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义顺破产案与过炉银制度的衰落 燕红忠 许晨 上海财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摘 要： 晚清以来, 通行于东北地区的过炉银作为一项极具特色的区域货币和信用体系, 为当时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交易媒介和信用工具。纵观过炉银制度从诞生到被废止的 70 余年的历史, 其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标志性转折, 一是 1907 年的东盛和破产案;二是 1918-1919 年的西义顺破产风波。东盛和破产是外部冲击长期积累的结果, 它标志着过炉银制度的重大调整和市场覆盖范围的逐步收缩。而西义顺破产风波则是商帮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随着官方对金融市场管理的逐步强化, 政策趋于收紧, 过炉银作为一种民间货币逐渐走向衰落。西义顺银炉
2、破产案的发生、破产救济、政府监管和过炉银制度的衰落,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竞争性货币市场的运行及民间货币的最终命运。关键词： 民国时期; 西义顺; 过炉银; 货币制度; 作者简介：燕红忠,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史、商业史与经济发展;作者简介：许晨,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近代货币与金融史。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运行研究” (16ZDA13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日货币战争研究 (1906-1945) ” (13BJL019) 一、引言银行、钱庄、票号和银炉是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相对于银行、
3、钱庄和票号研究的丰富成果, 长期以来关于银炉和过炉银的研究非常薄弱。直到最近, 王昉、燕红忠和高宇利用日本在东北的调查资料和海关贸易报告, 研究了过炉银制度的产生、性质和运转机制;燕红忠、高宇对清末时期过炉银为应对外部冲击、内部动荡和商业危机的一系列制度调整和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 从长期的视角、以货币金融学理论对过炉银制度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发展的重要转折和衰落过程进行探讨。过炉银曾通行于整个东北辽河流域, 并与上海、天津等重要口岸城市具有汇兑关系。清末民初, 随着贸易和金融格局的变化, 营口的贸易中心地位逐渐被大连取代, 营口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明显降低, 周边城市对营口的依附作
4、用也明显减弱。营口地区的货币行用情况呈现出逐渐放弃使用过炉银, 转而使用其他货币的趋势, 各种货币通用的局面在营口逐渐形成并发展, 过炉银的垄断地位一去不返, 其通行范围也逐渐收缩于营口一地。在没有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兑现纸币的竞争性货币体系下, 强势货币往往拥有定价权, 即其他货币总是和强势货币挂钩, 或总是受到强势货币的影响。过炉银在营口及其所覆盖的贸易区一度是强势货币, 任何其他货币在营口都需要转换成过炉银后才能进行交易。但随着贸易地位的变迁和营口银号内部的势力消长, 过炉银的优势地位被其他货币所占据。但总的来说, 在 1919 年西义顺倒闭前, 过炉银价格的波动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如 191
