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微型社区视角下“玉村”社会分层研究 张体伟 罗明军 张云熙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摘 要： 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云南三村中商业化入侵度最高的玉村, 现已发展成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区。以土地、市场、人口等要素视角, 从城市征地、商业化、人口流迁中揭示玉村社会分层现象和传统乡土社会的没落。关键词： 玉村; 微型社区视角; 社会分层; 作者简介：张体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作者简介：罗明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 从事农村发展研究;作者简介：张云熙,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事社会学研究。一、社区及玉村再研究在中国, 吴
2、文藻先生最早提出社区概念, 其认为“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 是与“社会”相对而称的。他提出从社区着眼, 来观察社会, 了解社会。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 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 (1) 人民; (2) 人民所居处的地域; (3) 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1(P144)20世纪 30 年代, 受西方功能主义倡导的微型村庄研究的影响, 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就在云南开始了本土化的中国社区调查和研究, 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等。社区研究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和改造中国自主行为实践的路径。费孝通等人在社区研究过程中建立并完善了一种学术研究范式, “基于微型村庄来认识中国和改
3、造中国”, 以实地调查和“席明纳”为基本方法, 采用类型学的分类来概括描述整体中国社会, 从中总结出具有中国本土性质的乡村社会研究思路。20 世纪 60 年代, 欧美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中, 人类学开风气之先, 以微型社区研究为对象的方法论, 引起了“地方”如何体现“整体社会”的激烈争论。如何破解个案与宏观、“小地方”与“大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 用“类型学+典型社区”的研究方法可以破解, 即在分类基础上, 选取典型的社区, 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技术支持, 既关注微观的个案深描, 又照顾到宏观的整体概括, 通过网格化的长期观察、发现和思考, 对类型多样社区有一个深度的解剖和分析。再研究属
4、于再调查、跟踪调研的范畴, 是社会学、民族学调查研究重要途径之一。许多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社区都经过学者本人多次重访, 甚至几代学者的追踪, 呈现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活学术生命力的研究成果。抗战时期, 由于中国政治西迁, 整个局势相对稳定的西南尤其是云南成为了学术热点。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 以“魁阁”工作站为平台, 使用“席明纳”的研究方法, 运用类型比较的视野, 对当时的云南农村展开了系列调查研究, 出现了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经典成果, 云南三村便是其中代表力作之一。玉村, 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期指导的学生张之毅于1940-1941 年进行了为期两年调研的学术名村“云南三
5、村” (禄村、易村和玉村) 之一, 并完成了玉村农业和商业。张之毅笔下的玉村适值 20 世纪 40年代初期, 基本上以农业为主, 靠耕田和种菜, 尤其是菜地在玉村农业经营中占据重要地位。织布和养鸭是玉村人的经济活动, 也是重要的家庭副业, 但织布面临进口洋布、洋纱的品质和价格冲击, 织户处境举步维艰、每况愈下, 养鸭还有些许收入, 比织布利益大, 总之当时走农业由穷致富之路渺茫无期。2(P455)然而, 地处滇缅交通大通道上的玉村, 交通便利, 部分人家在马帮运输中干起贩运鸦片高投机性行当而起家发财3(P171), 以农业为主的玉村, 地处近代商业发达的玉溪县境内, 农业的贫困和商业的富裕,
