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认同范式 苏泽宇 李丽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文化强国建设凸显于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自觉的价值目标, 指谓了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竞争力提升和强化的动态建设过程。与凝聚力和感召力相联系的文化认同力, 以历史与现实的映照、民族与世界的融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演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同逻辑”, 连接着凝聚与感召的归属和自觉, 型构着“理论模式”与“思维图式”相统一的文化认同“范式”。在现实性上, 强调于主观亲和的“情感归属”、主张于价值抉择的“自由自主”和彰显于理性皈依的“文化自觉”, 构成了文化认同核心概念逻辑互构、意义生成
2、和话语表达的“理论模式”;强调于“承认、认可、赞同”的形成、中继于“群体归属”的理性、作用于“获得自觉”的过程, 构成了文化认同模式识别、系统分形与功能激发的“思维图式”。关键词： 文化强国; 文化认同; 认同范式; 作者简介：苏泽宇, 男,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国家软实力与民族文化认同。作者简介：李丽, 女,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化意识形态与价值认同。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五个认同固本强基研究” (2016AZD039) 阶段性成果与“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相融通的“文化强国”, 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
3、定位和总体追求, 对内意味着文化自信, 对外强调于文化吸引。文化强国建设以“中国道路”的话语逻辑和实践逻辑, 指谓了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竞争力提升和强化的动态建设过程, 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国家战略价值归旨。与凝聚力和感召力相联系的文化认同, 以“我们是谁”的身份诘问指涉了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场和发展域, 不仅凸显为国族命运的价值诠释, 而且昭示着国际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基础。“理论模式”与“思维图式”相统一的文化认同“范式”1, 阐发于作为核心概念演绎的“文化认同”在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达致, 它以要素的层级结构、连接关系和解释体系, 聚焦文化强国建设内容的同时, 推进承认与归属的
4、层次链接。由此出发, 在“情感归属自主自由理性自觉”的“理论模式”下, 在“承认、认可、赞同形成归属获得自觉”的“思维图式”中, 以文化认同的逻辑互构、意义生成和话语表达, 具象文化强国建设的认同理路, 演绎文化认同何以可能的现实路径, 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一、文化强国建设的认同逻辑文化强国建设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的相辅相成和现实发展, 带动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 指涉了中华民族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以此生发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从容与坚毅。文化软实力建设承载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意旨, 指谓在物质硬实力发展基础上, 通过文化资源的开发、挖掘、整合、建设、传播
5、而形成的认同效应。作为价值共识的聚合因素, 文化认同是文化软实力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 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发展、民族基因、文化资源、世界意义的深度认知与自觉承续。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以历史与现实的映照、民族与世界的融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演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同逻辑”, 对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和谐共生的新机缘。“认同”源自于拉丁文“idem”, 本意为“同一”与“相同”。社会学领域将其表述为群体具有的关系属性, 心理学领域则将“认同”视为人的一种本能, 是人“自居”的心理认知过程。“认同的包容性扩大自我, 把我变成我们, 进行我是谁、我和谁在一起的身份确立;认同的斥异性则排他
6、设限, 区分我们与他们, 藉以达到我们是谁的群体考量。”2在民族国家层面, 文化认同的达致往往意味着民族文化价值力量的彰显, 常常作用于文化辐射力、价值凝聚力和实践物化力的现实构型。文化认同在后现代社会作为问题的凸显, 不仅呈现了民族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社会问题, 而且演化出自觉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国家形象建构和内生吸引力与外在感召力相促进的价值认同诉求, 并具象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场域中。历史与现实映照的发展逻辑, 阐发于文化强国建设认同力的道路自信。文化认同的道路自信, 源于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核, 传承于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经文化认同激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立场, 型塑于中华民
