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中国茶业有过辉煌时期，茶叶出口曾垄断国际茶叶市场。但19世纪80 年代末开始，中国茶业逐渐衰落，产业组织萎缩，出口量减少，而同期印度和锡兰等产茶国相继崛起。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一些探讨。本文试图从产业组织角度剖析近代中国茶业特点及其衰落的原因。诚然，导致清末中国茶业衰落的因素既有新兴产茶国竞争的外因，也有清政府政治腐败的内因，但我国茶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是最根本的因素，而这很大程度上和产业的组织方式有关。世界不同区域产业发展实践表明，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决定于资源禀赋，但会因产业组织方式不同和其它社会经济条件改变而发生竞争优势的区位转移。近代中国茶业组织的主要特点是：茶叶原料小农生产方式和出口
2、加工资本主义工厂式生产并存、过度“分包” 的纵向组织结构和出口经营的洋商垄断。近代中国茶业组织的形成与分化既反映了对封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路径依赖，同时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印度和锡兰等新兴产茶国，在茶业发展初期推行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采用种植园的规模化生产、整合式的纵向组织结构以及高效的出口拍卖交易制度，从而使得其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组织上的优势。因此，尽管印度等新兴产茶国茶业发展的起步较晚，但高绩效的组织为其茶业参与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及产业的自我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近代中国茶业必须完成从资源优势向产业组织载体竞争力提升的转变
3、，才能保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变的基本路径应该是：通过茶叶出口加工业的资本积累，在后向对茶叶小生产组织进行改造和整合，而在前向实施直接出口贸易。然而，由于外商对出口经营的长期垄断，使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十分缓慢，以致于中国茶业逐渐失去其竞争力。一、近代上海民族茶商的变迁上海开埠之前，清政府只准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各地茶叶也多运抵广州出口。开埠之初，1844年上海只有 544吨茶叶出口。 此后，因上海拥有地域优势， 出口量逐年增加。1851年上海口岸茶叶出口首次超过广州，并成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口岸。随着茶叶出口量增加和茶叶出口洋行的迁入，上海民族茶商组织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这些
4、组织的产生与变迁，可以看出近代中国茶业组织特点及其发展的一些脉络。(一)茶栈的兴衰上海的茶栈又称洋庄茶栈，它居于内地茶号或上海土庄茶号与出口洋行之间，专门从事茶叶出口中介业务的组织。随着1843年上海的开埠，外国资本进人上海设行收购丝、茶，但内地茶客(茶号 )与出口洋行之间语言不通，商业交往彼此缺乏信任，起着中间桥梁作用的茶栈便应运而生。起初茶栈组织仅是给内地茶客或茶号代销茶叶，收取佣金。之后，茶栈除了中介作用外，又逐渐演变成为茶号的借贷机构和带有牙行性质的组织。按照当时上海商业惯例，内地茶号不能直接与洋行进行交易，必须通过茶栈雇佣的通事作为中介，向洋行进行兜售。上海开设茶栈最早的是阿林(AL
5、UM)。上海开埠之初的茶栈，并不专业经营茶叶，而是兼营丝、茶出口等，同时由于洋行从事进出口兼营，而且当时还采用以货易货的交易制度，所以这些行栈不得不接受一定数量的进口货物。如1862年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开设的宝源祥号，就是丝、茶、土(鸦片) 兼营的。 19世纪60 70年代，随着茶叶出口进一步扩大，易货贸易方式逐步取消，上海出现了一批专营茶叶的茶栈。如1867年郑观应开设的和生祥茶栈和1868年唐翘卿设立的谦顺安茶栈等，都是当时专业性的茶栈。为了维护贸易上的公平合理和同业间的协调统一，上海茶栈于1855年(清咸丰五年)建立当时中国第一个茶栈同业组织，即茶叶会馆。茶叶会馆“立规矩、纪愆慝”，最初定
6、有规章10条20款。 1860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法国屯兵上海进行戒严而停办。1868年(清同治七年)，由于茶叶外销发展迅速，上海茶栈有感于“ 茶叶一项与洋商交易，固因昭其信义，而山户往来，亦当各秉公平，若不设立会馆，剔除积弊，厘整章程，日之颓风，将何以挽”，重新编立规则，恢复茶业会观，又称茶业公所。1880 年汉口和福州等地，也相继成立茶业公所。茶业公所的建立对促进华茶外销，保护华商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朝后期和民国初期，上海茶栈组织又有一定的发展。按所经营茶叶的产地不同，上海茶栈有徽帮、广帮、平水帮和杂帮四类，据1929年9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对25 家茶栈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帮
