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向“扩大和强化市场型”政府转型 对沃顿商学院马歇尔迈耶教授演讲的评论 张宇燕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首当其冲的挑战是，如何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增长。在今天，中国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市场拓展艰难；国内地方保护主义阻碍资源配置和规模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做大做强；依赖资本、资源、人力投入的高增长代价日重。面对新环境，中国经济将进入第二次转型：创立“扩大和强化市场型”政府，建立国内单一市场。 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于2007年1月举办的一场金融早餐会上， 沃顿商学院马歇尔迈耶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的精彩报告，笔者应邀对之进行了现场评论。本文根据这一评论改编而成。 一、提出中
2、国经济第二次转型有重大的政策价值 1、在今天提出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恰逢其时 迈耶教授的报告有三个关键词：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全国单一市场；强大的企业。坦率地说，谈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迈耶教授并不是第一位。尽管彼此在谈论的内容上存在着差异，但早在几年前，中国学者就已经有人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新的转型”或“第 X次转型”这类话题了。而阐述在中国建立单一市场的必要性，同样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几年，在中国是否应该“入关”或加入 WTO 的激烈辩论中，就有中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自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世界，故建立单一国内市场较之进入 GATT 或后来的 WTO更为重要和紧迫。为此，呼吁
3、中国各级政府殚精竭虑创造条件，期待中国企业自强不息奋发上进以求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当时，类似的声音铺天盖地、不绝于耳：无论在官方政策性文件中，还是在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战略规划报告中，做大做强企业的口号俯拾皆是。 既然“第二次转型”、“建立单一市场”和“做大做强企业”无一例外都是老生常谈，为什么还要说迈耶教授的演讲颇有见地呢？在笔者看来，答案主要有两点：其一，把以上三个关键词放到一个逻辑架构中加以讨论，极大地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其二，在当今的中国提出中第二次转型，恰逢其时，且具有重大的政策价值。 2、 迈耶的思路和亚当斯密的逻辑如出一辙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首当其冲的挑战是，如何维持长期、稳定、健康的增
4、长。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基本逻辑，经济增长源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又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鉴于市场规模等价于贸易范围，斯密成为了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长期以来，关于自由贸易的辩论几乎都集中在对外贸易上，贸易理论的讲授也被归入国际经济学之中。而实际上，贸易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对外贸易自由和对内贸易自由难分伯仲，它们都是扩大市场规模的有效途径。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迈耶教授被冠以“中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之名的逻辑线索：中国在寻求扩大外部市场规模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目前更需要下大力气建立国内单一市场
5、；国内单一市场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深化其分工和专业化，提高生产率，实现巨大的潜在“贸易收益”，而且还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做大做强，使之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作为上述转型的自然结果，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增长便有了保障。显而易见，迈耶教授的思路和亚当斯密的逻辑如出一辙。 迈耶教授运用统计数据、公司和产业案例、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描述和论证了中国市场的非单一性和中国企业在条块分割市场中的困境与无奈，并对何以至此做出了部分解释，比如，欠发达的国内并购市场。迈耶教授还用不多的笔墨，对近代及当代西方世界因对内贸易自由化而带来国内市场扩大、经济长期增长和国家整体增强的事实给予
6、了积极的评价。美国宪法中的“商业条款”和 19 世纪中期德国境内各公国建立“关税同盟”，都旨在实现对内贸易自由化，两国也均因为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而经历了经济长期迅速的增长。新近成立的欧盟及欧元区，亦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 3、建立国内单一市场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吻合 迈耶教授给人的启迪是，如果说对外贸易和投资还有国家利益需要考虑（比如，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因美国国会出面干预而失败），那么， 国内自由贸易对民族国家整体来说，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换言之，在今天的中国，建立国内单一市场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完全吻合，因为，财富增长的过程就是税收与声誉增加的过程。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角度看，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无疑
7、不符合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属于资本要摧毁的对象。然而，目前中国的市场又确实不是单一的市场，商品、服务各要素的流动均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中央政府、大企业和广大消费者都有好处的单一市场，究竟为什么迟迟建立不起来？ 二、建立国内单一市场的紧迫性 1、单一国内市场为何难产 首先，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计划经济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单一市场”。那时，企业对计划负责，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商品、服务和要素有计划按比例地在全国流动。改革开放最初的 20 年里，在用市场逐步替代中央计划的过程中，建立在计划基础上的全国“单一市场”随之瓦解，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开始孕育、生长。尽管在中国
