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港重建中国认同中的殖民情结探析 李优坤 重庆三峡学院 摘 要： 殖民情结的不断扩散是香港重建中国认同进程中的重大障碍。其原因分析需要借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体系层次看, 国际体系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 也是香港长期浸淫其中的, 就是西方的“殖民有理、侵略有功”逻辑及对中国形象刻意歪曲的意识形态。而国际体系的威斯特法利亚性质和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 也决定了一些国家长期操弄这种被歪曲的意识形态。从国际关系层次看, 英国在中国香港地区长期推行的殖民化教育, 以及非殖民化后对香港的特殊情结, 都是香港的殖民情结不断扩散的外部助力。从国家层次看, 中国传统文化对权威, 特别是对西方权威的崇拜、等级
2、文化下港独分子的病态身份优越感, 以及近 30 年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与香港的相对停滞, 都进一步加剧了一些香港人对殖民时期的认同。从个人层次看, 殖民教育时期的既得利益者, 往往会在香港政治中, 利用任何机会推动殖民情结的扩散。关键词： 香港殖民情结; 重建; 中国认同; 作者简介：李优坤, 男, 重庆三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苏州大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基金：2013 年度重庆三峡学院重点基金项目“新中国领导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外交中的软与硬研究” (项目编号:cqsxxy-13zd10) 阶段性研究成果国家认同, 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
3、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 即国民认同。1国家认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民意识, 人只有从内心真正地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 认同自己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才会与国家同呼吸共患难, 自愿、自觉地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在香港回归仅仅 19 年, 与祖国的隔绝却长达 150 多年的条件下, 对中国认同的重建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香港一些人对殖民历史越来越浓厚的病态留恋和认同, 也即殖民情结, 却成为重建中国认同进程中最大的“拦路虎”。2015 年 10 月底, 在习近平总书记访英期间, 在英国女王都盛赞香港“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一些港独分子还在香港街头挥舞着龙狮旗 (港英时期的旗帜) , 极个别香港
4、学者还在香港媒体发表文章, 表达着对当年大英帝国统治的留恋。加上个别青年学生越来越刺耳的“独立”叫嚣, 我们不得不反思部分香港人对殖民时代近似病态的留恋究竟源自何处?从理论研究视角看, 国内外对殖民情结的研究多是把殖民情结作为一个给定因素, 研究其对现实政治和文艺的影响;品读香港人对中华身份与殖民情结之间的矛盾和纠结, 探讨香港所谓本土意识与殖民情结之间的关系, 以及香港殖民情结与宗主国的殖民地情结之间的互构等。整个研究不但成果较少, 更谈不上成熟, 对殖民情结源头的探究更是处于初始阶段。因此, 笔者试图用政治学的层次分析法, 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 从国际体系、;国际关系, 也就是包括香
5、港在内的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国家和个人四个层次, 来解读香港殖民情结产生和扩散的原因。一、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政治学中的体系或系统层次, 主要指国际关系的体系结构对国际体系的单元, 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影响。本文主要用来解读国际体系的性质及格局转换, 如何成为一些香港人殖民情结产生和扩散的原因。从国际体系层次看, 一些香港人的殖民情结首先来源于当前国际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也即西方长期塑造的美化殖民历史, 丑化社会主义形象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 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 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 主要源于社会存在。特定社会的社会
6、的意识形态来源于统治阶级, 而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则由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决定。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就是, 直到现在, 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就是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 这是我国在诸多外交事务中比较被动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尽管意识形态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 但统治阶级或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却往往以“中立”“客观”的名义出现, 其他与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往往被冠以“极端”的恶名。鉴于社会科学名义上的“科学”属性, 统治阶级往往更多借助学术上的优势, 以“科学”之名, 打压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当代诸多社会科学家关于社会科学是属于意识形态还是科学
