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2009 年第 6 期(总第 218 期)姓才徐THEN0R,n1ElNFORUMNo.6.2009TbtaINo.218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任晓兰(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222)摘要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 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 “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 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 “到 “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 “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 “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 .关键词 张之洞
2、 ;义利之辨 ;公利;私利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 3541(2009)06007104OnInheritanceandBreakthroughofZhangZhidongtotheTraditionalDiscussionofPublicInterestandSelfinterestRENXiaolan(SchoolofLaw,TianjinUniversityofFinance,Tiajin300222,China)Abstract:InlateQingperiod,ZhangZhidongpr0p0sedthatpeopleshouldpreferthepublic
3、interesttoselfinterestonthebased0fConfucianismviewof“payingattentiontojusticemorethatprofit“inordertosavingcountryinperil.Hetriedtofinishthetransitionofthetraditionalidea,fromthecountryshouldntgettheinterestwiththepeopletopayingattentiontothepublicinterestthroughthediscussion.Butheshowedthelimitatio
4、nofConfucianismSOthatheCalltbereformerthepmssofmedemization.Keywords:Zhangzhidong;thediscussion0fjusticeandinterest;thepublicinterest;theselfinterest清末,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时代的裂变,晚清文人志士置身于其中,大多在努力探寻挽救民族危亡,重振中华走向近代的道路.与之相适应,儒家一系列传统观念也在发生着转化,而“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 卷,传统 “义利“观的近代嬗变也颇为突出.以“ 儒臣 “自期的晚清重臣张之洞,要想顺利兴办洋务富国强民,就要首先
5、理顺“义 “与“利“之间的关系,而他“ 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的提法,也体现了其对传统“重义轻利 “观念既有继承,又有突破的时代特色.一,张之洞的义利之辨义利问题最早由孔子提出,他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 里仁 ),强调“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 ?阳货),追求“利“应该基于道义原则,所谓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论语? 宪问).孟子认为:收稿日期2OO90808“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孟子?梁惠王上 ),强调要讲仁义,行仁政,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导利.苟子云:“ 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主张民的欲望应有所节制,提倡以公义胜私欲.两汉
6、之后,先义后利便成为历代思想家占主流的观点,董仲舒说:“ 仁人者 ,正其宜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 ?董仲舒传 ),主张应以教化节制民众的利欲之心.宋代理学家更加强调义利之别,朱熹解释说:“义者 ,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论语?里仁集注)传统儒家对于义与利的基本看法可以概括为道义优先,儒家并不绝对排斥利,而是强调任何形式的利都必须符合道义原则,可以说,这一重义轻利的原则一直影响着传统士人的价值判断,时至晚清的申报也在1896 年载说利一文指出:“中国自正义不谋利之说起,而读书谈道之士遂以谋利为诟病.“然而,伴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这一固有一71的伦理观念便逐渐发生
7、了变化.“士大夫重利轻义,骨肉亲戚之间一粟一帛较算必清州(卷一,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朝野间很多人士开始对传统的义利观进行重新诠释,张之洞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对于儒者之“义“, 张之洞始终坚信“道者,所以立本也 ,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l41(而在选拔各级官吏时,张之洞更是特别强调:“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l4l(.而对于“ 利“的认识张之洞则经历了一个转变.在他从政早年,曾经坚信:“自古来养民之道,言兴利者扰而无终 ,求循良者逆而有功“l4_(.当时的他并未把讲求功利视为振兴国家的手段.但是,随着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不断加深,张之洞明白单单笃信“义理“,