7、族探寻民族复兴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表征着中华民族从文明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的动态建设过程。就此意义而言, 文化强国建设不仅指谓了民族成员对文化传统的“寻根”, 而且指向了时代发展诉求对文化建设的价值引领。民族国家深层的价值观念体系决定了民族成员文化身份的自我认知与群体确认, 经文化认同形成的“我们”表征着“真实的归属意识”。作为文明国家民族文化演进的经典范例, 中华民族成员“真实的归属意识”以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 诠释了文化强国建设历史与现实从未间断的“同类价值意识”, 这种经长期历史变迁与空间交融形成的民族文化精髓, 是对文化强国建设精神意蕴的价值体认。在此之上, 文化
8、传统所建构的民族记忆, 表现为哈布瓦赫所描述的“附着于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所共享的东西”, 是民族根基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传统延续;文化传统所孕育的历史底蕴表现为时代精神生发的国族特质, 是文化创造的对象性活动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现实演绎。民族与世界融通的空间逻辑, 诠释于文化强国建设认同力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的“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 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 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3所形成的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 它以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动因、中国与世界链接的人类“共同价值”, 在构建民族文化认同本源性价值理性、民族文化国际感召力价值亲和的同时, 彰显文化强国建
9、设的价值目标。在现实性上, 各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民族风貌不仅是人类传承和发展的载体, 而且蕴含了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形态, 因而具备了普遍性的特征和人类“类”本质的属性。马克思将人类活动的社会空间看作是一个从“地域”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4。就此意义而言, 文化强国建设以文化认同的内外融通为契机, 连接着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和统一, 首先是民族的, 然后是全人类的, 表征着局部与整体的共生和共荣。文化强国建设的认同自觉不仅在时间上贯通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 而且在空间上兼容文化认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向互动, 昭示着中华文化国际感召力的价值坐标。由此出发, 民族文化认同对民族精神的
10、凝练不仅是文化自觉向度下的价值传承与优化, 而且是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人类文明的价值智慧与价值创造;不仅意味着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价值包容, 而且意味着对人类文明发展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把握;不仅凸显了文化认同经文化自觉形塑的自我伸张与他者承认, 而且昭示着文化认同经“公共话语”的中国表达所阐发的文化强国建设的国际影响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物化逻辑, 生发于文化强国建设认同力的物质转换。文化认同的物质转化强调于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 这种实践的主体并非是丧失了“普遍性格”的感性活动, 而是在文化价值理念指导下的革命过程, 渗透着文化创造主体的目的、意志和价值判断。在现实性上, 文化
11、强国建设经文化认同向实践的转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 是可以实现外在化转换的价值资源。文化强国建设中的认同物化力, 不仅指涉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而且指向了文化价值理念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物态化转换, 表征着“精神变物质, 物质变精神”的物化规律掌握、物化手段运用和物化结果凝结。就此意义而言, 文化强国建设内在吸引力和外在辐射力不仅源于文化软实力的话语表达与价值引领, 而且生发于文化认同所带动的观念形态向物质实存转化的动态过程, 表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连接、互构与贯通。概言之, 文化认同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生发不仅根植于精神与物质的
