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争论1、 汉代发明说持此说者有元人王幼学、明人朱厚烨、清人郑机、今人李致忠等。1.后汉书张俭传云: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捕俭”。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而亡李笃家。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 2.后汉书侯览传云: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举奏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
2、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侯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 3.后汉书列传第五十七云: 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为“八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 4.后汉书孔融传云: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
3、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 2以上四例所载,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 年)因党锢之祸而“刊章捕俭”一事。对印刷史研究而言,关键是“刊章”二字。元朝号称慈湖先生的王幼学在其纲目集览中释“刊章”为“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清朝郑机在其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中说:“汉刊章捕张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显见,王幼学和郑机都认为雕版印刷始于东汉,依据是后汉书多处记载的“刊章捕俭”四字。有不少学者对“刊章捕俭”持怀疑态度,理由
4、是东汉刊章捕俭的建宁二年,离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公元 105 年相去未远,纸张尚不适宜印刷。也有个别学者引经据典,对“刊章捕俭”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与考证,颇下了一番功夫,得出了“刊章捕俭的刊字似非刻印之意,或系刑字之误。据此,东汉发明雕版印刷似不可能”的结论。然观其全文,深感证据不足。好在其结论是“似不可能”,亦未定论。相比之下,还是李致忠先生的论断来的客观、精辟。他说: 总之,有汉灵帝要火速讨捕张俭等人的政治需要;有造纸术在此以前的发明改进和纸的进一步应用;有墨的广泛使用;又有玺印镌刻技术的直接启示;有“刊章捕俭”的证明,因此,说雕版印刷术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汉后期,即二世纪的中叶,是有可能
5、的。 对于“刊章”一事古人今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今人都循古人之意.唐章怀太子李贤认为“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李贤的意思是灵帝为了隐匿张俭被告之人朱并,除去了朱并的命字,而去逮捕张俭.李贤认为“刊章”不是“印文”而是削改之意.刊”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削”的意思,但在汉代也有“刻的意思。如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 117 年)的祀三公碑中有“长史鲁国颜校,等刊石记焉”的记载.晋书孙绰传中有“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这两处的记载证明“刊”是“刻的意思,李贤是取了“削”而丢了“刻”。此外,主张、或与汉朝已有印刷术之说相关的记述还有二处:一为汉人王充着论衡须颂篇文中有“人争刻写”
6、四字,似与印刷有关。原文是: 今方板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密,上书于国,记奏于郡。 日本人后藤末雄着中国四千年史中说: 中国早在汉代已创木板印刷术,唐代非常发达,唐中叶印刷佛典,唐末僖宗时木板印刷版本流布,书籍变为册子。 32、 东晋发明说清人李元复在其常谈丛录卷一中说: 书籍自雕镌版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广,亦藉以永传。然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司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窃意汉蔡伦造纸之后,当魏晋六朝宜有继起而为之者矣,但未盛行耳。 清初仁和陈芳生在其先忧集济饥辟谷丹中说: 晋惠帝永宁二年(302 年),黄门侍郎刘景
7、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隐士传济饥辟谷仙方。臣家大小七十余口,更不食别物,请将真方镂版,广传天下。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法国人拉古伯里根据蜀志和周书提出来的。以为晋成帝咸和年间(326 一 334 年)四川成都始用雕版印书口但查遍二书,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于是后人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观点遂不予理睬。3、 北齐发明说日本岛田翰认为雕板印刷图书北齐以前就已经有了。他说:“予以为墨板,盖防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提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既知雕板矣。”(见古文旧书考卷二“雕板渊源考,)(当代有很多将东晋和北齐两种说法并为一种“六朝说”)4、 隋代
