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何怀宏 八股一向被人攻击为“不能得人”乃至于“破坏人才” ，但是，为什么八股会成为古代科举考试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为什么不考别的，而就考这常被认为是最无用、也最呆板、最僵死的八股？它是怎么来的？是皇帝或政府刻意牢笼士子的精心设计，还是考试制度发展的自然结果？为什么八股素为人诟病而又久不能废？为什么它竟然在一种涉及全国上下而且地位也最重要的考试中延续了近 500 年之久？今人对这些问题的模糊程度，可能恰与对八股批判的激烈程度成正比。而批判什么东西的一个前提条件，其实应当是首先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八股在历史上产生形成的自然而然性，构成八股的
2、各种要素在文学上运用的悠久性，以及八股将这些作文要素有机地结为一体的综合性，也许使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八股取士主要要求士人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在此我们可以借用启功的一个通俗比喻，他说八股破题的作法，和作谜语极其相似，谜有谜面、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原文题目即是谜底。进一步讲，全篇的八股文几百字都是谜面。1我们一般都是就谜面（如几句话，一首诗）来猜谜底，并且常常可在规定的范围猜（如打一物、打一字） ，而应当说，设计一个谜面要远比猜一个谜底困难得多，设计一个几百字的长谜、韵谜、诗谜就更难了，而八股文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长谜，一个文谜（就其中“比”的部分而言还可以说是
3、韵谜） ，八股文的作者也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长文谜的设计者。他还要通盘考虑到理、法、辞、气，乃至音调、平仄等各个方面，因而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一个学作八股者确实很难一下就掌握此技，他往往先需从二句破题学起，这是最初级、也最优先的设计谜面，然后承题扩展到三四句，起讲再扩展到十来句，再进入洋洋洒洒、音调铿锵、最见文采、也最难把握的“比”的部分，最后收结。在全篇文章中，都要牢牢扣紧谜底不逾越文题所定的范围，不侵上犯下，且要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接，波涛起伏一般推进，最后又要收得拢，截得住。 然而，八股文的基本要素，基本技巧，又可以说是古代、包括今天我们做文章都需要知道、乃至耳熟能详、非常自然而然应当遵循的一些
4、要求，例如全篇文章要扣紧主题，一般要开门见山，要首尾呼应，要结构严谨，要有理有据，要文字流畅，乃至不要堆砌华丽词藻等等。从这方面说，学八股又不是很难的，其基本要求和技巧与我们学写其他文章一样，可以触类旁通。八股文的特殊点也许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和严格性它把主要的文章技巧，乃至把韵散、文理、人我等因素巧妙地结为一体，并形成某种不能有大的逾越的定式，但这也只是用于考场，并不是说要求古人无论作什么文章都得如此。当然，我们把八股比喻为设计谜面，只是就其技巧而言，而并未在此考虑其内容、主题的严肃性。那么，即便主要从形式技巧言，一个士子要想通过八股取得成功，至少需要具备几种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也许可以约略归
5、纳以下几条记忆能力。他必须有能力熟记四书五经这些主要经典，但不仅是熟记内容大意，而是逐字逐句熟记，不仅熟记正文，还有朱注也要熟记，这样，对任何出题他才能一眼即知其所出书，知其章节，知其上下文，知其注解，作文才能有一个基本依据，这是一种最初步的能力。理解义理的能力。他必须充分和确切地理解经书及经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背景是什么，字句之间有何逻辑上的关联，然后才有可能自己代圣贤立言，自己引申发挥。组织文字、发挥文彩的能力。如果说记忆和理解能力主要是一种投入，一种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原文本的能力，那么要写好八股就还需要另一种能力即一种产出的能力，一种把自己所理解的东西用雅训的文辞，在严格固定的程式中表现
6、出来的能力。以上这三种能力，尤以后两种，又尤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及美感。因而考八股也就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 ，而是考“悟性” ，考“慧根”和文才。这几种能力固然不能离开后天训练，但更和天资有密切关系，所以古人会有一个人是不是“读书种子”之说。费孝通、潘光旦也说，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21933 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叔雅请陈寅恪代拟大学入学国文试题，陈寅恪就有过以类似于八股中的基本要素（比和代）出题的尝试，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3总之，八股有别于古代的帖经墨义，也有别于当代也仍然屡见