5、1 年, 辛亥革命爆发引发市场动荡, 要求提取现银的人骤然增多, 银号面临着严重的挤兑压力, 对此采取的措施只能是暂时增加卯利。1912 年营口银炉公社成立后, 积极从中斡旋, 要求各银炉从业者紧缩信贷, 同时废止口头交易等办法, 改用“三联单”的票据方式。炉银交付时, 既可用小银元, 也可用本省的主要货币奉票核价。这次整顿使得营口的过炉银制度得以维持, 贸易又呈现出畅通局面, 过炉银因清末革命而失去的信用逐渐恢复。其他金融机构也对炉银的整顿表示欢迎, 如中国银行方面称“若现在时局平靖, 市面安稳, 炉银信用亦渐趋巩固之地位, 炉房家亦大多持稳健主义, 步步蹈实, 又得当到限定其价格, 既不能
6、有巨大之涨落, 即不致有危险之可虞。如将此次整顿炉银章程永远定为成案, 俾免日久懈弛, 则炉银信用之永固, 即商界前途之幸福”。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营口银炉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共赢关系。从另一方面看, 虽然东盛和破产后官方就开始介入对银炉的监管, 但由于清末民初的政局动荡, 对于过炉银的管理一直是在官商合作的框架之下, 以商人自治组织为主导。1917 年之后, 东北地方军阀势力兴起, 开始加强官方银行建设, 并着手从商民手中收回货币发行权, 试图由政府统一发行货币。1918-1919 年的西义顺破产案及其救济过程, 不仅是对过炉银信用的一次重大冲击, 也是官方强势介入金融市场管理, 收回民间货币发
7、行权的过程。过炉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被官方货币所替代, 逐渐沦为一种普通的信用货币并逐步衰落。二、营口银炉派系与西义顺破产案的发生清末, 受东盛和破产的冲击, 粤商和西商在营口的势力趋于衰落。原有的东盛和、东永茂、裕字号三家粤籍巨商只有东永茂健在, 西商票号也因债案影响, 在当地运营资金损失过半, 不得不退出东北市场。与此同时, 山东商帮以西义顺及联号为首, 直隶商帮以厚发合及联号为首, 在东盛和破产后迅速登上营口商界顶峰, 为争夺营口商业主导权展开明争暗斗。民国初年, 营口的银炉商号大体可分为山东、直隶、广东和营口本地四个集团。其具体派系和组成部分见表 1。表 1 营口银炉派系一览表
8、下载原表 山东帮以西义顺银炉为首 (包括义顺魁、恒义福、恒义利、义顺长、义顺金等) , 直隶帮以厚发合银炉为首 (包括厚发合、志发合、润发合、英发合等) , 广东帮以永字号为主, 营口帮以世昌德银炉为首, 几股势力互相竞争, 相持不下。因这一时期营口市内的商家多为山东人所经营, 客户网络较为完善, 山东商帮经营的主要银号西义顺, 不单经营银炉, 还经营油坊和代理进出口业务等, 在东北各地有众多的联号, 在营口一直有着较强的势力。除山东帮以外, 直隶帮的厚发合银炉资本也相当雄厚, 其资金来源是长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营口本地银炉则由众多省内其它行业财东支持, 在营口银炉业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在
9、 1917 年营口总商会的人员构成中, 会长由西义顺的李恒春担任, 而副会长则是来自于厚发合的李元良, 商会设立的四个特别会董席位则由四派各居其一。西义顺明显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这引发了其他商帮的不满与嫉妒, 希望能够联手与西义顺相抗衡。银炉间表面上关系亲密, 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一方面, 各银炉用人唯亲, 从财东至小厮皆必用同乡, 交易对象、经手商品也各因同乡关系而划分;另一方面, 各银炉彼此相互竞争, 常为扩大实力而绞尽脑汁。东北地区的商人和工人等以山东人居多, 因此以西义顺为代表的山东帮银炉势力较大, 经营规模超过其他银炉的总和。由于各银炉在风险控制方面始终存在漏洞, 短期资
10、金链紧张是较为常见的现象。有时则变本加厉, “暗中更出重利, 借同行之票银 (自月息二分至四分不等) 以救一时之急, 不问损失之大, 饮鸩止渴, 莫此为甚。终之一面受利息之亏, 一面受压煞资本不能周转之害, 因以不支, 遂致搁浅。”1918 年腊月, 西义顺银号出于投机需求, 购买了大量上海规银而增发过炉银。此时正处于一战后期贸易紧缩期, 上海金融局势不稳引发过炉银下跌, 同时西义顺在油坊和面粉等其他事业上也进行了大量投资, 使得资金周转出现困难。直隶帮银号注意到了相关情况, 鼓动众债权人一齐向西义顺挤兑, 导致西义顺陷入现金流危机。另外, 他们进一步散布西义顺一派危殆的传言, 使过炉银趋于暴
