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苍凉的黄昏晚年陈旭麓与新时期中国史学苍凉的黄昏晚年陈旭麓与新时期中国史学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35)摘要:“ 文革“ 结束的时候 ,陈旭麓已开始“渐入老境“,但在“苍凉的黄昏“ 中,他却进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向一生中的巅峰状态,他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并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浮想录等,都是在“ 老境侵夺“ 的日暮黄昏中完成的,这也许可以算是一种幸运,但这种幸运之中又浸透着他那一代学人命运的苍凉.关键词:陈旭麓;新陈代谢;新时期;中国史学“文革 “结束的时候 ,陈旭麓先生已 58 岁,开始“ 渐人老境
2、“. 胡适在一篇题为 “不老“的文章中曾引用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攫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 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 ,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梁先生说的是人生的常态,旭麓先生则不然,他 60 岁以后,“知识的摄取力“和“ 思想的构成力 “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是大大地增强了!他那“方兴未艾的创造“ 正是从 60 岁以后开始的.他
3、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并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都是在“老境侵夺“ 的日暮黄昏中完成的,无论是对中国学术界还是对先生个人而言,这也许都可以算是一种幸运,但这种幸运之中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他那一代学人命运的苍凉.在当代史家中,陈旭麓先生是那种才,学,识见新青年,1919 年 4 月.20兼具的出类拔萃者.早在 1942 年大学尚未毕业,他就已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初中本国史,次年又在一家文史期刊上发表了长篇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深得文史前辈谢六逸等先生的器识.1946 年陈旭麓随大夏大学“复员“ 到上海后,先生蒿目时艰,以一个“自由分子 “的情
4、感和理性,把积年所学和忧思化作对时局的针砭和对国运的洞见,在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着位置上,发表了我们向哪条路走,暑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 ,论学生运动等一系列论理条达,笔锋犀利的时论,在当年中国的言论中心上海证明了自己的存在.1949 年以后,陈旭麓先生渐渐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并具体落实到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个中缘因,他后来曾在一本论集的自序中写道: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 42 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 中国通史“, 渐渐以历
5、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 40,50 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周武:苍凉的黄昏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 ,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曰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有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在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陈先生在史学的许多领域,尤其是近代史,民国史研究都曾留下自己深刻的印迹
6、:他是新中国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着,第一篇研究宋教仁,邹容,陈天华论文的作者;他参与主编的 4 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他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大都见称于学界;他发表的数十篇论文更不乏凝练旨深的文字,譬如他在 1964 年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邻庐抗议)一书一文,从冯桂芬校邻庐抗议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 19 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着的“思想倾向 “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 ,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
7、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帖,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联系到那时整体的学术环境,应当说,他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但与先生的才华和抱负相比仍然是不太相称的.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了从 3O 岁到 60 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大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有才华的学者一样,遭逢了一个严酷的时代.特别是在那个以“文革“ 的名义公然践踏 ,毁灭文化的时代里,“政治挂帅 “,“思想先行“,“极左“思潮恶性泛滥,“革命 “,“造反“甚嚣尘上,人间的是非变了形,一切罪恶都假“
8、革命 “,“造反“而行,不用说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也不用说学术研究绝对必需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就是学者自身的存在也都朝夕不保,难乎为继,又如何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造!“ 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 “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他悲哀地写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着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
9、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革“ 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 的荼毒 ,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着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从 1949 年到 1979 年,30 年时间过去了,却难以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 ,实事求是 ,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呢!更可悲的是,陈旭麓先生的“尴尬“,远不只是他个人的“尴尬 “,也不只是那时近代史
10、研究的“尴尬“,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那时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整体现状.陈旭麓先生真正的学术创造是在“文革“ 十年那恶梦般的岁月终结之后.作为亲历过浩劫并从劫灰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幸存者,他曾以“大史震“ 比拟 “文革“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他认为,这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另见陈旭麓文集(第四卷),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 l65 一 l66 页.这些版本包括 1883 年天津广仁堂刻本,1884 年豫章刻本,1892 年敏德堂潘校刻本,1897 年的丰城余氏刻本,韬园老民(王韬)校印本,文瑞楼石印本,聚丰
11、坊校刻本等,1898 年的北洋石印官书局印本,上海石印本及冯氏家刻本,1904 年的甘肃官书局刻本.陈旭麓: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载陈旭麓文集 ( 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515 页.2l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种痛楚和震撼甚至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来得剧烈,它的震波所及远远超出了“文革 “这一事件本身.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精神历程时这样写道:中国革命在 1949 年取得了全国的伟大胜利,随之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它震惊了整个世界 ,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谁知在洒满阳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大道上,已潜伏着荆棘和
