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二章 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引子：问题的缘起一、20世纪中国史学叙事的变迁二、导致不同叙事的若干因素三、学术史叙事及其客观性,引子：问题的缘起,学术史研究现状：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学术背景, 或同一时期、不同学术背景, 或同一学术背景、不同时期, 甚至同一时期、同一学术背景的论著, 其中关于史家、史学流派、史学现象的评估差异之大, 以及以这些评估为依据所绘制的20 世纪中国史学版图的面目各异之显著, 用“ 天壤之别”来形容, 恐怕一点也不为过。问题意识：客观的学术史叙事究竟有无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一、20世纪中国史学叙事的变迁,（一）1920年代的史学叙事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新
2、学问（1925年）。王国维认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发现和整理代表了最近二三十年的新学问; 而且, 前四类合在一起, 可与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汲冢书的发现并列为中国学问上的三大发现。这篇文章高度肯定了新史料之开发和研究，明显地影响了此后的学术史书写, 初步确立了以史料工作为本位、以史料派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二）1930年代的史学叙事。1.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1931年）。齐思和正是选取了这段时间, 从“地下史料之发现”和“出版之史学书籍”两方面, 总结、赞扬了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取
3、得之成绩, 他显然是以史料派为正宗和主流。,2.朱谦之：对史料派与史观派的辩证认识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1934年）。朱谦之认为, 考证史学成绩固然不少, 但“不谈思想, 不顾将来, 其心理特性完全表现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 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 且误将作为历史辅助学科的史料学看作史学的全部, 理应受到唯物史观派的“无情批判”。而唯物史观派也有“ 理论多而事实少”,“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的缺点。朱氏遂主张发起“现代史学运动”, 以纠正当时考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偏颇。,3.冯友兰的三分法：信古、疑古、释古,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 年) 、
4、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1935 年)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冯友兰将当时的史学界分为三个趋势: 信古、疑古、释古。他认为“信古” “最缺乏批判精神”, 所以持批评态度; 而”疑古”虽然“对于史学也不无有所相当的贡献”, 但是却有“抹杀一切”的短处; 只有“释古”,“用一种批判的精神, 向可疑与可信的各方面探讨, 兼有疑古与信古的两种精神”。 在冯友兰看来, “释古”正是“史学的真正目的, 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释古派存在的问题,第一，该派学者往往缺乏疑古派的精神。第二，“现在属于释古一派之史学家，往往谈理论太多，令读他的书的人，感觉他是谈哲学，不是讲历史。”,小结：叙事的分
5、流,在齐思和看来居于首席的史料派, 在朱谦之笔下却只占一席之地, 而且应让位于新学派。进入1940年代, 对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结和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 叙事的差异也更加明显。,（三）1940年代的叙事,1.钱穆：对考订学派评价较低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是继冯友兰之后从划分史学流派的角度描述史学界的重要文章。钱穆按照治学路径和治学目的, 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三个流派: 传统派( 记诵派) 、革新派( 宣传派) 、科学派( 考订派) 。他认为“记诵派”与“考订派”的史学, “同于缺乏系统, 无意义”; 而“革新派”由于其“能具系统”、能“ 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
6、时时注意“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等, 所以“多能不胫而走, 风靡全国”。对考订派史学评价如此之低, 在当时的主流学界, 是不多见的。,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2年。,金毓黻首次将中国近现代史学放在整个中国史学的大脉络中予以考察, 认为“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与“ 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是近代中国史学并驾齐驱的两大趋势。进入金毓黻视野的史家有: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李济、董作宾、郭沫若、陈寅恪、何炳松、陈鼎忠、曾运乾、柳诒徵、朱希祖、罗家伦、陈垣、顾颉刚、陆懋德。在他笔下,梁启超是新史学的第一重要人物, 因此在两个脉络中都重点论及梁启超; 胡适、吕思勉、钱穆三人只在“近
7、世努力于专史之著”列表中露了一次面;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领袖傅斯年, 好像还没能露面。唯物史观派史学一字未提, 郭沫若虽屡被提及, 也都是缘于甲骨、金文的研究。,3.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该文特别着重从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这一独特视角考察19001941 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行程,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把新史学的发生和发展看作是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是其基本预设, 而认为近代史学存在着“史观派”与“史料派”两个系统, 则为此后的史学史界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此文的目的不在论述“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同异与对立, 所以文章并未专门论述“ 史料”和“史观”等问题, 但是从对胡