11、跌, 人们争相挤提债权。而直隶派银炉以预先准备资金廉价购入过炉银债权, 做好了对自身挤兑的防范。在西义顺向其他银炉求助的时候, 直隶和本地两帮又故意不肯相助, “该号开出支票各炉坊皆不收受”。西义顺的债权者纷纷要求清算其债权, 而债务者则购买下跌的过炉银用以偿还, 很快西义顺的亏损额就达约 400 万两, 如不在短期内完成整顿, 则会宣告破产, 从而对当地市场造成巨大损害。“过炉银行情自去年春天以来一直下跌, 进入新历 12 月的决算期后发生暴跌, 商务总会从奉天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各请求 80 万两的援助, 方才熬过新年。至本月 6 日对上海的汇兑行情保持平稳, 上海规银1000 两汇价为过炉银
12、 2025 两。但到了本月 25 日跌成 2110 两, 26 日 2115 两, 今日为 2500 两。金融市场眼下正处于大恐慌状态。部分有识之士认为, 西义顺破产即是过炉银的终结, 其影响将波及全满洲, 至少会导致当地市场半年无法确立行市, 进出口贸易减半。”以西义顺为代表的山东商帮银炉的资产规模大于其他商帮银炉的总和, 但是如果遭遇挤兑, 仍然是独木难支这说明过炉银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均衡, 尽管资金在各银号之间分配, 总体上则保持着充足的流动性, 至少可以在现金紧缺的情况下, 正常维持营口作为东北地区重要商埠的各种交易。然而, 一旦均衡被打破, 就会导致全盘的系统性风险, 产生信用危机和逆
13、向选择。在信用制度并不完善的社会结构中, 信用形式比较单一, 没有规范的信用体系和复杂的信用工具, 一般是以银行信用为主, 其他信用机构和信用工具都较为匮乏。营口银炉作为能够发行过炉银的机构, 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银行的职能, 因此也属于银行信用的范畴。发行信用货币的银行在面对信用风险时必须以充足的理由证明其信用状况良好, 但在市面资金紧张和外围市场变动的情况下, 显然无法维持充足的流动性, 出于对信用违约风险的担忧, 挤兑现象便产生了。如果银行自身无力兑付, 一般会请求中央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的援助, 然则中国近代既无中央银行, 其他银号又故意不肯相助, 西义顺进入破产清算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
14、。信息不对称往往是逆向选择行为的根源。然而, 货币供给与需求市场本身的信息不对称有时尚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西义顺风波明显是由于外部条件的推动导致进一步信息不对称, 从而引发的市场失衡现象。西义顺资金短缺问题本来是暂时性现象, 但在直隶派和广东帮商人的推波助澜和上海金融局势变动的影响下被无限放大, 最终难以招架债权人的挤兑风潮而陷入破产危机, 在西义顺向其他银炉求助之时, 各银号更是采取了袖手旁观的策略, 甚至采取直接抵制西义顺所开银票的作法, 其意图十分明显。在近代中国不具备中央银行的金融体系中, 货币发行主体趋于多元化, 更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对货币价值做出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保证, 各种货币发行
