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爱玲的战争创伤体验与文学书写从烬余录谈起 高丽 张瑞英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 张爱玲亲历的香港战争对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但她在散文烬余录中回顾往事时, 却仅忆起一些不相干的事。此一矛盾现象, 根据创伤理论, 张爱玲在战争中的冷漠表现, 是创伤规避心理所致。但规避不等于复原, 创伤的“延迟性”与“反复性”注定了战后的张爱玲不断受其侵袭。为了摆脱创伤梦魇, 她利用文学书写反复再现原初创伤情景, 把战争创伤体验宣泄到作品中去, 以此来疏导压抑情绪, 以期达到克服创伤的最终目的。但遗憾的是张爱玲耽溺于“古老的记忆”和世俗, 止步于虚无, 最终难以完全克服创伤而获得生命的升华。关键词：
2、张爱玲; 烬余录; 创伤体验; 战争创伤; 作者简介：高丽, 女, 曲阜师范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讲师;作者简介：张瑞英, 女, 文学博士,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基金：曲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创新资助基金张爱玲身处乱世, 一生经历数次战争, 其中香港战争给她造成最为剧烈的生命震荡, 成为她一生难以逃脱的梦魇。两年后她写下回忆性散文烬余录, 开篇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 两年, 新的事, 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 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 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 现在呢, 定下心来了, 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
3、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转述张爱玲的自评:“还没有过任何感觉或意态形致, 是她所不能描写的, 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 总可以说得明白。”既然如此, 张爱玲为何对影响剧烈的香港战争却“无从说起”?等到终于可以向人言说的时候, 又为何只忆起“一些不相干的事”?已有评论者关注到这前后矛盾的叙述, 但批评大多聚焦在家国、人性、道德上, 鲜有从创伤心理角度的分析。弗洛伊德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 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 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 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 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香港战争对于张爱玲来说, 无疑是一
4、次影响深远的创伤体验。本文从创伤的形成、规避、再现、克服这一非线性过程, 分析张爱玲在香港战争中异乎寻常的视角与表现, 以及她如何利用文学书写来宣泄创伤, 以期最终克服创伤。一、“世乱遭飘荡, 生还偶然遂”张爱玲战争创伤的形成年少的张爱玲, 尽管经历了种种童年创伤, 对未来依然有着海阔天空的规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 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 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 我穿最别致的衣服, 周游世界, 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她一心一意努力学习, 1939年如愿以偿考入英国伦敦大学, 孰料欧战爆发, 不得已转入香港大学。香港三年, 她
5、孜孜学习, 获得香港大学颁给最优秀文科学生的两个奖学金内梅兹 (Nemazee) 奖学金和何福奖学金, 港大毕业即可免费赴英读牛津大学。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沦陷, 张爱玲相对愉快的大学生活戛然而止, 瑰丽梦想如三年前一样再次破碎, 就连她引以为豪的成绩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 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 即使有成就, 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世事无常, 所有努力终究是枉然, 没有什么能靠得住, 因而她内心里总是有一种迫不及待的紧张:“想做什么, 立刻去做, 都许来不及了”。港战不仅粉碎了张爱玲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更是给她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改