7、的争论, 实际上就源于社会科学的这种属性。2进入近代后, 西方国家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累积的优势, 不仅对落后的亚非拉世界进行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 还通过在被殖民地区传播宗教, 开办报纸, 出版书籍等方式, 传播“殖民有理, 侵略有功”的歪理。西方学术界也常以帝国主义姿态, 来理解东方, 长期将东方假设为异质的、“他者化”的, 落后、愚昧和野蛮的代名词, 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西方殖民化对东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推动。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 原因在于“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 更重要的是西方已习惯于“用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3
8、因而, 与东方编写的教科书多强调西方殖民主义给东方带来的苦难不同, 多数西方权威的历史和社会学著作, 都把大量篇幅放在了西方殖民化对东方国家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上面。西方罪恶的殖民历史就这样在科学名义下, 被西方国家美化为殖民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更应该警惕的是, 西方社会科学主导地位, 也决定了西方“殖民有理, 侵略有功”的歪理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二战结束后的非殖民化运动, 并未改变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大国仍然可以凭借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依靠剥削和掠夺来的强大国力, 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强制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文化领域和社会
9、科学方面, 西方国家则凭借其发展的高度, 把现代化建构为以西方为主要榜样的“西方化”过程, 并以西方模式为标准, 生搬硬套地苛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今天关于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甚至殖民历史的种种“神话”, 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世界“专制、愚昧、落后”的刻板形象, 都与西方的主动“塑造”密不可分。依据心理学的认知理论, 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理解, 一部分依据直接和间接的经验, 另一部分则来自以所了解的部分作为基础, 加上对其他事物的理解和自己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则多来自于长期形成的对特定事物的特定价值观。4香港本身有 150 多年的被殖民历史, 接受的是完全
10、西方化的殖民教育。即使在 1997年以后, 也因实施“一国两制”而与祖国接触较少。在对中国大陆知之甚少的前提下, 许多香港人对祖国大陆的刻板印象首先源自来自西方价值观的长期浸淫。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 进一步推动了一些西方国家在香港的中国认同上做文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在亚太、乃至世界崛起的历史。但另一方面,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异端”, 中国的崛起必然长期受到西方大国的战略疑惧, 甚至是敌视。即使在冷战结束后, 中国长期走和平发展道路, 努力改善与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关系, 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的这一态度。进入 21 世纪, 特别是金融危机后, 中国崛起成为国际格局最
11、重要的变化, 西方大国更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攻势。香港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对华战略中重要的“牌”。香港回归后, 西方对港独势力的鼎力支持, 对所谓“民主派”的刻意栽培, 背后是香港对西方的战略价值。而美国作为二战结束后西方的当然“领袖”, 一直都是“这张牌”最主要的“操弄者”。维基解密 2011 年 8 月 30 日公开的近千份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机密电文, 所暴露的美领事馆企图通过操控香港反对派, 左右香港政局的阴谋, 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为了霸权国打好香港“牌”, 为港独分子近似病态的殖民情结披上所谓“民主运动”的“漂亮外衣”都是必须的内容。而港独分子也因此为自己的港独行径