6、成为十分鲜明的时代写照。张之毅先行调查研究成果玉村农业和商业汇于云南三村, 成为接续研究者的起点, 玉村的重访和再研究试着延续、升华“云南三村”的学术生命, 揭示时代的旋律。其后的大半生, 费孝通先生仍情系三村, 志在富民, 一直对“玉村”念念不忘, 1990 年到玉溪视察寻找“玉村”未果后, 他又委托其学生、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刘豪兴教授再次寻找“玉村”。随着时代变迁, “玉村”已更名为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路街道办事处中卫社区居委会。当地人现已习惯于把中卫一至四组作为原张之毅笔下的玉村, 而中卫五至九组则为徐百户片区。然而, 时过境迁, 75 年后的玉村经济、社会、人文等时代背景因素迥异, 再研究
7、能否与前面的接续、延续仍徨然不敢下笔。现在, 本团队重访的玉村, 历经 70 余年的发展, 玉村已发生了巨变。解放以来的玉村, 历经土地改革时期、“内卷化”特征显著的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动乱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费孝通先生认为是农村发展的第一功。4(P453)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随着改制深化, 华丽转身为民营经济, 工商业集聚发展。费老云南三村中商业化入侵度最高的玉村5(P20), 商业活动呈现出主流化、多元化特征。随着玉溪撤县建市、撤市设区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昔日的玉村, 如今的中卫社区, 已旧貌换新颜, 步入经
8、济社会快速发展轨道,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张之毅笔下的玉村, 历经七十余年的时代潮流, “乡土气息”或已冲淡3(P178), 但城市的现代化仍掩不住源自的乡土性。6(P105)而徐百户片区“城市中的农村”, 仍以农业和商业为主, 菜地在家庭经营活动中仍举足轻重, 徐百户片区似有张之毅笔下玉村的影子。本团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跟踪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摇篮和处女地, 仍以学界耳熟能详的“玉村”开展再研究, 扩展并囊括了中卫社区一至九组, 通过中卫、徐百户两面镜子, 以“种房子”、工商业为主的中卫城市社区与以农耕、打工为主的徐百户农村社区, 折射出一桥之隔的“两重天”, 咫尺下“城市人”、“农村人”
9、面临“最后一公里”的尴尬和无奈。城市社区的各种利益博弈和冲突逐步显现, 而城市中的农村在农业的执着和乡村文明的守望中逐渐迷茫。依附于预留地建设起来的各种市场, 成为玉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蓄水池”, 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 市场土地的“保”与“卖”之争, 偏好众口难调, 市场管理公司作为“熟人社会”的共同体在利益交错中处于“从内部毁灭”的边缘7(P200), 短短几年就分崩离析了, 这是各方的利益博弈和冲突较量的结果, 深层次因素是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婚嫁中户口“存留”与“迁出”, 透视出人口流迁的利益驱动。商铺、房屋出租和承租情况已成为社区发展“兴旺”与否的晴雨表。社会分层现象日益明朗
10、, 在二元结构下城村两个片区“一个屋檐下”平分秋色, “城里人”眼里的“农村人”和“农村人”眼里的“城市人”彼此对视、彼此割裂又彼此依存、包容发展。本文从土地、市场、人口等要素视角, 对玉村再研究用数据说话8(P367-368), 从玉村的一个缩影中折射出一个学术名村的发展所带给世人的启示。二、玉村征地及市场“溢出效应”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 玉村城市化和征地进程加速, 失地农民安置与身份转变、社会保障、土地增殖红利与利益分配等, 对玉村社区转型“裂变”推波助澜。征地后的预留地已成为玉村商业开发的“财富之母”、集体经济发展的“蓄水池”, 为商业开发奠定了基础。(一) 征地留下的预留
11、地是集体经济的“蓄水池”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曾说“土地是财富之母”。20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尤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玉村城市化进程加快。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和征地进程推进, 过去依赖菜地经营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玉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资源, 农民变市民, 农村变社区。征地过程是土地利益矛盾不断凸显的过程, 各利益主体围绕土地展开激烈的博弈。征地过程中牵扯的主体之一是村民, 带有乡土性。“乡”意味着村民间是熟悉的, 他们彼此间存在很深的感情而且互动共振;“土”则代表的是村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更多表现村民生活方式的传统性, 和村民生产方式对土地“情结”的特性,