6、变了她对人生、世界的认知, 加剧了她思想背景里原有的“惘惘的威胁感”。在漫天烽火、生命危在旦夕之际, 对惟愿“现世安稳”的普通人来说, 所有宏大崇高的东西如国家主义、民族危亡、英雄气概皆分崩离析。张爱玲用不断移动的镜头语言把战争的宏大场面消解, 凸显凡人在面临毁灭时的天真、绝望和麻木。开战消息传来时, 学生们乐得欢蹦乱跳, 就因为可以平白无故地免考;女学生第一反应是穿什么才与战争环境完美搭配;苏蕾珈穿着织锦缎袍劈柴生火;炎樱在流弹中从容洗澡唱歌。人们用懵懂无知的浪漫嘲讽着如影随形的死亡恐怖。轰炸加剧, 黑漆漆的箱子间, “忒啦啦拍拍”的机枪声, 拥挤的防空洞, 荒凉的电车, 淡淡的太阳, 奔跑
7、着逃避炸弹的人, 弗朗士教授的尸体动静交替、明暗结合、长短镜头互换的写作方式给人强烈的画面感, 从中徐徐弥漫出的, 是无边的荒凉。“苍白渺小”的个人, 在战争的巨浪中颠簸起伏, 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 “人生安稳”已无从谈起, “理想飞扬”更是成为了奢望。人仿佛悬置在半空, 任凭怎么努力, 也无法摆脱那堪比唐诗“凄凄去亲爱, 泛泛入烟雾”的虚空与绝望。张爱玲借小团圆中九莉的心理活动透露自己的战争观:“她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进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在这里, 张爱玲模糊了“小我”与“大
8、我”的斗争, 她既没有“铁肩担道义”的豪气, 也没有“清坚决绝的宇宙观”。普通人在混沌世界中残喘苟延虽然可耻, 但终究是活着, “没命还讲什么, 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战争停止, 香港陷落, 张爱玲有着“世乱遭飘荡, 生还偶然遂”的欣喜。她无意表达民族大义的宏观主题, 她关注的是在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下, 使人“心酸眼亮”的那一刹那, 那些不相干的“生趣”战火的灰“烬”下“余”下来的日常“生”活:女学生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洋行职员、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街上摆满了胭脂、西药、关头牛羊肉;急于摆脱虚空的人们纷纷登报结婚;她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不少评论家批判张爱玲在国难
9、之时, 这种“不相干”的心态过于冷血, 是典型的贵族小姐姿态, 这跟她在烬余录中淡化战争苦难、凸显自私人性的文学笔法不无关系。张爱玲从不大肆书写战争的残酷和民不聊生, 在她笔下最令人心悸的要算她亲历的那次空袭:“飞机往下扑, 砰的一声, 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 黑了好一会, 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 炸弹落在对街。”她避而不谈“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 仅用一个通感手法把围城的十八天形容为清晨四点钟那难挨的黎明便将战争中人们寒彻骨髓的恐惧、了无希望的等待、无依无靠的孤独状态渲染得淋漓尽致。有诸多史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沦陷后的香港。夏衍喻它为“死城”:“满街是碎砖残瓦, 玻璃碎片
10、, 遗弃的家具衣服, 烧毁了的汽车, 平民和战马的尸体, 以及半个月来无人收拾的垃圾沦陷之后一星期, 死城香港开始腐烂了, 交通无法恢复, 治安无法维持, 食粮不能供应, 水电不能修复, 日间满街全是赌博, 晚间全城都有掠夺”唐寿民把它比作人间地狱:“讵料瞬息日兵已至, 穿房入户, 索食索衣, 骚扰备至更有地面强梁之徒大肆劫掠, 混杂不堪, 俄顷之间, 顿成地狱。”张爱玲于 1942 年 5 月逃回上海, 也就是说, 从战争爆发到离开, 她孤身一人在地狱般的香港待了半年之久, 人生百态尽收眼底。龙应台说“烬余录像一个历经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 其实, 彼时的张爱玲尚不足 22 岁, 正是青春绽
11、放、理想飞扬的年龄, 但是在大的历史更迭的车轮前, 看遍人间惨伤, 回首已是百年身。拙于生计的张爱玲是怎么度过这半年的?烬余录没提, 小团圆有这么一句交代:“她还剩十三块钱, 全提了出来。比比答应借钱给她买船票, 等有船的时候。留两块, 不然你存摺没有了, 比比说。还要存摺干什么?比比没有她的世界末日感。”死城, 地狱, 只是描述人间惨状, 到底不及“世界末日”来得更彻底、更荒凉些。在“物资贵得使人骇怕”的战后香港, 钱转眼成废纸, 存折也就成了一个荒诞的存在。九莉去银行时注意到职员“廿世纪初西方流行的”袖口, 感觉“恍如隔世”。九莉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张爱玲的战时体验。银行、精致的袖口都
