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先秦“用诗”与汉四家诗解诗方式的形成 孙文起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 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存在着序体、章句、本事、美刺等典型的解诗方式, 这些解诗方式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用诗”以及“用诗”背后的诗教文化。用诗与解诗是共存相生的文化现象:礼乐歌诗、行人赋诗、引诗论史、言诗说理, 体现出诗在文化层面的被理解与被接受;而随着诗义解读方式的固定, 解诗者摆脱印象式批评, 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探寻诗义中的圣人之志, 解诗方式从此走向成熟。先秦用诗与解诗的互动关系, 是探知汉四家诗解诗方式形成的历史参照。关键词： 诗经; 解诗; 用诗; 作者简介：孙文起 (1981) , 男, 江苏徐州人, 江苏
2、师范大学讲师, 文学博士。收稿日期：2017-09-12基金：江苏省高校基金项目“叙事传统视域下的先秦两汉故事研究” (2014SJB382) The Use of Book of Songs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Four Schools Interpretation of Book of Songs in the Han DynastySUN Wenq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Han dynasty,
3、Qi, Lu, Han, M ao developed four schools of interpretation of Book of Songs involving its sequence, chapters, allusions and its “praise and satire”. The formation of the four schools of interpretation could be traced to the use of Book of Songs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its poetry culture. The use a
4、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ems coexisted in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banquet poems, chatting poems, historical poems and philosophical poems, w hich symbolized that Book of Songs w as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culturally. W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Book of Songs became modeled and w as made in a mor
5、e prudential w ay instead of being influenced by impressive comments, it became mature. Therefor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use of Book of Songs in the Pre-Qin dynasty and its interpretation is an effective w ay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our schools interpretation of Book of Son
6、gs.Keyword： Book of Songs; the use of poems;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ems; Received： 2017-09-12一、问题的提出“解诗”与“用诗”是诗经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如何在诗教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两者的贯通, 也困扰着学界很多年。长期以来, 我们所讨论的“解诗”与“用诗”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所谓的“用诗”主要指诗在先秦礼乐文化中的应用, 具体包括“礼乐歌诗”“行人赋诗”“引诗论史”“言诗说理”等多种形式。“解诗”通常指汉代经学体系下的诗义阐释, 具体可分为诗义阐释的内容以及诗义阐释的方式, 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解