8、发明说明陆深、胡应麟、方以智,清高士奇、阮葵生、陆凤藻、魏裕、王士祯、顾安、王仁俊、顾槐三,今人孙毓修、柳治微、傅乐焕、张志哲、播猛补等。4主张始于隋朝的,第一人是明朝的陆深,他在河汾燕闲录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卜二月八日,救废像遗经,悉令雕造,此印书之始,又在冯赢王先矣。”有人说这是印书始于隋代的明证,不用做任何解释一目了然。可是又有许多学者研究指示,“雕”即“塑”的含义,“撰”即作”的意思,这条记载是不准确的,至少是陆深的误解.可是唐末冯蛰的云仙杂录称“玄奖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这就使人产生疑间.无独有偶,双方记载都是关于佛教物品的印刷,而且两件事又相距
9、只有几十年的时光;更值得注意的是冯蛰是唐末人,其记载是可靠的.继其说的又有明朝的胡应麟,清代的方以智,近人孙毓修等。方以智在通雅卷三十一说:“雕板印书,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今则极矣。废像遗经,悉令雕板”近人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里,除沿袭了胡应麟的说法外,又说:“按费长房历代三包记谓隋代已有雕本,是我国雕板托始于隋。”同时又引罗振玉的鸣沙石室秘录说:有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刻大隋求陀罗尼为据。1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说: 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曰: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在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虽诚心恳到,犹恐未周。 2张志哲文印刷术
10、发明于隋朝的新证中说: 唐初道宣的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说,慧净本姓房,是隋朝国子博士房徽运之子,在贞观年间,为纪国寺上座,他开皇末年(600 年)到长安,下文中又提到有位太子中舍辛谞,“学该文史,傲延自矜,题章着翰,莫敢当拟。预有杀青,谞必裂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 由于辛谞狂妄骄傲,慧净愤恨他轻侮僧人,写了一篇长文,驳斥说:“然则我净受于重修,慧定成于缮刻”。“美恶更代,非缮刻而难功”。“无缮无刻,美恶之功就着”?是说明了写文章和刻书的重要性,如果不写文章,不刻印书,“美恶之功”怎么能显示著录下来呢?可见隋末佛教僧徒中刻书已经很盛行。 3隋书艺术传中说: 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人也。博综群书,
11、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久之,乃释。其后目盲,以手模书,而知其字。 4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中说: 5历史文物,向世人证实我国隋代已有印刷术。1983 年 11 月 30 日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所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第 363 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图 16)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这幅木刻加彩佛像约长 32 厘米、宽 32 厘米,似麻纸,画面呈旧米黄色,此幅下部,有蓝地、墨栏,书写九行,中间一行书“南无最胜佛”,另八行为:“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孤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 观此画,边框、墨栏线条齐直,蓝地匀净,显为雕版刷印,而人物着
12、色有红、蓝、赭石、朱砂及紫色,显为以笔敷填,。 依图细观,下部的题字有勾填墨的迹象,即字体先印出墨线,而后填墨。这大抵是印刷术尚未成熟阶段的一种印刷方法。5,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说:“敦煌石室书录大隋永(曹案:当作“大隋求”)陀罗尼本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说明隋本在前,宋本在后。第六,吐鲁番所出“家的恶狗,行人镇之”的揭帖。傅乐焕一件最早的中国印刷品(历史教学1951 年第 4 期)说:英人斯坦因从我国吐鲁番盗去了一件“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的揭帖,不列颠博物院的专家(辛特来)认为原件是公元 594 年的“印刷揭帖”,“是现在所知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13、,它大概是一个用作避邪用的揭帖,当贴在大门上”。另一个根据是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页残片上有“官私延昌甲寅家有恶犬,行人慎亡,”的不完整的语句。据考证该印刷品是隋开皇十四年,“延昌甲寅”即为此年.陆深的记载是开皇十三年,二者似可互证,这就有必要重新考虑“雕撰”二字的真实含义.而且大英博物馆的残片确为印刷品,英人无伪造此残片的必要,.这块残片很可能是出自英人斯坦所盗去的敦煌文物之中.不承认此残片的人,是由于该残片与自己的观点发生矛盾,只好说此残片是假的或不是印刷品,这是可以理解的。否定陆深记载的人都是以隋代之后发明说为基础进行思索的,因而得出了“雕”即“塑”的结论。本人认为印刷术如同一只隐在云雾中
