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博 士 学 位 论 文 -以 道 学 建 构 帝 学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的学问。宋儒希望建立道学化的帝王之学，实现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朱熹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儒家正学引导帝王的经典体系与理论框架，并通过理学思想的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纲纪等系列问题，推动了以道学建构帝学的思想建设。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帝学”或者“帝王之学”，往往又具有“帝王之术”“人主之术”“君道”等相近的名称，其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故而人们总是将其视为一种追求政治功利的权术或治术方面的学问。早期儒家
2、就一直希望帝王追求“德治”“仁政”，藐视执着于政治功利的权术或治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儒学虽然影响帝王的治国理政，但仍然是一种“霸王道杂之”的“治术”。到了宋代，随着崇儒重教国策的确立与经筵制度的形成，“帝学”“帝王之学”悄然兴起，成为了宋代儒学发展的另一个走向。尤其是范祖禹首倡2“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后，宋儒们纷纷重视对大学思想资源的重新挖掘与诠释，力图建构一个以道学为内涵的帝学思想体系，复兴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王道理想。朱熹也十分注重对大学经旨义理的诠释与重构。他自言：“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从壬午应诏封事（1162 年）中首次提出以大学
3、为“不可以不熟讲”的“帝王之学”，到其入侍经筵进讲（大学）经筵讲义（1194年）的 32 年间，从 1162 年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至其 1194 年进呈经筵讲义，朱熹还撰写了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等具有前后一贯性的“帝学”封事奏劄，力图发挥其以学术指导帝王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功能，实现其尧舜其君，道济天下的理想。朱熹一直在努力通过对大学的重新诠释与思想建构，为现实政治的帝王们建构一种他希望的帝王之学，从而实现致君尧舜，道济天下的王道理想。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4，朱子全书第 20 册，第 678 页。如果能通过经筵讲
4、学，引导君3主“亲近儒学”，“切劘治道”，以至“德声日闻，治效日著，四海之内瞻仰畏爱，如亲父母”，达致“尧、舜、汤、武之盛”， 朱熹：乞进德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4，朱子全书第 20册，第 675 页。即使是“退伏田野，与世长辞”，朱熹也是其犹未悔。朱熹：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4，朱子全书第 20册，第 670 页。那么，如何来建构帝王之学，如何用正确的学问引导帝王至于尧舜之道呢？由于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天子身处权力的核心，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就在于君主之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朱熹：己酉拟上封事，庵先生朱文公
5、文集卷12，朱子全书第 20 册，第 618 页。朱熹通过多年的学术思索与政治实践，认识到通过讲学以正君心立纲纪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1，朱子全书第 20 册，第 581 页。，不仅是解决南宋王朝整体性危机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实现儒家仁政德治为核心的王道理想的根本之所在。所以建构帝学，首先就必须确立帝王学习的经典体系。4一、帝学体系：儒家正学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异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应该选用哪家学派的经典来教导帝王呢？朱熹认为：“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与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 572页。君主之
6、学与不学、学之“正”与“不正”，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之治乱。因而他在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与反思中，确立了以儒家正学来引导帝王的思路，其实质就是以道学建构帝学。1.帝王之学不是释老之学朱熹认为老子、释氏之学因其识心见性之妙，与儒家古先圣王之道有“不约而合者”，极其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君主妄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甚至将“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学视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 20 册，第 612-613 页。用这样的学术来指导天下国家的治理，则未能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物，于天下事多所未察。朱熹认为孝宗即位多
7、年以来，“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的释老之5学。朱熹：癸末垂拱奏劄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3，朱子全书第 20 册，第 632 页。由于从实质而言，儒家之学与释老之说有着根本区别：一個是以性命为真实，一个是以性命为空虚;一个无论是动静语默，还是应物修身，无不是万理粲然于其中，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一个是“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因而是“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鲜有不害于政事者。正是由于释老之学的虚幻性与迷惑性，程颢将释老之学视为“正路之榛芜，圣门
8、之蔽塞”，认为“辟之而后可与入道” 朱熹：戊申封事，第 611 页。通过对释老之学与儒学不同的比较，及其危害性的阐述，朱熹将释老之学视为儒学的头号大敌，欲辟之而后快，只要一有机会，便加以批判与反驳。2.帝王之学不是管商功利之说自从宋代“道德性命”之学兴起以来，理学家们大多认为三代以下，尤其是汉唐以来，王道驳杂不纯，多为追求功利权谋、治国富民之术的霸道政治。由于“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尔：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德政;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王十朋：经6筵讲义，梅溪集卷 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学术与政治实为一体之两面，所以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学”对帝王修身立德及政治理念的引导。对此朱熹同样认为，
