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国史前史（一）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进展明显加快，其直接后果，就是推动了以文明起源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并随着条件的成熟，考古界于 90 年代初率先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号召 。这一时段，也正是史前玉器由大量发现到研究成果快速积累的时期，在杨伯达等先生的倡导，组织和引领下，史前时期的玉器研究与史前考古研究紧密结合，进展迅速而有序，逐渐成为中国史前史研究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在中国史前史的重建中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史前玉器研究对中国史前史研究的推动，是从多个方面展开的。本文试从史前玉器的分区研究、
2、史前玉器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及相互交流中的作用、史前玉器研究与文明起源研究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一、 史前玉器的分区及对史前文化多元性的新认识80 年代初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定结果被公布以后，它的总体风格，无论是以动物形玉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以及方圆形玉壁为主体的造型，还是手法多样而显粗犷的纹饰，都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这与当时刚确定的另一群史前玉器，即东南沿海地区以讲究造型规整、纹饰细密的以琮、壁、钺为主体的良渚文化玉器群相比较，其间的差异泾渭分明，遂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是，史前玉器的分区，很快成为前沿课题-黄宣佩先生初将中国史前玉器分为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主和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主的北、南两大区，邓
3、淑苹先生则进一步分为华西、华东的北部、华东的南部至华中的三大区，并同尚书顾命所记古代玉料主要产地的大玉、夷玉与越玉相比附，提出史前玉器二元论 。此后史前玉器分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关系密切的重要研究成果有，杨建芳先生直接倡导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特别是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玉器研究，为此，他较早提出玉器“板块”的分区概念，在将史前玉器分为六个板块的同时，提出不仅玉器分区，而且每一个玉器“板块”甚至每一种玉器，都可以从区系类型角度进行分析 。黄翠梅教授受苏秉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三模式，即原生型、次生型与续生型的启发，将史前玉器分为“原生型的主系统”和“次生型的亚系统”，前者初包括辽河流域为
4、中心的东北系统、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系统以及以陇东为中心的西北系统三大区，后将西北系统列入“次生型的亚系统”；后者包括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系统、以两湖为中心的华中系统、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系统以及以陕北晋南为中心的北方系统。在史前玉器分区研究方面，杨伯达先生作过较多较全面的论述。他在参考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总结以上史前玉器分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世纪之交，先后发表殉玎琪考和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沦等文章，提出史前中后期东夷、淮夷、东越三大玉板块和晚期海岱、陶寺、石峁、齐家、石家河五个玉文化亚板块的划分。他将史前玉器出土情况、不同区域玉材的矿物学比较与文献记载的玉石产地相对应，认为文献所记东北地区的玉
5、料“殉玎琪”和东南地区的玉料“瑶琨”，与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北、南两系玉文化是相吻合的，而出现较晚的西部玉文化则相当于文献记载中西北地区的玉料“球琳”，从而也突出了东北、东南与西部这史前时期以来的三大玉板块和玉品种。以上可见，史前玉器的分区研究，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等研究成果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方面表现为前者接受后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玉器分区研究的独立性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分区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其中对史前史研究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史前玉器三大板块即东北区、东南区、西北区与考古学文化三大区的划分及其对应关系。有关考古学文化三大区的划分，首见于苏秉琦先生。苏秉琦作为考古学文
6、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开创者，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考古文化区系的基础上，曾提出过三大经济文化区和面向海洋与面向欧亚大陆两大块的划分。90 年代初随着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进展，他又提出从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方面考察，发展的重心常在北部三大区，即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和以燕山南北为重心的北方。在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和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启发下，渐有学者以经济类型和考古文化特征为标准，提倡包括东北区在内的三大考古文化区的概念 ，即以彩陶、尖底瓶、鬲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
