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19491976 文学思潮【教学目的和要求】本章主要讲述 5070 年代的文学运动与文艺思潮，学习本章要全面科学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明确认识“左倾”思潮的危害，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摧残。【教学内容】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文艺运动与文学思潮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 十年文艺思潮【教学重点与难点】第一次的召开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建国初期的三次批判运动；“双百方针”的内容。 【思考题】1、扼要叙述 19491976 文学思潮发生发展历程。2、扼要叙述第一次、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及对十七年文学的影响。3、本时期都进行了文艺运动？谈谈你对它们的认识。
2、4、 “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如何？给文学发展带来了那些积极的影响？5、谈谈你对样板戏的认识。6、如何评价文革文学？7、谈谈你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8、名词解释：第一次文代会 “双百方针” 纪要 样板戏【参考书】1、 周扬文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2、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3、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 1950 年版第一节 50 年代、60 年代文艺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 十七年文代会的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1、背景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的时间是 1949 年 7 月 2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3、国成立前夕。但是那时共和国宣告诞生也只是时间问题，当时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1949、年 3 月 5 日13 日中国共产党于河北省平山县西伯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是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基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伯村前往北平，开始筹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而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 1949 年 6 月 30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曾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重要文献” 。全国妇女、青年、工人、等群众团体组织已先后成立。第一次文代
4、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霞，筹备而召开的。2、召开 第一次文代会是由郭沫若提议、党中央批准而召开的，出席代表 824 人。这次文代会的召开，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与关怀。朱德代表党中央致祝词，7 月 6 日毛泽东亲临大会讲了话，周恩来作了长篇政治报告 。郭沫若、茅盾、周扬、傅钟分别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 在反动派压迫下的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 新的人民文艺 、 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报告，介绍和论述了国统区、解放区、部队的文艺运动情况，建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3、评价 第一次文代会是一次盛会。规模大、人数多。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艺术史和其他专史上都应占有一定的位置，
5、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结束，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积极的一面表现在：A、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新文学的经验教训；B、确立了新中国文艺运动的理论体系、发展方向，指明了实践的道路，明确了党领导文艺的方针与政策；C、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建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简称“文联” 。在这个组织下又分别成立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文学艺术各部门的协会。消极的一面表现在：A、第一次文代会基本上是肯定、照办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政策和具体的做法并将其推广到全国去，而未从全国解放后文艺界的新形势出发，创造性地对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和具体做法，做出相应的必要调整。违背了实事求是，情随势迁的
6、原则；B、第一次文代会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的传统和经验，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传统与经验，就相对地远不及对以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传统和经验总结研究的深，继承的好，甚至把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某些值得重视的经验当作“缺点”来加以否定；C、确立广泛团结的方针，强调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下团结是正确的，但对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宗派情绪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和制定相应的根除措施。另一方面也未能充分注意到不仅应在组织上实现大团结，而且应“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 。这就使后来的新中国文艺不能广泛的吸收一切有益的艺术风格艺术流派以真正形成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尽管如
7、此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揭开了新中国文艺的崭新的一页。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1.背景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建国以后党提出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战略部署和具体任务，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 “三反” 、 “五反” 、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些都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新生活的激流中去，老作家焕发了青春，新作家不断涌现，他们以饱满的激情，歌颂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场景。1952 年，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之际，党又提出了
8、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样从 1953 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提高，我们的文学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发表在主要报刊杂志上的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剧本等优秀的作品约 2000种，出版单行本约 896 种。但是在迅猛发展的现实面前，还是不能满足于人民群众的要求。为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求，有必要对四年来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肯定已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落后的原因，于是，1953 年 9 月 23
