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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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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郭建中【摘要】译学中的所谓“转向”和“回归” ,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而翻译无非是译者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操控,即语言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但对文化的操控最终还得落实到对语言的操控上。因此,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天生的联系,翻译研究向语言学回归是必然的;但文化的转向突出了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并使译者有意识地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是对语言进行操控。【关键词】转向;回归;文化;语言操控一、译学发展的轨迹目前,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一个观点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起,现代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引

2、人翻译研究之后,译学开始摆脱随感式、经验式、点评式的探讨,并真正走上了科学的研究道路(谭载喜,20048;方梦之,2006:1-6) 。我曾经把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以前的翻译研究称之为“前语言学时期” ,也就是传统翻译理论时期,采用的是语文学研究的方法(郭建中,2000 :320 ) 。所谓语文学,就是指传统的语言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语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语言本身。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文献词语的解释中。评点式的、不要体系的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语文学研究方法。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到 80 年代初,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可谓是“一枝独秀” 。我们不会忘记,在 8

3、0 年代,雅各布森、卡德福特、奈达、纽马克等人大量的论著及他们活跃的学术活动在德国、美国、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期间经历了从微观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到宏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并把交际理论引入了翻译学,掀起了译学研究的一个高潮。由于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在 1983 年,国际现代语言学会在书目中,第一次把“翻译理论”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单独列项。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译学发展的“语言学时期” (郭建中,2000 :320 ) 。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及符号学的引入和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阐释,加之哲学家

4、的加入和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几乎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基础。我曾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翻译研究的“后语言学时期或超语言学时期” (郭建中,2000J20) 。当然,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了,并掀起了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高潮。 (现在,我只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超语言学时期” ,把“后语言学时期”的名称留给在文化转向之后向语言学回归的这个新的时期。 )最近,张美芳教授从年初比利时召开的“语言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带来了翻译研究中新的转向,即西方学者开始谈论“现在是重新审视翻译语言学转向(或回转)的有利之处的时候了” (张美芳,2006:31-35

5、) 。我现在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后语言学时期” 。这样,我们看到了译学沿着“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我认为,所谓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和“回归” ,只是在某一时期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不论是语文学的研究途径,还是语言学或文化学的研究途径,在同一时期,都是交叉和平行进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某种途径的研究成了一种“时尚”或趋势而已。二、文化转向的意义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致力于探讨诸如可译性、翻译对等/等值等问题,但是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操作,语言学模式还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笔译和口译的过程中的问题。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因此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难以

6、在语言层面上继续深入下去。正当此时,上世纪 80 年代末出现了一批翻译研究者。他们与文化学研究者合流,把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探讨,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口号。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过程,大家都比较熟悉,本文不准备重复叙述。我想把重点放在探讨这一“文化转向”对译学发展的意义上。首先,我认为,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最大的贡献是极大地推动了译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1989 年在英国 Warwick 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但是国际上真正形成气候是在 1990 年苏姗巴斯内特和安德烈 勒弗维尔主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 (Tran

7、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书(1998 年重版)提出的“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之后(方梦之,2006:1-6) 。文化研究在过去十年可谓 “气势恢宏” (李德超,2005) 。 “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和鼓舞,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学派文化学派(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出版前言 ) 。从此,每年有许多翻译研讨会在世界各地召并;许多专门性的翻译研究杂志随之出现;大量的翻译研究学术著作和丛书出版;许多著名的出版社也加入到了出版翻译学术著作的行列中;许多大学开设翻译专业、翻译系、翻译研究中心或

8、翻译研究所;翻译学的硕士和博士点到处开花;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也引起了许多其他学术领域学者的关注,这里面除了语言学家,还包括哲学家、文化学研究者、文学理论家,甚至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王宁:2006,610) 。翻译研究在世界学术界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新的高潮,比语言学研究掀起的高潮,来势更迅猛,范围更广泛,对译学研究的影响也更深刻。在这一高潮中,我国的翻译研究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在我国的人文科学领域中,也掀起了翻译研究的新高潮。第二,可以说,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摇篮时期” ,到成熟直至确立,文化学派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正是由于“文化转向”这一口号的提出,翻译学突破了语言学的桎梏,发展成

