大知识背景。”在神话生命观中，通向死亡之途就是通向再生和新生之途，甚至可以被想象为通向永生世界之途。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死者之魂按照太阳夕落朝出的规则顺利实现复活。自史前时代以来的种种葬仪和冥器制作的初衷，都必然包含这一层宗教与神话的动机。从这一意义上看，殷商时代高等级大墓中随葬的许多器物造型和纹饰特征，均可以从死而复生的信仰需要出发，作出比较神话学的系统性辨识和解读。神话形象和神话图像的研究价值，在此可见一斑。由于可以直接诉诸于物质文化的诠释模式，更具有直观证明的特点。动物形象的象征编码作用，正是在比较神话学的视野中得到举一反三的便利认识。四
8、重证据法对中华文明探源的可能贡献继 20 世纪末完成的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文科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21 世纪初国家又启动了后续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国家工程的形式，集中了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专家共同攻关,但缺失了神话学视角，阻碍着考古学素材和人文学科阐释之间的沟通。物的叙事这一视角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失。如今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已将神话叙事的概念应用到图像和文物之上。从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当代比较神话学整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前提是：必须把神话概念从现代性的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
9、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就在于：将归类为民间文学一种体裁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基因的神话。根据中国本土神话思想的深厚传统，当代学人有必要发展出中国神话学自己的理论创新和研究特色，重估从炎黄始祖到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叙事谱系，构建出一幅全新知识视角的中华文明发生历程之全景图。提出第四重证据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是呼应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着新史学走出单一的文本资料限制，在权力叙事的霸权话语之外，重构人类文化史和俗民生活史的方法潮流。在这些新材料探索方面，需要研究者明确的问题有：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足以替代文字叙事呢？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重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有文字社会呢？第四重证据和第一重证据所给出的信息发生出入、甚至相互矛盾时，该如何权衡辨识，处理其各自的可信性或不可信性？讨论四重证据之间的互动或者间性问题，如何参照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新考古学自身的方法反思经验？还有，在我国的金石学、器物学传统中，有哪些要素可以和今日的考古学、美术史学、博物馆学相对接，如何在国学自身的资源深处发掘四重证据的理念雏形？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