7、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饰压印纹的筒形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以上考古文化三大文化区的划分，与史前玉器的三大板块基本上是吻合的，但又有相互补充之处。首先是对东北文化区的理解。主要是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辽西区是否属于东北文化区，这是认识东北文化区的一个关键。由于一般倾向于红山文化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或将辽西区划归人与黄河流域有关的“燕辽文化区”，这说明关于辽西区是否属于东北文化区，仍是一个有不同理解有必要再讨论的问题。我在沦述东北文化区的有关文章中曾论证，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辽西区，应属于东北文化区。理由是
8、：辽西区从先红山文化时期的查海一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及大约同时期的赵宝沟文化等，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东北文化区的基本特征，如以饰压印纹的夹砂筒形陶罐作为一个标准，除先红山文化以这种筒形罐为主以外，红山文化时期饰压印纹砂质灰褐陶筒形罐仍然是该文化的主要内涵，与之共存的泥质红陶和彩陶则是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吸收；夏家店下层文化虽已具有更多龙山时代和夏商文化的特征并已拥有发达的锄耕农业，但该文化仍强烈地表现着东北文化的区域性特色，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筒形鬲已有源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筒形罐的可信线索 。对赤峰地区史前到青铜时代的环境考古学以及经济生活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
9、点。赤峰地区在距今 80004000 年前属于暖温性夏绿阔叶林区，到距今 3000 年左右才逐步演替为森林草原区直到现今的典型草原景观，孢粉、兽骨和植物标本分析证明，在这一自然生态下成长起来的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和红山文化，都以采集和渔猎业为主要经济活动，栽培作物虽也发生甚早，但在实际生活中所占比例甚小，直到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农业才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游牧文化的进入以及农牧并举或交错，也是青铜时代以后的事。说明从先红山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区的自然生态和经济生活与广大东北区是一致的。这样，从考古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看，史前时期的辽西区是东北
10、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广阔的东北大地可以视为辽西区诸史前文化发达的背景。同时，辽西区又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由于长期吸收邻区先进文化因素，辽西区在东北区中文化水平率先发达，文化面貌起了较大变化，但其本质仍是东北文化区的特点。史前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在辽西是否属于东北区以及东北文化区的最后确立问题上，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虽然考古工作做得较少，大多数遗址只做过调查，经发掘的遗址甚少，所知史前遗址分布较稀，文化堆积较薄。但在近 20 多年来，在史前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却经常有玉器发现，玉器的形制虽简单，大都为缺乏纹饰且造型简单的环、璧一类，却很具地区的
11、普遍性，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是玉块(又称“耳块饰”或“珥”)，这种在中国玉器中起源最早同时又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玉类，现知最早形制就发现于东北地区，有学者以为，东北地区很可能就是玉块饰的起源地；一是东北地区史前玉器中的玉璧，大都额外耗费工时地做成外缘近方、内缘圆、内外边薄似刃、璧面中凸的形状(杨伯达先生称为“玉圜形边刃佩”)，以至成为东北地区史前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类。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这些特点，也都见于辽西区，尤其将东北地区作为早期玉器实例发现最多从而玉器发达最早的“原生区”，也是以辽西区距今8000 年前的查海、兴隆洼遗址和距今 5000 年前的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为主
12、要依据的。我曾以东北及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及其背景，从经济类型、石玉分化等方面，论证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有关，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辽西区与东北文化区的统一性。日本学者秋山进午还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以动物形玉为主要内容，其原型又大都是野生动物如熊、野猪、鹰等，就与东北文化区的渔猎经济有着直接关系。这样看来，红山文化玉器的独特风格，还主要是以东北文化区的区域特点为背景形成的。不过，史前玉器分区与考古文化分区也有相悖之处，就东北区的划分来说，有的学者主张将山东半岛史前玉器与东北玉器划归为一区，称“夷玉”区，就很值得商榷。尽管学界多有据史书东夷传将中国东部与东北南部都列为夷族活动区域，但从考古文化