12、, 披上了最美丽的“外衣”。港独色彩浓厚的“占中”运动,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美化成了所谓的“民主化”运动。从这个角度看, 有人说香港的“占中”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上半身是民主”“下半身是港独 (或台独) ”, 是很有道理的。5国际体系仍然包含大量的威斯特法利亚成分, 使得一些国家对港台殖民情结的扩散毫无顾忌。不管学者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否走向衰亡问题上存在多大分歧, 但现在国际体系仍然包含这种成分却毫无争议。有学者强调:“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在于霍布斯式国际体系和洛克式国际体系重叠并存”6, 也是这种意指。这种国际体系性质决定了追求权力和利益是各国外交最优先的选择。每一个国家关于领土、
13、民族认同的任何嫌隙, 都会成为相关国家, 特别是大国争夺国家利益的工具。因此,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管是超级大国美国, 还是香港的原宗主国英国, 甚至不相关的印度、欧洲, 都会在需要的时候, 在香港问题上利用已经被神话了西方意识形态, 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是与中国利益纠葛最深的美国、日本等国, 最喜欢拿被歪曲的中国形象, 来操弄与中国的国际争端。二、国际关系层次的解读政治学研究常用的国际关系层次, 也就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层次。本文主要从中英关系的层次, 也就是国际关系的层次, 分析香港殖民情结产生和扩散的原因。只不过由于香港与英国的特殊关系, 以及问题
14、的焦点在于香港对英国的殖民留恋, 才对香港特区和英国的关系用了较多的篇幅。从这一层面看, 英国长期的殖民化教育, 是香港殖民情结产生的重要原因。香港被殖民, 本身就是国际体系处于威斯特法利亚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殖民地被掠取后, 实现殖民地对宗主国统治的认同, 是英国对香港的主导型政策。香港被割让后, 英国为了实现香港统治的持久化和合法化, 长期对香港人民进行殖民化教育。英国在香港采取了与英国相同的教育模式和体制, 意在使殖民地居民融入英式文化。“东方英国人”也因此成为香港教育的取向, 目的是让各殖民地经历多年的英国统治之后, 文化和英国相似, 心理上对英国统治认同。为此, 英国长期在香港推行唱英
15、国国歌、向英国女王像敬礼、及接受形形色色的英国勋章, 推广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新潮舞会、“少年警训”等大众文化项目, 如此等等。6正是这种具有西方特色的教育项目, 培育了一批效忠于英国的“香港右派”。1967 年香港发生严重的社会冲突, 尽管促成因素很多, 但港府及其控制的媒体却在短时间内一致把“暴动”的源头归咎于内地及香港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政治主张, 由此共产党和由共产党领导的内地被表述为“他者”, 而对本土主义和改良殖民主义的认同则被表述为我类。同时, 港英还通过政治改革及其文化政策, 把殖民历程塑造为都市香港与乡土中国的对立, 前者代表发达、开放的我类, 后者代表落后、封闭的“他者”。因而正
16、如有学者所说, 这种基于“恐共”和“都市”意象而生的香港本土身份意识, 正是建立在“中国大陆”异于“香港”的论述程式上, 前者是一种强权政治和落后经济, 后者则代表自由和繁荣;这种分类一直延续到 1997 前后, 并直接导致了香港民间关于民主的政治争论。71984 年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 为了保障英国的影响力, 英国在香港推行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政制改革”。特别是违反中英协商一致原则, 强制推进的“政改构想”, 降低了合资格选民的投票年龄, 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目的就是“把香港的政制与民主发展纳入英国设计好的跑道, 以便在香港建立完全有别于内地的所谓民主制度社会, 与内地搞对抗, 最终导致
17、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难以落实”8, 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当代国际体系仍然保留威斯特法利亚性质的情况下, 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已经到手的利益, 即使这种利益是通过非法和非道德手段获得的。因而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论述的, 英国被迫“归还”香港后, 长期保有强烈的对香港的心理“留恋”。英国议会长期对香港事务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 而末代港督彭定康, 更是长期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就是这种难以直言的“留恋”的表现。另外, “在前殖民地地区有选择地推行民主进程, 是英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需要, 也是体现英国捍卫所谓“普世民主价值观”的现实需要”8。特别是在 2014 年香港“雨伞