12、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而文明与战争却是一个永恒的悖论:战争使人类建立了国家, 脱离了野蛮, 发展了现代工业文明。然而战争反过来又把现代文明毁于一旦, 人类重新走向野蛮。张爱玲用一句话表达了对整个人类和文明的失望:“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 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战争把现代文明炸成一片废墟, 也把人利己、残暴的动物性全都激发出来。日军的悍戾, 滥仔 (流氓) 的横行, 整个香港危如累卵, 所有人都陷入生存困境。自身难保, 又如何顾及他人?每个人都是“被猎的兽”, 孤独地、自私地、毫无希望地在战后的荒原上, 在断瓦颓垣里, 艰难地生存下去。深谙张爱玲思想背景的苏青, 在
13、编者的话中这样评论:“张爱玲女士的烬余录描摹香港战时状态, 淋漓尽致, 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之, 本刊三期潜之先生在饥馑文化中叹息现在文学作品中无三吏三别之哀歌曲, 没有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的感慨, 如今张女士此篇得毋近之。”张爱玲哀歌的是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毁于一旦, 感慨的是人在战乱中流露出的懦弱、利己的本性, 唯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体会那虚空与绝望, 张爱玲的创伤梦魇也因此形成。二、“白蜡”封记忆, 伤痛依然存创伤的规避烬余录与其它战争回忆录截然不同:不描写激烈血腥的战争场面, 也不抒发令闻者悚然的感受, 更不表达对民族危亡的忧虑。作者仿佛从创伤现场抽离, 冷冷地回顾战争, 用极其疏淡空旷的
14、笔触详述一件件“不相干的事”, 却传达出难以言状的恐怖与苍凉。日军飞机轰炸, 她和同学躲在黑漆漆的箱子间里, 听机关枪哒哒哒扫射的声音如同“荷叶上的雨”;空袭中想的不是死亡的可怖, 而是琢磨“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还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更有好处;受了伤的青年店伙没有痛苦哀嚎, 反而因成为群众的注意焦点颇感愉快;警报解除, 市民拼命赶电车, 唯恐浪费了一张票。这种淡然、戏谑的语气把战争的激烈与残酷轻松解构, 仿佛“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 荒谬的感觉放大到极致” (1) 。这种“反常”行为往往给受创主体一种错觉, 认为他们已远离创伤地点和事件, 甚至有意抹杀其存在, 极度痛苦
15、的部分被掩藏。因而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的回忆, 并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记忆, 而是一种“屏蔽记忆” (screen memories) , 一个被投射在“屏”上的相对愉悦的记忆表象。而有可能致使自己崩溃的真实记忆, 则被遮挡在“屏”之下。“屏”抵御着强烈情感的冲击, 起到了保护、遮挡心灵的作用。在创伤心理学上, 这种情形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其症状之一是对与创伤相关的事物持续性的回避, 表现为对任何可能使人想起创伤性事件的事物、人物、话语或者语境的回避;症状之二是受创主体麻木自己以避免因再次体验创伤而引起难以忍受的恐惧。张
16、爱玲在烬余录中种种貌似冷漠无情的表现皆缘于此。她在炮火隆隆中, 埋头看官场现形记, 一面看一面担心能不能在炸弹落下来之前看完;在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下, 她画了许多连自己都赞不绝口的作品。通过看书和画画, 她虚拟一个明净纯粹的乐园以抵抗战争暴力的侵袭。做看护时, 张爱玲不得不面对一群沉默、烦躁, 不能行动也没有思想的伤者, 在她眼里, 这群没有生机的人象征着死亡, 默声暗示着她虚拟的“乐园”是多么荒诞:“死”的影子笼罩着这里的每个人, 谁都逃脱不了。有个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的病人“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张爱玲不理甚至痛恨他的存在, 因为他的痛苦把她拉回那种虚空、绝望的战争状态。她逃避
