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致力于解决东晋南朝史的根本性问题评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2010 年 9 月第 5 期南京晓庄学院JOURNALOFNANJINGXIAOZHUANGUNIVERSITYSep.,2010No.5致力于解决东晋南朝史的根本性问题评胡阿祥新着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孔祥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摘要:治史所以明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历史变动的根本原因 ,是由移民引出的北方“胡汉“ 问题与南方“ 侨旧“问题.东晋南朝侨州 I 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探讨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背景,成立原因,沿革变迁,地理分布,相关制度与影响,例证了利用侨州郡县复原侨流
2、人口的方法或路径,开辟了研究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园地;凡此,便为解决东晋南朝史的“侨旧“ 问题打下了基础,也为探讨十六国北朝史的 “胡汉 “问题提供了参考.关键词: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侨流人口;侨旧问题;胡汉问题中图分类号:K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7902(2010)05001904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经沧桑而未曾间断,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究其根源乃因其既有一以贯之的绵延内质,又有应时而新的嬗变机制.惟其能始终如一地继承先人优秀遗产,保持恒定沉稳的品性,中华民族方能渡过重重困难,延续至今而依然不失农耕文化所特有的知足常乐,向往和谐的特点
3、.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能不断适应时代发展,或遽或缓地作出相应对策,从而在不同阶段显示出迥别于前后的时代特色.历史研究不但要寻绎出恒定不变的线索,更要将主要目光聚焦在时代变化上.钱穆曾经谈到: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研究这种历史面貌的改变,不但是深入理解各别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基本前提,而且一方面可以深化此前历史对本时代所起作用的认识,追索出为何而变,变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另方面更可见出其对后续时代的经久影响,明了其变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在清晰地梳理出历史发展来龙去脉的基础
4、上,凸显该时代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为客观评价该时代提供史学层面的依据.比如秦一统天下后,即从制度上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这说明周代以来通过武装占领,分封建制的做法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需要一套完备的中央地方管理机制,因此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应运而生,此后虽屡经变动,但其基本结构和制度实质直到今天都未有改变.仅此一项,便可见出秦始皇及其僚属的历史功绩是何其伟大了.又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猛烈冲击了渐人颓势的东汉王朝,为了镇压民变,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强地方实力,在郡级政区之上增设州级政区,最高长官州牧集行政,经济,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此后地方实力派混战局面的出现,最终将
5、历史引入到了三国鼎立的新时代.与此相仿,晚清太平军运动,除了有力打击清廷统治外,更为重要的是全面触发了汉族地方势力的兴起,清朝灭亡后的军阀混战即为其演变结果.具体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政权最多,局面最为复杂的时代.所以无论是史学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往往津津乐道于汉唐盛世,而不愿顾及或是有意回避这一分裂而又动荡的时代;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激烈的纷争,才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地域开发,文化传播和思想交流,以此,深入研究这一时代,同样是十分必要的.收稿日期:201004 一 t2作者简介:孔祥军,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一19而要深入研究该时代,首先要找到历
6、史变动的根本原因.陈寅恪早已精辟地指出:“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落实到南北两大区域,则分化出因移民而产生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对于北方而言,主要是南下胡人与留守汉人之间的关系,即“胡汉“ 问题;对于南方而言,主要是南迁大族与土着势力之间的关系,即“侨旧 “问题.对于后者 ,谭其骧称:“是役为吾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 Lt 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进而论之,“侨旧 “问题的关键又在东晋南朝的特殊政区侨州郡县.所谓侨州郡县,是指“某州某郡某县的实有领地陷没,而政府仍保留其政区名称,借
