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青年研究 2004 年 4 期大学高收费约束下的农户高等教育选择一一八县 22 户农民的访谈王一涛 夏守信内容提要：一个普通农户，在扣除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生产、生活开支后，家里已经没有多少剩余，借钱供孩子读大学在我国农村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面对高昂的大学开支和大学毕业后就业前景不确定这两大“约束条件”，农户对高等教育的“理性选择”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研究背景、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的确定大学收费己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大学收费不仅仅影响着人们对高等教育本身的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基础教育的态度。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大学收费问题早已进入教育理论界的学术视野，并且受到社
2、会高度关注。社会公众和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大学收费偏高，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判断大学收费是高还是低，一方面要看大学运行的成本以及受教育者实际分摊的比例，另一方面也要看社会公众的承受水平。相对于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似乎更重要一些。即使受教育者实际分摊的大学成本低于 25 或者更低，如果大学收费远远高于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我们仍然有理由说大学收费太高了。在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 70 且城乡收入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研究农户对大学收费的承受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此之故，笔者于 20 以年 8 月中旬，赴湖北省 Y 县，对农户收入和大学收费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Y
3、 县位于鄂东大别山腹地，是湖北省级贫困县（2002 年之前曾是国家及贫困县）。在 Y 县统计局编写的统计年鉴（2003 ）中，笔者看到 2003 年 Y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 2036 元，而当年全国和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 2622 元和2567 元（Y 县统计局，2003 ）。可以看出，Y 县的经济水平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并不是很明显，因此 Y 县的调查结论在全国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研究，借鉴了社会科学中的“质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观察与访谈的方法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内，笔者到 Y 县温泉镇的西汤河村、马坳村、杨树沟村和柳林河村，杨柳镇的水口桥村，孔方乡的
4、孔方村和新铺村，对 22 家农户作了深入访谈。22 家农户中，2 家农户有大学在校生，20 家农户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 15 个毕业生考取了大学，5 个毕业生准备复读）2。为了使调查结论尽可能地全面、客观，在与农户作了访谈之后，笔者又与 Y 县教育局招生办的同志和 Y 县一中的数名老师进行了访谈。 二、农户的收支情况l 、农户的收入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大部分。Y 县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根据不同的地形，也种植少量的小麦、玉米、大豆以及油菜、花生等。因为 Y 县是山区县，人均面积不到 0 . 5 亩（Y 县统计局，2003 ) ，且地块分散，因此种植粮食作物并不具备“比较优势”。
5、粮食主要用于自家消费，不出售，因此不构成农民的收入来源。Y 县的经济作物是茶叶，Y 县是全国著名的茶叶县，茶叶总产量在全国排第四。笔者调查的 22 家农户中，大部分农户都种植了茶叶。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笔者计算出 22 家农户平均每年的茶叶收入有 1627 元，这也就是 22 家农户总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是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Y 县也不例外。笔者调查的22 家农户中，只有 2 家农户没有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这 2 家农户也是最贫困的），从事非农生产的一般是农户的男主人（17 户），也可能是女主人或不读书的子女。20 家农户中共有 26 个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
6、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把当代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陆学艺,2004 ）。根据这种划分方法，26 个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中有 24 个属于“第二产业工人阶层”, 2 个不属于“第二产业工人阶层”的劳动力，一个是当地一家较大私营企业的老板，年收入丰厚；一个是个体工商户。24 个“第二产业工人阶层”劳动力中，有 2 个属于“基层管理人员群体”，有 3 个属于“技术工人群体”，有 17 个属于“非技术工人群体”（陆学艺，2004）。排除私营企业主这一极为特殊的个案，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笔者计算出 25 个非农劳动力平均每年可以为每个农户带来 5773 元的纯收入。非农收入加上农业收入，我们可以计算出
7、一个农户平均每年的总收入为 7400 元。2 、农户的支出笔者调查的 22 家农户中，20 家农户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教育支出是这些家庭最主要的支出。教育支出主要包括学费和生活费，每年的学费大约 2000 元，每年的生活费也在 2000 元左右。除了学费和生活费，高中学生还要负担书本费、住宿费、资料费、补课费、保险费和其他各项杂费。各项合计，一个高中学生每年的支出最少需要 4500 元。农户的生产开支主要是化肥、农药等开支，每年在 300 元左右。由于国家实行了税费改革政策，农民负担比以前大大降低了，以前每个农户一年上交国家的各项税费总额在 1000 元左右，现在 300 元就足够了。生活开支包