9、日至 10 月 6 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文代会。2、经过。 第二次文代会依然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和关怀。会前毛泽东对大会的内容、议程作了指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恩来以为总路线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为题，周扬以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奋斗为题，茅盾以新的现实新的任务为题，邵荃麟以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为题，分别作了报告。他们从理论上、创作上肯定了第一次文代会以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文艺工作者下一步的工作了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同时也是坦率地、认真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年来文艺工作的不足，并且系统地阐述和讨论一些文艺的基本规律的文题，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
10、题，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创作英雄人物的问题，加强文艺工作领导问题等。3、评价。 由于历史的原因，第二次文代会的上的提法与做法对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的反省是尖锐的、实事求是的，在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但由于显而易见的一元化理论模式的偏颇，使得会议上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缺乏科学性，如强调文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 ，要去“直接表现政策”等。这又为以后文艺界出现的政治性批判斗争埋下了理论的祸根。二、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的批判 1、过程 由孙瑜编导、赵丹主
11、演的电影武训传开拍于 1944 年，后因经费问题而中断。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面修改的剧本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当时上海尚属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继续拍摄。拍竣后的影片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局审查，1950 年 12 月开始在全国上映。 武训（18381896）原是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一个贫苦农民，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行乞兴学”和“苦操奇行”，而被清朝与民国时期的统治者和包括陶行知先生在内的很多文化教育界人士尊为“圣人”。饰演武训的著名演员赵丹也将这次表演视为其最重要的电影艺术活动。 武训传在全国上映以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就发表了四十多篇颂扬武训
12、和武训传的文章，上海的三家出版社还出版了关于武训的电影小说（武训传）、章回小说（千古奇丐）和画传（武训画传），大众电影还将电影评选为 1950 年全国“十佳国产片”之一。但是不久，诸如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和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这样的批评性文章开始出现。由此开始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电影武训传及其所表现的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广受欢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
13、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 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
14、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全国各主要报纸均都转载了这一措词严厉的社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三天以后（1951 年 5 月 23 日），文化部电影局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原先对电影及武训其人的肯定性评论迅速从报刊
15、上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只是一味的、在思想立场和思维方法上与“社论”完全一致的批判。周恩来和周扬等曾经支持或未阻止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检讨，当时的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局长夏衍还在 1951 年 8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的检讨。这样，起初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就被“升级”为规模巨大的政治批判运动。全国的所有报刊都在批判武训及武训传，不同的意见根本无法表达，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曾经肯定过武训的人，均都被迫进行了检讨，有的地方甚至还搞人人过关。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26 日发表“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武
16、训历史调查记和 8 月 8 日发表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算是在形式上为这一批判运动做了总结。2、评价 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不仅仅是因为武训这个历史人物或电影本身所存在的值得批判的问题，而主要是因为，武训和武训传在当时的广受欢迎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文化意识和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所欲建立的新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电影武训传以武训的“行乞兴学”反衬了太平军武装斗争的失败，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必然为刚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难以接受，因此也被后者命名为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而批判。更加重要的是，电影武训传虽然是当时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
17、营制片公司所拍摄，但其剧本审读、资金投入、最终审查的获得通过和在领导层的内部放映，以及在全国公映后的社会反应，都显示出很多共产党员甚至是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麻痹”，这使得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都极为敏感的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在其所撰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严厉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另一方面，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有着另外的目的，这就是接续了第一次文代会所曾开始的对于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清理，周恩来便曾明确指出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而电影武训传的主要创作者正是来自于 1949 年以前的国统区。毛泽东所发动并且在全国
18、所展开的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是 1949 年以后的政党领袖以其所特有的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充分运用民族国家高度组织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管理体制，并在文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而以执政党的文化理念直接介入文艺领域所首次展开的大规模实践。这一实践，就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来说，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作为在 1949 年以后所初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具有明显的激进色彩的文化实验，它的基本“经验”与运作模式在紧随其后的批判运动中都有明显的依循，所以说，它为后来的文学批判运动开了一个“先例”。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文学艺术来说，这一先例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它的自主性原则，也很严重地影响了文学艺术
19、的正常生产。自此以后，政治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入“文学”，文学自身的价值、尊严与原则，则近于消失。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过程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研究学派则被称为“新红学”，俞平伯（19001990）便是“新红学”中的重要学者。20 世纪 20 年代，俞平伯便已开始对红楼梦的研究。1952 年，他将 1922 年所写的红楼梦辨重新修订后，易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并相继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和读红楼梦随笔等多篇文章。这些著述主要发挥了“新红学”的“自传说”，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和“情场忏悔”。红楼梦的基本主题，也被概括为“色