15、者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也并不一致。金属货币发行者最需要重视的是货币的成色及制作工艺, 而信用货币发行者应当尽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经营水平, 以保证所签发信用货币的质量。排挤其他货币的做法, 固然有一定的经济利益诉求, 但实际上是“双输”的策略。这是由于在货币发行者处于竞争态势时, 货币使用者对于货币的“质量”就会有所评判, 并形成相应的理性预期。过炉银是信用货币, 其“质量”并不是货币的成色, 而是货币的信用, 即发行过炉银的银号经营状况。通常情况下, 货币使用者倾向于使用经营状况良好的银号发行的过炉银票据, 西义顺联号一直以来在营口地区有较强实力, 资本金也最为充足, 应当成为商民的首选, 结果却面
16、临破产。这实际上是典型的逆向选择行为, 即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货币需求方无法判明货币的优劣,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淘汰了相对优势方, 保留了相对弱势方。高质量货币供给者一旦退出市场, 货币需求的理性预期就会下降, 进而导致次优的货币供给者被挤出, 加速市场失灵与秩序混乱。西义顺破产风波后过炉银制度的发展过程也印证了这一推断, 其它两帮银炉并未得到好处, 反而严重受其影响, 使过炉银制度明显开始动摇, 也触发了各方势力对于该事件做出回应。与清末东盛和破产事件不同, 西义顺危机引发了从奉天省政府到外国势力的强烈反应, 同时各方一致希望救助西义顺帮助其渡过难关。特别是日本方面, 较早地注意到西义顺的
17、动态, 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在其中发挥作用, 实际上体现了多方博弈的过程。三、西义顺破产案的救济与官方对市场管理的强化西义顺风波爆发后, 营口当地商民和在营口的日本商人都希望能够救济西义顺使其渡过难关, 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商铺是西义顺的债权人, 他们希望收回债权, 组织成立了债权团会, 倡议西义顺照常营业, 销售货物以收抵债款, 会同道尹派员分赴各地联号清查账目。另一方面, 西义顺停业对于营口市场有弊无利, 引起市面震动, 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 有的行业因为西义顺倒闭而陷入停顿, 金融状况也十分紧张, 救济和维持西义顺银号的呼声逐渐高涨。但是商户并没有救助西义顺的能力, 各商
18、户的经营状况实际上受到市面金融状况的影响, 西义顺倒闭对于其他商户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救助西义顺的工作只能依靠注资, 当时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只有奉天省政府或日资银行。辽沈道道尹荣厚积极介入寻求西义顺破产案的圆满解决, 认为只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作为支撑, 就可以维持西义顺的经营。西义顺的中日双方债权情况如表 2所列, 荣厚深得日方信任, 因此事先与日本方面进行了接触, 就西义顺的经营持续问题以及日方债权人的利益确保问题进行了确认。但就债权人的分布情况来说, 兴业银行和东三省官银号合计拥有西义顺近百万两的债权, 占据其中大部分份额, 因此中国官方对于西义顺的情况自然最为关注。张作霖在事件发生之初
19、就下达了指示, 要优先回收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代表的奉天省政府银行的债权, 但政府无力出资, 张作霖希望奉天商务总会来进行救济。但奉天商务总会也无法全额出资, 实际也要依靠政府控制下的银行进行融资, 这样一来, 张作霖就可以与之讨价还价, 令一般债权人放弃一部分债权, 以确保奉天省政府银行的利益, 同时在处理坏账后将西义顺收归官方。但这会使许多商铺很难继续经营。因此引起商民约 300 人以“督促奉天政务厅长实施上述命令”的名义到营口举行反对示威。处在中日双方一般债权人和中方政府之间的荣厚决定一方面向日本方面求援, 另一方面遴选出以营口总商会会员为主要委员的“自行整理监视员”20 人负责制定自行解决