8、括家庭成员的吃、穿、住、用、行以及用于人情往来的开支等，与生产开支和应上交的税费相比，农户生活开支的变动非常大，因为家庭的生活开支随家庭富裕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生活开支本身就是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志。例如，男主人是私营企业主的农户个案，一年的生活开支达几万元，而对于生活最为节省的农户来说，则是“从来不吃肉，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才偶尔买一点”。虽然生活开支变化很大，但对于一个三口或四口之家来说，一年花费巧 00 元是必需的，低于这个数字，正常的家庭生活将难以维持。生活开支加上生产和税费开支，维持一个家庭正常运转的年费用约为 2000 元。3在计算农户的资金结余之前，需要对上述几个关键数字进行一下说明。
9、（l ）笔者得出的农户年纯收入为 7400 元的结论略微低于政府统计部门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2036 元的结论。Y 县户均人口为 4 . 2 人（Y 县统计局，2003 ) ，按照政府统计部门的口径来计算，农民户均收入应为 8551 元。之所以出现这个差距，是因为在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核算中，农民的实物收入（如农民用于自家消费的粮食）也被计算在农民的纯收入之内，而笔者仅仅计算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同样，在农民的支出中，也没有考虑未作现金支出的粮食消费。（2 ）因为农民没有记帐的习惯，所以农民收入和支出都是农民自己作出的估计值，这些估计值可能并不“精确”，但它们反映了农民对自身收入和支出的自我评价，因
10、此，这些数字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农民的实际收支水平，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我们可以计算农户的资金结余情况了。农户平均年收入是 7400 元，在扣除了基本的生产、生活和税费支出（2000 元）以及孩子读高中的开支（4500 元）后，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结余了。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年内，农户在扣除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必要开支后，几乎把所有的家庭资源都用在了孩子读高中上。对于很快就要面临的大学开支，一般农户根本没有能力作太多的资金准备。三、大学收费与农户收入的比较笔者调查的 22 家农户中，有 15 个应届毕业生考取了大学。大学的费用主要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三大部分，部分高校的新生在
11、初次报到时还要交纳一笔“代收费”。首先看学费，各高校学费的变动幅度比较大。15 所高校中，学费最高的是山西医科大学，每年 6000 元，学费最低的是大连海事大学，每年 2500 元。用加权平均法计算，15 所高校平均学费是 5411 元。各高校的住宿费平均在 1000 元左右。假设每个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是 300 元，按照 10 个月的在校时间计算，每年的生活费是 3000 元。新生初次报到一般还要交纳一笔“代收费”。例如，武汉大学的“代收费”包括了“军训着装费、体检费、医疗及平安保险费（自愿）、教材费、进餐费以及借书证、户口、进餐卡工本费”等，总计为 1360 元。有的高校虽然不收取“代收费
12、”，但需要对上面的各项收费单独收取，合计之后，也在 1000 元之上。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大学新生一年的支出在 1 万元左右。现在我们对农户的收入与大学收费进行一个全面的比较。一个普通农户，在扣除了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各项开支后，只剩下 5000 元左右的“纯收入”，这个数字只是大学一年开支的 1 / 2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支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纯收入的 2 倍。考虑到农户在供孩子读完高中后，家里基本上没有储蓄的事实，我们可以推算出一个普通农户在辛苦 4 年供孩子读完大学后，家中会有 2 万元左右的债务，而这笔债务需要一个农户再花 4 年时间才能偿还。四、农民对子女读大
13、学的态度：农户的高等教育选择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大体的结论：目前的大学开支相对于农户收入而言确实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作的分析仅仅是粗线条的。要研究在大学高收费的背景之下，农户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上面的分析计算还是不够的。“质的研究方法”十分强调对研究对象的“理解”4（陈向明，2000 ) ，但是通过上面那些平均性的数字，我们还无法真正理解农民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有学者在胶东一个村庄进行访谈后得出结论说，“农民由望子成龙变为怕子成龙”，也就是说，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切地盼望子女考大学了，农民子女考上大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喜事了（李全生，2003 ）。事实果然如此
14、吗？根据笔者对 22 个农户的访谈来看，事实并不是如此。从高中生填报高考志愿的角度看，我国的高校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本科院校和第四批高职高专院校。如果孩子考取了第一批或第二批本科院校，那么尽管学费不低，父母们仍然是非常高兴的。有两个个案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小强（化名）今年是华中科技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父母因身体不佳无法外出打工，只能在家务农，一年纯收入只有 2000 元左右，这在 Y 县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小强在 2002 年第一次去学校报到的时候，上交学校的各项费用再加上几个月的生活费，总共有 1 . 2 万，父母“借遍了所有能够借钱的人”才把孩子送到大学。现