7、诗内容上, 对于解诗方式的形成则有待进一步探索。汉代经师在经典解读过程中形成了传、序、注、解、章句等阐释体例, 这些体例和方法可统称为经典解读方式。汉代诗学有哪些解诗方式?诗序当然是首要的关注对象。然若从解诗方式的角度, 诗序其实是一个综合体。诗序中的本事、美刺以及序体本身均可视为诗义解读方式的一种。而在诗序之外, “章句”解诗的形式价值也值得注意。诗的解读伴随创作而产生, 当诗在文化层面的接受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解诗方式便有了普遍意义。诗在汉代有着不同的师法传承。汉书艺文志记载了齐、鲁、韩、后氏、孙氏、毛氏等六家诗。其中, 影响最大的当属齐、鲁、韩、毛四家。东汉韦贤、卫宏、薛汉、贾逵等人的诗
8、章句, 也基本依据上述四家分别阐说。四家诗是讨论汉代诗学的基础, 其中, 章句、诗序以及本事、美刺皆是四家诗常见的解诗方式。在系统的解诗方式下, 诗文本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 诗义阐释更加有序, 诗的经学地位得以确立。因此, 解诗方式的形成对于汉代诗学而言不仅存在形式问题, 其更意味着诗学阐释体系的形成。成熟的解诗方式不会是无源之水, 它的形式与内涵均要经历漫长的衍变和累积。然而, 由于两周诗教史料的缺失, 尤其是缺乏先秦时期较为系统的诗义解读文本作为参照, 汉代诗学始终难以在形式层面与先秦诗教相互贯通。事实上, 先秦时期诗的首要功能是应用, 所谓解诗方式的形成也与诗的应用性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在
9、国语礼记的记载中, 诗作为“四教”之一, 具有“造士”之功能。所谓“造士”, 即是对贵族子弟的培养。正如孔子所云, 学诗要“授之以政”, 又“能专对”1525, 这种诗的实用性解读往往通过丰富多彩的用诗活动表现出来, 先秦文献中有关用诗的记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诗教史料的缺失。因此, 如果将解诗方式的形成还原至“诗教”文化, 解诗行为与用诗活动便处于同一逻辑层面:诗的序体、章句、本事、美刺等形式皆可在先秦用诗文化中找到渊源;用诗与解诗所蕴含的思路与方法, 也在一定的历史空间里存在共通与交融。二、用诗与诗序体的形成“序”最初用于是经学解经,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诗序和书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序
10、以建言, 首引情本”2135。所谓“建言”意为讽谏, “情本”是指创作初衷。刘知几史通引孔安国云“序者, 所以叙作者之意也”323。序之功能主要在综括大义, 申说作者之意。随着施用范围的扩大, 诗、赋、文等各体文学广泛使用序, 序体也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序 (或者称序体) 是汉代经师解诗的重要方式。四家诗皆有序, 只是随着齐、鲁、汉三家诗的衰败, 相应的诗序也纷纷散佚。如今我们所说的诗序, 主要指毛诗序。自汉儒以来, 有关诗序的种种争论从未停歇。这些争论先是集中在诗序内容, 即序文涉及的历史背景是否可信。后来逐渐延伸到诗序的作者问题。今人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 本文在此不一一赘述。其实,
11、纵观诗序研究史, 欧阳修毛诗本义对诗序内容和性质阐释得最为透彻。欧阳修将所谓诗义分为“本义”和“末义”4128。简而言之, “本义”主要是诗作者的真实之义;至于“末义”, 乃是指历代经师对诗义的理解。此论启发意义极大, 今人通常会把诗序与诗本义区分开来, 诗序的存废之争也转向探讨诗序所依存的文化背景。诗序内容是不同时代的解诗者围绕若干诗论观点不断衍说, 或以某种解诗方法不断续说的结果。诗序形成的历时性特征意味着诗序内容多是解诗者继承师说而得, 以此来判断诗序创作时代会自然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诗序内容虽然经过历代经师累积, 很难厘清具体作者归属, 但序体作为一种解诗方式, 其形成的过程却是有迹可循
12、的。诗的编撰最初用于礼乐, 诗序体的诞生也与礼乐使用有关。毛诗序云“颂者, 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 告于神明者也”522。朱熹楚辞集注云“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62。在实际使用上, 颂诗往往与乐舞相配, 成为祭祀礼乐仪式的一部分。如礼记明堂位记载了祭祀周公之场景:“升歌清庙, 下管象, 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7845其中, 清庙象大武分别承担着诗、乐、舞的角色。诗以比兴言义, 直叙本义会破坏含蓄之美, 如借助序体, 诗的解读便可直达本义, “曲得其情”。对于具体诗篇而言, 其在礼乐祭祀中的使用自要有明确的规定, 而这种类似规范性的文字在后人看来便是对诗义的解读。毛诗周颂的小序分别对