8、已经无法挽救民族危机 ,在晚清时期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法只是欧美大国列强之问的游戏规则,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毫无信义可言.张之洞在对外交往实践中逐渐观察到:“中外相交与外洋各国相交亦难一致“_4l(,“外国性情,我强则助我,我弱则否“l .当有人将晚清的国际交往寄托于国际法时,张之洞更是明白无误地指出:“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 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 ;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
9、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4】( 随着国际交涉的增多,张之洞越发体会到:“今天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l4l(p.】,国际交往中起关键作用的,一日强,二日利,若国家没有实力.即使再讲信义,也会受尽侮辱而无可申雪,强调“ 利“是“强“的前提,利之所在 ,即强权之所在.张之洞还分析了中学和西学的特点,认为“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股,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I(p_l有鉴于
10、此,张之洞深感西学之必要,其根本之旨,正如他在给翟鸿书札中所自自:“ 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 曙沓一 I 驽一,于是,“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 ,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围则合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2J(p_J 由于深受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影响,当辜鸿铭闻忆有人指称张之洞兴办洋务是“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 “时,他勃然大怒,明确为自己辩白道:“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辨,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张之洞是
11、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所谓“公利“, 他大胆言利,主张“ 自强之端 ,酋在开辟利源,杜一72 一绝外耗“.他强调农,工,商三者在中国协调发展要性,“ 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 ,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饥矣“_4(.为此,他兴办实业,重视商业,修建铁路,开采矿产,操练新军,这些都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在处理和对外交往的事务中,为了保国之利权,张之洞更是把“功利“ 挂在嘴上.在光绪十二年(1886 年) 得知当时各省皆使用进 IZl 的铜铁 ,以致“ 徒使洋铁到处流通,大利尽为所夺 “后,又力主开铁运之禁,“兴矿务以惠商
12、民 “l4“.在发现各省皆用外洋银钱“以致利归外洋 “的局面后,张之洞试图购买机器自主制造钱币,他讲道:“窃维上古铸币,本意开山泽之矿,铸通行之货,固以利民,即以富国“,而本国自主制造钱币,可以“大利仍在中国 ,似于京外民用,边饷,边民均有裨益“,所以 ,应该“ 窃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为得体“【 ,从而“济民用而保利权 “【J(p_l.为了在织布行业国内外商战中占得先机,张之洞又连续奏请设置织布局,他指出:“是丝茶本为中国独擅之利,今已成为共分之利.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树“l(.并认为:“
13、购办机器设局织布,开中国自有之利源,杜外洋历年之巨耗,因时制宜,事不可缓“Hl(.在为修建铁路而筹款的建议中,张之洞更是抵制外洋人股,他指出:“铁务为将来之大利“P“,“铁路之设,有形之利在商 ,无形之利在国,有限之利在路商,无限之利在四民“,因而 “此项铁路,论旨以官督商办为指归,以不入洋股为要义.“【jl“ 当他发现西洋各国在我国建立邮局时,认为“中外通商以来,英,法,美,德,日本五国先后在上海设立彼国邮局,其余各口岸亦于领事署内兼设邮局,侵我大权,攘我大利,实有背于万国通例“,故请求清廷也兴办邮政之业.在开采矿物资源时,张之涧也坚决地表示:“矿务为中国自有之利源,断不能与外人共之“.在“
14、 私利 “方面 ,张之洞一生坚定儒术经常之规 ,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的信仰,讲求只要“端谨廉退,丝毫不苟,和平默讷,不与人争“,那么“ 群莫敢干以私“.他认为:“察吏之本,首在清廉 ;为政之方,贵乎平恕,从古未有不恤民而能言治者,亦未有不恤吏而能恤民者“f (粥,号召士子们 “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I(pl1,“廉正无欲,必有政绩可观“(9774),并告诫各级官吏“近来盐务各员大率营私害公 “4“1529),“朝廷奖拔所及,似尤以志节清刚 ,不染习俗者为先“,如果“当官有公尔忘私之志,则为国家所省者多矣.“如此 .应该“ 戒孳孳为利 .此乃天下通病,然须立志戒之.先除此病,然后可青品学,
15、经济.堕行干禁,多由于此“,“寒士谋生自有正道,止可择其不伤义者为之耳“,而“ 学者治生之道 ,修德勤俭,博学多能而已“,“岂必损人自利,作奸犯科,乃可生于人世哉?“当他升任抚督,官居二品,亦不讲排场,不事铺张,“自居外任 ,所到各省 ,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咖.他于广东任内过 5O 岁生日,为拒收寿礼,干脆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州明伦堂士绅“以公兴学育材 ,撰文为寿 ,媵爆竹三万,至辕门不得入.异归明伦堂燃放,时以为趣事“_6l().1889年(光绪十五年)7 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抵任之前,他便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俭朴,不得华侈繁费
16、,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莱,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账照数发还,万勿故违.“卷一 电牍 t|他自称:“服官四十余年,乡里未造房舍 ,置田产.兄弟除本房外,共五房,皆代置有庄田,无私财焉.“【4Jl而且在他弥留之际,他还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I4.,-,甚至于“ 文襄作古后 ,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_2“.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张之洞一生强调公利排斥私利的儒臣风骨,已然明白无疑.清廉的为官之道和体民恤民的儒者情怀,使得他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
