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研究以归潜志为核心的历史考查 张宝珅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 在卫绍王即位前后, 金朝统治的山西地区开始涌现出众多名士, 他们广泛活跃在金末元初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领域。这一群体中的士人, 或行身立志, 经世致用;或存史立说, 警醒后人;或上承唐宋余风, 下启蒙元文学。他们的作为和成就既推动了金代的社会发展, 也创造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金末的山西之所以出现名士群体, 既有山西作为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 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条件;也有金代以文治国, 山西文教发达的现实原因;亦有金末风雷激荡、名士辈出的时代因素。关键词： 金朝; 山西; 名士; 归潜志; A Resea
2、rch on the Community of Celebrities from Shanxi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A Historical Survey Centered Around Guiqian RecordsZhang Baokun Abstract： Shortly before and after King Weishao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many celebrities started to emerge in the Shanxi region under the rule of the Jin Dyn
3、asty, who were active in extensive areas such as politics, the military, diplomacy, and 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start of the Yuan Dynasty.Among the scholars of this community, some were firm in their purpose and belief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practical administra
4、tion of public affairs, some resolved to preserve history and advance their own theories to war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f possible dangers, and some inherited thetradition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inspired literary creations of the Meng and Yuan period.Their behaviors and achievements not
5、 only pushed forwar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Jin Dynasty, but also created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to the reasons why there emerged a community of celebrities in Shanxi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include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that Shanxi w
6、as one of the origins of the Huaxia civilization and had a very rich cultural foundation, but also the realistic reason that Shanxi had a flourish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cene under the rule of the Jin Dynasty that promoted a cultural approach in governance, and the age factor that many celebri