12、双向支撑, 而且落脚于认同语境下物质实践效果与物质生产能力;强大的文化认同力以目标导向、动力支持、路径决策促进硬实力的提升, 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在诠释文化优越性的同时验证着文化价值理念的势能。离开了文化认同的价值指引, 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拓展势必丢失德厚源远的精神之“魂”;离开了文化认同的硬实力固基, 文化强国的软实力建构如“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二、文化认同的理论模式集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判和自主性抉择, 以文化自觉的过程聚焦了文化认同的理论要求和践行方式。在现实性上, 强调于主观亲和的“情感归属”、主张于价值抉择的“自由自主”和彰显于理性皈依的“文化自觉”, 构成了
13、文化认同核心概念的逻辑互构、意义生成和话语表达。由此出发, 文化认同范式的理论模式以文化认同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 集认同的重复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于一体, 强调了认同主体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衔接, 阐发了认同达致的要素调整与结构功能的结合。受此影响, 文化认同以共同文化的群体确证指涉了文化认同理论与文化行为践行的中介环节, 形成了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者、个体与自身、“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建构。借此生发的个体行为和群体要求之契合, 导引了群体边界的伸缩与拆和、文化力量的凝聚与离散, 表达了认同行为展开和认同价值导向的意义感与方向域, 其内蕴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国家认同诠释了共同体政治的合法性,
14、具有文化强国建设风向标的重要考量。“情感归属”定位文化认同理论模式的感性维度。“认同”本意表达一种因“共同”而滋生的亲和感, 在承认、认可、赞同的心理感性过程中生成个体与群体情感上的联系。文化认同是指文化成员以文化价值为共同指向的认同心理, 表现为个体与群体以文化心理、意识、价值为中介的关系聚合, 其所生发的“想象的共同体”与“真实的归属意识”, 构成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本要件。文化“同一性”的价值体认, 形塑着与他者区别和斥异的“我们”, 贯通群体内部个体与整体的边界, 形成文化认同的归属情感。归属“划定从属关系”5, 通过比较、鉴别而确证同类的群体融入过程, 生发个体与群体休戚与共的自
15、豪感、荣辱感的情绪体验, “感到自己是组织的一员, 享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利”6。情感归属是文化认同过程中所形成的“我群”与“他群”区分与斥异的情感心理, 其内在逻辑性蕴含个体之间的关系建构、个体向群体的意义拓展以及群体间的边界设限。文化成员由此获得自身群体身份“自我肯定”与“他者承认”的双向定位, 表征着个体成员民族归属感形成的文化考量。在现实性上, 共同体的建构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入同步发展, 往往意味着个体成员群体意识的增强与精神异化的消解, 意旨群体归属情感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感性维度的深化, 发挥着普遍的历史进步意义。情感归属是由文化认同包容原则与斥异原则共同作用的群体效应。包容性原则援引文
16、化成员共同文化身份和价值承袭的给定性存在, 框定文化共同体群体边界的选择性意向, 贯通个体与群体, 从“我”到“我们”, 兼具自我伸张与外部接纳的双向观照。文化认同视域下“我”和“我们”, 是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过度的过程与结果。个体行为受到需要、意志、态度、动机等主体因素的塑造, 更限定于群体条件的规约与限定。因此, “我们”这一特殊形式先在地具备了民族的群体想象和特殊边界, 然而更具有本质蕴含的意义限定来自于文化价值的集体性共识与量标。文化认同的情感归属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身份基础上的“共同命运”, “我们”成为一种表现为文化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群体制衡, 为个体提供精神之“根”的传承, 藉
17、此辐射由“我”到“我们”的群体归属、精神皈依与族群凝聚。情感归属同时指涉“我们”与“他们”的群体分殊与斥异, 意涵了文化认同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参照对比。在通常情况下, “一种特征只有在区分我群与他群时, 或由外界强加给一群人时, 才构成族群特征”7。群体间的竞争性决定个体相对于群体的自我塑造而动态地组合人群中的“我们”与“他们”, 以一种相异的“他者”汇集的集体经验, 来映射“我们”不同特质的动态诠释与再“诠释”。相对于“他们”而言, 群体在“他们是谁”的意义参照与自我理解中限定个体的态度与主张。情感归属的斥异性原则强调认同的判断与选择。群体特殊性的文化观感, 差异性的价值标识, 利益
18、需求的独特意志, 构成了“归属”与“斥异”的根本前提。“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创造自己的他者”8, 借以形成“我们”与“他们”的情感归属。在此意义上, 归属与斥异的认同原则赋予中华民族成员共同属性并区分相异的其他, 整合与“他者”相对的情感意识, 催生文化强国建设内聚与离散的文化界标, 划分利益共享与竞争的边界。“自由自主”诠释文化认同理论模式中价值抉择的主体性。文化认同的本质是价值认同。人们基于主客效用关系链接人的主体需要和群体推崇, 形成文化价值具有选择性和建构性、自律性与他律性相统一的社会特征, 是“自由意志”的特殊张扬, 同时也承载和延续着民族情感、意志的心理定位, 凝练成为民族群体特殊