17、到厨房煮牛奶:“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 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 澄静, 光丽”。这是张爱玲为自己营造的又一个美丽、安宁的封闭空间, 把病人那悠长的、痛苦的叫声, 连同死亡的恐惧一并抵挡在外, 创造出一个“文官执笔安天下, 武将上马定乾坤”的和平、安全、有序的世界。张爱玲比喻她对战争所抱的态度“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 虽然不舒服, 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 到底还是睡着了。”“睡着了”即关闭视听, 与外界的混乱与虚空隔绝, 创造无创伤侵蚀的“表面上的平静安全感”。弗洛伊德认为, “对于危险的反应通常含有两种成分:即恐惧的情绪和防御的动作, 受惊的动物即惊又逃, 其实, 这里有利于生存
18、的成分是逃避, 而不是害怕。”看书、画画、对伤员的无情、煮牛奶, 从精神分析学上来说, 都是规避行为, 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表现。张爱玲深谙这种自我保护意识。胡适去世后,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道:“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 (注:海上花) , 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 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 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她说的“仓皇与恐怖”, 是真切地感受到“适之先生不在了”。这是典型的创伤规避心理表现:因为不能承受伤痛而下意识地回避忆起事实。小团圆中有一段描写九莉的话注解了创伤规避心理:从这时候起,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有大半年的工夫, 她内心有一种混乱, 上面一层白蜡封住了它, 是表面上的
19、平静安全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 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 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张爱玲无法对战争巨创及时做出反应, 个人感觉和事件意义之间的联结已悄然断裂。她用“白蜡”暂时封住内心的混乱, 用麻木无感对待将死的伤员以及“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甚至有意混淆时间来摒除这段创伤记忆, 以致于两年后提笔回忆时, 印象里仅剩“一些不相干的事”, 这也意味着她刻意祛除、规避那段创伤记忆。然而, 即使港战过去两年, 战争创伤依旧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剧痛, 她下意识地不去触碰最黑暗的部分, 而是尽可能地把它掩藏在潜意识深处, 只让那些对个人创伤
20、有安抚作用的记忆浮出表面, 以此来规避创伤。这里的“规避”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复杂和微妙的回避模式”, 目的是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这种规避行为同样反映在了创作上。战争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往往只是一个淡淡的背景, 她并不直接宣泄创伤, 而是通过精心筛选的实物、场景、事件等表达特定情感。这一主观筛选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下意识地回避创伤对自我的负面影响, 例如在封锁中, 用“封锁”这一事件点明故事在战后的废墟上上演, 威胁依旧存在;用“电车”这一封闭空间把战争恐慌隔绝在外, 整个故事在独立安宁的氛围中上演。烬余录中, 张爱玲明写“不相干的事”, 暗里却用“烬余”意象表达那有着“惘惘的威胁”的思
21、想背景, 和“浮世的悲欢”的苍凉前景, 同样是规避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三、虚空无去处, 梦魇入“传奇”创伤的再现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的两年, 创作进入喷发期, 既是为“稻粱谋”, 也是源于“出名要趁早”的心理紧迫感, 更是一种创伤体验的情感宣泄和转移。原先的规避机制让她暂逃创伤的蹂躏, 但故乡上海并没有给她抚慰和安全感。那冥顽凶险、阴晴难测的“孤岛”局势, 反而不断把她潜意识中那种疼痛的、被撕裂的感觉诱发出来, 致使过去的创伤经验在当下逼真呈现。张爱玲写烬余录之时, 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 两年”, 这个时空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张爱玲为何没有“趁热打铁”立即写篇回忆录