7、属茶栈资本金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广帮和徽帮茶栈注册的资本金较大。20世纪30 年代后，随着洋行数量减少和其经营茶叶业务的萎缩，许多茶栈先后转业、改组或停办，其中稍有资力的，如公升永、慎源等茶栈改为茶叶公司，直接从事茶叶出口业务。(二)土庄茶号的发展上海的土庄茶号，即上海的精制茶厂，是收购外地毛茶在沪加工外销茶的工厂。上海开埠之初，并无专厂制茶，对外商供应之茶，习称“洋庄茶”。随着外销业务迅速扩大，需茶日增，外商对茶叶的品质提出特殊要求，而内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供货不足，有的货不对路，所以沪地茶商设法进行改制。至咸丰初年(1851年)，随着华茶外销进入旺盛时期，在沪设厂精制遂成专业，土庄茶号应运
8、而生。土庄茶号所需毛茶原料进货方式，多数都是通过中间茶行向产区来沪茶客买进。按正常运转手续，茶客将毛茶运到上海后委托茶行代报，并抽取小样送土庄茶号，若出价相近，经双方同意，送大样核对即可过秤成交。土庄茶号精制的成品茶则通过茶栈卖于洋行。上海土庄茶号的发展对推动近代中国茶叶制造业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上海处在当时对外开放的前沿，因此容易受到西方工业技术的影响。土庄茶号开办之初，其炒制工具仍采用旧式铁锅，但在光绪初年(1875年)，已出现了机械炒茶，铁锅炒制逐渐被电动滚动机取代。土庄茶号发展初期，仅有三四十家，每家雇佣工人，少则7 8人，多则10 20人。民国14年(1925年)土庄茶销路
9、大振，出现供不应求，茶号盛极一时。1926年土庄茶号由上年73家增至 108家。由于茶号数量骤增，茶号之间竞争加剧。少数茶商不顾产品质量和商品信誉，粗制滥造，着色搀假，遂失外商信誉，加之印、锡和日等产茶国的竞争，华茶销路大减，上海茶号进人了行业性的自然淘汰。1929年10月，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调查，上海土庄茶号减少到57家。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争原因，开业的茶号数量波动不定。据1948 年统计，当时上海茶号有 41家，但与20年代不同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茶号是茶叶出口商行所开设。如华茶公司、中贸茶叶公司和午昌茶叶公司等都开设自己的茶号。(三)华商茶叶出口行的建立上海开埠至1915
10、年的78 年中，一直没有华商自己开设的茶叶出口公司，外销主动权一直被洋商所垄断。1860 年前后，上海已有经营茶叶的洋行20多家。为了加强其垄断地位，以便实施对华茶价格和华商的控制，这些洋行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茶叶公会”(SHANGHAI TEA ASSOCIATION)，这一组织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告终止。对外商垄断所带来的弊端，华商和清政府亦早有清醒认识，如茶叶买办唐廷枢在1874年7 月14 日上海汇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通过直接出口，免受洋行盘剥，裨以挽回利权。但在当时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下，加之对国外进口商不了解，又存在运输、结汇和资金等问题，要直接出口是十分困难的。为此，华商中实
11、力较强的茶商，曾想通过寄售形式，开展对外业务。如上海最早开设的谦顺安茶栈负责人卓镜澄，与唐翘卿、陈翊周、朱葆元等茶商合伙，将茶叶委托怡和洋行运到伦敦茶叶拍卖市场，待价估售；又如震和茶栈朱葆元托洋行出运茶叶去伦敦寄售，但都由于洋行有意排斥打击和制造事端，结果都以亏本告终。对此，卓镜澄曾愤慨地说：“华商必须闯天下，在国外建立关系，做到直接出口，否则不会有生路”。211916年，唐翘卿发起并招集茶栈行业实力派人物唐翘卿、陈翊周、朱葆元等人为股东，在上海成立由华商经营的第一家茶叶出口公司，即华茶公司。22华茶公司的成立对中国近代茶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华茶公司成立初期，由于洋商的联合排挤，经营十分艰难
12、。华茶公司与洋行竞争，前几年屡遭波折，但一直坚持经营。1925年华茶公司出口达8 万吨。继华茶公司之后，华商相继成立了华商出口行、永发行和中国茶叶公司等。23二、近代中国茶业组织的发展产业的扩张必然伴随着产业组织的发展。产业的组织方式首先和产业所具有的技术特殊性有关，但同时受到其它制度环境的影响。24近代中国茶产业组织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茶叶出口需求增加所致，而其组织方式的具体演变路径却受到茶叶种植的小生产制度和茶叶出口外商垄断等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中国茶产业组织方式不同于印度等新兴产茶国，这是近代中国茶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主要原因之一。(一)组织分化与路径依赖唐朝时期我国
13、茶叶的商品化生产已具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个产业的形成则主要是在清代。在唐、宋时期，我国茶叶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期间出现了茶叶种植园户、商贩、茶店和茶坊等产业组织雏形。进入清代后，茶叶生产组织方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1840年至19世纪 80年代中期是中国茶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从产业组织来看，主要表现在产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和组织规模的扩张，茶号和茶栈的出现是其主要特征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茶叶加工一般整合于茶叶种植园户。农户对鲜叶进行简单的初加工，就直接卖于茶商。此后，由于茶叶出口的需要，这种生产方式开始改变。 “挨家挨户”的手工制作存在着茶叶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这为出口批量交易带来一定的困难