19、的心理意识、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形成系统全面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价值抉择本质上是民族社会特征对象化的拓展, 是对文化思想意识和价值理念的体认与诉求, 表现为文化成员自主判别与选择的能动性。文化认同下的“自由自主”是依据文化成员主体需要而加以选择性的改变。自主的选择是既定文化框架的价值筛选, 能动地指向对现实的塑造与超越, 籍此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自主”。作为自我意识更高层次的主动创设, “自由自主”是对文化价值内核和本质意涵的迫切需要与建构性选择, 组合生成群体理论与行为的意义指标。“自由自主”所代表的“自由意志”成为文化认同价值选择的核心, 它逻辑性地演绎着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双向规
20、约与确立。“人有选择自己前进道路的自由, 不过, 这种自由受到要同世界的动态结构和谐相处这个限度的约束。”9这意涵着文化成员“自律”与“他律”的相互转换与决定。“自律”是认同主体内在要求的自我主张, “他律”是外部约束的整体考量, 在个体与社会的双向转化过程中, 获得外在与内在、能动与被动、自由与必然的现实统一。作为“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体现, “自由”表现为按照自己意志自主选择的权利, 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展开的深层体现。文化认同的“自主自由”体现国内外认同主体文化价值选择的自由意志, 承载着文化成员自我理解的价值观念, 通过自由研判和自主选择, 理性与非理性的意识参与到文化认同的比较、观照
21、与衡量之中, 表达以主体为轴心的态度、效用与利害关系的理性评判, 确立自主选择的价值目标, 是文化成员主体性的体现。“自由”是在一种文化情境和整体氛围中自我认识的过程。文化认同的自我理解是共同体所决定的客观存在, 在自我肯定与外部接纳的张力中演变为历史选择的结果。因此, 自由选择本质上具有了社会性“限制”的本位与要求, 构成了文化认同的机制和条件。“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0认同向度的“自主自由”将无意识、无目的、消极的文化适应, 转变为自为、自我呈现、创造性的文化选择,
22、这种质的飞跃来源于文化认同所赋予的价值意涵与意义标准。文化认同也就具备了主体性、价值性、意向性的意涵。“文化自觉”构筑文化认同理论模式的理性维度。“文化自觉”以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的双向反馈, 诠释了文化认同达至的理想状态。主观亲和的“情感归属”与价值抉择的“自由自主”于历史实践的反复当中不断得以验证与强化, 深化对文化价值内核与特质的“自知之明”, 在与“他者”的文化比较、鉴别中, 生发中华民族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与文化价值的主体性创造。作为文化认同价值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自觉从根本上承载着国内外文化成员对中华文化价值的理性认识、自由抉择与责任外化, 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化涵儒和外化实
23、践为旨向, 以民族文化本源性的价值理性为归旨, 实现文化自觉的认同标的。文化自觉的理性认识指涉认同主体在批判和发展的基础上, 展开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逻辑脉络的系统抽象与主体性创造, 是对中华文化的本质性把握和规律性认知。文化自觉的自由抉择凸显文化转型能力的自主, 彰显文化认同的情感目标和价值皈依, 演绎着认同主体主观与客观统一、自律与他律转换的社会化过程;文化自觉的责任外化具象文化涵儒的价值规定和逻辑要求, 诠释着文化认同存在范式主观超越的理论归属和目标归旨。文化认同的目标是文化自觉, 指谓文化成员对所认同文化的理性认识。是认同主体将自觉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主观心理对象化投射到文化价值的本质
24、属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体现文化认同客观性与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的辩证统一, 是文化认同的高级阶段。中华民族文化生发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之中, 积淀着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观念。中华民族文化虽有时代形态的流变与变迁, 但其本质要素和精神命脉是稳定的。民族文化的当代发展总是在继承文化的先定性之中获得理解与支撑, 脱离历史传统的文化认知与主观创造是不真实的。中华文化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文化认同的“自知之明”需要具备时代诉求的现实考量, 在对传统的继承过程中, 创造性转换、发展与应用, 增添文化新质的精神意涵。民族文化以其民族性和特殊性承载文化的普遍性, 以特殊的民族文化形式
25、蕴含一般意义的精神形态, 契合共同的文化价值与普遍性的发展规律。由此出发, 文化认同的理性认识须明确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互关系, 在历史传统中定位、在世界文化中自觉、在价值特质中定向。三、文化认同的思维图式集模式识别、系统分形和功能激发于一体的文化认同模型和框架, 以文化自觉的梯级与节点, 具象了文化认同共享同一性的核心观念、社会行动理解模式的中心思想和认同达致的抽象与刻画。在现实性上, 自我定位与群体推崇的角色图式, 强调于“承认、认可、赞同”的形成、中继于“群体归属”的理性、作用于“获得自觉”的过程。由此出发, 文化认同范式的“思维图式”, 以自我、群体和角色图示的集
26、成, 通过“注意编码提取”的认知过程和“推理评估抉择”的认同过程, 强调了文化认同之文化预制的网络、价值认知的结构和信息加工的过程, 阐发了文化认同标的的相对稳定性, 认同内容、倾向和偏好的选择建构性和原有图式基础上信息加工产生的新认识。就此而言, 文化认同范式的“思维图式”指谓了人们在理性认识过程中思维操作所遵循的稳定格式与演化结构。11作为文化认同心智结构的重要概念, 认同的“思维图式”正是以认同主体价值域的组织和限定, 影响于认知单元的嵌套和转化, 串联起文化认同整体性的经验层级和基本框架, 并对个体认同建构和群体认同契合的行为模式进行解释性的体系描摹。“承认”是一切主体间关系确立的起始
