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柏拉图驱逐诗人说起 2012诺奖公布前，各方渠道均显示莫言极有可能获奖。而国人对此的普遍心态则是：从文学成就上高度认同，莫言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从政治因素上并不看好，这涉及到诺奖评委们的偏好以及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而莫言获奖后在一次对谈中提出“文学教人恋爱，政治教人打架”，并劝诫世人“少关心政治”，这一言论再一次引发了争议。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要把诗人驱逐出城邦，相反，同时代同样有政治抱负的孔子则号召学生们多读些诗歌；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则是承担起“启蒙救亡”使命的现代文学，比如鲁迅的弃医从文。文学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本期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 一、柏拉图为何驱逐诗人 整部西方哲学史都是柏
2、拉图思想的脚注，可见古希腊这位哲学家的重要性。然而正是柏拉图，很不把诗人看在眼里，甚至要将诗人驱逐出城邦。在他看来，“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我们听闻过精神病患者作出天才画作的事情，大概在柏拉图眼里，诗人根本没有什么智慧和技艺，只是一帮丧失了理智好像顶了神的家伙。 可是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就让诗人在花前月下或者蜷缩在他的卧室里“代神说话”好了，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非要赶走？ 我们把话题绕开一点。话说德国有个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提出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致的意思是：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的从公元
3、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这段时期，人类文明突然觉醒并取得了跳跃式的发展，不同的文明都诞生了一批卓越的思想家，他们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至今。比如中国的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编纂典籍、兴办教育、周游列国，试图安定天下、恢复周礼。根据史记的说法，诗经原本有三千多篇，就是孔子“取可施于礼义者”给删到了305篇。不是不重视，而是非常重视。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同学们，干吗不去读诗呢？“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读诗的妙处太多了，培养想象力，提高观察力，锻炼合群性，习得讽刺方法；往小里说，可以学会怎样孝敬爹娘
4、，往大里说，可以辅佐君王，再不济，多认识些花花草草也是不错的。 回来再说柏拉图。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小孔子百十来岁，他的老师是苏格拉底，学生是亚里士多德，他们师承三代可以说是西方社会轴心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在这里一目了然：在孔子那里，读诗是基础课、必修课；在柏拉图那里，诗人有点像政治犯，要流放到荒郊野地去。柏拉图曾把人分为九等，诗人排第六，就连“爱好体育者”都能排到第四等。看看他给诗人定了什么罪：“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
5、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明白了，两条：其一，没有真理价值；其二，摧残理性。 其实柏拉图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生逢乱世，有满腔政治抱负。柏拉图感慨道：“政局如此混乱，我心中惶惑，莫知所措。我一再考虑，政治社会究竟如何改革，如何挽救。最后觉得各邦政治，都有问题。”怎么解决呢？答案就是众所周知的“哲学王”，让哲学家执政，或奇迹产生，执政者都掌握了哲学智慧。 说到这里就必须再深入一步，看看柏拉图还有些什么奇思妙想。为什么藏獒和比熊看上去有天壤之别，而
6、我们都称之为“狗”？因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理念世界，它是永恒不变的，由众多理念构成，只能通过理智去认识，比如狗的理念；一个是现象世界，它是变动不居、形形色色的，属于我们的感觉范畴，比如个头大脾气凶的藏獒和个头小脾气好的比熊。正是因为狗的理念存在于这些动物中，或者这些动物“分有”了狗的理念，我们才把它们都叫作狗。对于柏拉图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真理，也就是认识理念世界。诗人描写比熊，这就离真理远去了：真理是狗的理念，现实中的比熊是因为模仿了狗的理念而存在，诗人又是模仿了现实中的比熊，中间还隔着一层呢。 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想国”正是理念中的城邦在现实中的实现，而要治理好它，就只能让理智发达、
7、认识理念的哲学家来做执政者。而诗人太缺乏理性，他们沉迷于感官上的世界表象，煽动人非理性的欲望；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总是蒙蔽了人们洞察真理的双眼。当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也不是一个诗人都没有，但是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只能创作那些赞美诸神、歌颂伟大的作品，而像荷马史诗、各种悲剧喜剧，它们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对神圣的秩序产生怀疑，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总之，人要追求真理，国家要相符于至真至善的理念世界，而文学要为政治服务。 中国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求的是，看重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自然会极为看重诗歌的教化作用，难怪诗经、屈骚、唐诗、宋词一路下来，成就了绵延数千年的诗的国
8、度；古希腊追求的是真理和智慧，要找到变幻莫测的现象背后那个不变的本原，这仰仗于理智思维，自然也就培育出了西方文化的思辨传统。作为救世者，孔子呼吁“克己复礼”，柏拉图构造了一个理念世界来指导理想国，都是为了改造社会、匡扶天下，岂料诗人的命运却因此迥然不同。 二、文学的力量 从古希腊转向我们的近代历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救亡图存成为整个民族的第一要务。事情做了不少，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却都没能将衰落的清王朝拖出历史的泥淖。走在最前列的时代精英们，最终找到了症结所在，那就是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已经颓废、腐朽、衰败。要想实现民族自立，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就必须从根处对国民性加以批