8、建立单一市场的进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中国内部市场的迅速拓展，还是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进而对中国经济在这些年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影响。 其次，如果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那么， 近年中国对外开放度的迅速提高，为受到国内不完善市场困扰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 。至于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由于在国内市场基本上畅行无阻，故作为现行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没有动力去改变现状。至于那些迅速成长的非国有企业，除了向国际市场发展外，还往往能找到某种非正式的渠道来克服市场障碍。 第三，今天为人们所批评的-建立在狭隘利益之上、以地方保护主义形式出现-市
9、场障碍，其形成、积累和对经济造成的危害，也是需要时间和条件去化解的。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国内市场不完善问题虽然始终存在，但却在长期内并没有成为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结果单一市场也就“呼之未出”。 2、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 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之路荆棘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上，中国既受到了来自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也受到了日益强化的全球标准、区域组织的法律法规、甚至个别国家歧视性政策的约束。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实施的贸易壁垒，已经实实在在地被中国政府和企业感受
10、到了。 其二，国内地方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地损害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环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桥教授两年前做的一项研究显示， 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现存的各种贸易壁垒，折合成“关税”后平均税率超过 20% ，这既极大地阻碍了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企业的做大做强。 其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年来主要依赖的以资本、资源和劳动投入而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空间越来越狭窄，代价越来越大，因而其可持续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此同时，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实现的快速增长，日益受到青睐。 上述三大变化，仿佛使建立国内单一市场突然间变得要紧和迫切了。如能适时行之，或
11、可收一石三鸟之效。 三、政府：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主导者 迈耶教授的演讲不仅启发了我们的思维，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还留下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四点与迈耶教授商榷。 首先，企业规模是否越大越好？迈耶教授的论述始终贯穿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做大做强的企业应该成为所有企业追求的目标。然而，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支持这样一种命题，因为，企业边界至少要受到组织和运转企业之交易成本的影响。这等于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适度规模。这或许恰恰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大企业备受世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吧。 其次，大企业和垄断之间是什么关系？微软在迈耶教授眼中一定是个业绩辉煌的巨型企业
12、，可它同时也是因垄断行为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企业。美国一个多世纪前通过的反托拉斯谢尔曼法，恐怕至少部分针对的是那些“强盗贵族”。其实，在企业规模和防止垄断之间，应该也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 第三，中国中小企业之所以倚重海外市场，是因为国内市场不完善吗？从国内和国外市场相互替代的角度看，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情况也可能是，不同企业这样做各有各的原因。许多外资或合资企业设立的初衷就是海外销售。 最后，究竟谁是推动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主体？在此，笔者想沿着已故的马里兰大学曼瑟奥尔森教授的思路，来对这最后一个迈耶教授既未明确提出也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做些解释：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其主导者应该、也
13、只能是政府。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奥尔森集中论证的命题是，经济繁荣决定于政治权力的恰当有效的运用，而检验政治权力在经济学意义上是否得到恰当有效运用的标准，就是看市场是否得到了扩大，亦即政府是否是“扩大并强化市场型政府” 。无论是抽象一些的经济增长，还是具体一些的企业壮大，都可以被比作一棵树或一片树林。要想使其茁壮成长，政府能做和该做的，是浇水施肥，增加光照，修剪枝叶，合理密植，防治病虫，而不是揠苗助长或滥砍滥伐。简言之，政府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仅在于为树木的生长创造适宜的条件。其中，自然包括迈耶教授建议的做法，即建立统一的标准以方便全国贸易与投资，降低交易成本。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笔者用一句话对迈耶教授的演讲作出评论：如果说，中国第一次经济转型可以概括为破除一种“计划和命令主导型”政府，那么，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可以被期待为创立一个“扩大和强化市场型”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