8、适、王国维、李济等人的赞颂与对郭沫若、陶希圣等人的批评中, 仍可以看出周予同的学术偏重。,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1845 年以来百年中国史学的专著, 该书视野开阔, 既兼顾大家, 又包容各派, 广义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尽收眼底, 较为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该书最有价值之处, 是作者以专家的身份, 对各个时期的各个领域、各个专业, 甚至各个方向上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和代表成就给出了一个大致判断和排队, 使得本书既具有史的总结的性质, 又具有研究指南的价值, 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学意义。此后, 几乎所有论述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作品均无法绕开这部著作
9、。,小结,虽然顾颉刚、金毓黻、周予同等人在具体论述当中也存在差异, 尤其是在怎样看待“史学编纂”方面的分歧较大。但是, 说他们基本上都偏重史料考订。,5.邓嗣禹：对史料考订派叙事基调的突破。,近50 年来的中国历史编撰学（1949）。（1）对20 世纪前50 年的中国史学进行了一个堪称全景式的扫描和判断, 是邓嗣禹此文的最大贡献。他认为胡适、梁启超、顾颉刚、何炳松等这些“ 疑古派”为新史学运动做出了贡献, 尤其是胡适,在历史研究等领域为青年树立了典范; 而“考古派”一派, 如王国维, 对中国上古史及中世纪戏剧研究的贡献卓越; 邓嗣禹对甲骨文、敦煌文书、明清大库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也很看重,
10、 并给予专章论述。在这些方面, 他与顾颉刚等人并无太大出入。,邓嗣禹最大的突破是把唯物史观派纳入了视野: 首先, 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是“过去10 年中两大史学流派”之一; 其次, 认为唯物史观派的论著虽然“很不成熟, 也常带有先入之见”, 但是仍然承认“他们的确为摈弃王朝体系的传统编纂方式做出了切实功绩, 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阐释”。 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本书中一字未提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 在邓嗣禹一篇论文中却被专段论述,明确指出了它们的优缺点。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史前期中国社会也被提及。,6.齐思和：对史料考订派叙事基调的颠覆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
11、9）。（1）淡化史料考订派的贡献在他笔下, 民国以后的史学版图已由顾颉刚笔下史料派的“一统江山”, “改旗易帜”为唯物史观派在北伐后向中央位置进军了。虽然齐思和也给予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何炳松等几位史家较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规模已经大大缩小, 像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公认的学术大师, 甚至连专段论述都没有; 虽然齐思和也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影响巨大, 但是只给予了半节的论述, 并放在全文最后; 虽然齐思和也论述了“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等人, 但是只有区区不到半页,而且对陶希圣颇有微辞。,（2）张扬唯物史观派的贡献,齐思和在弱化史料的开发与整理, 突出史学编撰的同时, 一改此前非唯物史观派对
12、唯物史观的批评, 认为“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 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 在较为详细介绍郭沫若之外, 李大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也被重点论及, 给予赞扬。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董作宾、李济等人则一笔带过, 傅斯年、陈垣等人根本没有进入文章。齐思和这篇论文, 是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史学的第一篇, 标志着20 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叙事第一次变迁的发生。,7.唯物史观派的声音：,（1）叶蠖生：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学（1941年）作为当时延安的革命史家之一, 叶蠖生带有强烈的战斗气息, 并首次将政治斗争引入史学史的叙事中。他从政治立场出发, 运用政治标准
13、将当时的史学界分为两大营垒四大派。叶蠖生认为, 唯物史观派随着抗战不断发展, “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 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 正因为它已成为历史学中的主力, 因而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唯心论的历史学者, 则走向消沉没落的道路实验主义的历史家也全然失去它过去在历史学上权威。毫不为人们所注意了”。这篇文章, 当然满足了当时文化斗争的需要, 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 该文初步奠定了此后50 年间中国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对20 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的叙事基调。,（2）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1949）金灿然将中国史学分为封建时代史学、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
14、史学三个阶段。他认为, 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 是在西洋资本主义文明输入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在它尚没有开出灿烂的花朵时, 便已经凋谢了”。“五四”以后, 尤其是自“社会史论战”起, “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 唯物史观的方法占了统治的地位, 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 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显得暗淡无光, 失却了活力”。从金灿然这篇文章开始, “ 封建史学”、“ 资产阶级史学”等概念正式成为唯物史观史学史叙事里的核心概念。,（3）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1946年）。此文是对1941 年至1945 年间唯物史观派史学成就的总结。胡绳认为这期间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15、( 当然主要是唯物史观派取得的) , 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泽等人的古代史研究, 侯外庐、杨荣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 华岗、严中平、李平心等人的近百年史研究, 就是优秀的代表。胡绳还赋予这些成就重要的意义: “不仅表现着历史研究这一个部门内的进步”, 而且“是学术研究风气转移的一个重要契机”。学术研究“ 可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基础, 那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 才能使洋八股和洋教条完全休息下来”。,（四）19491977年。,1949 年后的30 年, 由于种种原因, 关于20 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的研究陷入停滞。这30 年里,大陆史家在20 世纪史学史叙事