14、的游龙,虽未显露其全貌,只露出了只爪数鳞,但是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线索。遗憾的是由于距今年代久远,无法找出更多的实物。5、 唐代发明说(一)1、张秀民,他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中首次提出了“唐初贞观说”,第一,明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云:“(长孙皇后死)上为之愉,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6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张秀民以为,此之“梓行”即刻印发行之意。第二,唐冯蛰云仙杂记卷五云:“玄奖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张秀民认为这是最早的佛像雕版。第三,唐太宗时出现印刷的叶子格(纸牌)。张秀民说:“此种玩具,不会在请客吃酒时临时自己赶制,需要量大,疑当时即有印刷品。”
15、2、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太和九年(827 年)十二月,救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唐梆砒在柳氏家训序中说:“中和三年(883 年)癸卯夏,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见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小注引)3、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里介绍了开元杂报是唐人雕本。孙氏曾说:“湖北江陵有个杨姓,家中藏有七张开元杂报,叶十三行,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印漫德,不甚可辨。”这份杂报不但刻印得早,而且是中国和全世界最早的印刷报纸。英国的学者在大英百
16、科全书里也承认开元杂报为世界第一份报纸。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藏有仿制的原件。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耳。柳砒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5、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引宋国史志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6、清王士慎居易录卷三十四说:“刻书始于五代,昔人率以为然。予按司空表圣一鸣集,有为东都敬爱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口口,乃焚印本,渐虞失散,欲更雕搜”云云。则唐已刻书,此其昭昭可据者。7、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说:“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禧宗
17、中和年间已有之吾以为雕本始于唐。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之语。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也说:“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亦已有刊版矣。”9、唐代发明说”所依据的重要实物有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的金刚经以及后来在南朝鲜庆州佛国寺内,一座保存佛教物品的释迎塔被人破坏以后所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有关专家考证该经卷大致刻印子武后临朝的年代(公元 684-T04 年)。(二)7“唐中说”的倡导者有明胡震亨,清赵翼、王国维、叶德辉等。美国人卡特亦持此说。1、首先提出此说者是明人胡震亨,他在读书杂记中引用元镇白氏长庆集序中关于“缮写模勒”
18、的一段话,证明雕版印刷始于唐代长庆中。清人赵翼、王国维等赞成此说,以为“模勒”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2、1966 年,南朝鲜庆州佛国寺释迎塔内发现汉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刻本,刻印时间当在武则天长安四年(704 年)至玄宗天宝十年(751 年)之间。1944 年成都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刻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之后。铁证如山,证据确凿,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唐中说”。(三)唐末说”的倡导者有宋叶梦得、朱翌,明郎瑛、张和仲、朱明镐,清朱彝尊、纪的等6、 五代发明说宋王明清、罗璧、孔平仲、陶岳、魏了翁,元脱脱、王祯、盛如梓,明罗欣、杨慎、秦镁、于慎行,清王颂蔚、万斯同、袁栋、包世臣、李佐贤等。1
19、、宋王明清挥塵余话卷二说:“毋邱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孟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2、明罗顽物原说:“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书。”3、明陆深金台纪闻说:“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令国子监校完九经,雕印卖之,其议出于冯道,此刻书之始也。”4、明杨慎说:“孟蜀后主,崇尚六经,恐石经本流传不广,乃易木板,宋世称刻本始于蜀也。”清万斯同唐宋石经考说:“按五经镂板,宋史谓始于周显德,不知唐长兴、晋开运已先有之。世言冯道始镂板,官餐于世,盖射利也。其射利未可知,而创始之功实被于万世。”87、北宋发明说1、关
20、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公元 10411048 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2、1965 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八、江源说(补充)长期以来,书史学家争相找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但因史料物证阙如,致各家说法均无定论