9、了一门多元化的跨学科学科领域。它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等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宁:2006,6-10 ) 。在我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专业;此前许多院校已设立了翻译系、翻译研究中心;翻译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的扩大;大量引进的和我国译学研究者撰写的翻译研究书的、出版;翻译杂志及翻译研究论文的扩大和增加;译学术语的统一;译学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等,这些都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而这些都是与文化转向后掀起的翻译研究高潮分不开的。第三,文化转向拓宽了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和翻译研究的领域,使人们对翻译的本质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正如人

10、们经常引用的 I .A. 里查兹的话所说的,翻译“是自宇宙进化以来最为复杂的活动” 。翻译的文化研究,揭示了翻译这一活动背后的驱动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系统等,翻译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现在,人们对关于翻译对等概念的理解更为灵活、更为通达,过去说的“忠实”于原文的概念已扩大到“忠诚”于交际活动中的参与者的概念,因而对一般的翻译实践问题更具解释力。诺德说:“因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转向是研究者的视点从原来的自下而上转为自上而下,这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概念的认识。 ”(张美芳:2006,31-35)第四,提高了翻译和译者的地位,把文学翻译提高到翻译文学的高度,把译作纳入了目

11、的语文学系统,并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翻译的文化研究也提高了译者的地位。一方面使译者摆脱了对原文的“奴隶”地位,同时使隐身的译者显身,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突出了译者作为两种语言的文本之间的媒介者的地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文本发生了转换;这个转换过程,完全取决于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翻译的文化研究显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使译作在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适应目的语受众的需要和期待,这就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使译作成为目的语文化中具有创造性的作品。这种翻译理论是对后结构主义的反响,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本雅明、德里达和德曼的声音。而在翻译研究

12、领域,越来越多的入接受了韦努狄、尼兰詹妮等翻译研究者解构主义的观点。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进一步发展了文化转向的观点,提出了文化构建的观点和理论。他们的研究表明,翻译工作者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研究翻译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并指出译者对目的语文化构建和社会构建起到了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2001 ) 。第五,就翻译实践而言,提高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意识” (cultural awareness)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语言的操作有意识地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源语的文化背景和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从而根据文本类型、作者意图、翻译目的、读者对象

13、,决定翻译策略,这样,就把译者在语言操作过程中原来模糊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文化意识,上升到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化意识。三、语言学回归的必然从译学沿着“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轨迹看,我们可以说,翻译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而且,哪一种研究途径都离不开语言学,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学理论。我们常说,语言学是领先科学,因为语言学思想往往引领时代的思潮。语言学的新概念和新研究方法,往往被应用于其他学科,尤其往往是最快弓|入翻译研究。首先,这是由于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具有相似的.目的,即两者均关注语言结构(的比较) ,不管是从语言能力(语言)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语言运用(言语)的角度出发。翻译中所

14、遇到的中心问题是“在不同的语符中求得对等” (雅各布森) ,这是因为不同的语言组织词汇的方式不同,因而导致了对不可译性和可译性概念的探讨(比利时“语言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主题,张美芳:2006,31-35) 。其次,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在本质上有相类似的一点,那就是方法的问题:两者都乐于接受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并用于建立大型语料库来研究假设的问题。另一个相似点是认知语言学,推动了语言学理论最近的许多进展,同时使翻译研究者,尤其是口译研究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课题。语言学向篇章语言学、会话分析等跨学科的发展和其他类似的观点与翻译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所采取的观点是相似的。 (张美芳:2006,31

15、-35)第三,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一直是相互交叉和平行进行的。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离不开文化;翻译的文化研究,更离不开语言。只是在某一时期,倾向不同而已。文化转向从来也没有替代语言学的研究途径。即使在我所说的“前语言学时期” ,也是通过语言的分析进行文化的研究。古代语文学研究语言,主要是给政治、哲学、宗教、历史、文学方面的经典著作作注解。翻译研究采用的语文学方法,也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对文献词语进行解释的。现代语言学引入翻译研究之后,其重点是分析和比较不同语言的结构及其之间的转換规律,焦点放在“翻译对等/ 等值”和“可译性”等概念上。语言学派通过对翻译中语言转换的分析,探寻不同语言结