16、上, 基本延续了叶蠖生、金灿然创立的基调学术史研究的重新启动是1978 年以后的事情, 此后的十多年, 学术史研究, 特别是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五）1980年代的大陆地区。1.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81年）。该文是大陆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 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篇重要的现当代史学史论文。该文只用了大约380字来论述民国期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 而且将其划分为“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史学上仍然有他们的成绩”和“ 政治上反动”的两类。第一类在政治上并不是敌人, 所以得到部分的承认。这一类史家提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吕思勉、冯承
17、钧, 虽然每人只有一句话, 但在当时已属不易; 而政治上反动的史家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白寿彝此文中的主要观点在1983 年出版的史学概论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 “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 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 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流更成为支配的力量”。而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诸流派, 则要么是“旁流”、要么是“逆流”。梁启超、顾颉刚、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主流以外”的“旁流”, 而胡适则“代表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是趁着时代的大变动, 披着伪装而在混水中摸鱼的”。,2.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1985年）。
18、该书现代部分差不多是以正统的形式确立了叶蠖生、金灿然、白寿彝之叙事基调, 甚至可以说是将这种基调推到了顶峰。与叶蠖生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学 一文相比, 此书有两处重大突破：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归宿。换句话说就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正统地位; 二是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四”以后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 是这三十年历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学从此走上了真正科学的轨道”。,对于“资产阶级史学”, 尹达并未全部否定, 而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予以取舍: 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运动, 因为“是这一时期资产
19、阶级新史学发展的集中反映”, 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得以保留一个专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这些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史家被挤在“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爱国和进步倾向”一节里, 其中陈寅恪约683 字, 陈垣约732 字, 吕思勉约560 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领导者傅斯年的名字, 只在论述抢救明清大库档案时出现了一次。而胡适、陶希圣、蒋廷黻、钱穆、林同济等人, 则被斥为反动。,小结,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概论, 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 对中国史学发展最权威、最系统的论述。因此它出版后立即成为中国史学史, 尤其是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指导性文献。此后十多年间, 大
20、陆的历史教科书以及相关论著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一叙事基调。这一新叙事基调, 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与顾颉刚等人截然不同的20 世纪史学版图: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占据了“五四”以后史学的中央, 并占据绝大部分版图, 而其他学派则只在版图边缘得以存在。,海外学者1.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 反省与展望（1979 年）。此文的最醒目之处,是以“史料派”和“ 史观派”的冲突为线索, 全面检讨了现代史学的得失。余英时对“史料”、“史观”两派同时提出批评, 认为史料派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唯物史观派史学与时代绾合得过于密切, 以至于达到了极端的“影射史学”。但是他认为这两派“在史学上各有其坚强的立足点”,
21、 是“与史学俱来的基本要素”，因此“同为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号召在吸取两派精华、抛弃两派糟粕的基础上, 把“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发展的过程”当作今后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此书论述了90年间的六个流派, 17 位史家。在许冠三绘制的20 世纪史学地图中, 张荫麟、朱谦之、常乃惪、雷海宗取代了钱穆、吕思勉、何炳松等人的位置; 而唯物史观派史家虽也有四位入选, 但与尹达、白寿彝等人描绘的学术版图相去甚远。许冠三全书落脚在以殷海光和他自己为代表之“兼重方法、材料与理论, 而又以材料处理为根本”的“史建学派”上, 不但照应了所选各学派所占的比例, 而且突出了自己主张的以