7、ties emerged in the tumultuous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金末士人刘祁在他私家撰著的笔记体史志著作归潜志中提道:“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 世传云中三老图, 魏参政子平宏州顺圣人, 梁参政甫应州山阴人, 程参政晖蔚州人, 三公皆执政世宗时, 为名臣。又, 苏右丞宗尹天成人, 吾高祖南山翁顺圣人, 雷西仲父子浑源人, 李屏山宏州人, 高丞相汝砺应州人, 其余不可胜数。”的确, 自大定、明昌之治起, 金朝所在的中国北方区域就处于一个文化发展时期, 元朝史官对金的文治水平极尽推崇, 认为“金用武得国, 无以异于辽, 而一代制作
8、能自树立唐、宋之间, 有非辽世所及, 以文而不以武也”。金朝治下, 山西更是文化恢复和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之一, 并且这一地区在卫绍王即位前后开始进入文化繁荣期。简而言之, 金末的山西地区, 名士辈出、文豪迭起。所谓名士, 即“有名之士”, 刘祁在归潜志中称金末名士为“一代伟人”, 并在归潜志前 6 卷中为他们作人物小传。刘祁所作人物小传和所记的金末遗事中涉及许多山西籍名士, 而且刘祁自言归潜志所记“不真及不见不闻者, 皆不敢录”,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基于以上两点, 本文便试以归潜志为史料核心, 并配合其他文献资料, 对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的整体风貌进行一次历史考察。一关于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研究
9、的学术回顾有关金代山西士人的研究, 前人已经有了很多成果, 下面简述一二。胡传志专著的金代文学研究;申维辰主编, 李正民、王醒编著的山西文学大系:第三卷宋辽金文学;以及李正民的金代山西文学论略等作品, 从文学角度对金代山西士人进行了研究综述。李宇星的地方志对山西本土金代作家信息增补研究、赵越的金代山西诗人群体研究、王万志的略论金代山西文人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原因等论文对金代山西文士做了辑录和整理, 同时论述了金代山西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成就。杜成辉的金末文坛领袖雷渊兼谈辽金时期西京的出版印刷业, 吕秀琴、杜成辉的金末文坛黄派领袖雷渊, 顾文若的从李献能交游论其在金末文坛中的作用, 潘晓的金代浑源
10、刘氏家族文学研究, 郭九灵、李林霞的金代山西地区进士家族研究等文章则分别考证论析了金代山西籍名士中的个别人物或家族。总体上看, 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且意义重大, 但研究方向大都是从文学或地域文化角度来考查、分析金代山西籍的士人群体, 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涉及金末山西名士辈出的繁荣局面和这一群体的作为和成就情况, 但对其进行专门系统探讨的文章尚乏善可陈, 这也正是写作本文的意义所在集中分析从卫绍王即位到金朝灭亡, 乃至元初这一历史背景时期下的山西籍名士群体, 以探求这一群体产生的原因和他们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二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概述山西地区在金代的行政区划上包括河东北路、河东南路大部和西京路的一
11、部分, 根据金史地理志的记载以及今天的地理区域划分, 可知金朝在今山西境内共设有 4 府、24 州、108 县。作为较早被金朝统治的汉族聚居区, 金源治下的山西地区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特点, 这种文化背景之下, 金朝前期的山西就已出现了刘、孙九鼎、乔扆等名士;到金朝中期的大定、明昌年间, 山西则涌现出了李晏、刘汲、赵可、赵述、郝俣、元德明、刘昂等又一批文人学者;最终在金朝末年, 山西形成名士并起的局面, 杨云翼、雷渊、刘从益、刘祁、李献能、李献甫、元好问、李汾、李俊民、王渥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刘祁在归潜志中较为翔实可靠地记录了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中部分成员的具体籍贯和出身、履历, 现就主要依据
12、归潜志记载, 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 对其进行汇总整理, 结果如下表 (见下页) 。该表共汇总了金末山西名士 41 人, 当然, 这 41 人只是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中的一部分,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也是其中的翘楚, 有足够代表性。从具体籍贯上看, 这 41 人来自山西四面八方。从出身履历上看, 他们大多数都曾应试科举, 登第的名士基本都有在朝为官的经历, 履历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未曾擢第的和不试科举的名士, 则多选择隐居乡里, 以诗文为乐。从结局上看, 时逢金末元初, 他们或死于刀兵, 或卒于疾病, 还有的失踪于乱世, 这与赵琦所总结的, 由于金蒙战争, 士大夫“大量死