16、抅转换的规律。而且,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语言学也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在向文化研究靠拢;语言学者不仅注重了语境的研究、功能的研究和篇章分析,更发展了社会语言学,而 8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语言和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此同时,在语言学中又出现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文化语言学,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语言,把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作整体考察,并把语言看成是主要的文化现象,从而把文化研究与语言研究更紧密结合起来。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必将对翻译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从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微观研究,探讨词汇、语法和话语的翻译和源语文化因素在目的语中的表达方式,以使

17、译文在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中产生原文在源语文化背景中相应的效果。而文化学派对翻译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的研究。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作对目的语文化和社会构建所起的作用。文化学派通过对翻译中语言转换的分析,看到了这种转换背后的驱动力政治、权力、意形态、文化系统等。但这种影响也只能通过对翻译中语言转换的分析,才能确定的。我们需要语言的证据来证明文化的影响的。因此,无论是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翻译研究都离不开语言。也正如切斯特曼引用 Maria Tymoczko 所说的,我们需要两种途径。文化分析有助于解释语言的选择,而翻译中的语言特征又具有文化的意义。我认为语言学将继续处

18、于翻译研究的中心位置。蒙娜贝克也说:“翻译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活动,但研究意识形态不能空谈。研究文化差异、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都要从语言人手,因为文化差异、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后殖民主义等问题都要通过语言来体现的,因而借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建构翻译研究的分析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张美芳:2006,31-35)当然,若要探讨语言决策的结果及其原因,就要到语言学范围以外寻找答案了。第四,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的研究要取得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语言学理论的进展。在语言学中,机器翻译是计算语言学的一个领域。机器翻译还要依赖于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语料库的建立、词典的编纂、词汇和句法等的语法分析、语义

19、的分析乃至语用的分析、语言的类型和语言的转换、生成等完全属于语言学的研究(冯志伟,2004) 。最后,我要说,翻译无非是译者对语言的操作/操纵和对文化的操作/操纵;或者说,是译者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操控,即语言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而对文化的操控最终还得落实到对语言的操控上。勒弗维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也认为, “翻译还得通过语言手段的运用对读者产生影响” (转引自郭建中,2000: 164) 。方梦之教授把语言学及其相关科学看作“一体三环”中的“第一环” ,即“内环” ,就是因为语言学科是翻译学的最重要、最直接、也是最早形成的外围学科(方梦之:2006, 1-6) 。因此,不论是翻译的语文学研

20、究,语言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离不开语言,离不开对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翻译与语言学有着天生的联系,翻译研究向语言学回归是必然的。四、今后我国译学发展的方向首先,在我们讨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时候,我们不能全面否定和拋弃以前的语言学理论。那种忽视甚至全盘否定语言学的研究途径是不可取的。同样,当我们今天谈论译学研究向语言学回归的时候,也不能否定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重大意义。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没有以前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第二,当前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就是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而翻译学需要进行多层次、多元化研究,已是当今译学界的共识。翻译研究是多层次、多视角的,各种研究途径和

21、理论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才能推动对翻译全面、深入的发展。更何况我们今天所说的“向语言学回归” ,决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在文化转向发生后向语言学研究的回归。因为,如上所述,语言学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微观语言学到宏观语言学发展的过程,对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打破了仅仅关注语言结构的对比和转换;而文化的翻译研究途径,更使语言学研究者能在文化大背景观照下,进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在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的实践工作者提高了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意识” ,那么,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过程,会具有更强烈的“文化意识” 。译学综合研究多元化的趋势,必将继续发展下去。第三,将会加强对非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

22、,或者说是加强应用翻译的研究。我在评论黄忠廉、李亚舒两位教授联袂推出的科学翻译学的文章中说广在踏进新世纪的门槛时,译学研究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译界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非文学翻译。这一趋向,实际上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初露端倪。这里的所谓非文学包括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娱乐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当推我们常说的科技翻译 。 ”(郭建中,2006:B3)纵观整个翻译史,尤其是 18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非文学翻译本来就占了翻译活动的主导地位。令人奇怪的是,文学翻译的研究却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大概一是学术界的褊狭,

23、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有研究价值,而非文学翻译是实用性的,对其研究无学术价值;二是非文学翻译,其中包括科技翻译,往往时间紧迫,翻译量大,从事非文学翻译的工作者忙于实践,无暇坐下来研究问题。但随着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非文学翻译实践的迅猛发展,翻译研究领域也随之扩大,非文学翻译这一领域也自然而然地进人了一部分翻译研究学者的视野。这一趋势在新的世纪必然会继续发展。诺德也说据我观察,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对专业翻译领域的翻译现象多做一些实证研究,包括文学翻译的和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张美芳:2006,31-35)第四,将会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这是加强应用翻译研究的必然趋势