20、该问题的方案。但后者显然也无法自筹资金, 继而也把希望寄托在日方。表 2 西义顺的中日双方债权情况 下载原表 中方债权人主要是当地的商户, 和在当地经营的日本商户多少有些往来, 因此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向日本大企业三井公司求助, 三井借此机会, 将中方一般商民债权人的请求向领事和日本外务省进行了汇报, 认为进行融资是日本建立“满洲”金融基础的重要一环, 必须由朝鲜银行提供融资。然而, 考虑到与张作霖方面的关系, 日本外务省总部做出的答复是, 如果没有中国当局的直接申请, 不会提供融资。事实上, 日本对于西义顺破产事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与关注, 西义顺风波初起之时, 日方对于西义顺危机大感惶恐, 立刻
21、开始调查相关资金情况, 而之所以从西义顺开始显露疲态时就已经考虑出手干预, 其直接原因也是由于日方利益受到了损害。“当地实业界重镇, 与本公司有多年交易关系, 从事银炉业, 在大连和哈尔滨有许多联号的西义顺, 最近因其发行的过炉银遭挤兑之厄, 于上月末因运转资金梗塞, 财产状态渐趋危险, 不得不进入清理。该号掌握当地过炉银的霸权, 同时在满洲一带有很多事业, 即所谓满洲商界巨头者也。无论对当地还是各地都有广大关系, 万一遭破产, 其影响所及甚大。会造成往年东盛和破产以上的恐慌, 因此当地无论官方民间都趋向于整理维持该号。另一方面, 奉天省长认为这是关系地方经济界安危的重大事件, 极力组建救济方
22、针, 派奉天官银号和其他经济界有力者探讨具体方法。”“有关营口西义顺整理问题, 就铁岭、开原与该号及其联号的本国 (日本) 商人债权关系进行调查的结果, 本国商人约拥有 20 万日元的债权, 各自有确切的商界担保, 预计仅就本地来说虽可能有万一状况, 但不会有直接损害。中国官商方面也显示出极乐观的态度, 而且, 最近正好是中国正月, 尚未对市场有任何影响。但营口三井为确保对当地西义顺的债权, 由其当地办事处于 5 日申请, 办理了由中国官方暂时冻结西义顺及其联号的所有财产的手续, 本月 7 日又申请解除了上述处分。”然而, 日方虽然在第一时间把握了情况, 也希望能够在维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争取占
23、据营口金融市场, 但在实际解决方案上, 却无法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需要与中国政府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面对日本对东北金融市场的觊觎, 中国政府一直加以提防, 多次拒绝日方的援助请求, 从而使得日本对于营口银号的干预并不顺利。同时, 从三井物产经由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汇报的全过程来看, 日本政府、外务省和银行财团 (朝鲜银行、三井物产) 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 无法达成统一的援助方案, 在救济西义顺的问题上进退维谷。张作霖面对日方犹豫不定的态度, 考虑到 1918 年殖边银行滥发纸币风波时, 日方曾在暗地里散布流言, 称营口今后的贸易不用奉票, 而是使用日币的前车之鉴, 一贯认为“外人乘间谋我, 屡欲
24、握我金融大权, 制我死命”。因此, 张作霖不愿借入外资, 而是希望通过地方政府出面, 在官商合作的框架内进行解决。最终, 经过荣厚与张作霖的会谈, 驻营口的辽沈道尹公署在荣厚的主持下对西义顺进行整顿, 设立“金融维持会”, 动员各银炉业者出资成立“公益银号”, 负责清理义字号的资产负债, 以安定市面。并限令银炉业者到期收卯, 不准滥放银码, 以巩固银炉信用。而作为不让日方提供融资的交换条件, 给予日方债权偿还优先权。其具体解决方案如下:西义顺债案解决大纲甲 组织银炉1. 由营口有力商家集资至少在四十万两以上作为股本, 合组一银炉, 定名曰公益银号。2. 公益银号经理存放银码、货物押款、货币汇兑
25、各事, 其业务与旧设之银炉无异, 但于以上规定各项外不得兼营其他生产及投机事业。3. 公益银号一切营业应遵照定章办理, 其业务细则另行详定。4. 公益银号附设一清理义号债务处, 办理义号债务事宜, 其章程另章规定。5. 公益银号设监理一人, 监察一切营业事务, 设经理一人, 管理一切营业事务, 统由股商公举。另用号伙若干人, 由经理选用。乙 清理义号债务办法1.义号债额连油饼、飞子及营业货款并计在内约八百五十万两, 财产、货物约共六百五十万两, 两者相抵约有着债款七成七分, 无着债款二成三分, 由义顺号出立信用欠票七成, 普通欠票三成, 交给债权人。2.两种欠票均以炉银为本位照债权人之债额填写