12、 这也决定了村民对固有生活方式的坚守。面临居民基于生存逻辑的要价与国家层面政府的法规理性形成的断裂所带来的“两难抉择”, 发展村集体经济便成为了村组为失地农民寻求出路的重要选择。为让村民经济来源有所保障, 玉村通过发展集体预留用地的办法来壮大集体经济。预留地给玉村社区发展留下了空间, 为集体经济培育了新增长点, 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社区稳定发展提供了“稳压器”, 预留地已成为玉村集体经济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蓄水池”。(二) 集体分红中透视出分层割裂现象玉村村组集体积累并取得合法手续的预留地, 为村组集体经济壮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居民户在村组集体分红中尝到甜头, 也为村组社会分层割裂埋下“伏笔”
13、。玉村中卫片区随着市场建设和发展, 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汇聚, 生产要素集聚, 辐射带动玉村及周边房屋、铺面租赁业、酒店、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发展, 进一步夯实了玉村集体经济。由于市场建设、铺面、房租等收入拉大, 中卫片区与徐百户片区人均分红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以玉村 2015 年各组人均分红为例, 一组 6800 元、二组 1 万元、三组 5250 元、四组 9733 元、五组 400 元、六组 100 元、七组 700 元、八组 300 元、九组 400 元。村组集体经营收入水平因有无预留地而大不一样。仅以 20062015 年村组集体经营收入统计数据来看, 中卫片区 (玉村一至四组
14、) 的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占比一直高居75%90%之间, 而徐百户片区 (玉村五至九组) 的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占比则一直在 9%21%之间徘徊。(三) 土地资本与商业市场张之毅笔下玉村的商业资金流向土地, 是玉溪巨商在商业里赚到并剩余下来的一部分资金投向土地, 置办点田地, 除部分靠收租过活外, 其余也只是为自己留点退路而已2(P512-514), 那时的土地不过是巨商眼中的一个“陪衬”。玉村不可复制的城郊区位优势, 在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 其稀缺的土地“财富之母”, 已是现代巨商眼中的“主角”。作为商业活动最重要的资本, 土地资本汇聚了商业发展多元素, 已成为玉村财富催生的“聚宝盆”。在政策稳定的
15、前提下, 土地是玉村持续发展的“泉源”。徐百户片区耕地碎片化现象特别突出且人均占地不足 0.2 亩, 虽然种菜相较种粮而言, 比较效益高出数倍, 但种地不如“种房子”。近在咫尺的城市化, 已经拨动了徐百户片区城市发展琴弦, 其残存的 374 亩耕地资源已划归到国有土地的范畴。土地由资源变资产再变资金, 在村组集体预留地开发过程中“筑巢引凤”, 招商引资, 发展起实体工商经济。玉村土地从农村耕地逐渐被转化为城市工商建设用地, 哺育了城市工商经济。在多元化商业资本集聚发展的时代脉搏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 稀缺的土地尤其是集体预留地无疑已成为玉村商业开发的最有份量的要素之一, 坐地兴业、因地生
16、财, 土地红利下催生了一批坐享其成的“食利阶层”, 拉大了城乡发展的差距。商业资金与土地资本的融合, 推动着商业市场发展。在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和土地收益预期多重作用下, 玉村集体经济收益不菲。图 1 20062015 年玉村两大片区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下载原图数据来源:根据中卫社区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 (2006-2015 年整理而成。(四) 市场的“溢出”效应玉村发展到今天, 随着彩虹批发市场等一批实体市场的发展, 辐射带动了玉村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了玉村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集聚, 是玉村产业链延伸的“倍增器”。一方面, 市场激活玉村房屋、铺面等租赁业发展, 对玉村租赁业的
17、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经营业主来玉村租铺面、做生意, 商品交易量大, 带动了玉村及周边仓储业的租赁和发展, 又带动了房屋出租和餐饮娱乐、购物 (淘宝街等) , 从而玉村整个服务业发展都被带动起来。另一方面, 以彩虹批发市场为代表的实体市场, 对玉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贡献, 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上, 其对社会发展贡献更大, 是稳定玉村社会发展的“稳压器”。它解决了 1000 多人的就业问题, 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就业。随着财富增长、土地指标更加紧缺, 市场所在的地产增值空间和潜力无限。因此, 依附于市场建设的玉村社区土地, 承载着商业生产、就业吸纳、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等多种功能。三、