13、各诗篇的祭祀功用有简略的介绍。如维清序云“维清, 奏象舞也”51890, 便是指在乐舞施用中, 用维清歌诗与象舞曲相配。此外, 属于郊祀范畴的载芟 (“春籍田而祈社稷”51997) 、良耜 (“秋报社稷”52006) 、噫嘻 (“春夏祈谷于上帝”51935) 以及与庙祭有关的清庙 (“祀文王”51881) 、天作 (“祀先王先公”51899) 、我将 (“祀文王于明堂”51913) , 其小序的功能也主要用于介绍诗篇的礼乐之义。不仅毛诗如此, 鲁诗周颂小序对各诗篇礼乐用途也有介绍。如维天之命乃“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81886;烈文乃“诸侯助祭之所歌”81005。相比之下, 鲁诗小序对诗的礼乐文
14、化色彩更为鲜明。小序所记内容虽然有限, 但从中不难推知礼乐体制下必然存在诗的使用规范。这种规范性的说明或在乐师中口耳相传, 或形于文字。然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 其实际功能皆类似于后来的诗小序。礼乐体制下, 学诗皆要有所用。如何在不同场合恰当地用诗, 不仅要求乐师精通诗的使用范围, 诸侯、大夫等贵族阶层也要准确把握具体诗篇的内涵大义。序是掌握诗义的有效途径, 随着风雅之诗应用到郊射、晏飨、外交等各个领域, 序体的功能价值必然会被强化。诗序的实用性存在可通过“歌诗必类”察得。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了晋侯与诸侯的一次宴会。晋侯提出“歌诗必类”。结果, “齐高厚之诗不类, 荀偃怒, 且曰:诸侯有异志矣。
15、”91026-1027 杜预在此注云“歌古诗, 当使各从义类”9464。意思是赋诗要据诗篇之义恰当地表达情志, 否则便是“不类”。“歌诗必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 它是先秦赋诗活动的前提, 建立在对具体诗篇内涵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上。在以“造士”为取向的诗教体系中, 诗的实用性决定了诗教内容应是诗篇的乐章之义与词章之义。其中, 乐章之义指的是诗在礼乐中的应用, 前文所论颂诗即是如此;词章之义则是指诗脱离了乐章, 在即兴赋诵中所要传达的意义, “歌诗必类”正是词章之义的实践要求。“歌诗必类”的基础与前提是对诗的篇章内容有较为充分的理解。理解的过程当然要在诗教中完成, 并最终应用到赋诗活动中。所以,
16、 就本质而言, “歌诗必类”属于用诗范畴, 它在无形中起到了和诗序相似的作用。而诗教对于诗“词章之义”的解说, 亦可视为诗序体的早期形态。随着礼乐社会的分崩离析, 到了春秋末期, 诗的使用逐渐失去礼乐的规范, 甚至出现很多僭越不类的行为。诗的词章之义也让许多士大夫感到陌生。左传记载中, 或有一方赋诗而另一方不知所云, 又有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而感慨周礼尽在鲁。种种迹象表明, 礼乐、诗教在春秋中后期出现了崩坏的局面。此时儒家之士认识到诗对于倡导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纷纷致力于重振诗教, 诗义解读也呈现出学理化趋势。然客观而论, 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对于诗的解读, 往往出于论道说理的目的, 强调的仍然是
17、诗的实用价值。再加之儒家对于诗教文化的推崇, 因此, 在解诗方式的选择上, 儒家更注重继承礼乐诗教遗留下来的旧有形式, 实现思想观点的有效表达。而就实际功能而言, 序体可以让解诗者的立场统摄诗的解读, 达到举纲目张的效果。所以, 儒家诗学会很自然地选择序体作为诗义解读的重要工具, 将诗教文化中有关歌诗实用性解读不断义理化, 并行之于文本, 成为后人所看到的“圣人之志”。三、用诗与章句疏解的形成章句是汉代经学注解经典的义例之一。诗经章句多见于东汉, 魏晋后散佚较为严重, 隋书经籍志已很少见到诗类章句。清人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诗经章句五种, 分别涉及鲁诗、韩诗和齐诗。汉代章句之学在魏晋时期迅速
18、衰败。究其原因, 除了玄学、佛教的冲击外, 其阐释的日益繁复也是致命缺陷。章句之学给后人的印象往往是动辄万言, 繁琐不堪。事实上, 章句原本作为经典阐释方式, 自有其合理之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了韩诗薛君章句 (简称章句) 两卷, 不妨试举一例:召南汝坟云“鲂鱼赪尾, 王室如毁。虽则如毁, 父母孔迩”。章句解释道“赪, 赤也;毁, 烈火也;孔, 甚也;迩, 近也”, “言鱼劳则尾赤, 君子劳苦则颜色变, 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 犹触冒而仕者, 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 为此禄仕”10955。从此例不难看出, 章句解诗并非尽是空疏之言, 其基本模式是以字词训诂为基础, 进而申说大义。诂训部分专