22、“科际整合”、“多元史络”为重心的史学主张。,（六）1990年代史学叙事的新动向,1.总体趋势“史料派”从边缘走进了“中心”, 而“史观派”则从“ 中心”退为陪衬。具体说, “史料派”重返现代学术版图的中央, 而“ 史观派”则被逐渐放逐到边缘位置。陈寅恪和郭沫若的易位则是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无论在白寿彝还是在尹达的笔下, 郭沫若都绝对处于中心地位, 在尹文中, 现代部分尽管有限, 郭沫若仍独占了一章的位置, 陈寅恪只有区区600字。而现在一切都倒过来了。不但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实现了完全的“翻身”, 成为学术中的“正统”, 陈寅恪还取代了郭沫若, 成为这一“正统”的象征。甚至可以说
23、, 陈寅恪这位已故史学家, 在“国学”复兴的大潮中, 被塑造成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术偶像。“陈寅恪”这三个字这时早已超出了对他本人指称, 而具有学术符号的意义。如何对待陈寅恪的问题这时事实上已经变成如何对待学术本身的问题。,从1980 年代末至1990 年代, 学术界连续编辑出版了多种陈寅恪学术纪念文集, 而传记和传记材料如史家陈寅恪评传、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解读陈寅恪等, 超过10 种之多。这是包括章太炎、王国维在内的任何国学大师所享受不到的殊荣。陈寅恪被推许为一代“国学大师”、“学人魂”、“自由主义史学”的开山、“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和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中心人物。,2.代表性文献,刘梦
24、溪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钱宏的国学大师丛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戴逸的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等。,3.对1980年代史学叙事的颠覆,（1）刘梦溪刘梦溪在纵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 及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等收入这一丛书的学者之学术。在此文中, 他把陈寅恪置于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中心位置, 认为他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镇, 这一点当时后世鲜有异词”。在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创获和研究方法一文中, 他又将陈寅恪喻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是“20 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
25、是“真正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伟大学者。”,（2）钱宏,钱宏认为, 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 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 即先回到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大师那里去, 以“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即“重新了解和领悟”、“贯通”近代诸子, “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 才能“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 了晤世界文化的大趋势, 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4.唯物史观派的自我调整,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1998年）一文是戴逸以中国史学会会长身份在中
26、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此文部分延续了唯物史观正统派此前的叙事基调, 但是明确承认“ 无产阶级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说法不合适, 并建议用“ 实证史学”取代“资产阶级史学”。更值得注意的是, 戴逸认为,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的史学。戴逸是1949 年以后第一位以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身份在全国史学代表大会上,申言放弃“资产阶级史学”这一概念, 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的学者。这也就意味着, 唯物史观派终于公开承认并肯定了史料考订派学术的存在与价值。,小结,总体来说, 1949 年以前,基本是以史料考订派为中心的叙事; 1949 年以
27、后40 年, 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派为中心的叙事; 而1990 年代以来, 学术史叙事分裂的规模与剧烈程度都远远大于以前, 但总体趋势是向史料考订派倾斜。历史学的不确定性质, 在这些基调不断变迁的学术史叙事和“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学术版图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可以说有多少流派,就会有多少种学术史叙事, 甚至可以说, 有多少史家, 就会有多少种学术史叙事。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左右着学术史的书写?,二、导致不同叙事的若干因素,对历史叙事“客观性”的界定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是一个程度概念, 具有量的而不是质的属性, “是指那种尽可能排除个人及其所属集团偏见的、与宣传品相区别因而意识形态色彩
28、较弱的、严格遵循学术规则的、具有学术含量与学术生命力的史学著述的属性。”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从这个角度来说, 影响20 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叙事出现巨大差异的因素主要有四个: 意识形态、门户之见、个体偏好以及方法论预设的局限。,（一）意识形态对史学叙事的影响,1. 意识形态对史学叙事影响的发端：“五四”前后, 是“新”、“ 旧”之争在文化、学术上最为激烈的时期。在史学领域, 新派人物借助西方学术方法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史学取得了不斐成就, 新派学人对此雀跃欢呼。齐思和作为新兴的“新派”学人之一, 带着胜利的喜悦宣称, “经诸先生之提倡, 新史学方法, 逐渐为一般人所