18、商业的发展及利益博弈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圈地”, 工商经济不断侵蚀, 农地不断被吞噬, 农业生产活动空间被挤压, 玉村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地位被撼动, 农业在玉村集体经济收入中的地位遭遇“断崖”式下挫。到 2015 年, 农业在玉村经济总收入中的比重微乎其微, 在 0.5%左右的水平徘徊。城市工商业逐渐异军突起并取代农业成为了玉村社区经济活动的“主角”。同时, 不可忽视的是在玉村转型发展中, 城市社区的各种利益博弈和冲突也在逐步显现。(一) 市场利益博弈及冲突笔者采用“解剖麻雀”2(P5)的社会学方法, 仅以玉村彩虹批发市场土地“保”与“卖”之争为例, 通过对事件过程、记忆碎片和关键信息人的话语、
19、评议进行探究, 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偏好、利益博弈和冲突, 折射出社会的转型。在市场改革推进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双轮”驱使下, 玉村正在经历“半熟人社会”的阶段, 并逐渐步入陌生人社会。彩虹市场管理公司作为“熟人社会”市场共同体, 因各方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冲突和博弈而难以维系最终分崩离析, 从中折射出各方利益博弈和冲突较量的结果, 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是玉村居民立足城市之后, 作为“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市场的冲击下和利益诱使下, 急于跳出熟人的交往圈子。(二) 分红利诱下户口存留与迁出之争城市化加速进程中, 玉村社会转型调适需要一个过程。征地与工商业发展
20、交织伴随, 婚嫁人口流迁中户口“存留”与“迁出”, 透视出利益的驱动, 也折射利益矛盾和权益保障。玉村社区与土地之间的利益关系既复杂又相互依赖, 玉村居民与土地利益的关系还牵扯户口问题, 不可回避地还有一个特殊群体, 那就是居民本人已迁出玉村但仍在本村保留户口的人群, 他们大多以已婚未迁的妇女为主。2014 年, 居委会及各组专门针对这一人口迁移现象, 对全村进行了一次摸底。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户口迁出但仍在本村保留户口的有 164 人, 其中已婚未迁的妇女有 102 人, 占 62.2%。自征地以来, 尤其是 2000 年前后, 玉村及各组把集体资产作为股份制, 确定享受的对象, 按户籍人口
21、来分红。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外嫁的不愿意把户口迁出去, 尤其是嫁出去的开始出现争土地、争分红以及要待遇、要建房等现象, 利益矛盾大。有些嫁出去的妇女提出“不要待遇, 只要户口”的权宜之计, 留下来不愿意迁出成为村组“代管户”。由于 2000 年前后, 留下来的“代管户”因分红闹得凶, 引起社区村组内多数人的不满, 因此, 代管户之前享受的 30%分红待遇, 因 2010 年前后出台“村规民约”玉村社区利益分配办法 (村民戏称“玉村法”) 而被取消。“玉村法”对嫁出去的、再婚随迁的以及再婚随迁子女、大中专生毕业工作的、军人士官等不享受利益分配的特殊人员进行了界定。“玉村法”产生不平等的问题:以权宜之
22、计留下来的“代管户口”人员抬出宪法, 认为该村规民约是“玉村法”与宪法“男女平等”冲突, 是歧视妇女, 漠视妇女地位和权益。这些观点出来后, 让基层干部在处理村组成员与提出异议者之间的利益纠纷时“两边”为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 研究玉村社会变迁中女性地位, 从“玉村法”“窥中见豹”透视出妇女地位和权益。从玉村及村组的“村规民约”中一脉相承, 利益博弈不仅在不同性别间, 而且在社区妇女中的既得利益者与权益损失者之间的对话, 均触摸不到平等对话的气息。9(P129)社会组织层级中、不同性别下, 既使处于“同一片蓝天下”的妇女也分既得利益者与权益损失者, 他们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 给我们诠释了性别
23、地位。对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妇女权益和地位, 作为不身在其中的我们不应求全责备。(三) 人口流迁的底层透视张之毅笔下的玉村, 赤贫之家无田无地, 谋生机会太少, 毁于匪患洗劫和大火后, 无以复加的贫苦人家零零散散迁出玉村达 37 户之多, 殷实之家的富户则多迁至县城 20 户;除举家迁走外, 余下村户中或因征兵、因到外地求学、因当学徒、童工等个人离村 70 余人。人口流迁为本已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玉村留下点发展的喘息。2(P457-474)费孝通先生在城镇建设思想中关于人口的理论, 认为城镇是劳动力的蓄水池, 人口问题研究是城镇研究的突破口。10(P33)玉村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吸引农民进城务工, 推