7、不鲜的那种需要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为什么不考别的？为什么考试内容不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时政？比方说就考时务策、论，或以之为主，或至少允许考生在经义中评论时政，以求考试较切于政治，较切于实用呢？此法虽也在历代的考试中屡次试过，并也留下过几则佳话，然而若普遍推行，以之为一种持久的制度，它的弊害也是迅速而明显的。这样考试也许确有可能使少数有责任感和见识的士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独到政见与才学，但是这一全国规模、机会平等的公开考试，并不能只对这少数人开放（也无法鉴别他们） ，而它本身客观上又是一种与名利相联系的上升之途，大多数考生并未经过政治习练，甚至也缺乏生活阅历（多为童生） ，故不易有成
8、熟的政治见解，因此，即便策论题为实事，大多数人大概也只能是空发议论，乃至助长妄言之风。且这样常常会导致或加剧政治上的派别之争，而一些考生还可能为求取中而揣摩迎合考官的政见，乃至于在其中暗藏关节，与考官一起营私舞弊。而且，议论时事亦非一般义理那样可使考生深入发挥，也不便于考官悬一客观准绳进行衡量。总之，科场并不是合适的干政、议政之处，它不过是选择日后也许可堪造就的政治人材而已。 八股是否能得人明清八股取士是否能实现其之所以被设立的功能本意为国得人？是否能使各种人材，首先是政治人材被选拔上来为朝廷所用？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否能使主要是道德政事文章方面的卓越之士居于他们应得的社会高位，乃至于接近于古人
9、“野无遗贤”的理想？即便在传统社会崩溃之前，这也一直是一个有广泛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获得了科名的卓越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学者的证据，而否定者也可以举出相当一些未能获得功名的各方面的卓越者，作者人数自然比前面少得多，但如果考虑到历史上可能还有许多人正因无功名而未能自显，被埋没的人材可能还不少。而所有有关得人或不得人的罗列或统计都可能碰到这个问题：还有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材呢？由于究竟历史上有多少人材湮没几乎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因而争论也就不容易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后面还要从一个有才者如果想得功名能有多大把握的角度再次涉及这一问题。不过在此，我们还是想先略微罗列一下清代以八股取
10、士得人的情况。在清代的著名文人中，4钱谦益为明朝进士，吴伟业、王士桢、韩葵、纳兰性德、朱轼、方苞、方舟、袁枚、翁方纲、姚鼐、沈德潜、彭元瑞、纪昀、汤鹏、龚自珍、冯桂芬、李慈铭、吴汝纶、沈曾植均为进士；尤侗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为二等；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仅中副榜；刘大魁累世为诸生，方苞激赏之，然雍正中两登副榜，应乾元词科又遭张廷玉黜落。厉鹗、恽敬、林纾均为举人。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李汝珍只是秀才，曹雪芹则以禁锢不能与考，但高鹗是进士，李渔为明代秀才，清代未再应试。著名文人中完全是布衣的还是罕见。总的说，在文人中，才能偏于诗、文者似较占优，有小说、戏曲之长才者却要受点压。在清代的著名学者中，明亡后
11、立志不仕的一些清初学者是一特殊的集团，如孙奇逢 17 岁即中举人，王夫之 23 岁亦中举人，明生员顾亭林据说八股文也写得很好，还有黄宗羲、张尔岐、颜元等，这些人若是去应试，成进士大概不是难事，但他们明亡后都不再应试。其后如万斯大为举人，顾栋高、惠周为进士，全祖望雍正七年充贡入京，旋举顺天乡试，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却先成进士。何焯是一很特别的例子，他藏书极富，读书极多，著有义门读书记 ，康熙四十一年被荐召入南书房，次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他曾被人诬陷而致罪，但皇帝看了从他家查抄的东西也觉他只是一个嗜书如命者而不再追究。这大概是清代对不擅考者也赐两榜的唯一一个特例。以后钱大昕、王鸣
12、盛、赵翼、朱筠、章学诚、法式善、孔广森、邵晋涵、王念孙、毕沅、洪亮吉、阮元、孙星衍、凌廷堪、桂馥、刘宝楠、龙启瑞、陈立、俞樾、廖平、王先谦等均为进士，但也有段玉裁、严可均、焦循、王运、孙诒让等仅为举人。戴震年 28 方补诸生，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四十年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而江永为诸生数十年，大概也是一个不擅或不愿考者，汪中 20 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以母老竟不朝考，后亦不与试，使满心想要他中的朱落空，黄式三、江声也是以母丧或父疾不复事科举，江声是一个极其专注的学问家，从小就问老师“读书何为？”嘉庆元年（1796）被举孝廉方正。我们再略看一下晚清（主要是光绪朝）著名政治
13、家的情况。16 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家曾国藩、李鸿章均为进士，后如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王文韶、张之万、张之洞、瞿鸿机、阎敬铭、鹿传霖、林绍年、孙家鼐、张百熙、唐景崇、于式枚、沈家本、张佩纶、郭嵩涛、洪钧、丁宝祯、陶模、徐致靖、刘光第、康有为、袁昶、文廷式、徐桐、赵舒翘、陆润庠、梁鼎芬、劳乃宣这些在清季政坛或外交领域内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风云人物也都是进士，其中且有几位状元（翁同、张之万、孙家鼐、洪钧、陆润庠)及榜眼探花等。陈宝箴、杨深秀、杨锐、林旭、梁启超等则为举人，袁世凯是由在朝鲜的军功及李鸿章保荐而上升的。荣禄为荫生，曾纪泽也是荫补，刚毅以笔帖式累迁，周馥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