29、宗信, 昔日之诧为狂悖, 目为荒谬者, 今皆已成为公认之真理, 学术演变之速, 顾不足惊耶? 故近数年来, 新史学已由破坏时期入于建设时期。虽间有一二愚昧之徒,尚作无聊之抨击, 此不过如垂死之哀鸣, 固无一顾之价值。”,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推崇与对“新史学”反对者的贬斥, 正是以为“公认的真理”之“新史学”代表着进步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物。他也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指导之下对“近二年来”“史学建设之成绩”进行总结的。实际上, “ 新史学”这一概念, 本身就带有较浓的意识形态气味。从此以后, 意识形态因素就伴随着20 世纪中国史学, 同时也伴随着人们对它的叙述。,2.以意识形态为
30、基础，放大持同一意识形态立场的学者的学术成就，降低那些异己者的学术史地位，从而模糊了学术史的真相。（1）史料派的偏见以当代中国史学为例。在这本史料考订派的经典学术史著中, 唯物史观派的比例非常小, 小到甚至可以忽略的程度。在顾颉刚笔下, 史料考订派占据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 他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讲民国以前史学, 下编讲民国建立至1945 年的史学, 中间一编则单独给了“ 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 除去上编不论, 另外在下编五章中也有不少在讲史料。,第一章为“史籍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 第二章为“甲骨文字与金文的研究”, 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突出的也是胡适、王国维等人的文史考
31、证、歌谣的整理等。对于自己领导的“古史辨”运动, 顾颉刚并不认为其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 而只能“敬陪末座”( 第五章),至于史观派, 可以说基本上不在顾颉刚的视野内。粗略统计, 下编共提到约180位各个方向的学者, 只有郭沫若是明显的唯物史观派学者, 且对其论述除了在“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一节中提到一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 其余都集中在甲骨文金文等史料研究领域。在唯物史观派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李大钊、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根本未能进入顾颉刚的视野。虽然顾颉刚承认社会史的研究是后期史学六个新发展方向之一, 但是由于他认为“社会史的研究成绩较少”,因此基本上都塞进了篇幅不到三页的
32、“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一节中。对于唯物史观派特别重视的“社会史论战”, 只有似乎不以为然的一句话: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先后, 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 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 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 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 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唯物史观不到半页的论述, 主要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于其他学者, 顾颉刚则认为“人数更多, 但有贡献的却甚少, 他们不但少有贡献, 有的人甚至于反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入了歧途, 这班人实在够不上称为学术研究者, 只是政治上的宣传家而已, 在这里恕我们不加赘述了”。相比之下, 顾颉刚对与唯物史
33、观对立的一方就重视一些, 仅陶希圣一人的论述就占了一页, 并且顾颉刚对陶希圣的评价比较高: “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 他的学问很是广博, 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 来研究中国社会, 所以成就最大”。,1990年代的“陈寅恪”热：,第一，时代背景：国学热“国学”复兴则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事件: 苏、东解体之后, 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终结, 许多学者认为将来最为保险的学术研究是对传统典籍文化的研究, 将来唯一可能保留下来的学术领域也是这种古典学术, 于是相率遁入象牙塔, 去做所谓的“窄而深”的能够传世的学术。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 纯学术”的选择,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意识
34、形态动机。,“陈寅恪”热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在陈寅恪的身上, 恰好能投射当时多重的意识形态诉求。放弃、反感“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时从余英时的文章和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得知, 陈寅恪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不学习马克思主义, 乃至对那些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冷嘲热讽了, 许多人这时把陈寅恪看作“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的典范, 而疏离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为1990 年代学界的“时尚”; 想想“告别革命”的, “告别激进改革路向”的, 认为陈寅恪是知音 陈寅恪虽不是政治中人, 但他本人的态度特别是他父祖两代人在戊戌变法时缓和的变法设计与人们此时所看到的所谓“历史教训”非常投合; “向往儒学”、“
35、认同传统”思想学说的人, 与陈寅恪的“中体西用”主张实现了共鸣;回归“国学”、崇尚“考据”、喜欢“实证”的人, 更是视陈寅恪之路为不二法门。,（2）史观派的偏见,叶蠖生认为, 唯物史观派随着抗战不断发展, “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 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 正因为它已成为历史学中的主力, 因而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唯心论的历史学者, 则走向消沉没落的道路实验主义的历史家也全然失去它过去在历史学上权威。毫不为人们所注意了”。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81年）。该文只用了大约380字来论述民国期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3.指出某些学者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如何, 并