20、”与“空”。而其艺术风格，则是“怨而不怒”。1954 年，李希凡与蓝翎投稿并附信给中国文联的机关刊文艺报，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未得发表与答复。后来，他们在 1954 年第 9 期的文史哲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当时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的江青要求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未能实现。后经折衷，文艺报1954 年第 18 期被指定转载了该文。主编冯雪峰还为该文撰写了持保留态度的“编者按”。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又发表了这两位作者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直接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联系起来。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士写了
21、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宗明义地指出李、蓝二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该信在历数了李、蓝文章的发表所受的“阻拦”及消极对待之后，紧接着指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
22、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 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明确定位为“错误观点”，并且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系统中加以批判，还在把俞平伯一类的知识分子明确赋予“资产阶级”政治身份的同时，以贬抑性的修辞指责他们的思想学术成果是“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这样，一个相当具体的“红学”问题便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一二元对立的“阶级论”的政治思想框架中经过扩展与提升，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仅在这封信中，批判的目
23、标指向，就已经不仅仅是俞平伯，而是“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俞平伯及其学术师承胡适的“红学”观点，而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也不仅仅是这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对立面，而且还包括“对他们投降”、“同资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大人物”。2、评价 毛泽东的发动，使得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动员起来，展开了规模宏大、势头凶猛的对于上述批判对象的批判运动。短时间内，全国共发表批判文章 300 来篇。很多学术机构中的知识分子，甚至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8 日连续召开 8 次
24、扩大会议，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文艺报也因持保留态度的“编者按”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议还通过关于文报的决议，“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撤销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实际上“意在打开一个缺口，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批判”，是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人物入手进而扩展至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非常清楚，其中“政治谋略”的因素相当突出。当时的文化官员也曾在“内部”大会上这样阐述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师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
25、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相对于 1950 至 1951 年间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一次批判显然要更加严厉，批判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其中文学体制的高效运作也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批判也涉及了 1949 年以前左翼文学内部所存在的、并且隐含于 1949 年以后的文学体制之中的分歧与矛盾，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冯雪峰的整肃之中。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县人。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诗人和编辑家。曾经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和书记。与鲁
26、迅、冯雪峰联系密切。抗战时期，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委和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创办并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派”的核心人物。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集中体现了 1949 年以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文学规范的设置、文学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与严重冲突。不过，这种分歧与冲突以大规模的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批判运动的形式爆发，却又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胡风在文学思想方面与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和作为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与忠实执行者周扬间的严重冲突，实际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
27、便已开始。随后，这种冲突又经历了好几个回合。1938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他要求把“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 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周扬、艾思奇和何其芳等延安文化界人士随即纷纷撰文展开了对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偏重于学习的“讨论”，而且，这些“讨论”大多局限于如何运用“民间形式”问题。相应地，国统区也展开了对此问题的讨论。其中，远在重庆
28、的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著作中却强调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经验反对把“民族形式”狭义地理解为“民间形式”，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死尸”。这与毛泽东和周扬等人所倡导的“民族形式”显然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还近乎是一种明确的理论挑战，便很自然地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重庆文化工作中的必须“纠正”的严重问题。四十年代，胡风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及其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又与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学思想表现出特别的不同。从三十年代起，胡风就坚持批评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重“体验”，倡“主观”，坚持能动的文学反映论。1945 年 1 月，胡风在其主