14、，薛福成以副贡生参曾国藩幕，谭嗣同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知府，端方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盛宣怀以诸生纳赀为主事。由以上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晚清入仕的多途并进，但显然还是以正途科名（进士、举人、贡生）为主，又以入翰林者为重。这些正途出身者是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家，他们能在其时数千进士、数万举人中进一步凸现，自然是因为他们还具有相当的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而他们最初要从更为广大的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应考者中脱颖而出，又不能不具有相当精湛的经史学术和一定的为文才能。所以，在他们中间，相当深入地讨论学问和相当优雅地应酢唱和自然就是很平常的事了，全然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者不易混迹其间。他们除了
15、公务，自己也常能写出漂亮的诗文，传世与否姑不论，但至少能写，也能在较高水平上鉴赏。总之，无论英雄枭雄，激进保守，留下善声或骂名，这些人确为当时的一时之选，而决非等闲平庸、侥幸得举之辈。而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努力虽未能挽回传统社会的颓势，也并不就是他们无能，而是势已有所不能。由于八股主要是考一种理解经典及组织文字的能力，要求理法与文辞兼备，故学者与文人在考试中较占优势，而兼具政治才能的人则更在入选后的官职擢升中占优势。但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即传统的国家形态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今人看来，它的国家能力是很弱的，很多事情都是由社会、由民间自行解决，所以，传统中国也就有了其他文明所罕见的一身而兼学
16、者、文人、政治家三任的官员。学识、文才、政治三种才能虽然相异，又毕竟同样作为智力而有相通互渗的一面，尤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仅在某一个方面极为突出者极少） 。而且，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不宜以现代国家所需人才的类型性质和数量来要求传统型的国家。对于传统中国那样一种国家形态来说，它可能并不需要那种过于精明、强悍、与道德与文化水平失去平衡的政治才能，甚至无需太注重遴选很能办事、很有政治才能的人，5因为，在其占统治地位的治国思想中，实际有一种相当深厚的自然无为、清静自化、让人自为之、自养之、自竞之的思想，6乃至包括科举，也主要是让人自谋之、自竞之、自请先生、自筹经费，而不是全由国家给包下来。所以，在古
17、代中国，太平年景并不需要多少政治干才，太多的管理可能还适足以扰民。一个骨子里的文人、学者有时也就颇能胜任其职，而对学术与文学的浓厚兴趣也很可能淡化一个官员对积聚财富的欲望，转移他的视线，使之不会去一心一意地搜括民脂民膏，因他确实另有事可做，另有为他看重、也为社会所看重、他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可做，且不说儒家的学问还一直是一种约束利欲、端正品行的学问。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政治人才按理说应当通过“试之以职” ，才能最好地发现和培养，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普遍地对所有愿意从政者都授与职务，所以这是一个矛盾，于是就不能不有一个初选，仅选择一些人来授之以职：科场就是这样一个选才之地。它并非一个养才之所，养才是在高
18、层，是在人们成进士之后，如钱穆所说，明清翰林院就是这样一个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使之暂不领实职、而是居清要习练政事的场所。古代中国求政治、军事人才甚急的时分往往是在积弊巳深、或者外敌侵逼的时候，过去碰到这种情况往往还能一蹶复振。直到西方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势力而来，且一波复一波地猛烈冲击时，传统社会的结构遂难以抵御，而当其内里一向被压抑的一种强大力量（如艾南英所说世俗“强大之天” ）起来之后，这一社会结构在反复重击之下就不能不纷崩解体。 人才能否得八股下面我们想稍稍改变一下角度，不是从得人，而是从人得的角度，不是从国家的立场，而是从社会及个人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即改而问：社会上人们获得功名的情况大