36、加以批评和指责。（1）白寿彝史学概论：“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 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 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流更成为支配的力量”。而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诸流派, 则要么是“旁流”、要么是“逆流”。梁启超、顾颉刚、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主流以外”的“旁流”, 而胡适则“代表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是趁着时代的大变动, 披着伪装而在混水中摸鱼的”。,（2）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对于“资产阶级史学”, 尹达并未全部否定, 而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予以取舍: 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运动, 因为“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新
37、史学发展的集中反映”, 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得以保留一个专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这些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史家被挤在“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爱国和进步倾向”一节里, 其中陈寅恪约683 字, 陈垣约732 字, 吕思勉约560 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领导者傅斯年的名字, 只在论述抢救明清大库档案时出现了一次。而胡适、陶希圣、蒋廷黻、钱穆、林同济等人, 则被斥为反动。,那一个特定时期所进行的政治意识的再定向、文化思想的再定向和学术理念的再定向, 都能从陈寅恪这里同时实现, 都可以视陈寅恪为同道,都可以借陈寅恪来“发皇心曲”。所以与陈寅恪旗鼓相当甚至比陈寅恪还道高一筹的陈垣无法成为1990 年
38、代现代学术史叙事的中心人物, 实在不仅仅是学术的原因, 恐怕更主要的是社会的原因。,徐葆耕：“陈( 寅恪) 和吴( 宓) 作为个人, 他们如芦苇一样脆弱, 但他们殚精竭虑所研究的文化对象却拥有顽强得难以想象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迫使我们今日把亡灵从坟墓里重新召唤出来, 并且不得不继续他们未竟的事。”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 读。,徐先生这里所化用的显然是马克思这样一个著名见解: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 恰好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 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 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 用这种借来的语言, 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
39、克思下面的话意思更显豁: 在这种时候,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 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 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 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学术史是中性的吗？（520）,当年“学术史”、“学术规范”讨论的发起人之一汪晖在10 年之后直言不讳地说: “学术史、学术规范成为一时间的话题是隐含了某种政治性的”, 是有一种“微妙的政治思考隐含其中”的。,（二）门户之见对史学叙事的影响,1.引子：同一阵营内部的门户之争制约现代学术叙事的基本因素, 除了意识形态外, 大概就是基于不同的治学路数而形成的“门户之见”了, 相对于意识形态因素, “
40、门户”因素对学术史叙事的影响可能更隐蔽也更深刻更有力。门户往往和利害相关, 和现实中潜在的地位竞争有关。现实中的学者很少能处于“门户”之外, 因为即使其不置身在某一“门户”之内, 也可能因治学路数相近而认同某一“门户”, 从而或浅或深地也具备一定的“门户之见”, 至于某一门户的掌门人,“门户之见”当然更构成其学术生命线了。如多斯对年鉴学派的批评及其反应。如果意识形态因素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学术阵营较量之间, 那么“门户”因素则可能主要出现在同一阵营内部。,2.一时瑜亮：顾颉刚与傅斯年之争,（1）顾颉刚学术地位的确立在相当长时间内, 顾颉刚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所处的位置在海内外是得到公认的。以海外为
41、例, 余英时在1981 年发表的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文章中指出: “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 顾先生的累层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库恩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 因此才引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 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 其贡献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最先奠基人之一。”,这个观点的渊源,胡适说: “ 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傅斯年: “层累说”是“史学的中央题目”, “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匙, 一部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 一个
42、周汉思想的摄镜, 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2）史语所学者的重新排序,他们因此对这段学术史作了如下的改动:其一, 针对已成定论的顾颉刚的疑古学说造成“史学革命”说, 他们争辩说, 傅斯年事实上是这场革命的主角, 至少是这场“史学革命的双璧”之一, 而在自己文章的题目中, 他们径称“傅斯年的史学革命”, 文中则说傅斯年“ 给近代中国的史学带来震撼性的革命”, 以至“令人啧啧称奇”, 又说傅斯年当时“已竖起鲜明的史学革命的旗帜”, 等等。事实上, 在近80 年来非史语所的其他文献中, 很少见有人把傅斯年与所谓“史学革命”联系起来的说法。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 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