19、注于字词之义, “大义”侧重诗篇的整体理解。就解诗义例而言, “章句”于训诂、大义兼而有之, 是较为有效的解诗方式。这一点, “章句”与“故训传”颇为相似, 两者皆综合使用训、诂、传、注等多种经解方式, 带有鲜明的教习色彩, 是经解体例中较为高级的一种。所不同的是, “故训传”意到为止, 章句衍说则稍显铺张。章句解诗在东汉盛极一时, 但很快偏离了正常发展轨道, 饱受后学诟病。章句的兴起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东汉徐防五经宜为章句疏云“诗、书、礼、乐, 定自孔子;发明章句, 始于子夏”111500。据其所说, 章句解诗起源于孔子后学, 汉四家诗皆承其流。这种说法虽有一定臆测成分, 但在五经之中,
20、 章句义例深合诗体, 也最可能在诗的解读中被使用。“章句”本指篇章结构, 而后发展为经典解读方式。与散体文章不同的是, 形式结构的规律性是诗体的自觉追求。毛诗于篇后皆署章句之数, 说文曰“乐竟为一章”12102, “ (句) , 曲也”1288;段玉裁注云“歌所止曰章”12102。诗在文体结构上的独特性, 使其与章句有着天然契合。章句解诗在先秦用诗记载中亦可察得踪迹。譬如, 国语周语下载晋国的羊舌肸 (叔向) 出使周, 周大夫单靖公宴请叔向, 谨守礼法, 叔向对其赞不绝口, 并回忆席间共同谈论周颂昊天有成命。其云“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 於缉熙, 亶厥心, 肆其
21、靖之”13103-104。众大夫解之曰“成王不敢康, 敬百姓也。夙夜, 恭也。基, 始也。命, 信也。宥, 宽也。密, 宁也。缉, 明也。熙, 广也。亶, 厚也。肆, 固也。靖, 和也。其始也, 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 恭俭信宽, 帅归于宁。其终也, 广厚其心以固和之”13103-104。周大夫在叔向面前讲昊天有成命, 意在宣扬宗周之德, 此为用诗无疑, 然寻其内容, 却具备了章句解诗的一切特征。左传礼记有关“行人用诗”的记载, 也时常出现类似章句体例的解诗片段:诗 (小雅出车) 云:“岂不怀归, 畏此简书。”简书, 同恶相恤之谓也。9256 (左传闵公元年) (小雅常棣) 四章曰:“兄弟
22、阋于墙, 外御其侮。”如是, 则兄弟虽有小忿, 不废懿亲。9424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诗 (周颂有瞽) 云:“肃雍和鸣, 先祖是听。”夫肃肃, 敬也。雍雍, 和也。夫敬以和, 何事不行?71017 (礼记乐记) 行人赋诗多见于外交场合, “断章取义”又是“行人赋诗”的常用之法。在上述材料中, 左传引出车言同盟之义;引常棣宣兄弟之情;礼记引有瞽意在劝诫人君慎其好恶。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卢蒲癸云) 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焉”91145。“断章取义”意味着赋诗者会根据需要摘取诗篇某章, 用以表情达意。左传昭公元年曾记载楚国令尹与晋国赵孟晏飨赋诗的场景。当时令尹“赋大明之首章”, “赵孟赋小宛之二
23、章”91207。杜预云大雅大明首章“以自光大”91208, 即妄自尊大。而赵孟取小雅小宛二章“天命一去不复返”91208 之义, 以此规劝楚令尹。“断章取义”的前提是要对具体诗篇各章句有着深刻的理解。用诗者的意图虽有不相同, 但对于诗篇的理解与运用无不始自章句。章句解诗源自诗教, 其最初目的在于准确把握诗篇章句的内涵, 从而在特定环境下恰当使用。严格地说, 这种以实用为目的的解诗与汉代经学解诗有着本质的不同, 前者偏重于“赋诗”之用, 后者专注于诗人之志以及圣人微言。当然, 若从方法角度, 断章取义本身便蕴含着章句解诗的基本特征。在诸子的时代, 用诗常见于史论与诸子散文, “断章取义”更具有个
24、性色彩。左传、国语往往取诗篇章句之义评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譬如, 左传桓公十二年载君子引小雅巧言云“君子屡盟, 乱是用长”9134, 便是取章句之义批评诸侯无信。诸子散文中的用诗现象更为普遍, 特别是孟子荀子, 其文中大量引诗, 用以支撑说理。就整体而言, 诸子用诗各取所需, 主观目的往往会凌驾于诗义之上。断章取义其实在先秦用诗语境中本无贬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诗、书, 义之府也;礼、乐, 德之则也”9445。“义府”乃形象之说, 主要指诗内涵的广博和诗阐释的多种可能。在诗教背景下, 诗可以脱离礼乐环境而独立存在, 诗的表意功能随之得以强化。先秦诗教以“造士”为目的, 解诗并非单纯的诗义理