24、动着农民转市民步伐。城郊经济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玉村亦城亦乡队伍的形成, 以及“离土离乡”人口流迁现象出现, 不仅改变了玉村的社会结构, 而且也改变了玉村人口的分布, 但终归汇聚成了玉村发展的人口“蓄水池”, 加剧了“城市中的农村”与周边农村“空巢化”步伐。“候鸟”似的外来务工和人口流迁渐已成为经济景气与否的“晴雨表”。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 玉村城市工商经济逐步繁荣, 为适应城市建设、旧村改造、工商经济发展等大量的用工需求, 周边及省外务工人员流入玉村, 自发形成外来劳动力市场。1996 年底, 居委会投资 74 万元建玉溪外来劳动力市场, 2002
25、年相继成立劳动力市场管理办公室。几年前每逢春节刚过那段时日, 在玉村居委会门前及附近自发形成的外来务工市场每天聚集的务工人员多则高达五六百人, 少则三四百人, 而到了 2016 年稀稀拉拉几十至百十号人的外来务工市场, 与往年情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与玉村繁荣景象格格不入。外来经商务工人员的减少, 最直接感受到“寒冬”的当数那些“食利阶层”。唇亡齿寒, 实体经济、实体产业面临的困境, 当然波及到下游的房屋、铺面、仓储等租赁行当, 正如力学中波峰波谷波尾之效应。经济景气与否, 至少波及至人流、物流和产业链各部分。玉村市场主营百货、粮油、蔬菜等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商品, 似乎相对还能独善其身。只是务工
26、市场冷清了许多, 不如前几年那么辉煌, 铺面、房屋出租率呈下降态势。四、以商带工、“乡脚”相连全球化和现代化是 20 世纪的时代主题,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乡村迈向城市的场域中, 生计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各种文化的坚守与嬗变、冲突与涵化, “你方唱罢, 我登场”。当年费孝通先生和张之毅先生为当下的这种微型社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中国社会的这种巨大变迁是他们当时无法预料到的。新中国成立, 实施土地改革、集体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这些变迁所赋予的社会转型动力, 是其根源与基础, 使得原本单一的进程农业手工业商业发生急剧变迁或转型, 所有这些“客观事实”集中体现在城市化进
27、程中。尽管传统“说教式”的二元结构已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比如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化、民族与国家、城市与乡村等等。但不可否认, 社会转型过程中, 这些二元对立的框架式探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推进, 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力, 在全国掀起了高潮。微型社区研究对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幸运的是前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基础, 费孝通、张之毅在云南三村中的玉村研究即是这样的范本。新玉村中的徐百户片区保留了当年玉村诸多特征, 这在学理上既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又可对张之毅笔下的玉村进行延续调查研究。集城乡二元结构并存于一村的玉村, 为再研究提供了绝妙范
28、本。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出现了不同的发展阶序, 过去的玉村已完全融入城市社区。现在仍以农业为主的徐百户片区则是呈现出了过去玉村的原貌, 似有张之毅笔下的“玉村”影子。尽管城市化潮流下有的村子已真正融入到了城市, 有的仍坚守着农村, 出现了“村将不村, 城不城”的局面。随着地处城市片区的玉村集体征地的结束, 各村组紧锣密鼓地筹划集体经济发展, 集体预留地作用开始显现并发力, 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成长起来并居主导地位, 现代商业活动逐渐频繁。市场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商带工”, 拉动了玉村建筑业及其他产业发展。加之玉村地处城乡结合的缓冲地带, 城市现代文明与朴素乡土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和融合, 商户选择
29、在这里安家落户, 工商业在这里带动房屋铺面租赁、仓储物流、交通运输、餐饮酒店等产业同步发展, 促进了玉村人气、商气聚集, 产销两旺, 推动了玉村商品经济繁荣, 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村发展。正如费孝通所言, 城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中心, 玉村中卫片区与徐百户片区“城市中的农村”、周边农村“乡脚”相连, 二者的关系好比细胞质与细胞核。11(P13)玉村作为城市经济辐射、扩散的基地, 是城乡一体的纽带, 既处于城市之尾, 拥有城市资金、技术和信息等优势, 又处于乡村之首, 联结着农村丰富的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资源。玉村与周边农村有着紧密联系, 既是联结城乡重要的必经环节, 又同时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区域。