19、致怎样？如果一个确有才能的人想得到这科名，他能有多大的把握得到它？从这个角度进入有助于我们了解得人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有才者想得到这功名而不难得到的话，那他不去试而不显就不能算是被埋没。确有一部分有才者不想得到这科名，当然，其中有些人之所以不想，可能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机会，是根本想不到，如居穷乡僻壤，父母又愚钝如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中所写父母那样的神童；还有一些人则有可能是自我估计偏低，不敢去尝试本可一试的科名（当然，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些文才并不高，却居冒险气质或进取心切者踊跃尝试，乃至也跃过龙门者）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困于直接而紧迫的家庭生计问题无法去考，从而根本不敢作此想，尤在一代皇朝的衰
20、落期。另外，我们也不宜忽视，也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道义、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不欲赴试者（如明遗民张佩聪等） ，7也有生性淡泊情愿隐于山间林下自得其趣的隐士一类人物（如吴敬梓笔下的王冕） ，还有些人则是另有他途仕进，可避开此路者，如可荫补者。8晚清尤太平天国以后，家饶有资财者还有较多的机会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官。在那些参加了考试的人们当中，张仲礼根据 18711905 年无锡、金匮两邑 80 个生员的材料，统计出他们中生员的平均年龄约为 24 岁；9张仲礼又根据道光六年，咸丰元年的直、省同年录，统计出士人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 31 岁；根据道光十五年、同治七年、光绪二十年三年的会试同年齿录，统计出进士中举时
21、的平均年龄约为 34 岁。10这就意味着，一般一个童生要得到最高科名，自六岁入学到十五、六岁开笔，约需十年；自此用力约需六、七年得生员，又需六、七年才中举。然后需三、四年成进士，即总共约需 18 年才能得最高科名。当然，这只是平均数，有不少英才可能青年即得科第，这一统计也主要是依据晚清科举衰落，人满为患时的情况，但它还是有一定普遍意义。虽然在这十多年中并不意味着士子始终都把主要精力用在八股上，尤在后期，可能只是在临考试前才开始用功，11但笼统看去，许多青年将自己最宝贵的精力用在这确实并无多少实际用途的八股上，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这在国泰民安，正需风雅点缀的时期也许尚少使人痛心，而在国家
22、危机、民生憔瘁的情况下就难以让人容忍了，故明末、清末八股最为人诟病。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文之难售，八股之拖累人，亦是人为造成的，即由于人多之累。12八股本身也难也不难，难是由于其形式内容有多种变化、无穷花样，文气须转移，格调也须变化；不难是由于其基本形式并不难于掌握，尤对确有文学才华而又尚肯努力者是如此。这使中国的科举之学（举业）确实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特点，即同授于一师，同处于一馆一学，花同样的时间学文，水平却可能悬如天壤（还有命运亦是，但此处不涉此因素而只谈文，下同） 。鲁钝者即便在私塾多年也仍然只是等于无谓的陪读。由于八股所考的确实不单纯是一种知识，而主要是一种能力深入理解经书和巧妙驾驭文
23、字的能力，这就不单纯是靠后天努力就能成就，而一些勉强习举业者往往在多年努力之后，既放不下架子，又缺乏知识和技艺去从事他业而结果一事无成，这些人就可能由国家升平时的点缀变为国运维艰时的累赘。当时的人们要远比今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有“读书种子”和“非读书种子”的种种区别。人们多接受这一事实：不具备某种起码的读书作文的才能，再学也是枉然，而此种才能绝非金钱、权力、家庭优越环境或某种其他方面的技艺、才能乃至狡黠、冒险气质所能直接换来，所以常有世家败落，而一些穷乡僻壤赤足读书孩子却屡屡走入上层。 “通经得仕” 、 “学古入官”也就有了源远流长的动力。流风所及，传统中国的乡村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教育，兴
24、学、助学的义举也层出不穷。13在科举时代，人们的乡土观念也相当浓厚，无论现任官员还是荣归故里的已致仕官员，对本地的文风都相当注意，对已出的人才如数家珍，而对潜在的俊杰则关心扶植，由此遂形成扎根于下的地方文化景观。八股取士的考试虽然使文才、学识处于优先的地位，从而使人文学者、风雅之士比其他方面的有才者更为突出，但也不是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才俊之士间从此出。即以清代 114 个状元论，其中有迷恋天文数学的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有近代最初的矿产实业家、嘉庆七年状元吴廷琛，有近代植物学的开拓人、嘉庆二十二年状元吴其浚，有著名的实业家、光绪二十年状元张骞。14其他如民国时期的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熊希龄，
25、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大法官沈钧儒、教育家蔡元培、出版家汪康年、张元济等，也都是从清代进士中走出来的，首任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也是举人出身。说明从科举中也并非不可能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各种人材，只要这些人智力确非一般。有才者是否容易早得科名？应当说确有相当一批是很早就得了科名的，如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宋代大儒都是少年即得科名。八股定型以后，如王守仁（14721529）早年曾泛滥于词章，并不以“读书登第为第一等事” ，15即便如此，他 18 岁始学八股， 2 年后即在浙江乡试中得举，其后又曾出入于佛老，沉醉于格物，却仍在弘治 12 年（1499）27 岁时即成进士。清代也有一些很早就得科第的人才，如徐元