13、亡、流徙、失业和被驱为奴” (7) 的论断基本吻合。总体而言, 金末山西籍名士在政坛上甚有作为, 在文坛上也颇有建树, 下面就对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分别加以论述。金末山西名士籍贯、出身、履历表 下载原表 金末山西名士籍贯、出身、履历表 下载原表 金末山西名士籍贯、出身、履历表 下载原表 金末山西名士籍贯、出身、履历表 下载原表 金末山西名士籍贯、出身、履历表 下载原表 三金末山西籍名士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国古代士人多秉持“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信条, 梦想从政为民、造福一方, 金末山西籍名士也不例外。在金末朝局混乱、政变频发, 政治环境相当混沌的情形下, 仍有很多山西籍名士不畏仕途险恶, 他们或在
14、朝廷中枢、或在州县地方, 或主持军事、或专司财政, 方方面面, 几乎无处不在。可以说, 山西籍名士群体是金末政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和重要力量, 他们的政治成就非常可观。(一) 秉政朝堂, 建言议事有很多山西名士通过自身努力, 得以入宰中枢、执掌机要, 如高汝砺、胥鼎、李巩、李复亨等人。高汝砺一生宦海沉浮, 在金末朝堂为官数十载, “入户部, 专掌财赋。迁尚书, 改三司副使, 倡行钞法, 以代货泉”。宣宗南渡后, 他又为相十余年, 刘祁评价其“金国以来书生当国者, 惟公一人耳”。胥鼎作为章宗时权臣胥持国之子, 毫无“乃父之风”, 在金末的危局之下, 他出将入相, 支撑金朝半壁江山, 后因劝
15、阻金宣宗“伐宋取蜀”被罢官。刘祁说他:“通达吏事, 有度量, 为政镇静, 所在无贤不肖, 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 书生有方面之柄者, 惟公一人而已。”另外, 还有李巩、李复亨叔侄二人相继为参知政事, 并成为一时美谈, 二人最后全都为抗蒙而死。宰执之外, 山西籍名士还多出任各部高官。例如杨槙官至户部侍郎, 在行部河中时, 城破自杀;工部尚书李元忠, 在任时“审决河南冤狱, 多所平反”, 致仕后, 仍一心奉公, “每朝廷有政事不合, 或民间利害, 屡上言”;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杨云翼“练达吏事, 通材也”, 南渡后, 他“鞫狱以宽恕”, “尝上疏谏宣宗南征”;在金哀宗即位之初, 杨云翼还“侍上讲尚书
16、贞观政要数篇, 间亦及民间事”, 并与赵秉文“采集自古治术, 分门类, 号君臣政要, 为一编进之”, 可谓忠心体国。除却上述宰执和部堂高官, 在朝的其他山西籍名士也恪尽职守, 频繁为国事进言。如陈规, “南渡, 为监察御史, 上宣宗十事, 直言当时得失”, 他还因此忤逆了宣宗, 被贬出朝。金哀宗即位后, 陈规仍是屡番进谏, 史载:“ (陈规) 为右司谏, 数上书论事。改刑部郎中, 以事罢。再为补缺, 复拜司谏, 言事不少衰, 朝望甚重, 凡宫中举事, 上曰:恐陈规有言。近臣窃议, 惟畏陈正叔, 挺然一时直士也。”此外, 刘从益在做监察御时史, 也经常建言议事, “与当路辨曲直”, 他还曾为此得
17、罪权贵而去官降职。(二) 出职地方, 治吏理民在金末, 也有很多山西名士在地方为官。张翔任太康令时, “莅官清苦, 有治声”;申万全在为郑县令时, “爱民慎狱, 不为赫誉, 邑民便之”;冯延登做宁边令时, “霜害稼, 民艰于食, 延登发粟赈贷, 全活甚众”;王特起“尝为沁源令, 政颇严”;郭伯英“为南顿西平令, 有治迹”。雷渊更是履历丰富, 他历任过泾州录事、东平录事、东阿令、徐州观察判官、英王府文学、翰林应奉、监察御史、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和翰林修撰。在做御史的时候, 他常以霹雳手段打击地方奸恶势力, “ (雷渊) 出巡郡邑, 所至有威誉, 凡奸豪不法者, 立棰杀之”, “至蔡州,
18、缚奸豪, 杖杀五百人, 又号雷半千”。由于雷渊执法过于严酷, “为小人所讼”, 导致罢官。刘从益做叶县令时, “修学励俗, 有古良吏风”, 当时金朝用兵不断, 叶县“户减三之一, 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 因此, “从益请于大司农, 为减一万, 民甚赖之, 流亡归者四千余家”。在刘从益被召回朝中时, 当地“百姓诣尚书省乞留”, 更有甚者, 在得知刘从益去世的消息后, 叶县民众“以端午罢酒为位而哭, 且立石颂德, 以致哀思”。(三) 随师征伐, 参与军务从卫绍王时开始, 金朝与蒙古就连年战争, 和西夏、南宋也是边衅频开。大厦将倾之际, 山西士人投笔从戎, 也走进了行伍之中, 他们随军参谋, 甚至