30、玉村商业往来起着“龙头”引领或发挥着“前哨阵地”作用, 促进城乡商品流通, 又作为“乡脚”带动着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以城带村、以村促城, 推动着城乡连为一体。玉村作为城郊结合部, 从心理层面上来说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中转站。玉村各类市场建设和发展, “近距扩延”、“超距辐射”11(P119-121), 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商品、农资集散流通和农民工进城务工, 一方面受徐百户片区“城市中的农村”及周边农村的滋养, 另一方面又反哺着“城市中的农村”及周边农村。在市场改革的推进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双轮”驱使下, 玉村“生于斯, 长于斯”熟人社会正向“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转型“裂变”。五、结语回顾费孝通
31、先生、张之毅先生的云南三村, 云南玉村从上个世纪 30、40 年代至今, 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 已逐步发展成以商业为主的城市社区,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城郊农村社区的城市化发展轨迹。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建设征地步伐加快, 加速了玉村的社区转型进程。随着商业的发展, 玉村在市场的冲击下, 土地、资本、劳动力逐渐从村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社区转型发展, 征地留下的预留地是集体经济的“蓄水池”, 依附于预留地的各村组从城市的商业开发中分得一杯羹, 并在商业开发中催生出房屋租赁、物流、餐饮酒店等现代服务业, 农业基础地位遭遇“断崖式”下降。以“种房子”、工商业为主的中卫城
32、市社区与以农耕、打工为主的徐百户农村社区, 社会分层现象渐显。而居民的身份、职业和财富分层加剧了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层程度。玉村内的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户口迁出者与保留者之间、商业开发业主与市场管理者、外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互存利益博弈, 交织着各种矛盾和冲突。社会转型中暴露出的社会分层现象、社会矛盾问题已摆在研究者的面前, 需要学界聚焦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命题, 开创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新局面。参考文献1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0. 2费孝通, 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费孝通.重访云南三村J.中国社会科学, 1991 (1)
33、 . 4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上海:知识出版社, 1985. 5刘能.费孝通与村庄生计研究:八十年的回顾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2) . 6曹凤云.现代化掩不住的乡土性读费孝通乡土中国有感J.改革与开放, 2005 (20) . 7桑巴特著.杨树人译.德意志社会主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8李培林.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 (上册)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9李斌.村庄历史与社会性别试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 . 10马新满.费孝通小城镇建设思想研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 (8) . 11费孝通.小城镇四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5. 注释(1)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体伟研究员带队, 由罗明军博士、张云熙、张源洁、谢晓洁等青年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 2013 年2016年五次赴玉村展开调研。 (2) (2) 注: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横跨玉溪大河的玉村普惠桥, 东侧为中卫片区, 即玉村一至四组, 已发展转型为城市社区;西侧为徐百户片区, 即玉村五至九组组, 仍属于城市中的农村, 是农村社区。两个分片区发展可谓“两重天”, 玉村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