26、梦、朱、彭绍升皆年 18 就成进士。徐世昌、谭延、沈钧儒、蔡元培等也都是二十几岁就成进士，梁启超 17 岁、陈独秀 18 岁即中举。但自然也有晚得科第的人才，清中叶以前如姜宸英年 73、查慎行年 54、沈德潜年 68 方成进士，晚清如张骞也至 42 岁方成进士，还有些人会试不第后索性不再考了，如王运。各人文章的风格有不同，而有的风格容易早中，有的风格可能晚中，如王缑山说，举业之文，大抵明润象春，而柔嫩亦象春；畅茂象夏，而秽杂亦象夏；高洁象秋，而萧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闭塞亦象冬。这四种风格并无高下，各有利弊，但文章得春夏气多者，较容易速售，而得秋冬气多者，又可能久滞。16但早发者可能迅速枯萎，
27、而久滞者或能持久。有些人善于考小试，做截搭题，动辄得案首，但却难售于乡会试，而有些人（往往是大才）则小试辄不利，如曾国藩小试 7 次，康有为小试 6 次方通过，但一旦过去，则乡会试连捷。如江宁邓廷桢少年时屡踬于童试，他读书于瓦官寺，攻苦弥甚，曾于室中拟联以自警云“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结果不久即考上生员，旋举于乡，联捷成进士。17还有的不利甚至可能是因为太能而不中规矩，或者太认真，太想在试卷中尽展才华而反而不中，如马世琪以工制举文名于江南，未遇时，某年应乡试题为“渊渊其渊” 。马求胜之心太切，不肯轻易落笔，至次日，还没写一个字，时已放牌
28、，举子纷纷出闱，马只好放弃，却口占一诗题於卷曰“渊渊其渊实难题，闷煞江南马世琪。一本白卷交还你，状元归去马如飞。 ”显示出了他的信心。18确实，这种情况只要他们认识到了，适当调整就不难成功，马至后科即联捷，大魁天下。这还可从另一面的例子反观之，龚自珍、林旭等都是才情豪放之士，但他们得第之文却都是循规蹈矩，如“林旭，生而颖异，其文则绳趋矩步，无一奔放。 ”19又有人见到嘉庆乙丑春闱第十房同门录，上有龚自珍闱作，三题为“夏曰校，至小民亲於下” ，其小讲云“昔者三代之制，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小学学六书九数而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并不怪异，其首、次两艺，气格尤醇简，所以人说：“此在定庵
29、，盖已俯就绳尺矣。 ”20因为在此优先的是中式而不是逞才。我们由有才考生的自信心可以看到即便遭受挫折，在他们看来，只要耐心坚持，科名仍然不是很难得。所以他们往往谢绝保荐或其它职务而仍然要从科名入（当然这也是因为科名最重） ，如方苞说“天下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21在考试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偶然，但一般不会始终偶然，不会始终都是不利的偶然。如明人唐皋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命，虽累蹶场屋而志不怠，乡人讽刺说：“徽州好个唐皋哥，一气秋闱走十科，经魁解元荷包里，其奈京城剪绺多。 ”唐闻之，志益励，因题书室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又尝见人画一
30、渔翁网鱼，因题曰：“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 ”后来果连捷状元及第。22又如道光辛己科（ 1821）江西乡闱解元吴廷，当嘉庆辛酉科（1801）乡试时，主司极赏其文，拔置第一，将要发榜时，忽然找不到他的卷子，遍搜不获，只好换了一人。撤闱后，主司检行李，才发现吴卷在帐顶上，懊恨久之。自是以后吴试辄不利，然越二十年而仍获解首。23吴虽然一下就耽误了 20 年，但毕竟还是得了，他如魏源、张骞等也毕竟都失而复得。唐皋的态度或许已过于虚荣，过于才子气。一种合适的态度也许是适当坚持，却不以得失为意，用一年半载专心用力于八股，达到一定的、符合自己才力的水平（一般达到这一水平就不易往下掉
31、了，当然要往上升一点也不容易，且要费大力） 。然后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读书，作诗、作古文、求学问、寻师访友、游幕、谋生、教书皆可，然后每次赴场也只不过临考前温习一段时间，然后在号子里受八、九天罪（后场其实已放松） 。作文首先中规中式，然后才在这程式中适当发挥才情，得失不介于怀，大概也会是“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的。当然，这是对确有一定才华者来说的，有人引唐寅一句话，意思是唐寅说过，如果用力一年半载于时文，取解首易如反掌，以证八股很容易，这又是一种误解了，这话其实也只有唐寅这样的才子才敢这样说（他确有此才，这后来已在他夺得乡试解元一事中证实） ；同时，也只有唐寅这样的才子才会这样说（别的有才者也
32、许不屑于说，也不会这样虚荣，故唐寅在会试时竟然还是因关节而栽了筋斗，本来他确实是大可不必如此的） 。功名迟早晏速确有偶然因素（“命” ） ，但有命，又不全是命，总的说来，其间还是有些痕迹可循，并且应当说，对真正的杰出大才来说，还是不算很难得的，虽然不能说是易如拾芥，轻而易举，但只要有耐心坚持，一般多还是能获隽。 敲门砖王阳明、袁枚、章学诚等人把八股时文比喻为“贽” （见面礼） 、为“媒” 、为“伐柯之斧” ，为“假道于虞”等等，更通俗的比喻是“敲门砖” ，此喻盖起源甚早，最初出处已难考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已提及当时人以八股为“敲门砖子”的说法并予认可。对八股也许还可有一个通俗的比喻是