19、主掌一军。胥鼎在朝为相, 出朝则掌军, 从卫绍王大安年间开始, 到金宣宗兴定年间, 胥鼎先后“出镇平阳行台河中进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 移镇京兆”, 所到之处“兵民安辑”。李巩、李复亨叔侄也曾以参知政事身份分别出镇平阳和同州。掌军统兵之外, 更多的山西籍名士是作为僚属参谋随军。申万全在哀宗正大末年, 被“南伐行台辟掌书檄”, 随军征宋;聂天骥也曾被“平凉帅辟为经历官”;王良臣“从李天英北征, 遇害”;王渥擢第后名声远播, “为时帅奥屯邦献、完颜斜烈所知, 故多在兵间”, 之后他还做过枢密院经历官, 哀宗天兴元年 (1232) , 王渥“从赤盏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郑州西, 遇北兵, 大战, 殁于阵”;
20、李汾客居唐邓期间, “会北兵入境, 恒山公武仙署为掌书记”;李献能曾经“出为鄜州观察判官正大末, 授河中帅府经历官又为陕府经历官”。诸如此类记载, 史籍甚多。(四) 充任使者, 出使外邦金朝末年, 政权林立, 各方相互角力, 外交活动频繁, 一些山西名士也参与其中, 他们担任使者, 出使外国。冯延登曾“奉使北朝, 逾年归”。回到金朝后, 他因功被升为吏部侍郎。王渥则曾出使南宋, 他在和南宋交涉时非常机敏灵活, 还因此被南宋方面看重。归潜志如是载道;“ (王渥) 使宋至扬州, 应对华敏, 宋人重之。”王渥同样因出使有功, 得到升迁, “回为太学助教, 充枢密院经历官”。相比冯、王二人, 李献甫的
21、外交成就更加突出, 他曾做冯延登的随从官员, 参与同西夏的议和, 并在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史载:正大初, 夏使来请和, 朝廷以翰林待制冯延登往议, 时献甫为书表官, 从行。夏使有口辩, 延登不能折, 往复数日不定, 至以岁币为言, 献甫不能平, 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 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 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匹, 典故具在, 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 非此例不可。”献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 岸然以君父自居, 夏国君臣无一悟者, 诚谓使者当以为讳, 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 以从赐姓之例, 敝邑
22、虽岁捐五十万, 献甫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 和议乃定。后朝廷录其功, 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如上所记, 李献甫的外交辞令可称义正言辞、有理有节。在他的努力之下, 这次出使不仅促成了议和, 而且为金朝方面争取了利益。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金末朝堂上山西籍名士众多, 而且他们大都干练爱民, 堪称股肱之臣。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朝的山西籍名士并无力改变金朝渐衰的国势, 这是由于宣宗在南渡后开始奖用近侍、胥吏, 疏远士人;加之宰执们办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 相习低言缓语, 互推让”, 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 以致山西籍名士在朝堂上并没有绝对的施展空间, 如刘从益、陈规、雷渊等人, “
23、或召补不愿, 或暂为, 遽告出, 皆不能终其任也”。四金末山西籍名士的主要文化活动从卫绍王时起, 金朝屡番遭受蒙古进攻, 山西一地更是征伐不断, 但这时期的山西在文学文化领域却迎来了兴盛。金末山西籍名士中出现了许多文学大家, 如杨云翼、雷渊、元好问等人。其实, 纵观整个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 他们的文学文化活动都异常活跃频繁, 也均有不俗的文学文化成就, 总结起来,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 追随前辈名士游学, 以增长见识、提高名气刘祁在归潜志中说自己平生有两大喜好, 分别是良友和异书。喜好良友是因为“良友则从吾讲学, 见吾过失, 且笑谈游宴以忘忧”。这可能也是其他名士在年少时喜欢跟随良师益友学