21、,李兴才教授在印刷人看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时间 中说:雕版印刷术并不是某人在某一年代所独力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需求、技术基础、物质条件相互配合之下,经过漫长时间演进,累积无数先贤的智慧与经验,综合而成的集体创作。所以,自宋代以来,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祗因书史学家拘泥于印书、拘泥于“发明”之故。按“发明”是指:“用自己的精神智慧,创作前此未有的事物或获得前此未知的义理。”关键在于是否为“前此未有”或“未知”?如果雕版印刷术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发明,当然是前此未有的、前此未知的,必会令社会惊喜、引起轰动、广为流传;只有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之事,才
22、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然,雕版印刷为何不像造纸、泥活字、木活字、指南针、木牛流马、一样,留下发明人和发明时间的片言只字记录?正因为独缺文献史料,雕版印刷术绝不是何人于何时突然的创新发明。 印刷技术,无论是“用现代科学观点”看,或从“古人的技术活动”看,都是集体合作的综合应用;无论是古代原始的传统印刷品或现代新兴的高科技印刷品,都不可能仅凭一已之力可以独自完成。就以雕版印刷来说,绘稿写字的、勾描上版的、雕刻图文的、制作雕刻工具的、制墨(或染料)的、制作承印载体材料(树皮布、缣、帛、纸、)的、调色上墨的、刷印或刮印的,不可能由一人独力全部承担,事实上必须分工合作,各展所长,乃能竟其全功。 中国在七
23、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已作印纹陶和树皮布印花纹。四千年前的夏代进入青铜器社会,到商周时代,青铜器制作鼎盛,已用图文转印技术。到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战9国时代,陶印文字、型版漏印花纱,凸版在织物上印花技术得到发展,在西汉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吴淑生、田自秉,1983) 秦汉时代,玺印陶纹、模印砖瓦文字流行,继之由刻甲、骨、金、石而雕木版,迨笔、墨、纸、刷齐备,钤印、拓印与雕印符咒佛像普及民间,逐渐发展完善而用于雕版印书。因之,雕版印刷既非由某人在某时独力所发明,亦非一事一物所能竟其全功。雕版印刷术,源远流长,是无数先贤经由数千年智慧和经验的累积而成,是集体创作,又是民间工匠之事,故不受人重视。任
24、何一种新工艺,都是在前人已有的旧工艺基础上逐渐改良而来的,不是“前此未有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发明”。但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最早所独创,为外国当时所未有,为外国人当时所未知,自应为中国人之发明,其理由至为明白。 李兴才教授进而在从长江源头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说:自古即有“江源如帚”之说,我国第一大河的长江,全长 6,300 公里,蜿蜒流经九省后入海。在古代,认为长江是以岷江为源头。徐霞客认为长江以金沙江为源头。一般地理书籍,多认为长江发源于青海的巴颜喀喇山或者称可可稀立山南麓。近年实察发现,在青海与康藏交界处的唐古拉山格拉丹东主峰(高 6,621 公尺)下,冰塔如林,四十多条冰川融冰之水,才
25、是长江的最远的源头。媒体说:改变了教科书的说法。 长江的江源区,是由“如帚”的四十多条冰川融冰之水合流,称沱沱河;再与楚马尔河、乌兰木伦河先后合流,称通天河;到玉树以下,称金沙江;宜宾以下才称为长江。其中宜宾至宜昌为上游,宜昌至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为下游。 若说长江起自宜宾,自非事实。当然,也不能说长江起自玉树。那金沙江算不算是长江?通天河算不算是长江?江源区诸河算不算是长江?如果江源区诸河、通天河、金沙江都不算是长江的一部分,那长江何来 6,300 公里长?哪能自宜宾突然冒出长江来?若不追根探源,长江决不可能成为长江。 假如把长江比作雕版印刷史,则江源区有如雕版印刷的源头期、通天河有如古代期
26、、金沙江有如近代期、长江有如现代期(新技术期)。没有江源区诸河,没有通天河、金沙江,就没有长江。印刷史没有源头期,便没有古代期,但源头期与古代期之间,是源流一贯的,不能一刀就切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江源区诸河的水和通天河的水,是源流一贯的,也不能从中一刀切。否则,等于说通天河的水不是江源区诸河的水,长江的水也不是金沙江的水。岂有此理? 10因为中国印刷术的历史演进,亦如江水,源头也“如帚”,也是绵延一贯的,各种新旧工艺,也是前后重迭而相互影响的。自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和树皮布印花纹,至春秋战国时的陶印文字、漏印花纱,秦汉时代的玺印陶文、模印砖瓦,以至甲、骨、金、石、竹、木的雕刻,笔、墨、纸的发
27、明,而简牍、刻碑、抄经、钤印、拓印、木版水印等等,都是前后传承,每一种新的工艺,都是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新工艺出现后,旧工艺仍然继续存在,相互发皇;没有前人的旧工艺,绝不易突然冒出新工艺来,因此之故,雕版印刷术的演进发展,乃是新旧工艺的长期综合过程,由于各种工艺的加入,印刷术便日渐成熟而付诸实用。正如长江是由所有源头活水所汇流而成,任何一股涓滴水源,都是构成长江的要素,长江才能绵长而壮阔,一泻 6,300 公里(参见图 6、7)。 “江源说”的结论是:雕版印刷术是综合演进的集体创作,没有确切的发明人和时间、地点,我们只要不断充实其相关各源头的史实,便是真正的雕版印刷史。不必强行定出一个与史实不符的发明时间来。更不必再为发明年代而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