15、在，小强通过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交纳自己的学费，通过勤工俭学维持自己的生活。谈到小强上大学的事情，小强的母亲非常乐观地说：“只要我和他爸有一口气在，就要让孩子读完大学。”另一个个案是今年刚刚考取武汉大学的小兰（化名）。小兰的姐姐是湖北广播电视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每年的总开支在 8000 元左右。小兰的父亲在浙江打工，每年可以为家里带来 5000 元左右的收入。母亲在家里务农，同时照顾三个老人（四世同堂家庭），有时候也帮别人摘茶以换取一点零用钱。小兰家里现在己有 2 万余元的债，到笔者调查结束为止，小兰和她姐姐今年的学费仍然没有凑齐。谈到小兰读大学的事，小兰的父亲坚定地表示：“绝对不会让小兰因为家里
16、穷而辍学，实在借不到钱，就去贷款，贷不到款，就把情况反映给武汉大学，看大学的老师能不能允许暂时缓一下。”如果孩子考取的大学不理想，那么在大学开支高昂的情况下，农户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就可能发生变化。小红（化名）复读了一年后，今年考取了山西医科大学（专科），每年学费 6000 元，各项开支加起来，一年至少要 1 . 2 万元。小红的父母身体不佳，均在家务农。小红 4 年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由在广东打工的姐姐负担的。姐姐去年结婚，今年有了孩子，已无力继续负担小红的教育费用了。目前小红家里大约还有 1000 元的债务，面对高昂的大学开支，小红的父亲表示“有段时间真的不想让孩子读大学了”。但是小红坚
17、持要去太原读书，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小红的意见，现在己开始了艰难的筹款过程。小艳（化名）的情况和小红差不多，因为对去年的高考成绩不理想，就复读了一年，结果今年的高考成绩比去年还差，只考取了湖北教育学院的专科，小艳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和姐姐一起打工去了。谈到小艳的情况，小艳的父亲说：“小艳是否回来读大学，还在犹豫之中。我们作父母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把她从上海叫回来送她去上大学，现在专科毕业也不好找事作。”谈到为何对小艳读大学犹豫时，小艳的父亲表示，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现在家里还有 2 万余元的债务；另一个原因是孩子即使读完了专科，毕业后也不一定顺利就业。这两个原因使得小艳的父母和小艳本人对于是否
18、去读大学犹豫不决。更能够反映农户高等教育选择的是农民对子女复读的态度。笔者调查的 22 家农户中，有 5 个高中毕业生没有考上大学（或者考上了农户无力负担其学费的第三批本科院校），而这 5 个学生全部准备复读。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我国5目前的高等教育对农户来讲还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由于大学的高收费而使高校丧失了对农户的吸引力。当前阶段，为什么农户对高等教育仍然具有足够的热情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中的一颗明珠，经济学为理解人类的行为提供了极好的解释和分析工具。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会做出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民同样如此，农户会对读大学的
19、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个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定。正如在小兰和小强的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家中已经有上万元的债务，但父母们仍然愿意花费任何代价、动用一切资金筹集手段把孩子送到大学。农户之所以仍然对孩子上大学非常支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因为高等教育尤其是名牌高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仍然具有非常高的收益率（范先佐，1999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接受名牌高校提供的大学教育，仍然是当前农民子女向上流动以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最主要途径（陆学艺，2004 ）。但是，如果孩子考取的大学不理想，那么父母对大学的态度就可能发生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孩子只要考上大学，就有了城市户口和铁饭碗，所
20、以无论孩子考上什么种类的大学，父母都是非常高兴的。随着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劳动用人制度的改革，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学费高昂和就业不确定这两大约束条件，农户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小红和小艳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近几年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有关“大学收费高，贫困孩子没有机会读书”的报道，大多数都发生在那些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学生身上。五、关于大学收费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1 、农户因子女读大学而贫困问题为了孩子读大学，农户不得不从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省吃俭用，为孩子积攒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从来不吃肉，只有来客人才偶尔买一点”的现象比较普遍，孩子读书使这些家庭成为“贫
21、困户”。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收入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农户因子女读大学而贫困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同样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贫困户”中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学校园中的“贫困生”，他们的发展受到贫困的制约（庞丽娟、胡福贞、韩小雨，2004）。给予这些孩子必要的关怀和照顾，以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应该成为包括高校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在这方面，很多高校已作了宝贵的尝试，例如，小强就可以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申请到助学贷款，从而使自己和父母无需再担心学费问题。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农户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是很了解，这加重了农户的心理负担。武汉大学在录取通知书上，详细地解释了绿色通