24、习的原因。刘祁在随父游宦南京时, 就开始和名士交往, 并“从名士大夫问学”, 他自言道:“兴定、元光间, 余在南京, 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颜诸公游, 多论为文作诗。”根据归潜志记载, 刘祁“从游”的名士还有很多, 其中山西籍的有申万全、陈规等人。其他山西籍名士成名之前也多追随前辈师友, 如雷渊, “从李屏山游, 遂知名”。另外, 还有刘祖谦“从赵闲闲、李屏山诸公游”;刘昂霄“从屏山游”;张翔“从士大夫讲学, 为文作诗”;元好问“从陵川郝浚 (晋) 卿学”;等等。山西籍名士也乐于奖拔后起之秀, 雷渊就是其中典范, 归潜志记载他“颇接引士流”, 以致“后进经公 (雷渊) 品题以为荣”。赵
25、秉文还将雷渊与最喜提携后进的李纯甫并列而论。(二) 为文作赋, 著书编集作为文人墨客, 山西籍名士们在生活中最主要的文化活动就是吟诗作赋。总体上看, 山西籍名士多顺应金末的复古之变, 效法唐人风骨, 具体看来, 他们又各有所长, 所作诗文也是风格迥异。其中, 刘从益“为文章长于诗, 五言尤工”;王特起“作诗极高”;王良臣“长于律诗, 尖新, 工对属”;冯延登“为文苦思, 尚奇涩, 诗亦新巧可称”;刘勋“平生诗甚多, 大概尖新, 长于对属”;王渥“工尺牍, 字画遒美, 有晋人风, 作诗多有佳句”;李汾“工于诗, 专学唐人, 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平生诗甚多”;雷渊“为文章专法韩昌黎, 尤长于叙事
26、, 诗杂坡、谷, 喜新奇工于尺牍, 辞简而甚文”;李献能“作诗有志于风雅, 又刻意乐章”;申万全“为文亦典雅有体”;梁询谊“文章豪放, 有作者风”, 等等。一些山西籍名士还将自己的诗文汇编成集, 如刘从益编有蓬门集, 李献甫有天倪集, 李俊民有庄靖集, 杨云翼“文字甚多, 家有集”。在金末山西籍名士中, 文学成就最高的当属元好问, 史载元好问:“为文有绳尺, 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 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 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 揄扬新声, 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 故老皆尽, 好问蔚为一代宗工, 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元好问编著的诗文集和论
27、著也最多, “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一卷、诗文自警十卷”。(三) 交游唱酬, 相互答对在名士群体中, 士人们常三三两两地结成知己好友, 其中相互交好的山西籍名士有刘祁与张翔、刘祖谦, 冯延登和刘从益, 元好问和刘昂霄、李献甫、李汾等。但要说交往对象最为广泛的山西籍名士, 则非雷渊莫属, 归潜志记载他:“喜结交, 凡当途贵要与布衣名士, 无不往来。居京师, 宾客踵门, 未尝去舍。”因此雷渊结交下的挚友也最多, “ (雷渊) 初善李屏山, 后善冯公叔献, 后善高公献臣, 最后善赵公周臣、陈公正叔”。另外像梁询谊、刘昂霄、刘从益等人, 也无不与雷渊相善。名士之间交往最主要的
28、活动方式是诗词唱酬, 归潜志中记载有:陈规“晚喜为诗, 与赵、雷诸公唱酬”;刘勋“南渡居陈, 数与余先子 (刘从益) 唱酬”。相善的名士们若是齐聚一处, 还经常会一起品评诗文, 相互答对。如“正大初, 赵闲闲长翰苑, 同雷希颜、元裕之诸人作诗会”, “ (刘从益) 尝与雷希颜、元裕之论诗尝在史院与屏山诸公唱和李唐卿海藏斋诗舟字韵, 往返十余首后居淮阳, 与刘少宣唱和村字韵, 亦往返数十首”, “ (刘从益) 主长葛簿时, 与屏山、张仲杰会饮, 坐中有定磁酒瓯, 因为联句后居淮阳, 冀京父来过, 雪夜联句又, 李钦叔来过, 李子迁在座, 会合联句”。高汝砺为相时, 还曾在七十大寿之际专门“会乡里
29、交旧, 且求作诗文”, 雷渊和刘祁都有参加。若是交好的名士分居两处, 他们则会通过书信往来以答对, 刘祁就曾经充当过父亲刘从益和赵秉文之间的“信使”:先翰林罢御史, 闲居淮阳, 种五竹堂后自娱, 作诗云:“拨土移根卜日辰不数山王咏五君。”以寄赵闲闲。会闲闲亦于闲闲堂后种竹甚多, 一日, 礼部诏余曰:“昨夕欲和丈种竹诗, 牵于韵, 自作一篇, 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诗云:“君家种竹五七个何时相对倚阑干?”先子夏和其韵云:“我家陈郡子梁园得如闲容倚阑干。”(四) 为亡友题写挽诗, 撰志表碑文在刘从益去世后, 很多山西籍名士写挽诗来祭奠怀念他, 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载了相当多这方面的诗文, 比如陈规为刘从