7、土寄寓,并且设官施政,统辖民户(多为原州郡县侨流及其后裔).由于侨置既久,部分侨州郡县通过土断等途径,分割当地州郡县,拥有了实土,但名称一般仍沿用侨名.“而将侨州郡县寄寓的地域和年代之详细情况复原出来,则“当时迁徙之迹 ,不难知其大半也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虽是有关东晋南朝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因为研究难度太大,即使是以考证精审着称的清季乾嘉学者,也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成绩.胡阿祥教授新着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9 月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在最大程度上复原了侨州郡县的沿革变迁.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之所以研究困难,原
8、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关键者,是可据文献过于稀缺,而且文献本身存有大量问题.有鉴于此,本书专立一篇(第四篇 ),对 宋书? 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进行了文献层面的考辨.指出宋书?州郡志存在着断限不严,为例不纯,彼此矛盾三大问题,又就其讹误脱衍,疑难之处,整理出 178 条具体意见;对于相对简略的南齐书?州郡志,也整理出 29 条具体意见.文献的考辨,为推导考证侨州郡县的沿革变迁提供了坚实基础.实际上,作者对相关文献已经探索多年,如出版有 40 多万字的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20 多万字的南齐书州郡志汇释也已撰成;本书的文献部分,则是其研究的延续.本书还详列宋书?州郡
9、志政区治所今地,弥补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只有其时全图,没有分幅详图,以致难查今地的缺憾,为落实侨州郡县侨寄地点的具体位置提供一20 一了重要帮助.文献问题既已解决,下一步的困难就在于考证,即依据现有文献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沿革变迁进行复原.这一工作在本书中是以第二篇“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考表“的形式出现的 .周振鹤在本书“ 序“中说:“ 治史者都明白 ,写史以制表最难“; 考表以晋书?地理志 所载政区情况为先后顺序 ,依次于其右排列东晋,宋,齐,梁陈的侨置情况,各行之上及边栏则详列考证,以明依据所在.考表前后 112页,经纬纵横,一目了然,考证部分推断精审,理据俱足,这实际上是本书最为重要的
10、部分之一,是研究侨州郡县甚至整个东晋南朝史的基石所在.另外,考表凡例第八条列出的判断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三条主要依据,也是作者经过长期研究实践而提炼出的规律,可谓弥为珍贵.在详尽考证侨州郡县沿革的基础上,本书第一篇“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述论“ 水到渠成地对侨州郡县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总结.如论侨州郡县的产生背景与成立原因大抵有四:一是侨流人口的大量存在及其地域乡里观念的深固,以及迁徙及定居过程中结成的乡族集团的形式,二是正统观念与收复失地的决心,三是讲究郡望的社会风气,四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情势.而如此复杂的情况,又导致了侨州郡县的设立情形多种多样:有处侨流而立者,备职方而立者,招诱侨流而立者
11、,位置失地官吏而立者,以及出于军事需要而立者.这些侨州郡县与原州郡县有着特殊的关系,侨置系统与原系统完全对应,保持一致的情形并不多见,州郡县经过侨置,就会发生许多变化.侨州,侨郡,侨县设立后,也仍然省置迁徙频繁,分合升降无定,名称与隶属关系朝更夕改;侨置系统本身的不稳定,又使得侨置系统与原系统间的距离拉得更大.至于侨州郡县与当地州郡县之间,也有着多种复杂关系:其一,相当一部分侨州郡县分割当地州郡县,有了实土,当地郡县又有改隶于侨州郡者;其二,甚至有“ 反客为主“, 省当地郡县为侨郡县者 ;其三,当地州郡又有增领侨郡县者.侨州郡县在设官施政方面,也有着考虑侨民利益与要求,疏阔宽松等等特点.经过如
12、此这般的分析,侨州郡县的整体轮廓就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土断 “一直是东晋南朝史中的研究焦点之一,实际上是由普设侨州郡县派生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问题.土断的目的在于“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即明确侨流人口缴纳赋税,需服兵役的义务.侨流人口登录的白籍户是不税不役的,享有诸多特权,而土着登录的黄籍户则纳税服役,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土断人户“ 的主要内容就是“土断白籍“, 即使自籍户黄籍化. 本书突破了既往的研究范围,把侨州郡县与“土断人户 “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土断对侨州郡县的整理,决定了“土断人户“ 的具体方式.在土断中, 是失去原籍,改着新籍,还是既保持旧望,又得土断之实,与政治势力
13、的大小,社会地位的高下有关.而土断整理侨置的效果并不理想,每次土断的规模,对象与地域范围有限,加上土断人户由于种种原因进行得很不彻底,所以对土断的意义不可估之太高.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联系着当时北方的治乱变迁与南方的政局演进,反过来又对东晋南朝军事形势,地区开发,文化兴衰乃至朝代递嬗发生影响.本书在前期考证的基础上,将侨州郡的地理分布谱成一表,由此,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大分散,小集中,诸点成线,诸线成面的分布格局,以及侨州郡县的分布与侨流人口韵分布并不完全一致的现象,便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至于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交通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土着因素,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政治因素等,则在不同地