9、判和改造。梁启超在失败后，就及时转变了思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没有希望，只能发起自下而上的国民精神改造。由此，梁启超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这个道理不难理解，面对积弊已久的庞大族群，空洞的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是很难产生作用的，而小说则老少咸宜、喜闻乐见，其中所蕴涵的心灵冲击和思想启蒙，化作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无人不知，这源于在日本留学时课间的
10、一次幻灯片放映。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袒露了这一内心转变：“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事，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一转变成就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代文豪，鲁迅的文学成就无须多言。 回过头来再看柏拉图。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他被控告只信自己的神而不信国家的神并且教坏了青年人，最后通过投票的方式民主表决被判处死刑。老师的死让柏拉图意识到，寡头政治中的暴君无所不为，而民主政治也逃脱不了“多数暴政”
11、。政体的改变是表面的，要想改善一个国家就必须从道德上加以革新，由此，才有了按照善和正义的原则构建起来的理想国。无论是国民性还是道德，在面对国家和社会的变革时，他们都找到了精神、心灵这个基点。然而现实永远不会像柏拉图想的那样整饬，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美好的城邦不会像变戏法一样光鲜出炉，统治者智慧，护卫者勇敢，劳动者节制，总会脱胎于某个母体，并且经受新生的剧痛。而在这个过程中，非理性的诗歌或者文学，往往是一个老练的助产士。 当然，上面提过，理想国中还是有诗人的，只是这些诗人立场坚定，服务对象明确，并且有着清晰的政治导向。“他必须说，神所做的只有是好的，公正的，惩罚对于承受的人们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准许
12、诗人说，受惩罚的人们是悲苦的，而造成他们的悲苦的是神。他可以说，坏人是悲苦的，因为他们需要惩罚，从神得了惩罚，他们就得到了益处。”可以说什么，不准许说什么，是在一个封闭的体制内被严格划定的。这与梁启超、鲁迅的思路截然不同，他们强调的是新民、立人，立足于民、人，要实现的是个体精神的焕然一新，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健壮。在此基础上，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才得以重生。同样是“文章合为时而著”，同样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其实质却大不相同。恐怕鲁迅们跑到古希腊，也会成为“轻飘的长着羽翼”而被驱逐出城的诗人吧。 三、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这是破天荒头一次。据说鲁迅曾很接
13、近诺奖，只是他自己拒绝了提名。在授奖典礼之后的晚宴上，莫言致答谢词，最后说：“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新京报发表评论文章阅读莫言：“无用”的文学有什么用？，阐释了其深意：“莫言的这句话说明，莫言不是为了社会教化的目的而写作，文学写作是诉诸作家个人心灵的一种方式，是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径。而作品的社会意义，无非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碰撞的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莫言的小说并不提供绝对正面的价值，而是通过不断消解，以否定的姿态批判和讽刺了笼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无疑是批判家鲁迅的传人。” “无用之用”是一种很古老也很时髦的说法，这段
14、阐发也是高深莫测，读来令人紧张得汗流浃背。“心灵”“观察世界”“理解世界”，这不是文学的本来之义吗？怎么好像成了莫言的专利？一个作品面世之后，就必然含有一种“教化”的社会意义，这与作者的意图有多大关系？“以否定的姿态批判和讽刺了笼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诞”不是一种社会教化吗？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向来是犀利而精准的，倘若“莫言的小说并不提供绝对正面的价值”，那么二者在哪个意义上就“传人”了呢？照这个意思反推，鲁迅作品的成就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无用”？在我看来，文学总是有用处的，它不可能没有用处。或许莫言所说的前后两个“用处”其内涵各不相同，那就更让人无从琢磨了。 还是看看表述明确的吧。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15、座谈会上，有人问莫言如何看待政治问题，莫言答曰：“有的作家可能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如果我得的是政治奖，我不回答政治问题，你们就可以把这个奖拿走。政治需要政治家来研究，我的回答很可能不正确，很可能会误导读者，所以我不愿意回答。但是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会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你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学教人恋爱。很多不会恋爱的人看到小说会恋爱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转述一下其中的思路：一、政治家研究政治，文学家研究文学，我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对政治没有研究，我对政治
16、的认识可能错误；二、文学是美好的（恋爱），政治是不好的（打架），因此，要多关心文学少关心政治。莫言也要被驱逐出柏拉图的城邦了：其一，城邦里的诗人知道赞美什么，知道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这就要对政治有所研究，而莫言没有研究；其二，莫言煽动人们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本来是比较冤屈的事情，按理说他仍有获释的可能，但是他放弃了。他认为，尽管这个判决结果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法律和裁决过程却是公正的，为了捍卫这种公正，他必须接受被处死的判决。据说当时参与投票的有五百人之多，支持判处死刑的仅比反对者多出三十票。那么，判决生效后，这些反对者，对“政治”的认识是错误的吗？你不能说他错，即便只有一个反对者，那也只是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对错的问题。一个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立场，通过一些政治程序，他可能达成意愿也可能被否决，他的立场就是他的认识，怎么会错误呢？政治教人打架，果真如此吗？倘若果真如此，为了捍卫种种美好，不是更应该关心政治吗？坐下来平等协商算不算政治呢？第 9 页 共 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