27、。“承认的相互性”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12, 催生认同主体自我意识存在的主体意识以及彼此辨识的参照性。“认可与赞同”是一种肯定性价值判断, 是认同主体依据自身价值标准对文化价值理念、特质及其意义体认的情感与态度, 与共同体主体精神与文化共识息息相关, 其对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社会行为意义的确认, 加速文化成员价值内化过程的完成。文化成员对中华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 始步于自身存在和行为方式的共化, 是文化成员在中华文化符号、情节、价值系统认知的主客观因素刺激中, 自主研判与接纳的过程及其调节形式, 形成目的性意识的主观动机, 开启文化内在情感、规范和目标向主
28、体价值观念、意识的转换。认同主体依据自身的传统价值标准投射与反应作为客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基于对其所蕴含的情感、规范和目标的感知、同化、接纳和重构, 实现文化自我意识与中华文化价值取向在社会实践中的统一。在共同体的社会实践当中, 文化成员依据社会文化特征承认共同体文化, 以获得自我身份定位和群体接纳, 在认可与赞同共同文化价值的同时使自身与群体的关系得以确立, 文化符号得到认知与使用, 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得到秉承, 行为规范得以确立与遵从。作为一个想象意义的聚合体, 民族共同体的维系依赖于习俗、情感和规范的群体框架。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为认同主体提供精神皈依、行动指南和目标诠释。民族成员对
29、所属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 突出的是共同文化的价值表达和利益共享,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身份归属被视为民族成员自由意志的进一步展示和自身利益的实现。在此意义上, 群体的界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民族或国家的实体限制, 而是以一种彼此承认与共识的“认同意识”重新定义, 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分界出对文化系统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意向与态度, 上升到共同体政治体系与民族国家文化意蕴的相互支撑与论证, 成为文化成员价值意向表达、政治参与热情以及民族国家社会责任感生成的重要基石。由此出发, 文化成员对中华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 体认与共同体推崇相一致的原则与规范, 是认同主体于社会关系中自觉选择意识所
30、形成的主动观察和能动反应, 催生个体关注民族国家对象性活动的责任关系, 推进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改变和个体自觉塑造的进程。文化认同根植于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情感与感觉, 以一种“自己人”的共同体想象链接个体与所属文化群体。认同主体文化属性的本质规定性, 以“文化价值”为中介, 形成具有归属意识的文化身份定位。归属意识主要指谓认同主体对自己所承认、认可、赞同文化的认知与情感依附。归属分为“自我声称”与“外部接纳”两个维度。从内在维度, 个体对自我的身份定位和角色确认, 是个人社会思维与行为运行的内在依据。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13归属意识的获得塑造文化成
31、员基本态度、自我认同与情感依附等, 导引文化共识倾向的形成, 是在文化间互动与融合中个体将自身依托于文化本体的核心要素, 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凭借。作为一种个体自我感知的心理体验, 归属感以个体的内部主观需求作用和影响人的社会行为。个体成员一旦获得文化的身份意识与归属情感, 其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目标性、稳定性和意义感便得以增强, 通过思维观念、方式、意志、激情等内在机制调动文化成员的主体力量, 激发思想活力, 提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促进个体素质的社会化和现代化, 这就为认同主体价值自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依据。从外部维度, 归属是指文化共同体成员对文化价值信仰、理念、情感的共有与分享,
32、成为共同体内部凝聚与边界拓展的内在动力。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就属于这个层面的认同。在他看来, “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 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 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14。民族行为的群体制衡通过文化提供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从共同命运的视角很好地诠释了“我是谁”“我和谁在一起”的身份考量, 由此产生幅射“我”与“我们”的族群凝聚和群体归属。因此, 作为一种精神内聚力, 归属意识的获得在民族交往中表现为文化成员之间的认同、集体团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基本立场, 直接导引认同主体成员的行为方式, 成为个体成员价值支点和利益关系的“粘合剂”, 构成了民族认同