14、区与不同时期各自发挥着重要影响.以土着因素为例,哪些地域设置侨州郡县,这些侨州郡县安置来自哪些地域与属于哪些阶层的侨流,往往受到土着因素的直接作用,这又缘于侨州郡县本是东晋南朝政府为了避免与土着在政治矛盾之外再起经济冲突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侨州郡县的分布基本避开了土着势力强盛的地区.这种研究思路,不仅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阅读的同时不仅获得结论,更可学习到探索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区内的影响,也有政区外的影响,既有对当时的影响,也有对后世的影响.书中以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的影响为例,分析了最显着的三个方面:首先,相对于西晋,东晋南朝各级政区
15、的增滥现象都堪称明显,增滥的基础又在侨州郡县;其次,侨州郡与东晋南北朝政区设置的特殊现象双头州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没有侨州郡,就没有双头州郡;再次,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紊乱与特殊,不仅集中反映了,而且极大程度上加剧了东晋南朝政区制度与政区设置的紊乱,特殊以及随宜状况,并最终葬送了东晋南朝的政区制度.与此同时,本书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置制度作出了新的肯定的评价,指出侨州郡县的设置与侨置制度的产生,是由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与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是东晋南朝统治者针对持续,大量,重要的侨流人口而采取的明智措施;虽然侨州郡县引发出诸多弊端,但是起码在当时,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还是利大于弊.还历史
16、以本来面目,是史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之一,而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重新审查历史“定论“, 往往会得出更加公正客观的结论;本书对侨州郡县及其制度的辩证评价,颇不同于传统的简单否定的说法,就是一个显例.经过以上内容的探讨,长久以来被前人视为畏途的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得到了相当完满的揭示,这也是本书的重心所在.正如周振鹤“序“ 中所言,“在此以前,国内外尚无一部专门研究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专着,有之,自此书始.“本书的另一大块内容是第三篇“东晋南朝侨流人口专题“,该专题密切结合侨州郡县的研究,安排了方法举例,地域选择,家族兴衰,影响补说各一章.以方法举例来说,先是,1934 年燕京第 l5 期刊发了谭其骧晋
17、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该文开创性地利用侨州郡县(地名)推导侨流人口(移民),其基本思路是:东晋南朝的侨州,侨郡,侨县,多因原州郡县侨流而设,故此可以表达人口迁徙的始点(原州郡县) 与终点 (侨州郡县), 提供有关迁徙时间与迁徙路线的线索.本书不但进一步例证了这一思路,而且又前进了一大步,提出研究东晋南朝侨流人口问题的新方法:既然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多因原州郡县侨流人口而设,那么侨州郡县便与侨流人口的输入有关,而与侨州郡县对应的原州郡县也就与侨流人口的输出有关;进之,如果考清了原州郡县的侨置经过,侨寄之地以及相应的户口数量信息,就可以大致清楚与侨州郡县相关的侨流人口的输出情况,而如果考清了各别区域侨
18、州郡县的原籍来源,设置时间,地区分布,户口信息,也就大致可以清楚与侨州郡县相关的侨流人口的输人情况.书中分别以今山西,安徽两省域为例,探讨了侨流人口的输出与输入,既验证了这两种方法或路径的可行性,又树立了研究侨流人口问题的新范本.无疑,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新,极大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值得赞赏的是,本书的余论“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开题“讨论了非典型,非主流的十六国北朝之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问题.作者认为,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作为被统治对象的汉族以及其他非汉族,曾经出现了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强制迁移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
19、.也因如此,使得长期,普遍,广泛设置于东晋南朝境一21内的侨州,侨郡,侨县,在十六国北朝境内,总体上说,是不长期,不普遍,不广泛的;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的多数侨州郡县,是既无土地也无民户的“虚置 “,而十六国北朝的 “侨流人口“,“侨州郡县“, 更为切实,妥当的称法 ,也应是“ 流动人口“,“虚州郡县“. 至于北朝的侨置,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置,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而设,备职方而立,务广虚名,以及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这些论述虽是点到即止,但已将十六国北朝“虚州郡县 “与“流动人口“的大体形态勾勒了出来,实际是开辟了一块新的学术园地;同时,这样的比较论述,也十分有助于读
20、者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深度把握.按照作者在书中的自述,十六国北朝侨流人口与侨州郡县的研究,“当待之将来 ,争取另外成书“;这是令人期待的.同样值得期待的,或者换个角度说,也是本书存在的缺憾,是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但限于篇幅的制约或者章节的安排而未及展开的一些论题,如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因时之变与因地之异,东晋南朝侨流人口输出与输入状况的全面复原,以及同样作为重要史料依据的晋书?地理志 ,魏书? 地形志 ,水经注中相关内容的考辨.由本书的“后记 “可知,作者经过了长达 22 年的学术积累,方才着成篇幅达到 67 万字,“完全是所谓俗称干货, 无有铺陈的废话“( 周振鹤“ 序“)的此书;而通读此书,其谋篇布局,体例结构,研究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