18、运动”前后, 英国从政府, 到议会的赤膊上阵, 不但对香港内部事务说三道四, 更紧密配合美国, 直接给香港所谓“民主派”以物质、政治和道义支持, 还试图直接“调查”香港的“一国两制”。英国始终是支持或同情港独的所谓“民主派”的重要外部力量。三、国家层次的原因解读从国家层面看, 香港殖民情结的不断扩散首先与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关。文化形态是指“超越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局限而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国家精神命脉的文化传统, 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区分的道统、政统与学统, 其中的道统就是指在各个时代都能够涵之于内而显之于外的文化形态”9。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 从西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19、 就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统一为一体, 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 影响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数千年之久。数千年封建文化是享誉世界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数千年封建文化的“糟粕部分”, 也给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就香港摆脱殖民统治后, 重建中国认同的需求来讲, 则是加剧了殖民情结的扩散和深化, 主要表现在:其一, 中国封建文化的权威崇拜, 加剧了一些香港人对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崇拜, 以及对西方建构的大陆中国形象的厌恶。权威就是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 权威获得合法性的方式一般有传统型、法理型的和神授型三种。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威崇拜主要来源于传
20、统和一定程度的“神授”。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 封建帝王为了统一思想, 运用神话的工具, 在文化上以“尊祖”“法古”为主要方式, 推动形成“述孔”的文化崇拜;在政治上, 以“官本位”为主要表现形式, 构成了对官僚士大夫的尊奉;在社会组织上, 则以“家长制”和“师长制”为核心, 形成对了家长和老师的无条件服从, 因而在中国古代, 家长、官员、老师, 特别是圣人等权威, 对不同社会组织的意见形成和表达, 具有压倒一切, 且不容置疑的力量。其他社会成员, 对权威的意见只能无条件服从。任何些微的异议, 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付出沉重代价。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根深蒂固的权威崇拜。近代以来, 权
21、威崇拜并未随封建王权的灭亡而走向衰亡。对家长、领导和老师的崇拜依然顽强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不过“述孔”式的“圣人崇拜”被今天具有现代学术大师光环的“专家崇拜”所替代。正是由于西方近代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的东方难以企及的高度, 具有西方殖民背景, 并长期依托西方大国的香港地区, 才更有一种对西方社会科学权威的盲目崇拜, 对被西方社会科学和所谓专家美化了的殖民历史, 具有了一种根本不会鉴别的信仰, 对被西方世界歪曲了的大陆中国有一种本能地排斥。直到香港回归以前, 多数香港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大陆都本能地在刻画大陆“野蛮”“专制”“没有法治”和“没有文明”的形象, 许多还是爱国爱港人士拍下的
22、影片。1997 年香港回归后, 诸多专家强调, 即使中国强调“一国两制”, 香港许多人仍然对大陆中国体制可能适用于香港怀有本能恐惧, 其实正反映出香港对西方塑造的大陆体制形象已经内化到何种程度。其二, 我国长期等级社会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士农工商、君臣、父子、官民, 甚至城市和乡村, 兄和弟, 师和生等不同身份, 不仅意味着不同的权力, 更意味着地位和尊严。特别是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的奴才, 也常常自认为拥有比平民更高社会地位而在百姓面前趾高气扬, 从不管其自豪感是否来源于仰人鼻息。在这种情况下, 国人就形成了延续数千年, 直到当代都难以消除的对身份和地位的珍视
23、。二战结束后, 香港经济发展较快, 并自认为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进展, 因而让一部分香港人获得了相对大陆人的身份优越感。却从未反思过殖民时期的痛苦, 以及香港政府高级官员鲜有中国人的事实;从未反思过香港的经济成就, 得益于作为中西方冷战特殊“窗口”的独特地理优势和历史机遇;从未反思过香港“占领中环”等运动中表现出的民主的“劣质”。香港回归后一些港独分子骂大陆人为“蝗虫”, 以及 2014 年兴起的“占中运动”对大陆的排斥, 都与港独分子带有病态的身份骄傲密不可分。因此, 在一部分香港人对西方自我“神化”的形象和对大陆“鬼化”的形象几乎固化的情况下, 尽管香港长期遭受殖民侵略的痛苦, 但一些港独分
24、子仍然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自认为的民主化, 获得了对大陆人的身份优越感。直到现在一些香港人都把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公园和维多利亚雕像为荣, 就是这种畸形优越感的产物。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外, 近年来香港的发展停滞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崛起形成的鲜明对比, 刺激了一些香港人盲目的殖民情结以一种极端形式爆发出来。人的认知是一种主观的体系, 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与自己的信仰系统一致的信息, 而回避不一致的信息。因为人的大脑总是试图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完整、连贯和一致的世界。10一旦自己的认知体系遭遇挑战, 特别是连续和强大的挑战, 就很容易形成强烈的挫折感, 容易形成心