26、, 其债额较巨者得分数填写至两种欠票, 式样用三联单式, 由义制备号盖用号章, 并送公益银号加盖号章, 一联交付债权人, 一联存义号, 一联存公益银号。3.七成信用欠票市面上应一律通用, 三成普通欠票但交存于债权人之手, 不准通用, 另以命令公布之。4.七成信用欠票定位月息八厘, 付息期限分三、六、九、腊四卯, 统由公益银号代为照付, 其三成普通欠票免息。5.义号全部财产契据统交公益银号保管, 以为欠票信用之担保。6.义号全部财产应分别去留, 去者由公益银号随时处分, 处分办法另定之。留者仍由义号照常营业, 由公益监视, 监视办法另定之。7.处分财产所得售价暨营业所得余利统存于公益银号, 积至
27、十分之一, 即由公益银号代为收回欠票十分之一, 先收回七成信用欠票, 次收回三成普通欠票。8. 义号财产内有现款一百三十万两, 应交存于公益银号, 备为义号营业活动资本, 随时接济。9. 两种欠票全数收回后, 则将清理债务处撤销, 并撤销营业之监视, 其所余财产契据如数发还。以上甲乙各项规定各办法, 其实行时统受地方长官之监督。从上述大纲来看, 解决西义顺风波的主要策略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建立公益银号, 第二步是在建立公益银号的基础上, 以西义顺全部财产契据作为担保, 由公益银号对其不良资产进行救济。公益银号是由当地大商家集资入股设立的, 因此西义顺的不良资产实际上平摊到营口的
28、其他商户之中。债权人可以先收到七成现款, 另有三成期款等到变卖固定资产后再行还付。推行这一办法后, 商业逐渐恢复正常。但是“欠票”在市面的流通相当于又在货币市场中增加了一种货币, 这导致现银更少, 货币也更加混乱。市面上的交易总是空码出入, 过炉银价格再度低落, 最低时每锭仅合奉票 35 元左右, 之后才逐渐回复到近 50 元。以日英为中心的各国领事团向张作霖提出了抗议, 认为过炉银的如此行情走势损害了本应受条约保护的外国商人的利益。张作霖直接罢免了荣厚, 新任辽沈道尹史纪常动用警力对从事过炉银投机买卖交易分子进行抓捕、处罚, 以强硬姿态对金融市场进行管制。1919 年 9 月, 官商两方都认
29、为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召集会议将炉银公会解散, 重新组织“金融维持会”, 规定章程以保证炉银的信用。但这并没有解决“欠票”大量流通所造成的问题, 进入 11 月之后, “金融维持会”和营口总商会就向政府提出了请求, 他们指出金融形势出现混乱的元凶是西义顺欠票在市场上的流通, 因此, 请求由东三省官银号等政府银行接管西义顺, 通过政府的银行券强制回收西义顺的所有欠票。事已至此, 政府于 12 月上旬命令东三省官银号、兴业银行、中国银行奉天分行、交通银行奉天分行接管西义顺, 使用汇兑券回收西义顺欠票, 就此西义顺的整理清算工作暂告一段落。1920 年 4 月, 又颁布整理炉银新条令, 希望
30、能够进一步巩固炉银信用, 维持市场稳定。但是, 新条例在维持过炉银信用方面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其主要原因在于以官方主导的管理机制与民间货币信用之间的根本矛盾。四、过炉银制度的衰落1919-1920 年大体上是过炉银制度发展到后期的一个分水岭。在西义顺倒闭之后, 1920 年 11 月厚发合也面临倒闭的窘境。厚发合是仅次于西义顺的大银号, 在西义顺破产后位居翘楚, 其破产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 而纯属市场问题。官方对其所采用的救济方式基本上遵循了西义顺的处理方案, 并进一步强化管理。这一时期出台的过炉银管理条例大多不是主动的引导, 而是被动的救济, 因而显得不够有章法, 存在着某