17、,都颇得人望,“ 一时称贤“ I 卷陟. 可以说,浓郁深厚的儒学素养和久任疆寄的人生历程,使得张之洞在晚清纵横捭阖的内政外交中,表现出了一种独到的儒家文化特色.二,从“ 不与民争利“ 到“公利不可不讲“在传统儒家看来,重义轻利并不是完全排斥“利“,而是强调统治者应“不与民争利 “.大学云:“国不以利为利“,主张为政治国不应以营求财利为目的.礼记云:“据土子民,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宣称:“诸有大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两宋思想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 不与民争利“应该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朱熹曾经指责汉武帝用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的行为,“如桑弘羊聚许多财,以奉
18、武帝之好,若是鞴矩底人,必思许多财物,必是侵着民底,满着我好,民必恶卅在朱熹看来,专制国家不能无限制地侵夺民众的利益,即使是出于国家富强的目的,任何不符合道义的手段也是不能接受的.正如张载在语录中所说:“利,利于民则可为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古代思想家认为 ,好的政治与不好的政治的分界,就在于统治者是否营求财利,也就是说,统治者是否能够为民谋利.这一思想也一直影响到近代,如刘锡鸿认为:“金,银,煤,铁等矿利在焉,害亦存焉,非圣天子所贪求也“(,这种认识也成为刘锡鸿等守旧者反对修铁路,开煤矿的重要理论依据.近代中国,当张之洞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作为朝廷大员亲眼目睹了种种社会状况的危
19、机之后,发现国家只有富强才能抵御外辱,便立足于现实需要,为解除社会危机,积极主张开展“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予富强“的洋务运动 ,而且他兴办洋务影响力直逼洋务巨擎李鸿章,当时甚至出现了“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 的景象 .张之洞经济思想已经超越了中古的产业结构观念,他试图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综合安排工业,商业,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具体情况下,张之洞始终将由国家政权掌握经济活动的命脉列为实业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并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
20、达到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这无疑是对儒家传统“不与民争利 “这一观念的突破 .为了将传统的“不与民争利 “的观念顺利转化为“公利不可不讲“ 的观念,张之洞试图作出 “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j( 鼢的论证,按照张之洞的逻辑,既然利国与利民是相统一的,那么他兴办洋务大讲公利的作法就不算违背“不与民争利“的传统原则.张之洞论证到“事事注在养民,滴滴归于中土 ,利源日开,漏卮日塞.明有强国之效,暗有富民之益“4j(,为了说服清廷改建省内干路,他讲道:“初费巨资,后享大利,其功效次第,实在于此“.并进一步指出 :“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远得价则
21、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l4 所谓“ 权操于上,有所统一,利商利民,而即以利国“,“有益于民生而仍有益于国计者也“I(.正如张之洞派遣的留 It 学生张继煦对他的评价:“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或疑公趋重官营事业,亦进夺民利.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ll.事实上,虽然张之洞每每以“事关为民兴利,臣自当力任其难“【ic 自勉,也曾经指出:“为政以利民为先“(蚍),而今日自强要政“ 民生实业为先“p,但他的思想
22、并没有超出儒家传统“为民谋利“ 的民本思想的范畴.其实,朱熹在解释为政治国为什么不可以营求财力的理由时说:“义之和处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其宜,此便是义之和处,安得谓之不利.“ 可见,传统儒家讲求“为民谋利“ 实质上谋求的是民众对君主专制统治绝对服从,实际上便是“利君“. 张之涮指出:“保民在养,养民在教 ,教农 ,工,商,利乃可兴也 j嘣 ,“夫轻其徭者,所以不夺民之时,而劝其尽力于南亩也.薄其敛者,所以不竭民之财,而督其并力于正供也.此臣所以为民计,而不仅为民计者也.“ PI】可见 ,张之洞为民谋利的内在逻辑 ,依然是一种“ 统治者把经济意义上的利让与民众,换得民众在政治上的服从“J(fIl
23、 的民为国本而君为民主的专制框架.三,“ 私利不可讲“ 与张之洞义利之辨的理论局限古代思想家在认识到义与利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只有先义后利,才能拥有优良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一73也习惯于把义利之辨理解为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把对于义与利的态度看做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传统儒家所以重道义而轻功利,就在于他们不承认“利“ 是人社会行动的依据.在某种意义上,张之洞在为自己兴公利进行理论论证时,不忘加上一句“私利不可讲“, 也是这种理解的体现.礼记?中庸 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儒家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逻辑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仁的品质,在具有仁的道德品质的前提下,人们的社会行为符合道义原则.在传统儒家看来,一个人能够成为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