25、理学上的攻击本能。由于种种原因, 仅仅在 30 多年前, 中国大陆与香港, 不论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还是在体制完善程度等方面, 都存在很大差距。但也就是这短短 30 多年, 随着大陆后发优势的体现, 以及香港近些年的相对停滞, 这种差距开始迅速消失。在这种情况下, 长期对“侵略有理, 殖民有功”和西方优越感深信不疑, 并且对大陆怀有心理优势的一些港独分子, 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强烈的心理挫折感。通过激烈手段, 隔绝与大陆的联系;歇斯底里地向世界宣称比大陆先进和优越;以及沉湎于对过去殖民历史的怀念, 都是他们逃避现实, 维持心理优越感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港独分子近乎病态的对殖民统治
26、的留恋, 实际上留恋的是其对大陆中国病态的身份优越感。从这个层面看, 近年来大陆发展态势与香港的对比越鲜明, 歇斯底里地叫喊比大陆优越, 并沉湎于殖民历史回忆的声音就会越大。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会在中国崛起态势最为明朗的金融危机后, 才会在出现一些港独分子说“英国统治期间香港享有充分民主”这样闭着眼睛的“瞎话”。四、个人层次在政治学研究中, 层次分析法中的个人层次, 主要指香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治人物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对国际交往的影响。不论心目中有多少不满, 接受了何种负面情绪的影响, 但祖国认同的力量毕竟十分强大, 因而多数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
27、而一些港独分子之所以以“民主化”为旗帜, 来“包装”变态的殖民情结, 正反映出多数香港人心目中祖国的太过神圣。但另一方面, 殖民情结自非殖民化后在香港的不断扩散, 正说明了香港政治被人恶意操弄。那么是哪些人在恶意操弄香港的殖民认同呢?香港所谓“右派政治家”, 或者说是“反对派”政治家, 也是殖民统治时期的主要受益者。在港英时期, 英国对顺从英国统治的华人精英, 进行了政治和经济笼络。亲近英国殖民理念的华人精英明显地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到英国殖民者的欣赏和倚重。他们在大学毕业后, “皆能居要位, 获厚薪”。而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校, 皆以英语为教学语言, 以培养高级买办为目的, 长期扶植对
28、中国大陆极度仇视的所谓“右派”知识分子, 对认同中国大陆体制的精英进行边缘化。因此, 正如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在 1996 年的施政报告过渡中的香港中这样解释香港的经济成就:“在香港, 我们建立了一个忠于我们的政治价值观的管治制度”被称为“占中三子”的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 都是港英时期大学教育浸润出来的所谓“右派学者”。所谓“泛民主派”的刘慧卿、黎智英等都是原封建地主家庭的女儿, 而李柱铭则是原国民党军官的孩子。这三人都在香港顺应港英政治经济的需求而逐步发迹。即使原来曾经亲近中国的投机分子陈方安生, 也长期受惠于港英的殖民统治, 20 世纪 60 年代大学刚毕业就成为香港政府首位三位女性政务
29、主任之一, 并迅速在 80 年代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社会福利署女性署长。这些殖民统治的长期受益者, 当然会在香港局势有任何风吹草动的时候, 轻易唤醒内心深处的殖民情结, 并不遗余力地推动殖民认同。而认同大陆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后的香港大学, 则孕育了香港“占中”运动的主体一群不明真相的香港大专学校学生。因此,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今天香港人殖民认同的深化也和具有强烈亲英情结的“香港右派”的操弄密不可分。身份问题是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最核心的问题。因为“身份是一系列关于自我的观念, 涉及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将自我与他者区分等问题”11, 其最核心问题是“我和我们是谁”, 以及“谁是他和他们”。因此, 身
30、份是自我建构的基础, 是“我者”和“他者”区分的重要依据。要想真正实现港台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殖民情结问题就必须解决。而另一方面, 2014 年香港的“占中”运动, 则说明香港的殖民情结已经扩散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 深究香港殖民情结的根源, 并对症下药地找出对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参考文献1贺金瑞, 燕继同.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国民族学院学报, 2009 (3) . 2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68、117. 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7:417. 4邱立本.民间中华对抗台独港独N.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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