33、“独木桥” ，要达到对岸无法他渡而只有这一座桥，且人多拥挤，颇不易过；但是，这河流上毕竟又还是有桥，而不是完全不可渡，就象那通向殿堂的大门不是完全不开，而还是可以敲开，但必须会用这敲门砖才能敲开。所以，前人不重视（甚至鄙视）时文而又不苟于此就不难理解，也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人多，因为世俗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舍此也许情况会更糟，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故睿智者常能把握此中之度，恰如其分地看待八股，尤到清代，相当多的人清楚了这一点，不再想让它载上沉重的整个文运乃至国运的重负，它的主要功能不过就是“敲门砖” ，而且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它还是相当不错地履行了作为应试文的这一功能的。对它义愤填膺的批判倒反而常常是来
34、自对它期望过高，想扩大它的功能，希望从它也能出最好的文学，最好的学问，乃至独创的思想，完美的人格，甚至于最强盛的国家。然而它一与这种政治的选官入仕联系起来实际上就很难满足如此期望。凡最具独创性、最有力量的东西实际都是少数个人在某种寂寞中酝酿出来的。当然，由于传统中国人们差不多都以入仕为唯一荣途，又以科举入仕为唯一正途，其影响面深而广，对一个人一生的前途关系至大，所以，对它的抱怨与谴责又情有可原。于是，由于这种种原因，还是会有不少人会竭力为此，甚至毕生为此。如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六记载有一位专心制艺的老儒，自总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贬得失，老不应举，将生平评点之文分为八大项，按卦名排列，其
35、乾字箱，则王唐正文，其坤字箱，则归胡大家，降而瞿薛汤杨以及隆万诸名家。连次及之，金陈章罗诸变体又次及之，其坎离二箱则小纯大疵、褒贬相半，艮兑二箱，皆历来传诵之行卷社稿及岁科试文，所深恶而丑诋之者。书成后，自谓不朽盛业，将传之其人，举以示客，无一阅终卷者，数年后益无一人过问。一日有后生叩门请业，愿借其书，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后生检点竟日，乃独借其艮兑二箱而去，结果这位老儒太息流涕累日。这位老先生还可说是嗜制艺者中的高者，他也许确实有点迂，但迂得并不让人生厌，所为也许不是很有益，但也决非有害，其好八股，亦无功名心，而是已成一种爱好。另外，冯班亦言“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
36、其难者。吾少年学举子之业，教我者曰此敲门砖也 ，得第则舍之矣。但猎取其浅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远者高者不足务也，必无人知，则踬矣。后从魏叔子先生见缪当时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尽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为举业，谁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浅易，子其闲矣。 始知向来之误也。农必为良农，贾必为良贾，工必为良工，至于士人之业，乃欲为不良者，抑何心也。 ”24冯班不同意以举业为“敲门砖”的说法，认为士人应象农、工、贾各务其业一样毕生为之，但他可能误解了什么是儒者所业。举业并不是儒者的专业，更不是终身之业，而至多是一种始业。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将八股与“托福”作一比较来进一步说明八股作为敲门砖的性
37、质。我们知道“托福”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Language 的简称，即 “作为一种外语的英语考试” ）常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用作接收外国留学生时衡量其英语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所以，也可以说，可被外国留学生视作要进入美、加等国大学的一块“敲门砖” 。为了方便用电脑客观、准确、快速地判卷，托福的听力、语法、词汇、阅读部分用的都是选择题，每道题可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故考生纵不懂英语平均大致也能“蒙”对 1/4（当然这样的分远不够格） 。此法行之已数十年，虽陆续有一些改革，但基本不变，也未听到过多少大的抱怨，更勿论激烈的批评。考试就是考试，任何考
38、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大概谁都不会认为一个考生的托福分数就能完全准确地代表其英语水平，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相应的标准。此外，大概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傻到只是通过托福来学习英语，他知道，考好托福的主要功夫还是在托福之外，是在平时的学习积累，他只会花一段时间来集中训练一下托福的技巧；大概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在已拿到托福高分而被美、加大学录取之后，还孜孜不倦地毕生致力于训练托福，他考过了也就把它丢开了，托福已履行了自己的应试功能，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天底下尽有不完善的考试，甚至很愚蠢的考试，为何唯独咎八股？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完全贴切的，八股的地位之重、历史之久、涉及面之广自然远非“托福”所能比，而其中