30、益作吊诗有云:“骢马余威行尚避, 仙凫善政去犹思。”雷渊也曾为刘从益作挽诗, 并留下妙句:“乡校连裾春诵学, 上庠同榻夜论心。”此外, 名士为与自己交好的友人撰写志表碑文也是当时风尚, 比如马天采在李纯甫去世后, “为写真, 且题以赞”。雷渊交友广泛, 因此撰写的碑志也相对较多, 其中就包括有李纯甫的墓志、刘从益的墓志以及高献臣的祭文;刘祖谦则曾为李纯甫撰写过祭文;再之后, 雷渊、赵秉文的墓志都是由元好问撰写, “迨雷、赵之殁, 既葬而后, 元裕之志之”。(五) 钻研佛、道, 贯通三教有金一代, 佛、道两教都有了长足发展, “儒、道、释三教合一, 是金代文化发展趋势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到了金
31、末, 一些僧侣、道士通晓儒学, 经常和名士交流, 例如武川人僧德普“与士大夫游”, 僧圆基“喜与豪士游”, 全真教的道人中也有很多与士人结交。同样, 士人们也乐于钻研佛经道法, 其中也有山西名士, 例如刘祖谦“博学, 兼通佛老百家言”;马天采“杂学, 通太玄数”。还有个别名士融汇儒、佛、道三教, 如董文甫, “其学参取佛老二家”。刘祁在归潜志中还记载了董文甫拜访刘从益时二人秉烛谈道, 自己在窗外偷听的事情:“兴定初, 余先子居丧淮阳, 公 (董文甫) 乘传过焉, 谈道竟夕。余时为童子, 窃听窗下。盖其于六经、论孟诸书, 凡一章一句皆深思, 思而有得, 必以力行为事, 不徒诵说而已。既去, 先子
32、大称之。”由此可见, 董文甫于三教学说确有独到见地。综上所述, 金末山西籍名士普遍重师善友, 他们文学文化活动丰富, 以诗酒唱和, 以词赋答对。这些文化活动不仅增加了这一群体之间的的情感联系和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 同时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山西籍名士大多在文学上有颇高的造诣, 这也是他们得以称名士的重要原因。在金末, 山西名士最初的代表是杨云翼, 他晚年“与赵闲闲齐名, 为一时人物领袖”, 共掌金末文柄近 20 年。稍晚成名的是雷渊, 他才华横溢, 被称为“中朝第一人”。金朝灭亡前后, 元好问继杨、雷之后成为山西籍名士中的又一领袖, 独领一时风骚。在这三人之外, 像刘从益、刘祁父子
33、, 李献能、李献甫兄弟, 段克己、段成己兄弟, 李汾, 李俊民等名士也都以诗文见称。通过这种名士领袖衣钵的传承, 同样可以看出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五金亡后的山西籍名士群体以刘祁、元好问为例金末, 随着宣宗“贞祐南迁”, 大批山西籍名士南下。金朝灭亡前后, 这批名士中的幸存者在“壬辰北渡”的浪潮中, 又辗转千里重返山西故土。当时从河南回黄河以北可谓道路艰难、险阻不断, 元好问记载下来的北渡情景甚是凄凉, “是冬大饥, 生口之北渡者多饿死。又藏亡法严, 有犯者, 保社皆从坐之。逋亡累累, 无所于托, 僵尸为之蔽野”。这种恶劣的条件下, 只有少数山西士人得以平安回归故里。此时, 经历亡国、身为金朝遗
34、民的他们是何种心境?在新朝治下, 他们又做出了哪些取舍?下面就以刘祁和元好问为例简析金亡后的山西籍名士群体。刘祁在南京城失陷后, 于天兴二年 (1233) 五月, 带领全家北渡, 辗转 2000 余里, 历尽艰辛, 最终返回故乡浑源。回到浑源后, 刘祁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归潜堂”, 开始潜心治学, 基于“昔所与交游, 皆一代伟人, 今虽物故, 其言论、谈笑, 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鉴者, 不可使湮没无传”的情感, 他于此时完成了 14 卷归潜志, 旨在“异时作史, 亦或有取焉”。此后, 刘祁再次南下, 参加蒙古在南京开设的科举, 并一举夺魁。在历任山西东路考试官、征南行台幕宾后,
35、刘祁于海迷失后三年 (1250) 春去世, 享年 48岁。回顾刘祁一生, 他基本都在为自己“修身治国平天下, 穷理尽性至于命, 进则以斯道济当时, 退则以斯道觉后也” (7) 的志向奋斗奔波, 虽不完全尽如人意, 却也为后世留下了可观的文化遗产。元好问与刘祁不同, 他回到家乡后, 虽与很多蒙古高官有书信往来, 还多次向他们推荐人才, 但他自己却屡次拒绝蒙古征召, 没有再重返仕途。晚年的元好问以著作自任, 他认为“金源氏有天下, 典章法度几及汉、唐, 国亡史作, 己所当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在请求官方帮助失败后, 他在自己家中建造一亭, 每日在亭中著述, 并将此亭命名为“野史亭”, “
36、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 采摭所闻, 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 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 可谓著作等身。元宪宗七年 (1257) , 元好问去世, 享年 68 岁。其他幸存的山西籍士人大体都如刘、元二人, 或重入仕途、再展抱负;或寄情山水、不仕新朝。不过, 无论如何选择, 作为士人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著书存史。元好问能裒辑金代文人的诗作, 著成中州集, 离不开另外两位山西籍名士冯延登和刘祖谦的鼓励。元好问曾回忆:“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冯、刘之言, 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以来, 诗人为多。不总萃之, 则将遂湮灭而无闻, 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