22、?创伤研究者这样解释:“与时间的距离过近 (这只能重塑创伤的心理动态) 或过远 (书写遁入修辞之中) 都无法再现创伤事件”, 而且, 创伤事件在人心理上表现出的“滞后性”或“延迟性”, 决定了香港战争与张爱玲回忆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潜伏期, 仿佛战争创伤已被遗忘。港战打破了她原来对世界、文明、人生的认知, 成为一段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往事症候。甚至, 因为战争创伤超出人类正常经验, 它很难在言语层面被组织起来, 所以张爱玲坦承“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 即使说起也是“语无伦次”。对这一情形, 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 (Robert Jay Lifton) 做了如下解释:创伤让人陷入一个他几乎无法想象
23、的情景, 不管过去是多么富有希望或经验, 都会被这一创伤击得粉碎, 哪怕受创主体给予此经历前瞻性的慰藉也无济于事。碎片式的受创主体努力整合心理碎片来平衡自身, 并且通过理解该经历重建自我。根据利夫顿的描述, 首先, 创伤给个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其次, 受创主体不再具有完整性, 其心理是破碎的;再次, 受创主体需整合心理碎片达到自身的平衡。何以整合碎片达到平衡?如前面所言, 创伤在发生的瞬间并没有被充分领会, 受创主体倾向于将痛苦逼入潜意识, 选择规避创伤, 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伤就此复原。创伤研究者凯西卡露丝说:“ (创伤) 病理学仅仅存在于经验结构或感受: (创伤) 事件在当时不会被充分吸收或体
24、验, 而是被延迟并反复地侵袭受创主体。”张爱玲于港战中形成的精神创伤, 像一个萦绕不去的魅影, 持续地以幻觉、噩梦等方式侵袭她的意识, 使之不断回到原初创伤场景。公寓生活记趣里, 热水系统的轰隆声在张爱玲听来像飞机投掷的炸弹, 使她每每为之魂飞魄散;我看苏青里, 上海的一次紧张空袭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港战情景;梦里回港, 凄风冷雨中无处藏身, 也是她潜意识中原初创伤情景的再现。龙应台在港大毕业生的演讲中评价烬余录:“我发现, 使张爱玲文字不朽的所有特质, 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 全部都埋伏了。”宋明炜评论港战之于张爱玲:“至于这场战争在她心理上的影响, 整整一本传奇, 哪一篇小说都脱不掉
25、它的影响。”香港战争可以说是张爱玲全部创作的一个总起: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中葛薇龙、聂传庆的传奇皆缘于随家人避战乱到香港;金锁记开端于姜公馆避兵到上海;封锁中短暂的爱情自“封锁”而始, 自“解禁”而终;白流苏、范柳原的婚姻成全于战争中一座城的倾覆。战争在张爱玲那里, 从来不是笔墨挥洒的重点, 但每一篇文章都弥漫着战争环境下那仓促的紧迫感、末世感和无尽的苍凉意绪, 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创伤已在张爱玲心底形成固着的记忆, 直接影响了她的存在哲学。张爱玲借助她所熟悉的事件和能把握的时空, 表面上写饮食男女蠢蠢欲动的情欲和貌合神离的关系, 实则写“战争后遗症”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恐慌。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唯一
26、一部直接倾泻港战创伤体验的小说, 白流苏经历的轰炸几乎就是她港战中的亲身体验;“在这动荡的世界里, 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 全不可靠了”的感慨, 跟烬余录中“什么都是模糊, 瑟缩, 靠不住”如出一辙;战争劫难后的香港成为一座“死城”, 也完全是张爱玲战争体验的照搬。可以说, 小说倾城之恋与回忆性散文烬余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涉性。张爱玲很少在小说中直接透露自己的情感, 倾城之恋是个例外。她写对文明的失望:“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墙颓垣, 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 像是找着点什么, 其实是什么都完了。”战争摧毁了人类文明, 整个世界便是一片荒原, 人是孤独行走的“荒原