33、和社会认同的深层基础。“自觉”的获得是认同主体在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承认、认可、赞同的基础上, 在原生情感、利益依托、价值引领的多维诠释中实现从自在到自为、从盲目到理性、从狭隘到全局的对象性思维意识与活动, 走出盲目和放纵, 进入理性和自觉的认同状态中。文化成员在“自觉”的主体意识中明晰个体成员与民族国家的责任关系, 是文化认同从自身研判的价值关系到民族国家的价值规定性思考, 促成个体成员价值自觉的观念内化, 同样推动认同实践的外化行为, 使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得以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只有当文化成员对所属文化的关注上升到对民族国家的切身关切时, 将自身与文化的归属意识转换成与国
34、家利益一致、价值契合的责任依存, 才能形成关于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 才能理性地、稳定地、持久地自觉选择和践行共同体的原则与规范。由此意义出发, 文化价值的观念内化与责任外化表现为民族国家文化责任意识改变与塑造个体自觉的过程。自觉内化生发于认同主体参与并归属于群体价值及其精神意义的内在需要。一切内化的价值内容都必须契合主体的需要。在文化认同的社会实践中, 文化蕴含的价值世界, 赋予个体成员内在心理以民族国家的群体意识, 成为个体选择和行为的内在精神需求, 控制与规范着个体行为和社会信息反馈的双向体验。自觉内化的起点源自于“我是谁”的身份感知与认识, 在此环节, 个体成员通过周围群体环境的感知与分
35、析, 具象“现实的我”的镜像, 形成“我”的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 内化过程产生“我的应然状态”的价值反思与理性思辨, 个体成员遵循民族共同体文化价值理念所倡导的目标、规范和原则, 评判、规约与创设“我”的理想存在以匹配民族规范和价值理想, 开始脱离“我”的偏颇与狭隘, 催发自身目标的社会性发展, 以深刻地融入文化共同体;最终, 内化过程完成“我必须成为什么”的理想化分析和规定性指向。共同体的价值规范、目标、原则成为个体成员内在稳定的价值标准, 展开全面的批判性观照与调试, 由自身主体需要走向适合民族共同体需要的“我”, 民族国家的原则、规范和价值体系亦在个体成员的思想深处得以扎根。自觉外化是
36、文化认同的外在机制, 个体成员将内化的文化情感、目标和规范转化为行为与习惯的现实过程, 使个体行为在民族文化价值指引与规范制约的轨道上得以现实化, 是文化成员对民族国家自主自愿的责任体现。民族成员由于社会角色的转换, 与民族国家形成特定责任关系的“契约”, 生成“应该”和“不应该”为导向的价值限制与引导。文化成员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自觉承载着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利益一致的规定性前提, 不仅要求意识层面的体认与归属, 而且强调民族国家责任实践的物化性张扬。自觉外化的责任观往往偏重于行为结果持久的社会效应, 文化认同的外化行为在价值践行的反复中得以强化, 形成稳定的责任意识与行为习惯。个体成员将
37、民族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理想人格转换成自觉的行为倾向和无需外在推动的行为惯性, 摆脱功利性、偶然性与情景性的条件制约, 价值自觉的养成得以聚合, 汇聚为强大和持久的精神推动力量, 成为文化强国建设软实力释放的核心变量。参考文献1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391. 2詹小美, 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 2013 (9) :28. 3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 在“21 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论会”上的演讲J.民俗研究, 2000 (3) :13. 4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
38、7:30. 5王同亿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Z.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2:484. 6于子明主编.管理心理学辞典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0:118. 7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Z.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8:246. 8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426. 9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M.闵家胤,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6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6. 11李淮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684-685. 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卷) M.贺麟, 王玖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138. 13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 方文,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75. 14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