22、道制度（贫困学生持有效证明可以在报到时缓交学费），无疑值得所有高校效仿。2 、农户对大学收费的承受极限问题高中毕业生可以选择的四类高校中，第三批本科院校比较特殊。第三批本科院校是指独立学院或民办高校。这些院校按办学成本收取学费，每年学费一般在 1 万元左右，加上其它各项开支，一年的总支出至少在 1 . 5 万元以上。几乎所有的受访农户都表示：“不会考虑这些学校，即使孩子考上了这些学校，也不会去读。”笔者调查的 20 个应届毕业生中，有 7 个学生的高考分数线达6到了第三批本科院校的要求，但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这些学校，他们宁愿选择第四批高职高专院校（3 人）或复读（4 人）。农民子女之所以不选择第
23、三批本科院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农户怀疑这些大学的就业前景，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此高的大学开支超过了农户的筹资能力。根据前面的计算，一个普通农户在扣除了必要的家庭开支后，年纯收入只有 5000 元，读四年此类大学需要负债 4 万元。假设农户向每个亲戚或朋友可以借到 2000 元，4 万元就需要 20 个亲戚朋友的帮助，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农户的社会网络范围。第一、二、四批院校的收费，尽管相对于一般农户的收入而言偏高了，但并没有突破农户的承受极限，农民通过增收、节支和借款（包括学生在高校的助学贷款）等方式，可以勉强供孩子读完大学。但第三批院校的收费显然己经超过了一般农户的承受极限，因而成为“贵族大学”。
24、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这些“贵族大学”的出现使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增加了教育选择的范围，因此对教育公平并不构成损害（王一涛，2002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防止第一、二、四批高校的收费超过农户的承受极限。防止更多的高校成为“贵族大学”, 以避免农村孩子大学选择范围的减少，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界的责任和义务。六、对研究结论的一点反思为社会科学研究而收集的材料，真实性非常关键，材料是否真实可靠决定了研究的成败。而建立在访谈基础之上的“质的研究方法”，材料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访谈对象“愿不愿意”以及“能不能够”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侯龙龙，2001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7 月，笔者曾作
25、为中国青年志愿者在Y 县支教一年，这种身份使笔者获得了访谈对象的普遍信任，保证了访谈对象“愿意”回答笔者所提出的相关问题。而农户收入、支出以及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在他们“愿意回答”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回答”是一个无需担心的问题。最后让我们审视一下此次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个案研究是否要求有代表性，在社会科学中争论已久，费孝通先生对此已做出了经典性的回答（费孝通，2003 ) ，笔者无意加入这种论争。尽管如此，看一下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推广性，无疑是有意义的。2004 年 10 月，笔者在家乡山东即墨市对 Y 县的结论进行了验证。即墨作为全国百强县，农民收入高于 Y 县，但农民对高等教育的选
26、择几乎与 Y 县一致。综合 Y 县和即墨的调查，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户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受制于农户对大学的筹资能力。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在西部和少数民族等经济更为贫困的地区，会有更多农户放弃对高等教育的选择，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注释：1、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涉及农民收支的具体数字时，用农民的估计值是可以接受的。参见费孝通： 江村经济一中国农民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23 页。2、笔者在文中使用的“农民纯收入”这一概念与政府统计部门不同，政府统计部门的农民“纯收入”没有扣除农民的基本生活支出，笔者使用的“农民纯收入”扣除了农民基本的生活消费。参考文献：3、Y
27、县统计局：Y 县统计年鉴（2003 ) （未出版资料），湖北省 Y 县统计局，2003 年第 151 页、第 9 页、第 5 页。74、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第 21 页、第 186 页。5、陈向明： 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 页。李全生： 农村“怕子成龙”现象分析一以东介村为例 ， 青年研究 2003 年第6 期第 1 页。6、范先佐： 教育经济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93 页。7、庞丽娟、胡福贞、韩小雨： 关注高校贫困生：问题、原因与对策，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 年第 4 期。8、王一涛： 教育产业化与教育公平 ， 天中学刊 2002 年第 6 期。侯龙龙： 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一同陈向名博士等商榷 ， 社会学研究 2001 年第 1 期。9、费孝通： 江村经济一中国农民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19 页。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邮编：43007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