25、解, 其最终目的是要为贵族士大夫的用诗活动提供支持。章句解诗使得诗的阐释空间得以充分释放, 从而为用诗的繁荣创造条件。汉代诗学的章句疏解模式根植于先秦诗教, 随着礼乐文化以及诗教系统的衰落, 诗义解读的实用性渐被抽离, 章句解诗向纯义理方向发展, 最终成为“太史之职”“经师之业”。而与此同时, 原本在诗教体系中实用性较强的章句解读方式也发展成为经学义例之一。四、用诗与本事美刺的形成本事、美刺构成了诗小序内容的主体, 当然也都具有解诗的功能。就方式和方法而言, 本事用故事来解释作品的创作起源, 美刺则将政治评判作为作品本义, 赋予作品现实讽谏的功能。在诗小序中, 本事与美刺往往不可分割, 两者从
26、历史的角度阐释诗义, 将诗的理解置于征实可信的地位。本事与美刺在汉四家诗中均有使用, 相对而言, 毛诗因保存完整, 本事、美刺最为详备;鲁诗重人伦, 本事、美刺多言孝道、妇德;韩诗有外传传世, 本事衍说尤为精彩;齐诗多言灾异, 本事、美刺之说遗存较少。本事、美刺通常在诗的历史背景中发掘作品本义。如小雅十月之交记日蚀、地震之灾异, 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51033。小雅六月云“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5902, 小序称“宣王北伐也”5902。邶风击鼓曰“从孙子仲, 平陈与宋”5174, 小序系之于州吁之乱。本事、美刺的解诗特点是以史论诗。解诗者希望从诗的历史背景中获得启发。但事与愿违的是, 诗的内
27、容可能与诗作时代不同, 本事、美刺所云“本义”也会与事实有所偏差。其实, 自郑玄毛诗笺注开始, 小序中的本事美刺之说便不断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宋代疑经思潮下, 诗序逐渐走下神坛, 本事与美刺也有了再讨论的必要。欧阳修毛诗本义称诗序 (在内容上主要是美刺与本事) 乃“太师之职”“经师之业”, 便是将本事和美刺还原为一种解诗方式。按照这种解读, “太师”“经师”也只不过是用此方式达到诗教讽喻的目的。换言之,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事、美刺实为周汉儒生诗义阐释的累积。因此, 刻意为其内容断代显得勉为其难, 而探寻本事与美刺的形成过程可能更具有实际意义。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的解诗方式值得注意。据已整理出版的二十
28、九枚竹简, 早在诗论的时代, 解诗方式便已出现本事、美刺的特征。如卫风木瓜, 诗论云“以喻其怨者也”14266。小雅中的雨无正节南山, 诗论云“皆言上之衰也”14266。孔子诗论将诗本义的理解还原到具体历史语境, 这种诗义解读方式实际上是早期诗史互证思维的自然体现。春秋时期, 史官渐失其位。左传曾记载周王斥责晋国籍谈“数典而忘其祖”91373。史官与周王朝渐渐疏离, 历史书写者的身份由王官转而为士人。在此背景下, 史书中的“事”与“语”得到张扬, 出现行文间采异说, 语辞渐趋富丽的新气象。士文化的崛起也造就诸子散文在“事”与“语”上的繁荣, 如譬喻机巧的寓言故事, 辞采华茂的说理辩难, 无不反
29、映出这一时期新的文化趋向。随着礼乐文化的衰败, 诗的传承逐渐由贵族扩散至士人。诗的解读受“事”“语”繁荣的影响, 往往以诗之本事证史, 诗之渊源愈加深厚;用诗之美刺说理, 诗之本义愈加丰富。在“事”“语”繁荣的文化语境中, 诗义解读更加灵活, 诗的创作本义以及与诗创作相关的史实被置于理解诗意的关键位置, 本事、美刺亦成为维系诗史关系的纽带。“事”“语”的影响在用诗层面体现为诗与史的双向互动。孟子论诗曰“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5726。诗、史互通, 诗的理解不能脱离具体历史、具体人, 史家亦可用诗证史。这里可举左传几例为证: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娶庄姜, “卫人所为赋
30、硕人也”931。庄姜乃卫庄公之妻, 其无子嗣, 以戴妫所生公子完为养子, 公子完即卫庄公之子卫桓公, 桓公后为州吁所弑。因此, 就史实本末而言, 左传选择硕人本事, 叙说卫国州吁之乱。左传闵公二年载高克奔于陈, “郑人为之赋清人”9268。此年春秋经也记有此事。显然, 左传是在用郑风清人背后的故事来解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富辰用常棣讽谏郑伯。其解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 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 “则兄弟虽有小忿, 不废懿亲”9423-424。富辰为周襄王大夫, 郑文公欲讨伐同宗的滑国, 富辰以常棣之诗进言劝阻。据富辰所云, 召穆公看到宗族之人德行败坏, 乃作常棣教化之, 强调兄弟宗亲之重