39、的精致、奥妙大概也远非“托福”所能比。中国人的实用技巧和中文的特性都于此发挥表现到了极致，所以，有人称八股为“中国一绝” （金克木） 。美国一位哲学家寒哲曾感叹说，世界上还没有见过一种对人文经典知识的客观的大规模的考试。25然而在中国却有过这样一种考试，这就是后期以经义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对人文经典知识的把握及表达这种把握的能力确实是最难客观化的，而中国人却把这种把握及表达人文知识的能力测验，实现为一种全国规模的、能相当客观、准确地判卷的考试，并行之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八股也许力难承担出最好的文学、出最好的思想、学问或者救国救民的重任，但至少它履行其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的功能看来还相当有
40、效。我们是否还能对它寄托比这更高的期望呢？它确实还可以有一种训练某种文学的欣赏水平乃至自娱、自得的意义，但它主要还是一块“敲门砖” ，弃之可也，拾之可也，先拾后弃乃至先弃后拾均可也。而不管它有多少毛病，无论如何，有它也许终胜于一个贫寒子弟要想上升，完全无路可入、无门可敲，或者只有一些鼠隙犬洞的情况。对确有才华的人们来说，对它真正完全投入的时间也并不需要很长，不喜欢它、不擅长它的文人、学者也还是有可能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精力，致力于此一段时间而奏功。如凌廷堪，少学经商，常为人所骗，母使从事于学，博通经史，尤精三礼及推步之学，但他生平不好八股文，不肯去学，入都见翁覃溪先生，翁奇其才，强之习举业，遂以
41、乾隆己酉、庚戌两榜成进士。陈康祺于此评论说：“通经志古之彦，苟欲以科第自娱，辟如池鱼阑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竟也。 ”26 余 问最后的余问很简短，首先我想再引布罗代尔（F.Braudel）的一句话，他说“无论怎样进行观察都只能表明，这种内在的不平等是社会的恒在法则。 ”27我们常说现代社会是“平等的社会” ，但现代社会的“平等”也许主要只是表现在普遍流行观念、社会经济利益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以及在制度和政策的价值取向上顺从民意，或者说顺从多数；但是，实际的、首先是政治的权力、权威则还是，也许从社会的功能而言也不能不是处在一个复杂乃至悬殊的差别系列之中。如果决定及实施政策的官员阶层永远
42、只可能是一个少数，即无论怎样选择和监督他们，选上来的总只会是少数，且在他们被选中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还必须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权力，方能履行他们之所以被选择的功能。那么究竟由哪一些少数居于上层，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他们，监督他们，制约他们，乃至必要时罢免或者替换他们（而不是侈谈“民主” 、 “公意” ） ，就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了。而其中最优先的又是如何选择。 如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是传统中国的选举制度与其他文明、其他社会（包括一些过渡时代的社会）的选择方式比较起来如何？传统中国社会的上升之道与其他社会的上升之道比较起来又如何？这主要应是一种认识论方面的工作，然而价值的问题大概也会不可避免地时常涌现
43、其间而引起我们的注意究竟哪一种选择方式较好呢？如果说“学而优则仕”不好，那么，是否“不学而优则仕”就好呢？如果说由有文化的读书人任官不好，是否由不读书的人任官就好呢？或者，我们应当放弃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考虑到中国似已结束一个激烈动荡的过渡期，而进入了一个持久的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时期。这样，倘说传统社会单一的上升之道尚有问题，不合于今天的社会，那么，是否可以别思其他的补救更新之道呢？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研究所) 注释： 1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 ，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页 12。 2参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 ，载： 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1 期，清华大学出版（
44、1947、11） 。 3当然，陈寅恪并不是有意联系八股，而是从中国语文的特性考虑的，但这也恰好显示了八股与中国语文特性的联系。当时，陈寅恪定一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 ，又一对子题为“孙行者” ， “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 ，对子题“实欲应试者胡适之对孙行者 ”。陈寅恪后来并在与刘叔雅书中对出对子题的旨趣做了解释：“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於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若