24、。有一种误解是,好像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似乎是脱离翻译实践的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事实是,翻译研究派的领军人物勒弗维尔和巴斯内特都是从事口笔译实践的学者,而且,他们也竭力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的“序言”中,巴斯内特说我们(即勒弗维尔和她自己)都做过笔译和口译,因此都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理论问题。我们一直关注理论概念能为大家所理解,因为我们认为,让大家理解这些(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联系起来的一种方法。 ”(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2001 : vii-viii)埃德温根茨勒在为此书写的“前言”中指出,勒弗维尔在 1978 年文学与翻译的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

25、中说,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应该互相促进,两者的互动过程,才能使翻译这一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根茨勒在评论巴斯内特的翻译研究一书时又说巴斯内特为学者提供了理论发展史,也为诗歌、戏剧和小说的翻译实践家提供了翻译策略,从而又一次显示了翻译理论和比较分析对翻译实践的意义。 ”根茨勒认为,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多年的共同工作,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理论的兴趣,并不是把理论看作哲学思想,而是使理论对翻译实践家有用处(巴斯内特和勒弗维尔,2001:ix-xxii) 。由于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与语言层面的操作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因此,翻译研究向语言学回归,必然会使理论与实践更为紧密结合起来。万德维格在接受张美芳教授的采

26、访时说组织此次会议的初衷是希望把语言学者和翻译学者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令翻译研究更好地为翻译实践服务。 ”(张美芳,2006:31-35)第五,对我们来说,要使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密切结合,就必须加强汉外/外汉语言转换规律和文化移植规律的研究,亦即分析两种特定语言之间语言与文化的对等与对应研究,这种对比研究可以解释和揭示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是如何实现各种交际的,并为翻译实践提供策略和方法上的指导。诺德认为,研究翻译规范和翻译惯例,研究两种语言之间如何进行有效交际。分析不同的语言对和文化对,做比较研究目的是探讨不同语言如何实现各种交际功能(张美芳,20.Q6:31-35) 。当今,我们尤其要

27、加强汉外研究。据有关部门统计:“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 10:1 以上,而对欧美的逆差大约是 100:1 以上。从美国引进的图书版权有 4068 种,输出 14 种;从英国引进图书版权 2030 种,输出 16 种;从日本引进的图书版权 694 种,输出 22 种。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 至 1990 年,全国共出版翻译类作品2.85 万种,年均出版翻译作品 2192 种;而 1995 年至 2003 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达到 9.44 万种,年均出版翻译作品 10489 种。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翻译大国” 。但汉译外图书的出版

28、少得可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2004 年下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2006 年 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在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这一计划是资助国外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和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图书,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而采取的一项举措。因此,我们加强汉译外的研究,相信会对中国政府执行这一计划有所帮助。第六,加强文本分析的实证研究,对比原作和译作,分析两种特定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通过语言的分析,揭示语言转换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文化、文学系统等的驱

29、动力,分析翻译对目的语社会的文化建构和社会建构。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把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也必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最后,语言学和文化学与翻译学的研究,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翻译研究更好地位翻译实践服务,为跨文化交际服务。同时,我们在强调译学的语言学途径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译学文化学途径的研究;在强调研究汉外/外汉两种特定语言的翻译问题的时候,也不必忽视翻译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也不必否定纯理论的研究。例如,翻译的哲学研究,似乎离翻译实践很远。但是,翻译的哲学研究,能使我们从根本上认识语言的意义问题和翻译的本质问题,从而能形成译者的翻译观,而译者的翻译观则决定了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郭建中,2000:324 )翻译研究需要以翻译实践为基础,翻译实践也需要翻译理论的指导,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研究领域不同。有人喜欢搞翻译实践,有人喜欢搞理论研究;有人对语言问题更感兴趣,有人对文化问题更感兴趣;有人擅长宏观研究,有人擅长微观研究;有人热衷于纯理论研究,有人喜欢应用理论研究只要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中踏踏实实地做出成绩,就能促进我国译学这一学科的成长,就能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南宁言成翻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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