13、特征看，那是青铜时代以后的事，在史前时期，山东半岛基本不见东北文化区的筒形陶罐，而是陶鼎的主要起源地，“鼎文化圈” 除了山东半岛，还包括东南沿海区和江汉平原等南方区。就玉器来说，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玉器，较有特色的是牙璧和牙璋，牙璋完全不见于东北区，而牙璧只在辽东半岛有所发现，那是两个半岛间频繁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至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与辽西红山文化之间，共同点甚少，就玉器来说，其间的关系，是红山文化玉器对山东半岛的影响，如野店墓地所出双联玉璧和四联玉璧，但那在海岱区史前玉器中，只占很少的分量。由于山东半岛不属于东北区，却与东南沿海区以至南方江汉区关系密切，故在划分大区时，将东部和南部这三区视为一
14、个大区，这除了考虑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和以鼎或鼎且壶的组合为主的考古文化特征在这三区具共同性以外，玉器所表现出的共同特点，当然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证据。海岱区史前玉器已如上述，较有特色的牙璧和牙璋，从时代看，牙璧最早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大量出现是龙山文化时期，牙璋则最早不超过大汶口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初期，可见它们或时代不早，或原型非原创，其他玉器也主要接受东南沿海史前文化主要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或具有更多共同性，所以仍被列为与东南区有关的“次生型亚区”。东南区史前玉器再一个较有自身特征的就是安徽含山凌家滩。这里所见的玉人、龙、虎、龟壳、熊鹰合体饰件等，尚不见或少见于他处，故有独立成区之依据。但
15、严文明先生已指出，这类形制甚为进步的器类，均为上层人物专用的特殊器物，一般的玉器种类仍为块、璜、璧和管珠等，这一玉器组合为长江中下游大约同一时期诸文化，如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所常见，应视为东南沿海至南方的江汉平原等地区史前玉器的共同特征，故又被划为“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系统”的次生型亚区。此后在这一广大地域内，玉器的地区分化仍在继续，如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出现有人、虎首饰、玉鹰等自身特点，但多数器类仍受到东部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所以何介钧先生就提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始终笼罩在良渚文化强烈的氛围之中，自始至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故无论是经济形态与以陶器为主的考古
16、文化特征，还是玉器，将山东、环太湖及江汉平原划为一个与东北文化并立的大区，是可信的。最后谈到中原区。这是史前文化发达较早、发达时间延续较长也较为稳定的一个地区。以粟作农业为主、以彩陶和小口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仰韶文化作为中原区的代表性文化，与东北与东南两大区在经济形态和以陶器为代表的考古文化特征上差别明显。玉器差异的表现方式则有所不同，当东北区的红山文化和东南区的良渚文化等史前玉器最发达的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只有少量工具类或小件装饰品类的玉器，很难形成区域特征。有学者倡导“华西区”或“以陇东为中心的西北系统”和“以陕北晋南为中心的北方系统”，那是以发达较晚的齐家文化玉器和陕北晋南龙山
17、文化时期玉器为依据的。而齐家文化玉器中的主要器类是玉壁，还见有玉琮，陕北除玉琮外，还多见玉璋，它们的形制明显是受到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产生的，玉器的自身区域特点仍然不够明显，所以也被列为“次生型亚区”。近年在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和山西南部清凉寺龙山文化早期墓地，陆续有较多玉器发现，不过多为玉斧或玉钺等工具或武器类及其演化形态，清凉寺墓地的琮、壁和牙璧也都是在东部影响下的产物。这样，在以玉器为标准所划分的东北、东南和中原及西北三大区中，中原和西北是以发达较晚且一直笼罩在东部影响之下的玉文化，而与东北、东南两个史前玉器发达区相并立的。古史研究家曾依文献记载将传说时代的人群
18、，分为中原区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和江汉平原的苗蛮等三大集团 ，如以上述考古文化和史前玉器所划分的三大区为基准，与古史传说这三大集团相比较，可作如下校正：东北地区应单独作为一个集团；山东与东南、江汉地区即东夷和苗蛮，可视为一个大的集团，这样仍可作三大集团的划分，即以仰韶文化为主要代表以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原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方和东南沿海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同以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为代表、以江汉平原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东南和南方集团，它们大都属稻作农业区；以红山文化为主要代表、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集团：这就是从史前玉器与考古学文化分区的对应关系，所揭示的中国史前时期人群活动及他们所创造的考古文化分布范围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