14、，所以有对毛茶进行统一整理加工的技术需求。当市场容量的扩大，能使各生产环节的规模大到足以独立进行时，企业内部分工便转化为社会分工。随着出口量增加，这种技术处理能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诱致了精制加工组织，即茶号的产生。茶号的经营方式是，雇工并购置一定数量的机具收购茶农毛茶进行精加工，再卖予外商。清同治(1962)以后，茶庄、茶号纷纷雇工拣制和设厂，茶栈也在各茶区设厂置业，广州曾出现雇工500人的精制加工厂。25据1912年统计，全国有各类出口茶叶精制工场617家。26茶叶种植小生产方式和出口规模化经营的矛盾是诱致茶叶精制加工从茶叶种植园户中分离的根本原因。因此，近代中国茶业发展中茶号等组织的产生
15、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图1)。与此不同的是，近代印度茶园种植实行规模化经营，所以在技术上，不存在小生产和出口经营规模化的矛盾。近代印度茶业组织采用种植、初加工和精制加工的整合(图2)。近代中国茶业“分包” 式组织结构的形成是有特定历史背景。从产业运行效率来看，这种组织方式的分化并不是茶产业技术本身所必需的，它和茶叶种植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分包”式结构在近代中国茶产业组织发展初期有其合理性，但近代中国茶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必然有赖于对茶叶种植小生产技术方式的改造及其组织的整合。(二)组织整合与洋商垄断通过茶叶加工和出口贸易的资本积累，反哺并改造茶叶种植业，应是近代中国茶
16、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然而，由于外商对茶叶出口经营的长期垄断，茶业发展缺乏自身的资本积累机制和组织扩张机制，使得这种整合式变迁十分缓慢。近代中国茶叶出口加工已具资本主义工厂化生产的一些特点，而种植和初制加工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表 l 可以看出，19世纪30年代至80 年代的50年中，全国面积和产量都有大幅度增加，但户均经营面积增加并不明显，反映近代中国茶叶原料生产方式并没有随着茶叶出口加工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因此，近代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主要是茶园面积规模在量上的简单和粗放式扩张，并没能推进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方式的革新。这种小生产的组织制度束缚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由于茶
17、叶原料生产的极度分散性和小规模性，在茶叶生产季节，茶商常携带资金在各产茶区分散设点竞购原料，因此作为产业中间组织的加工厂商同时面临上游原料市场和下游外销市场的竞争，这势必增加加工厂商市场风险和经营成本。鉴于这种情形，从事出口加工的中间厂商有着控制原料的动机，当时部分茶商资本投入于荒山开垦，并成片开发茶园，或者置办机器，收购农户鲜叶进行集中加工。27然而，对于大多数厂商来说，因出口价格洋商垄断及其自身资本的局限，较多地采用短期竞争行为，因此，将资本投资于茶园开垦则限于少数茶商。上海民族茶商变迁反映了在近代相当长时期，中国茶叶出口一直为洋商所垄断。外商垄断的竞争结构对近代中国茶业发展的危害是巨大的
18、。首先，洋行借助其侃价优势，获取垄断利润，削弱了中国茶业自我发展的资本积累能力，从而制约民族茶商的扩张。近代，国内茶市价格的形成受产区影响较小，而基本上由上海洋行根据伦敦电报行情或向伦敦进口商询价，扣除自己利润和费用后开的价格所决定。故当时有“定价于洋行”， “自有之货不能定价，专听命于外人”等语。28洋行利用中国茶商对国外行情无知，任意操纵价格，惯用“高价招徕，低价吃进” 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左宗棠在一篇奏折中提到， “每年春茶初到省垣，洋行昂价收购，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29根据粗略计算，仅茶叶一项，近代洋商获取利润“达1366872870两，相当于清政府赔
19、款最多的一次庚子赔款的3倍多” 。 30其次，由于洋行对国际茶叶市场信息的垄断，中国的茶商和茶叶生产者对海外市场了解甚少，使得中国茶业适应市场变化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大大减弱。实际上，19世纪80年代后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格局和消费者对茶叶品质的嗜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国茶业却是墨守成规，仍刻板采用传统一贯的制茶方式。印度茶叶出口方式和中国不同。印度在1839年出口仅160公斤，1840 年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种植园，1861 年建立本土的第一个茶叶拍卖市场 (即加尔各答等拍卖市场)。3119世纪60年代后，印度茶叶生产规模和出口量持续增加，这和其高效的出口交易拍卖制度不无关系。近代，印度茶叶出口