45、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於对对子之一方法。 ”陈寅恪并批评了马氏文通将印欧语系中之特殊规则视为金科玉律，一概施诸汉文的“不通” ，指出任何比较必具一历史观念，否则将怪诞百出。而对偶确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表现其特殊优点，具体说有四条：1、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2、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而能分平仄，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3、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4、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 “故可籍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 ”（以
46、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及“附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页 227228。 ） “梦游”可说是一种“代” ，而对对子亦即为“比” ，均为八股之基本要素，而比起旧日八股来，还是容易许多了，陈寅恪拟之以低就当日考大学者，然当时舆论却也哗然，足已见当日学生之水平，今天自然就更不可论了。今天语文中考、高考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语文知识测验，其中许多内容仍是以西方色彩浓厚的语法和繁琐的词义（且须紧扣教科书）考学生，再好的作家、学者不专门准备大概也是考不好的，而能通过记诵考好者也很难说就能写出好文章；另一部分是作文，则命题范围大致是记某个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某件我印象最
47、深的事之类，常可予拟，在考场上抄袭旧文。无怪乎语文成绩远不如数学成绩那样受人重视。 4文人、学者只是大致划分，分别依据清史稿 “文苑”与“儒林”两传而略有调整，且在政治上作用较重要者不计在内，对政治家我们主要观察晚清。 5我这一看法可能与许多人的看法相悖，人们一直说八股无用，不能选拔到能干的政治人才，而我却说倘非危机时期，传统中国可能无需太能干或者说太多能干的政治人才，而这种无需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正常乃至繁荣，繁荣的一个标志就是文饰增多，就像建筑物，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往往就是其无用（不实用）部分最多的建筑（当然也需精巧安排） ，无论如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能够有一些不实用，非功利、非政治的
48、东西还是幸运的，对大多数个人的生活来说更不失为幸运。 6这方面可以说是道家表现得更突出，但儒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参王夫之读通鉴论“明帝七”所言：不必政府对学、士自劝也，农亦不必劝，对农常常反以伤农。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中册，页 522。 7张士元：“书张佩聪事”：“余所居西南数里，明末有张佩聪先生，名嘉玲，师桐乡张杨园先生之学，居学造次不违礼，一日赴乡试，见士入闱者必先露索，二人夹持之，惊曰，国家取士，上为公辅，下为百司，不加征聘，而自往就试已卑矣，乃防其怀挟书策，如闻盗贼邪，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终身不应试，夫三代选士造士之法沿及汉时，犹有乡里推举者，已乃加之考证，亦至公之道，不可易
49、之制也，从而搜索之，则为法始密。然搜索虽密，而怀挟之弊仍不能绝，则惟有教之以自重而已。 ”8如曾国藩就没让其子曾纪泽去考。 9由于这是晚清最后三十多年的科举，外患内蹇，人口与经济压力很大，锡、金又系人文荟萃之地，竞争激烈，所以估计全国生员取中时的平均年龄会比这为小，以下举人、进士情况亦如是。 10张仲礼：中国绅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页 93、121、125。 11如张骞后期几次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他大部分时间在社会上做事。又梁启超说他 19 岁以后就不么在八股上用力了。 12此问题拟另外分析。 13迨至晚清，尚有商人叶成忠、杨斯盛乃至乞丐武训的兴学，而吾乡江西的进贤、吉安一带，重视教育的风气至今在乡间犹存。 14参见李铁：科场风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又其书说这 114 状元中，仅 2 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页 175。 15王文成公全书卷 32“年谱” 。 16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 ，长沙：岳麓书社 1989 年版，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