29、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他在同期所写的短评，也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客观主义的机械论。这“在客观”上，显然有悖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指示，也与讲话有着明显的分歧。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南方局才奉命在重庆组织召开座谈会，集中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及其所竭力推崇的论主观一文。但是，胡风非但没有接受对他的批判，而且还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深化与完善。1948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委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专辑再度对胡风发起了批判。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一文在“对于几种倾向的检讨”部分着力批判了胡风“所谓
30、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的理论“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认为“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实际上，这样的指责，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胡风的理论划入了毛泽东讲话的对立面，“已经是一个恶兆了”。然而，就在 6 个月后的 1948 年 9 月，胡风又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发表了有关文章，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体系。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在
31、关于文学创作的生活源泉问题上，认为“到处都有生活”，“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他认为人民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因此，应该坚持五四启蒙主义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在此意义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也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认为知识分子不一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改造”，而应该以自觉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动地搏击生活。非常明显，胡风的理论主张不仅回答与挑战着来自邵荃麟等人的批判，还几乎是直接地和“对应式”地指向了毛泽东的讲话所阐述的基本命题，而且，他还在著述中明确提出了对于延安整风、延
32、安文艺座谈会和国统治区文艺中心问题的不同看法。1949 年以后，毛泽东及其文艺理论的阐述者与执行者们依靠和结合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极其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并且通过对一体化的文学体制的充分营建，赢得了文学领域的话语霸权。他们对“顽固”的胡风派的排斥与批判不仅未停止，而且也无疑地处于力量上的明显“优势”。胡风、阿垅、舒芜的理论、鲁藜、路翎的诗歌与小说，甚至是胡风的歌颂毛泽东、歌颂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都曾先后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1952 年 5 月 25 日，舒芜在湖北的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检讨文章，同年6 月 8 日的人民日报在转载该文时，胡乔木为其所加的“编
33、者按”开始将习惯所称的文学上的“胡风派”贬抑为“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且作了类似于邵荃麟的文章所做的批判。至年底，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专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做了长篇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并先后由 1953年第 2 期和第 3 期的文艺报转载。愈加激烈的批判以及当时的文学体制对于胡风和“胡风派”作家与诗人的排斥，使得胡风开始全面地思考 1949 年以后中国的文艺领导及文学体制问题，也使他对自己及其朋友的处境开始担忧起来，因此，1954 年 7月，他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写作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面交
34、当时的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并请转呈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此外，胡风还另附了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信。胡风的万言书全面阐述了其对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包括文艺方针、文艺政策、文学体制等方面在内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意见与建议，并对其所遭受的批判予以反驳。1954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数次召开会议批评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文报的错误，胡风误以为这是他的万言书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重视而产生的后果，便在会上做了两次长篇发
35、言，猛烈抨击当时的文学官员。从此，“胡风集团”便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近乎是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步向深渊。就在胡风抨击周扬等人的上述会议上，周扬做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正式发出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战斗”号召。1955 年 1 月 2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进行了批判胡风的全国性动员。此后，全国报刊开始出现大量的批判文字。1955 年文艺报的第 1、第 2 期合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单册的形式随刊附发了胡风万言书的第二、四两个部分，供批判使用。这样，全国性的胡风文思想批
36、判运动全面展开。同年 4月 1 日，人民日报和第 7 期的文艺报发表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在林默涵和何其芳所加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样的罪名之后，又被加上了“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批判文章一浪高过一浪，时间之久，上纲上线之重，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同月，舒芜交出与胡风和“胡风派”其他人物的私人通信。1955 年 5 月初，周扬在文艺报加按语发表舒芜关于胡风宗派活动的一些材料。该文及舒芜交出的信件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重新撰写的按语指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37、胡风应当做剥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 同时，毛泽东还将舒芜的“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按照其指示发表于 5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胡风的“问题”，变成了“胡风反党集团”。5 月 16 日，毛泽东又为当天人民日报批判胡风文章的版面加写了按语，指出胡风等人是“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如果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几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损失”。胡风“问
38、题”的性质，又被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5月 17 日凌晨，胡风与妻子梅志在家中被拘捕，并被抄家。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处理胡风问题的指示，指出“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要求“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5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抄家所得的书信与日记整理出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为此所加的按语多有相当严重的政治罪名。6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毛泽东不仅撰写了全部按语，而且还将第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字样