27、人”:爱情成为奢望、未来变得缥缈, 价值难以实现, 人与人关系残酷无情。或许只有在这种“荒原”的预设中, 范柳原和白流苏这对精刮刮的世俗男女才会交付彼此“一点真心”。即使炮火已停歇, 灾难暂时离去, 生活秩序渐渐恢复正常,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浃髓沦肌的恐怖, 范柳原莫名感到“平淡中的恐怖, 突然打起寒战来”, 这根本就是港战之后长久萦绕在张爱玲心头的梦魇。动荡的世界不给她平复创伤的机会, 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让她愈加悲观:“个人即使等得及, 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 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 都要成为过去。”与烬余录同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封锁, 被学者周云龙称
28、为“另一篇烬余录”, 并且考证封锁的原刊本与传奇增订本 (1946 年出版) 有 19处改动, 通过符号、词语、段落的调换、增删, 使原刊本刺激、紧张的战时氛围慢慢过渡为后来的舒缓、平和的日常一幕。张爱玲不断地更改原作, 相当于将自身的战争创伤反复再现。她不仅借此对创伤事件进行重构, 也在屡次书写中宣泄了创伤、抚慰了心灵, 创伤激流逐渐化为平实疏淡的笔触。烬余录中写到为躲避空袭, 张爱玲同市民从电车跳下来躲到门洞子里。她看着外面阳光下的电车, 竟有了恐怖的感觉:“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接着炸弹落在街对面, 侥幸逃过一劫, 但“死”的恐惧已深深植于内心。大腿受了伤的青年店伙被抬进来, 使劲
29、捶门, 里面不敢开。后来终归开了门, 外面的人一哄而入, 里面的女人“木着脸不敢做声”。外面的人害怕被炸弹炸死, 里面的人呢, 却惧怕着外面的人, “他人”与“炸弹”都给人带来死亡的威胁。“门”此时成了“生”保证, 而这“生”的温和终究抵不过意识中“死”的冰冷, 正如淡淡的阳光掩饰不住电车透出的荒凉一样。张爱玲把这一幕写进封锁:“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 叫到: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 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 互相惧怕着。”这里不仅有生死之隔,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隔”战后的荒原上尽显人心的孤独。张爱玲选
30、择“电车”这一封闭的公共空间, 更是将“隔”的内涵放大到极致。电车上, 人与人没有交流, “有报的看报, 没有报的看发票, 看章程, 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 就看街上的市招。”拥挤的人群无法填满人内心的空虚, 他们极力麻木自己, 用琐碎之物填充视线和大脑, 因为“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电车里的时光悠长, 像张爱玲形容战时医院里病人的日子悠长得让人不耐烦;电车里的人, 与那些“动不了腿, 也动不了脑筋, 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的病人无异。这是一群饱经战争创伤的“荒原人”:孤独, 麻木, 对生活失去信心, 得过且过。张爱玲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坐在车上, 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 可
31、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 苍白, 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 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 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借助文学书写再现港战经验, 以这种方式与撕裂的、碎片式的“第二自我”对话。只有在一次次的再现中, 创伤才能被真正地经历, 破碎的心理才有机会得以整合, 受创主体才能逐渐逃离创伤, 避免执着于过去的记忆。四、宇宙洪荒万里, 谁来普渡众生?创伤的克服创伤研究者拉卡普拉认为:“创伤的再现以及强制性重演, 是为了整合自身, 终止创伤, 获得救赎, 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想象的、虚幻的愿望。”张爱玲
32、在再现战争创伤的同时, 也在努力克服创伤, 寻求自愈的途径。弗洛伊德认为“话疗“ (talking cure) 可以使患者去重复、认可并克服创伤事件。而对遭受创伤的作家来说, 文学书写则是愈合创伤的有效手段。张爱玲借助文学叙事的力量, 从最初的“无从说起”到“语无伦次”, 再到烬余录里直面危机事件, 自我诊疗, 整合碎片, 平衡心理, 在反复书写中转移或疏导战争创伤, 力图重建个体的自我认同。王德威说张爱玲的叙事具有“重复” (repetition) “回旋”(involution) 和“衍生” (derivation) 的特点, 她自身的碎片整合也同样沿袭了这一历程:反复深入记忆的洞穴, 盘