9、正是由于“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所以“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朱熹：答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36，朱子全书第 21 册，第 1588 页。 ，造成了以霸力与权术治理天下的局面，未能实现尧舜三代之治。而管商之学正好是以功利权谋、驾驱臣民之术实现富国强兵的霸道政治为其特征，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从宋朝推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则是“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也”。反而是“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者”的治国原则与为政理念，未能明于天下，从而使得国家的政治治理本
10、末倒置，难以实现真正的王道政治。朱熹：戊申封事，第 611-613 页。因而朱熹将管商功利之学排斥在帝王之学的范围之外，并特别注重王霸义利之辨。3.帝王之学不是记诵词章之学7自帝王之学产生之日起，便因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必然与士大夫之学不同。其“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为学追求，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 74 页。决定了帝王不能像士大夫那样以文词为工，以博记为能。朱熹认为孝宗即位以来，所学的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而已”的记诵词章之学，很容易使人陷入字词章句训诂等琐碎知识，或沉迷于文章辞藻的华美艳丽之中，这些都是“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
11、 572 页。这种“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的学问，“反之以身则无实，措之事则无当”，对身心修养、立身处世、治国理政的实践并无益处，因而是“学之邪也”朱熹：乙酉拟上封事，第 619 页。，不能列入帝王之学的范围。此外，朱熹对那些“限于程式”，使得帝王所闻“不过词章记诵之习”的劝讲官们也进行了批评，朱熹：癸末垂拱奏劄一，第 632 页。认为他们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职责，通过经典诠释与讲读，以儒家之经旨要义引君于道，只是“应文备数”，拘泥于字词训释、雕章琢句的俗儒所为，没有发挥应有的“箴规之效”的作用。朱熹：戊申封事，第597 页。84.儒家正学（道学）的确立正是由于“俗儒记诵之习
12、，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则又易“惑世诬民，充塞仁义”，使“君子不闻大道之要”，所以它们都不能是帝王之学。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 页。而朱熹心目中理想的帝学就是儒家“正学”，这乃是“古先圣贤之说”的“天经地义自然之理”，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也必须遵从而不能违。朱熹：戊申封事，第 613 页。因此，当今帝王若想 “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就必须学习格物致知“以极乎事务之变”，诚意正心“而所以应天下之务”的“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其精髓被“
13、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笔之于六经之中，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而其“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又承载在大学之中。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 572 页。由此可见，朱熹要确立的帝王之学就是与俗儒记诵辞章之学、管商功利之说、释老空无之道不同的，由尧舜至孔孟等圣圣相传，贯本末立大中的儒家正学。9此外，朱熹倡明儒家正学，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以程朱“理學”为正学。朱熹认为尧舜等圣圣相传之“道统”与孔孟儒家之“学统”，至汉代以下已失其传，以至于异端之说日新月盛，“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16-17 页。造成了儒学式微及
14、国家政治的混乱。如果说汉唐之儒未能继承孔孟之道，将儒学变成了章句训诂之学与政治功利之术的话，那么，即使是到了宋代，也有很多的士大夫表面上是讲儒学，但实际上仍不是儒家“正学”。如王安石所倡导的儒学，是政府所推崇的显学，并指导了熙宁变法的政治实践。但是由于王安石之学不划儒、释疆界，其所谓的“道德性命”之说，假借释氏太多，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51 页。以至于祖虚无而害实用，“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27，第 3046 页。，造成了变法失败及政局动荡。基于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反思，他特别强调千百年来惟有“河南程颢及其弟颐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
15、绪”以“开示学者”，以大学为“孔氏遗书”与“初学入德之门”，继承了尧舜等圣帝明王之道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10文集卷 15，朱子全书第 20 册，第 692 页。，真正代表了儒家“正学”与“道统”。只有通过像程颢、程颐般的“真儒”给帝王讲述儒家“正学”，才能实现致君尧舜，重构政治社会秩序的王道理想，进一步确立了程朱学派及其所开创的理学在帝学建构中的作用与地位。可见，朱熹所倡导的儒家正学，其实质就是宋代兴起的道学。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 619 页。只有以道学作为指导帝王正心修身、治国理政的“正学”，才有可能引导帝王于符合儒家价值观念的“正道”，并进而规范“政统”，成就君德立帝业。二、帝学思想架构：大学帝王之学以道学为“正学”，那么是否有方便易入的法门，让日理万机的帝王能够比较快捷地掌握儒家经典的义理奥蕴呢？朱熹对儒家经典体系有一个重要的看法，相对于六经而言，四书则是学者为学成圣、修身立德的方便法门。而在四书之中，又“须熟究大学做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4，第 250 页。儒学的为学之序应该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黎靖德：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