20、主要渠道是伦敦茶叶拍卖市场。这种交易方式不仅降低了印度茶叶出口的交易费用。32同时获得应有的市场价格，更主要的是培育了印度茶业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机制。注释与参考文献汪敬虞和陶德臣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茶产业衰落进行过一些探讨，本文主要从产业组织角度对其进行剖析。详参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现代化问题 ，近代史研究 ，1987 年第6 期；陶德臣：19世纪30年代至20 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 ， 中国农史 ，1999年第18卷第1期；陶德臣：简论华茶贸易衰落的原因 ，镇江师专学报 ，1994 年第 1期。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禀赋。陈慈玉， 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
21、场 ，第319页。有文献记载，从主要茶区运到广州，运费约占茶价的70，而运到上海，仅占50 (参复庆， 中国茶区旅行记 ，伦敦1852年版，第228页) 。1851年设在上海经营茶叶的洋行有20家，1864年达到68家(参上海近代经济史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 70页。内地茶号又称为洋庄茶号，即非上海本地的茶厂，土庄茶号为上海本地茶厂，也有的称之为土庄茶号。通事一职颇为重要，大的茶栈雇佣1 3人。通事略通外语，专门向洋行兜揽生意，起着跑街或掮客作用(参1963 年5月24日文范公司老板宋启范访谈录)。北华捷报1850年12月7日。中国经济全书1908年版第二辑。支那经济全书二
22、卷，第674 675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商品调查丛刊茶 ，1933年12月。详参洋商长期垄断下的华茶外销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许涤新等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990 年版，第 239页。详参社会月刊二卷1号之上海之茶业 ，第5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茶 ，第102页，1933 年版。1851年在沪从事茶叶、丝绸采购的洋行已有19家(上海对外贸易上册1989年版，第6875页、79页)；而在1864年，据香港 SHRTREDE 公司印制的工商名录所载，上海当时有洋行68家经营茶叶业务；另据上海商业银行1936年调查，当年上海的购茶洋行有22家。中国茶讯1951 年6月号，第195 196
23、页。中国茶业之改良 ， 东方杂志 ，第15卷第5期。中国实业志1932 年版，第 484页。详参社会月刊二卷1号之上海之茶业 ，第16 17页。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事前，茶号茶工有1600 余人，战后 661人(中国实业志1932年版第489页) 。中国茶讯1950 年1卷综合本，第121 页。21洋商长期垄断下的华茶外销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22详参唐赋斌、唐振业1961年10月访谈录。23华商出口行成立于1930年，由李日熙之子李邦贤独资开设( 详参“华商出口行历史”，李邦贤访谈录，1963 年6月)；永发行由唐秉熙、黄仲昭和沈镇三人于 1933年合作组建(详参沈镇访谈录，1963
24、年5月)；中国茶叶公司于1937年3月25日开始筹建，是官商合办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发起，皖、赣、湘、鄂、浙、闵六个产茶省共同组建(详参茶报1937年第一、二期，实业部国产委员会茶叶产地福州监理处编)。24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组织属于制度范畴，不同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会产生不同的绩效。25参詹罗九：茶叶经营管理 ，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45 47页。26参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4页。27参北华捷报 ，1891年1月9日。28参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81 页。29参左宗棠、徐宗干：会奏闽省征收起运茶银两未能定款情形折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30参陶德臣等：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 ，1999年版，第583页。31参浙江省国际茶叶商会：印、巴茶业考察报告，第1 7页。32拍卖交易制度适合于一些规格复杂、不易标准化的大宗农副产品。茶叶产品的特点之一是不易标准化，采用现货即时的拍卖方式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交易制度安排。因此，自从1804年伦敦茶叶拍卖市场建立至今，通过拍卖市场一直是国际茶叶市场交易的主要渠道之一。