12、阴霾,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 它几乎吞噬了我们前此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偶然,而偶然的积聚和联系又是必然的反映.“文革 “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责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民族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的革命史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革 “是一场“大史震“, 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D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反思中,陈旭麓先生的学术与思想一步步地逼近一生中的巅峰状态.其论域之深广,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特,不
13、仅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一个人的学术巅峰状态总是透过他深广的论域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论域的深广又最足以考验他的视野和学力.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先生的论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政派,从“中体西用 “,“西体中用“ 到传统 ,启蒙 ,中国化,从爱国 ,卖国,误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 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 “所有这些论域无不有他的一家之说,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论域就
14、越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加犀利!这可以从他的浮想录中得到印证,在总共 695 条警句断想中,1978 年 29 条,1980 年 44 条,1985 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超过 100 条.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先生先后赴北京,合肥,南京,广州等地参加了十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分别就“戊戌与启蒙 “,“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 发挥史学家的良知“,“ 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 军事与近代化“ 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这些专题演讲一洗学界固有的陈词套语,新见叠现
15、层出,每一次专题演讲都激起巨大的回响!难怪学界的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与论域之广相对应,就是陈旭麓先生推出的成果之多了.且不论他论着的质量,仅据陈旭麓文集第四卷附录陈旭麓先生着述系年所列,先生在最后十年撰述的数量就已是十分惊人的了,单是论文和其他学术性文章就有近百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他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但是,他学术成果之多并不只表现在他发表的文章数量上!,他最重要的两部着作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辞典,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极具影响力的着述,绝大多数也都是这
16、十年中完成的.其实,陈旭麓先生晚年之为世推崇,还不仅仅因为他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辨的深邃,识见的卓特.冯契先生曾盛赞先生的“史识 “,他说:“刘知矮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先生晚年的着作和文章 ,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处处显示出“才,学,识“ 融为一体的风格.“ 三长 “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 “.陈旭麓先生说 :“史识是治史的眼睛.“ 又说 :“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所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他有时也把“史识 “称为“眼识“或“ 通识 “.无论“史识“,
17、“眼识 “,还是“通识“,说到底 ,乃是来自历史自陈旭麓:对于中国革命史的悬想.载陈旭麓文集 ( 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52 页.冯契: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序,载陈旭麓文集(第一卷),第 130 页.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303,1372 页.22周武:苍凉的黄昏身的“ 问题意识“, 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 .它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更是一种史学的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 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 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史家本人的禀赋.陈旭麓先生
18、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思辨,关于近代历史进程标志的概括及其塔形层次演变的分析,关于从“夷 “到 “洋“的改称背后的民族心路历程的透视,关于晚清“西学 “内涵的流变及 “中体西用“作为思想流派而影响弥久的原因的洞察,关于“改良派“ 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种分称(维新派一保皇派立宪派)的含义的剖析,关于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思考,关于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军阀与近代社会变迁等复杂关系的阐释,关于“海派“ 内涵的界定,“ 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及其流变的考察等等,无不是先生卓异史识的生动体现.与“思而不学 “与“学而不思“者迥异,在陈旭麓先生那
19、里,学术与思想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使他的学术富有思辨的魅力,学术则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力度和厚度,他的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他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陈旭麓先生的黄昏是苍凉的,但在“苍凉的黄昏“ 中,他的学术与思想却有如岩浆奔突,江河澎湃,他以深广的论域,丰硕的成果和卓特的识见铸就了学术人生的最后辉煌.如果说学术创造是陈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以“新陈代谢 “的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陈旭麓先生是有心别开新局的先行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然而,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它的后三十年且与新民主主义
20、革命的历史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何重新认识,势必牵动前此数十年中形成的共识或认知惯性,牵动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观念屏障,学术上的难度自不必说,由于它与当代的历史是近亲,还会涉及许多现实的关系.譬如,究竟如何真实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革命的胜利和曲折,如何严肃地而不是因袭地对待革命史上的臆说,这是历史本身赋予的任务和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重构近代新史架构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自然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历史的再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再认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是那样的万象杂陈,光怪陆离,正义与非正义,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保守,激进与徐缓,反传统与回归,无不相互纽结,互相渗透.而大量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又往往掩盖和包含着新旧矛盾,交错和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