31、些前后矛盾的现象。例如, 对于过炉银在卯期的决算价格, 各条规定中都有着一个固定价格, 但几个条例规定的价格并不相同, 而且其具体执行情况更加不乐观, 或是当年勉强按照条例决算, 转年再行更改, 或是直接私下交易, 根本无法达成所规定的行市。伴随着西义顺和厚发合的接连倒闭, 奉票的滥发使得货币贬值严重, 这令过炉银市场呈现出新的局面。正如时人所记述, “现在炉银, 与民国九年以前的炉银, 变成个反比例。在以前时局要有变动的时候, 炉银便显毛慌, 现在炉银遇有时局的关系, 反来价越提高, 这个原故, 就是各家银炉全守谨慎主义, 有码子不肯多放。所以炉银与奉票比较, 就显出炉银高贵, 奉票毛慌,
32、但是在省政府的意思, 对于奉票是绝对维持的, 颇不愿与炉银比较看出毛慌来, 所以屡次设法使奉票价值提高, 使炉银价值下落, 无奈这一种事情是大家心理的关系, 用力量难以压迫的, 现在这炉银的价值, 反到逐渐增高。”因此 1920 年以后, 过炉银的价值曾经出现过短暂的上升, 但市场行为也更加谨慎。这种谨慎行为的实质是对过炉银信用的怀疑, 政府对于奉票的明确支持在民间化为了观望情绪, 过炉银也成为了奉票的附庸。1924 年, 由于奉票贬值, 省政府又出面维持市场秩序, 同时也一并干预过炉银的定价, 规定每锭兑换奉票 85 元, 使得过炉银不得不受到奉票滥发的牵连。当年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 奉票贬
33、值加剧, 原本小洋票 1.5 元兑换大洋票 1 元的比价, 很快便贬值到近 2 元兑换大洋票 1 元。1925 年郭松龄倒戈事件后, 过炉银与奉票双双日益低落, 政府屡次出面维持均不见效果。1926 年腊卯定价每锭过炉银兑换奉票 108 元, 到了 1927 年 6 月和 9 月则变为 132 元, 1928 年迅速升至奉票 300 元以上。1928 年春, 营口总商会曾召集会议讨论整顿办法, 拟呈官府设法维持, 于是有了每年一期平抑汇水的做法。当年 6 月成立“炉银事务所”, 专门办理归卯事宜。到腊卯时, 评定炉银使之每锭价格在大洋 22 元左右, 并须按照奉票临时作价, 不得同时与现洋挂钩
34、。虽有部分投机商人从事买空卖空的行为, 但炉银事务所尽力维持, 使得银价归于平稳。后将腊卯提高 2.5 元, 其他三卯价格不变, 上海汇水控制在 1900 两左右, 最高不超过 2000 两。由于政府加强了监管, 银价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平稳, 投机行为也不见于市面。舆论一度认为“营口炉银, 将来前途不无希望矣。”但由于下半年东三省官银号在东北地区北部发行百元纸币, 奉票贬值加剧, 到秋冬二卯竟然由 320 元增加到 950 元。官商各界认为如果不彻底改革, 奉票将进一步贬值, 直到不可收拾的境地, 于是开会宣布放弃奉票, 改为大洋本位, 当年腊卯过炉银价格定为大洋 18.5 元。但大洋的价值也
35、并未能保持稳定, 1929年 3 月卯期价格定为大洋 20 元, 6 月为 22.5 元, 腊月为 25 元。当年经上报省政府, 才将过炉银与奉票的关系彻底脱钩。由于担心营口仍使用与大洋票不同的过炉银制度而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 财政厅草拟炉银条规, 于 1929 年 6 月成立“炉银监理处”, 对旧有的银炉加以审核, 新设银炉则严格限制, 规定开设银炉除须拥有 50 万两以上资本金外, 还必须有作为准备金的 50 万两以上的过炉银。并且还必须由两家资产 10 万两以上的非同业商店作保, 归卯价格仍然照旧。在这个规定的框架下, 银价全由监理处发布, 交易时必须严格按照此价格, 1930 年 9
36、月定为大洋 25 元。每个卯期半月之前, 设立“炉银归卯处”, 商户归还货款时可以经由归卯处转交给商号。从“炉银事务所”到“炉银监理处”, 再到“炉银归卯处”, 实际上是通过引入监管机关的方式对过炉银进一步加强监管。1931 年 9 月发生九一八事变, 事后虽经维持, 但市面仍十分紧张, 于是由商会各委员会成立炉银研究委员会, 专门负责整顿炉银, 规定汇水价为 2400 两, 但时局紧张, 无法维持, 汇水不断上升。尽管炉银研究委员会限制了一些交易行为, 短期内稳定了局面, 但市面情况仍十分不妙。日方在各地实行了金融统制工作, 对于营口过炉银, 提出了五点清理原则:第一, 营口应立即设置普通银
