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世纪初流行的四种纪年说/国本世纪初流行的四种纪年说李洪岩在世纪交替,千年递嬗之际,全世界都在谈论所谓“千禧年“ 的话题,而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千年虫“ 也给人类带来许多困扰 .然而所谓“千禧年 “,乃是基督教概念 ,意指“千年王国“,并不完全是时间概念.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历史纪年,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于是,所谓“改正朔 ,易服色 ,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 也就成了改朝换代后的第一件要务.直到本世纪初年前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纪年方法的改变来透视当时的政治行情.晚清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 Et 益没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帝王纪年法也受到挑战和批判.据钱玄同总结,那时的学者共提出四种
2、代替帝王纪年法的新的纪年说,即: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年法 ;章太炎主张的西周共和纪年法;刘师培与宋教仁等主张的黄帝纪年法 ;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康有为信奉孑 L 子学说,主张将孑 L 子的生 Et(阴历八月二十七)定为“ 圣节 “,并将其作为标识历史纪年的坐标.他在孔子改制考 ?叙的末尾就是这样标识写作时间的:“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 Et.“认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孔子纪年2449 年.他这种纪年法曾经被后来的孑 L 教会等组织和个人采用 ,成为其文化及政治理念的重要标识,但随着孔教的日益被批判,这种既不科学又不适用而且宗教性甚强的纪年方式也就越
3、来越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了.西周纪年法是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为纪年的基准点.本世纪初流行的四种纪年说这一年是中国艾献有正式纪年的开始,方诗铭先生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就始于这一年.因此,这种纪年法有它的可靠性和实际的依据.章太炎曾多次在文章中采用这种纪年法,如 1901 年 9 月所作唐烈士才常像赞,署为“共和纪元二千七百四十二年八月“, 这反映了他史学中心论的学术宗尚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态度.但是,它毕竟与世界上通行的方法脱节,实际使用当中也有许多不方便,因此同样没有被大众接受.从辛亥前的情况看,为革命党人广泛采用的是黄帝纪年说.广西宜州就发现过“黄帝纪元“碑刻,落款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
4、九年辛亥十一月十八日“,足见此说流行之广 .此说最早的提倡者,是年轻的国学家刘师培.1903 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说,钱玄同对之的评价是:“ 黄帝纪年者 ,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最早说明用黄帝纪年之义者,即刘君此文.“按刘氏此文署名“无畏 “,完全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 .他提出采用黄帝纪年的理由是: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百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回教各国,亦以摩罕默德纪年,而吾中国之纪年,
5、则全用君主之年号.近世以降,若康,梁辈,渐知中国纪年之非,思以孔子纪年代之,吾谓不然.盖彼等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 ,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明确表明了革命党人与康梁保皇党在纪年问题下分歧的实质所在.而采用黄帝纪年,刘师培认为有三大好处.其一:“黄帝以前历史之事实少,孔子以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其二:“ 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中国帝王虽屡易姓,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汉族之主中国者,孰非黄帝之苗裔乎?故中国之有黄帝,犹 Fi 本之45文史知识 2000 年第 1 期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
6、,择善而从,其善二.“其三:“ 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 之说,将不攻自破矣.“这样,纪年问题就与反专制思想联系起来了.他还说:“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之感觉.“可以说是充满了革命的火药味.正因为黄帝纪年说充满“革命性 “,所以,它成为了革命党人实际上的“ 法定 “纪年方法 .1905 年 11 月 26 日,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在东京创刊,宋教仁根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书的有关记载,推定该年为黄帝纪元 4603 年,故民报取之为法,并在首页刊出黄帝像,作
7、为象征.此后,诸多革命报刊均以黄帝纪年,而影响较大者则有黄帝魂,江苏.至武昌起义时,尚以此纪年法发布文告.事实上,黄帝纪年并不科学.黄帝是传说中人物,其“年数不能有定论“, 采用黄帝纪年,会给历史的时间坐标增加许多混乱.当时某些刊物采用黄帝纪年,而计算结果却相差甚大.例如,公元 1911 年,民报计算为 46O9 年,黄帝魂)4622 年,江苏等报刊为 44O2 年.所以,辛亥后革命党人在上海,武汉讨论成立共和政府时,便改变了黄帝纪年法,认为该法原属权宜之计:传说中的黄帝“无论其功德如何“,也毕竟为“专制政体之黄帝 “,与民主共和的宗旨不合,且 “年远代湮“,无可征信.接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
8、统,即电告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 宣告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即 1911 年 12 月 31 日而止,1912 年元旦起改从阳历.就是说,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取得了法定的地位.对此,钱玄同在刘氏遗书黄帝纪年说的编辑附记中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南京,大总统孙公就职,即明令改用阳历,称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黄帝纪年自此不复用矣,黄帝纪年非今后所宜复用,此文只是革命之文献耳.“这说明,黄帝纪年说虽在学理上不可取,但在当时却对打破传统帝王纪年法,冲破专制之网罗,使之向科学纪年法过渡,具有积极意义,理应肯定.(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