37、人之诗, 随即录之。”正是由于有刘祁、元好问、冯延登以及刘祖谦这些山西籍名士的存在, 才出现了归潜志中州集和壬辰杂编这些著作, 它们共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有关金元易代之际的人物典故, 并对元修金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山西籍名士群体也通过这种以文存史、以诗存史的方式, 在金亡后续写了自己多彩的人生。六金末山西出现名士群体之原因简析根据前面对金末山西籍名士群体的探析,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历史画面:金朝末年的中国北方局势动荡、狼烟四起, 社会经济凋敝, 百姓流离失所。此情此景之下, 山西地区却井喷式的出现了一个名士群体, 无论是入仕还是隐遁, 这一群体中的成员都成就斐然。这种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后人
38、深思其背后的历史缘由, 对此, 笔者认为至少可归纳为三点:首要原因就是山西地区作为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 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山西又称“三晋”, 从上古开始就是中华文明中心之一, 据传尧、舜、禹就都来自山西。历经千年沉淀, 作为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 山西一带从大唐立国开始就文化昌隆、大家辈出, 诞生过诸如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柳宗元、温庭筠等众多文人才子。文化的传承是有惯性的, 即使是在宋辽分统时期, 山西整体的文化发展也仍然呈蓬勃之势, 宋辖的山西南部出现了毕士安、文彦博、司马光等辅国文臣, 辽统的山西北部则出现了诸如刑抱质、刑抱朴兄弟这样的人中俊杰。也正是这样良好的文化土壤, 才能在金
39、末孕育出又一个文化传承群体。其次, 有金一代虽以武立国, 但却以文治国, 这使得山西文化在金代又有所发展。自金熙宗开始, 金主多仰慕汉文化, 并大力推进文教事业发展, 加之金朝中期政治环境相对稳定, 社会经济水平稳步提升, 因此山西地区得以迅速摆脱金初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化开始复苏并有所发展。世宗、章宗时, 山西一地的教育体制和科举制度已相当完备, 这从府试地点设置就可见一斑, “大定间, 大兴、大定、大同、开封、东平、京兆凡六处。明昌初, 增辽阳、平阳、益都为九处。承安四年复增太原为十”。其中, 大同、平阳、太原均属山西, 由此可知当时山西官学的发达。卫绍王即位之初, 山西的教育规模达到
40、新高, 形成“大安初考试平阳, 举子万人”的盛景。此外, 山西的私学规模也有所扩大, “文治既洽, 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 士或带经而锄, 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综上, 可以说金朝的文治方针和成熟的教育体系是金末山西名士群体产生的先决条件。最后是时势造就名士, 社会动乱年代易产生慷慨悲歌之士。从卫绍王大安三年 (1211) 开始, 金朝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它外有蒙古铁骑虎视眈眈, 蚕食国土, 且还与宋、夏缠斗不断;内则有权臣弄政把持朝纲, 腐败纵生, 且天灾水祸频发。山西处在金蒙交界, 在金朝渐失对山西的有效统治后, 史载这一地区“豪杰哄起, 于是拥兵者万焉, 建侯者万焉, 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 坞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 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 断吁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 又各万焉。”这些豪强武装各立山头、相互征伐, 造成大量平民百姓离乡外逃, 山西一地的局势也更加动荡不安, 已完全丧失正常的社会秩序。在亲眼目睹家乡残破、百姓流离的场景后, 凡是忧国忧民的本土文人都会感慨万千, 他们无力改变时局, 只能以诗词一解忧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