33、旋到潜意识深处, 通过文学书写重述原初创伤, 努力理解该经历, 并按照现有的心理图式将其完整化。这一过程, 一定程度上疏导了那段“不可言说”的战争伤痛。那么, 张爱玲有没有最终克服创伤, 达到心灵的宁静与平衡?关于“克服”, 大部分学者认同的一个观点是, “只有当创伤主体把创伤经验整合成一个有序的、具体的, 并且基于时间与历史背景下的言说, 才能够从创伤记忆中恢复。”如果以此为依据, 我们可以断定, 起码在写烬余录时, 张爱玲依旧在创伤的记忆中挣扎。她对那次危机事件的回忆是不完整的。细读文中“不相干的事”, 会发现这些琐事缺乏有机的统一性、连续性、条理性, 表面上看来杂乱无章, 而这正是心理创
34、伤的典型反映:“破碎性” (shattering) 或“不集中” (disaggregate) 。作为受创主体的张爱玲无法将创伤系统整合, 她的作品里充斥着“蛮荒”“残缺”“不确定”诸类词语, 意味着她始终没有建构起一个完整的自我, 依旧是碎片式的存在。她用一个个“封闭”意象把碎片式的自我包裹起来:恐怖气氛中的“电车”、最合逃世理想的“公寓”、霜庐里温暖的“被窝”、曹七巧的“烟榻”, 都给她心理上的安全感。她认为文明倒塌后的蛮荒世界里, 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能够夷然地活下去, 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 唯有怀着“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在乱世中苟且偷生。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说:“希望对于受创
35、主体来说是件很渺茫的东西, 生命的创伤不仅会让主体对自我失去信心, 也对周围一切 (家庭、团体、政府机构、逻辑、自然) 、甚至对上帝都丧失信心。”张爱玲不相信宗教, 与家人疏远, 不属于任何团体。她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属感, 唯有频频回望“古老的记忆”, 缅怀巍峨的过去, 唐宋的灯市、汉唐的更鼓都给她超越时空的亲切感, 祖父母稳定的婚姻给她无声的精神支持:“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 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她始终没忘记自己高门巨族的身世和“煊赫旧家声”的悲凉, 发表十八春时, 桑弧给她取名“梁京”, 但并没加解释, 她自己相信“就是梁朝的京城, 有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的情调, 指我的家庭背景”。
36、“古老的记忆”像“一连串的蒙太奇”, 悬空、梦幻、不真切, 张爱玲耽溺于此。这种封闭、回望、退缩的姿态, 阻碍了张爱玲重新整合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 无法重建一个有意义、有秩序的新的信念系统。德里达说:书写的目的在于超越书写, 而超越书写的关键是作者无限性地撕裂自己。T.S.艾略特写出荒原, 在 17 世纪的基督教里找到去处;托马斯曼在魔山的荒原中寻找到绿洲;卡夫卡在虚无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哪怕注定是永无止境地失败;鲁迅披荆斩棘奋力开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来。这些人都受战争绝望情绪的感染, 都陷入现代文明堕落的虚无中, 但是通过创造性的文学书写努力把握全部现代性体验, 通过书写而理解它, 通过理解
37、而改变它。在撕裂自己、超越书写的同时, 也努力超越创伤, 最终得到灵魂的拯救与升华。张爱玲在满目疮痍的战后荒原上, 虽然敏锐地看到人生的无意义和人类进退维艰的生存困境, 却甘愿逃入创伤, 甚至对创伤记忆产生痴迷, 就像她在烬余录里写伤员:“时间一长, 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 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 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创伤在无形中已对她产生重要意义。这个世界上, 文明坍塌, 未来渺茫, 亲情冷漠, 友情与爱情最终也成了忌讳, 既然无法逃遁这个“不可靠”的现实, 就借创伤遁世, 躲藏在文学世界里书写创伤, 哀悼创伤, 让创伤成为写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38、没有未来, 沉湎于过去, 张爱玲的世界像莫里斯梅特林克提倡的“静止的戏剧”, 对白是流淌于内心的反抗, 音乐是远方传来的咿呀呀的胡琴声, 这个世界跟现实拉开了一段距离, 中间隔的是虚无。刘再复用鲁迅野草中的句子“唯死亡与虚无乃是实有”来总结张爱玲的世界观。她缺乏艾略特、卡夫卡、鲁迅那样的勇气和坚韧去抗拒虚无和探求生命意义, 她抓住日常生活这一“实有”来抵抗生命的虚无本质, 却又做不到苏青那样“俗”得彻底、热闹, 像一个众人都愿依靠取暖的“红泥小火炉”, 她是冷的, 疏离的。王安忆对她的评价一针见血:“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 便回缩到俗世之中, 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她喜之