43、，中国文化1995年第12期。无中生有的志业: 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成立，新学术之路 上册,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本, 1998 年。王汎森: 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 20 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 ( 上) ,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其二, 傅斯年的地位高于顾颉刚, 因为其治学境界高于顾颉刚的境界, 根据是“古代史学革命有两大流派, 一是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派，一是傅斯年所代表的重建派。”杜正胜。这似乎也是一个鲜见的新认定，因为即使在“疑古派”之外有一个所谓的“重建派”, 学界一般也认为这个“重建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 而不是傅斯年。,其三, 即使就“疑古”而
44、言, 他们认为顾颉刚的作用也不像人们先前所估计的那样: 一是说“傅斯年是疑古的先锋队”,他之“提倡疑古, 并且使用这两个字, 远比钱玄同早”, 就别说顾颉刚了, 在这个问题上, 顾颉刚反而成为傅斯年的追随者了; 二是说顾颉刚是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之下被胡适、钱玄同推上疑古之路的, “疑古之风演成一股潮流, 虽数顾颉刚出力最多,但钱玄同才是灵魂人物”, 甚至说“从疑古派的发展史来看, 钱玄同实比顾颉刚更居关键地位, 用黑社会来比喻, 顾是打手, 钱才是发号施令的老大”，也就是说, “疑古派”即使有所谓的影响和成绩, 也不能记在顾颉刚的名下, 这样, 得到众多认可的“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奠基人之一
45、”的判断当然落空;三是继续重复顾颉刚在“激烈破坏上古史”、“大举抹杀上古信史”等说法, 这样“累层构成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 其贡献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另一判断, 也要落空了。,上述这些做法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抑顾扬傅”: 在排除了顾颉刚在现代史学上的应有位置后, 腾出来的地盘当然就是傅斯年的了, 因为设定的前提是“古代史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是他们。于是, 在“史学上称王”的就不是顾颉刚而是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了。,3.史语所的贡献与缺陷。,（1）成就： 较诸胡适，“论学术上的有形成就和思想见解, 傅氏更有青出于蓝而甚于蓝之处”, “就所造的境界言, 傅的见识、条理和精深,
46、 每非胡氏所能及”; 而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研究机构, 史语所“以语言学历史学为中心, 组织协合的集体科学研究,展开规模空前的考古发掘, 为考古学、人类学与史前史学日后的起飞开了先路”。新史学九十年,许冠三。,（2）缺陷：余英时,近代中国的史学, 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 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 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他认为“傅先生所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的历史主义的汇流”, 这一“汇流”后果严重: 把近代中国史学推到了实证主义的“狭路上去, 以章学诚所谓的“史纂”、“史考” 代替了史学本身。,原因：,这一现象的发生, 他认为基于两种误解: 一是“就在
47、历史主义正式进入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之际”, 事实上“它在西方已开始衰落了。” 而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史家在津津乐道傅斯年及其史语所当年在“预流”呢! 1928年。二是“兰克决不承认史学只是事实的收集”, 实际上,“在兰克的历史理论中, 思想、精神实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他绝不是一个只考订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的人, 更不是一个以史料学为史学的人”, “对他而言, 把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 乃是不可想象的事”。傅斯年曾声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 和其他主观, 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 绝不是我们的同志”! 但余英时现在指出, “ 兰克本人及其弟子便恰恰不折不扣地是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
48、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混在一气的人。”,学术史家在回顾现代学术史时,应该具备基本的反省态度以及基本的公正立场, 因此, 立足点只能是检讨现代史学的得失, 从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与教训, 给眼下的学坛提供必要的借鉴。那些对自己的为学立场缺乏反省意识、“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自认为代表学术正统的人, 是难以写好学术史的。教训。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民国学坛上所留下的负面影响确实不能小视, 更不能无视, 而这在那些“论学不立门户”的述作中是看得很清楚的。,（三）个体偏好对史学叙事的影响,1.内涵主要是指与史家的个性、气质、地位、独特的治学路数, 乃至师门出身相关的那些价值偏好。在普通的
49、历史叙事中, 这一偏好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其中最典型的是李白与杜甫。作者喜爱浪漫主义, 不大喜欢现实主义, 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扬李抑杜”。譬如, 因有较多的意见把杜甫说成是“人民诗人”, 作者就非得“考证”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 而李白的“人民性”则比杜甫不知强多少倍不可, 诸如此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2.这种个人好恶左右历史评价的情形在学术史研究中也比比皆是。譬如, 严耕望认为除梁启超、王国维外, 代表“新史学”的有陈寅恪、陈垣、吕思勉与钱穆。所以把这四位推崇到远超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学派领袖的程度。具体来说, 对陈寅恪, 他自己坦言“至就立身处世言, 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 对陈垣, 他说“我读励耘书屋问学记所载诸弟子记先生治学为文之道,与我在治史经验谈中所言有很多相通处, 看来我一向推重先生的成绩, 是有必然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