31、要。富辰用此诗之本事, 意在说明郑国与滑国的宗亲关系, 劝告郑伯不以小忿弃宗亲。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穆公杀车氏之三子, “国人哀之, 为之赋黄鸟”9546。这是一则广为人知的诗本事。儒家向来反对人牲, 故左传以秦风黄鸟之本事揭秦穆公之恶行, 并借君子之口预言秦“不复东征”9546。以上四则史料用诗之本事旁证史实, 又借本事阐发史论, 在解诗方式上, 与本事美刺是一脉相承的。到了战国时期, 诸子散文用诗现象增多, 对诗义的理解与本事、美刺亦有着相近的路径。譬如, 孟子公孙丑载小弁本事, 常为治诗学者征引。在问对中, 公孙丑称小弁乃小人所作, 孟子问其原因, 公孙丑认为小弁的主旨是“怨”, 孟子遂以
32、越人射箭的故事, 说明“小弁之怨, 亲亲也”15818。对于小弁诗义, 孟子、高子见解大相径庭, 高子以为小弁乃小人牢骚之作, 孟子则以越人之射与兄之射, 喻说远近亲疏之不同。孟子与高子的争论, 表明诸子借助本事、美刺之方式, 拓展诗义理解的空间, 从而丰富其论说内涵。战国时期, 诸子文章多涉历史故事、寓言杂说, 本事与美刺也渐染说部风气。毛诗之外, 韩诗、鲁诗本事与美刺常衍说异事, 这在后人看来多不可信。如韩诗外传中的诗本事虚妄不实, 旨趣所归已由诗义转为故事, 汉书儒林传云“其 (韩婴) 语颇与齐鲁间殊”163613。鲁诗美刺提倡妇德伦理, 本事却有编造之嫌。譬如, 鲁诗序以贞女不嫁二夫诠
33、释芣苢, 又以周南大夫之妻通情达理解释汝坟本义。芣苢汝坟本事皆引自列女传, 王先谦定之为鲁诗序遗说。然就本事而言, 皆无史实可据。要之, 在诗的接受过程中, 解诗与用诗是两种共存相生的文化现象。二者渊源于诗教, 又在诸子文化语境中生发出新的内涵与形式。诗文化的崛起引发学诗者以自觉的理论态度探寻诗义解读中的规律性问题, 序体、章句、本事、美刺等解诗方式与解诗内容形成了诗学演进中互为表里的两个层面。经学背景下的汉代四家诗突出了诗文本的中心地位, 规范了诗义解读的形式与内容, 由此克服了战国诸子用诗与解诗的无序状态。在宗经征圣的信仰下, 解诗者逐渐体现出学理意识的自觉, 归纳解诗方式, 使之不断成熟
34、。解诗方式是诗学研究值得开拓的领域, 其在文学批评史中也具有深远影响。参考文献1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 1993. 2刘勰著,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3刘知几.史通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4欧阳修.毛诗本义M/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5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6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7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8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
35、局, 2009. 10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2许慎著,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3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4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15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1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注释(1) (1) 关于诗序内容的本质, 欧阳修诗本义对后人启发极大。近年来, 随着研究思路的拓展以及新出土文献的面世, 用诗研究日益升温, 其中, 张采石“解诗”“用诗”摭论 (
36、学术论坛, 2005 年第 6 期) 、马银琴两周诗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 、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版) 皆在前人基础上多有发明。 (2) (2)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比较纯粹的先秦解诗材料, 但有论者称其为子羔篇的一部分, 故不能与四家诗完全等同, 具体参见冯时战国楚竹书子羔孔子诗论研究, 考古学报, 2004 年第 4 期。 (3) (3) 诗序、章句、本事、美刺等解诗方式在汉代其他经典 (指五经) 的解读中也有体现 (如尚书经解中的序与章句) , 这说明诗的解读方式在经学体系中具有普遍性。汉代经学与先秦学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