39、爱之、歌之颂之的“世俗”, 不过是她用来藏身的“壳”, 来躲避那出其不意袭来的创伤记忆, 让“市声”的喧哗驱逐思想背景里隐隐的恐怖威胁, 也就是说, 她根本不相信她孜孜书写的日常俗事有多大的救赎意义。所有作品中, 她唯给了倾城之恋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就靠着那“一刹那间的谅解”, 他们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何况余生战事不断呢!但她转身又把这并不耀眼的光明扑灭, 她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 没有圆满, 没有追求, 只能在千疮百孔的创伤回忆中, 在被战争摧毁的现代文明的荒原上, 努力从琐碎的日常攫取点温度, 抚慰苍凉的内心。张爱玲喜欢尤金奥涅尔的戏剧大神勃朗, 她说如果有一天她获得了信仰, 大约
40、信的就是剧中的“地母娘娘”一个身体壮硕、长相丑陋、说话粗鄙的女性。在战争频繁、一切皆不可靠的时代背景下, 唯有“地母”具有生死轮回、饮食繁荣的恒常性。她给悬置在虚无中的人类脚踏实地的安稳感, 给精神荒芜、内心孤独的芸芸众生慈悲博大的关爱。张爱玲从“地母”身上看到了她从人间遍寻不到的安稳、关爱和同情, 对世人的自私、懦弱本性有了“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的怜悯和谅解。但这种怜悯和谅解终究是对现世无可奈何的一种妥协, 她始终没有从灵魂的深处升起对整个人类的同情和宽恕, 也没有超越个人情感客观地看待创伤历史, 更没有给彷徨的世人指出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她对人对己都没有质问, 甘愿在庸俗的日常中混沌下去
41、。这种本质上的虚无, 最终使她无法彻底超越过往、克服创伤, 到达救赎的彼岸, 也无法完成主体的升华。结语港战创伤体验, 可以说既是张爱玲的生命之痛, 又是她的艺术之幸。苏伟贞甚至说:“若非这场战事起了头带出视角, 张爱玲的文学生命恐怕不会这么早展开。张爱玲从最初的极力规避创伤以慰藉受创的心理, 到反复在作品中再现创伤以努力实现自我拯救, 创伤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但她在再现战争带来的文明衰落、人性被遮蔽的同时, 没有勇气直面创伤并超越创伤, 而是发出“定命的悲哀”之喟叹:“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 我们惟有临摹。”一句话道出了她对人类生存本质的认识人生是不可把握的, 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42、换言之, 她不能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认识过去, 因此在烬余录中回忆起的, 也仅是些“不相干的事”罢。注释(1) (1) 张爱玲:烬余录, 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48 页。 (2) (2) 胡兰成:民国女子, 今生今世,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58 页。 (3) (3)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高觉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第 233 页。 (4) (4) 拉卡普拉认为, 有三类创伤应对方式:规避 (denial or disavowal) 、再现 (acting-out) 、克服 (working-thro
43、ugh) 。“创伤病症的重复再现以及压抑的强制回返, 无非只是一个想象的、虚幻的愿望, 希望身心获得统一, 创伤得以结束, 个人得到救赎。”原文是“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symptomatic acting-out and the repetition compulsion other than an imaginary, illusory hope for totalization, full closure, and redemptive meaning.”引自 Dominick LaC apra.History, Theory, Trauma: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