37、行, 以活跃营口金融市场;第二, 满洲中央银行应对这个银行予以积极支持;第三, 在银行开业的同时, 应即停止银炉的营业, 并禁止过炉银的流通;第四, 过炉银的债权债务, 一律按财政部公定价格, 换算成国币价格, 进行合理清算;第五, 银炉在财政部监督下, 尽速提出清理方案, 着手清理。过炉银被废除使舆论大哗, “最近因日本统制东北金融, 营业异常萧条, 乃竟不得已而将炉银制度废除。”同时, 日方筹划以资本金二百万元设立一个新的商业银行, 其组织办法大概如下: (1) 资本金全缴。伪中央银行极力援助之。 (2) 预定十二月一日开业。 (3) 使银行归还炉银存款十分之二, 即以此项归还之款充缴股款
38、。 (4) 现正呈请中之二百万元营口商业复兴借款, 催请速贷予一百万元, 其余一百万元俟银行开业时贷予之, 并使此项借款人三十二家定期存放其款项于新银行, 即以此项款为放款资金 (定期存款之期限与利率与伪中央银行之贷款同) 。 (5) 自银行开业至明年二月十三日之全期间中, 新银行对全市各商号之放款总额, 预订为五百万元。其放款方针为:担保放款二百万元 (担保品为商品, 有价证券, 或不动产) ;信用放款三百万元 (须有殷实商号二家之保证) 。“中央银行”以前项担保为保障, 对新银行放款。新银行也负责过炉银的清理问题, 其对于整理过炉银债权的方案如下: (1) 根据呈奉财政部批准之整理方针,
39、于新银行开业后, 在营口总商会整理之。 (2) 在营口总商会内设炉银整理处。 (3) 银炉业务整理事项, 由炉银整理处接续办理之。 (4) 炉银之标准价格, 于新银行开业之日, 由伪财政部发表之。至此, 营口过炉银制度已经完全被废除, 伪满洲中央银行承担了统制金融的任务, 营口在金融方面的作用已经和一般城市相同, 不再具有特殊性。五、小结综上所述, 从总的趋势上看, 民国时期政府对于经营过炉银的银号监管呈逐渐加强的趋势, 政策趋于收紧。例如从混业经营的角度看, 1917 年的营口炉银归卯条规和营口炉银归卯处组织章程并未对银号做出较多限制;1920 年的营口整理炉银新条例则限制银炉不能经营其他行
40、业, 但是已经经营的予以豁免;到了 1929 年的辽宁财政厅管理营口炉银暂行章程, 不但银炉不能经营其他行业, 就连联号也被取缔, 同时还人为规定了最小和最大银炉数, 这就大大限制了市场空间。西义顺倒闭后的过炉银市场变迁说明信用危机导致竞争性货币市场的势力转变, 同时也证明货币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可能导致市场均衡的变化。由于各银号发行的货币具有同质性, 而营口的货币市场上又不仅仅只有过炉银一种货币在流通, 这就导致西义顺的市场空缺并未被其他银号瓜分, 而是从整体上削弱了过炉银作为货币的根基。在过炉银的市场内部, 由于西义顺倒闭, 使得货币需求方对过炉银产生更深的不信任感, 所带来的贬值现象更加打
41、击了过炉银市场。以厚发合为代表的直隶帮银炉, 在西义顺风波中不但没有获取利益, 反而使自身陷入绝境。过炉银在经历了西义顺风波和厚发合倒闭后依然存续下来, 并不是说过炉银重新在营口占据了优势地位, 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东北地方政府希望借此机会使营口纳入东三省整体金融制度框架内;地方商户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挽救损失、争取利益;日本方面则希望借此机会能够插手营口金融事务以扩大利权。因此, 在西义顺问题上, 三方一致表现出争先恐后的救济措施, 最后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也是各方利益的妥协, 而未能直接废除过炉银制度。直到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对东北金融采取统制措施, 在营口地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废止过炉银, 完全消除了民间货币在市场上的竞争。注释(1) (1) 王昉、燕红忠、高宇:晚清区域货币市场发展研究以营口“过炉银”为中心, 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第 97-1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