39、改成了“反革命集团”。6 月 15 日，毛泽东指示汇集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并且亲撰该书的“序言”及大部分“注文”与“按语”。自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迅速扩展至全国。共涉及 2100 余人，拘捕 92 人，隔离审查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拖至 1965 年，胡风被判有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后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集团案”，成了 1949 年以后“涉及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案件”。胡风由 30 年代开始的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坚持，终于在 1949 年以后，“演变”成一幕举世震惊的巨大悲剧。2、从 1950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 1955
40、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最初的主要尚属思想批判的、“对事不对人”、“不追究个人政治责任”的批判运动，终致发展到 1955 年对“胡风集团”全国性的大规模逮捕与迫害，其中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作为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在批判运动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主导作用。在我们前面所述的批判运动中，运动的发起、批判计划的确定、对于被批判者的定性、甚至是为有关胡风的材料撰写按语和注文这样具体的事情，都是毛泽东亲自所为。 在这些极大地损害着中国文学甚至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构成巨大迫害的批判运动中，毛泽东的个人错误无疑是相当严重的。但是，“由于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这些错误，就不只属于
41、个人性质，其中有着中国制度文化诸多因素的重叠投影”。 在这些因素中，除了中国传统和苏联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之外，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的缺陷也不可忽略。电影武训传的拍摄曾经得到周恩来的首肯，剧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通过的，资金也是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予贷款支持。电影公映前，曾在中南海放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百多位中央首长”都曾在座，朱德还夸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常务副部长周扬、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的党政及主管宣传文化的官员也曾审查和观看，并对其表示赞赏。而当毛泽东发动对电影的批判运动后，上述人员不仅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迅速地纷纷检讨。“胡风事件”
42、中，毛泽东对胡风等人“反革命集团”的定性虽然为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和康濯等许多高层文化官员始料所未及，而且毛泽东也就这个问题征求了陆定一和周扬的意见，但他们所选择的，只是“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更何况，胡风写作万言书的起意，某种意义上，还与周恩来的建议有关。党内民主制度的缺陷，使得毛泽东即使做出相当错误的决定，也能够畅通无阻地得到执行。执政党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与滥用，也是批判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原因。1949 年所建立起来的全能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逐步整合进“国家”之中。整个中国的社会空间基本上已被国家所覆盖。而与文学实践密切相关的作家团
43、体、文学媒体甚至作家个人自然也被高度地国家化与组织化。相对于国家文学体制的“文学亚体制”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媒体被国家垄断，作家个人大多也成了国家的“单位人”。这样，执政党在文学领域所开展的文学批判运动，就可以无所不及地调动国家资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发动的每一场批判运动，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在全国掀起高潮。这与第一次文代会所建立起来的一元化的文学体制以及国家所垄断的文学媒体的高效运作。在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中，“中央指定宣传、组织、监察、公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5 人小组，负责领导清查胡风集团的工作，办公室设在公安部文化保卫局”。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竟至于调动国家的暴力资源，并且党（宣传、组织）
44、、政（监察）部门与后者（公安）合署办公。实际上，国家资源的垄断与滥用，以及这种垄断与滥用的逐步失控，正是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步走向暴力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不仅文学领域的自主性近乎梦想，而且，由于“领域”之外的政治力量与国家的全面侵入，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领域之有无，都是一个问题。当然，批判运动的得以展开，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缺陷以及中国民众的普遍盲从，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上述运动中，除了“胡风集团”特别是胡风本人的“顽强”抵抗和吕荧先生的“异议”勇气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唯唯诺诺的“检讨”、明哲保身的表态与众口一词的声讨，更加恶劣的，还有对被批判者的落井下石与惟恐牵连的远避。
45、三、“双百方针”1、提出 1955 年末和 1956 年初，中国的社会情势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如果在一两年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还有很大的市场，胡风之流还在思想战线上猖狂进攻，很多知识分子不能辨别什么是唯物主义思想、什么是唯心主义思想，不知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危害，那末，今天我们思想界已经大有进步”。这样的形势预示着，毛泽东所一直期待的社会
46、主义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即将来临。这样的目标，无疑需要知识分子的力量。这一点，正如1955 年 12 月 3 日光明日报社论所说的：“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本着这样的动机，中共中央在 1956 年 1 月专门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以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47、，又一次提出了这一方针。“双百方针”的公开宣布，应该是 1956 年 5 月 26 日陆定一在中南海向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一次报告。这篇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开发表于 6 月 13 日。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此外，陆定一还提出了“自由”这样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将“自由”阐述为“双百方针”的应有之义：“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8、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提出后，并没有立即出现提出者所期待并为“方针”所隐喻着的美好局面。这一方针使知识分子的心情相当复杂，大多数人都以观望与疑惧的态度沉默着。一方面，他们确实从这一方针中受到了鼓舞。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陆定一的报告、关于这一方针的媒体宣传，使他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诚意；但在另一方面，1949 年以后饱受批判于改造经历、特别是“胡风集团”的牢狱之灾，以及后来的肃反运动，使得他们并不敢贸然响应，而是担心其中隐藏着“一放；二收；三整”这样的政治谋略，所以，他们选择了更加谨慎的观望与沉默，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不说话，沉默地抵抗”的局面。为了消除顾虑、打破沉默，推动鸣放运动的展开，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重申了“双百方针”。3 月 8 日，他又邀请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艺界代表进行了座谈，指出“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他在批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侵害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